我們走了大約半英裏路,我隨身帶的小手帕全都濕透了,這時,趕車的突然停住了車。
我朝外看了看,想知道什麽原因。我驚喜地看到裴果提從一道圍籬後爬了出來,並來到車上。她緊緊地抱住我,往她懷裏帶,把我的鼻子都壓得好疼,不過當時我並沒覺得鼻子疼,直到後來才發現的。裴果提什麽也沒說,她隻是抽出一隻手伸到胳膊肘下的口袋裏,掏出來幾個裝著糕點的紙包並塞到我的幾個口袋裏,還朝我的手裏放了一個錢包,還是什麽也沒說。她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緊緊地抱了我一下,接著就下車跑走了。一直到現在我都相信,也一直這麽相信——她的長袍上肯定一顆扣子都沒有了。我從滾來滾去的扣子中撿起了一顆,還把它當作紀念品珍藏了很久。
趕車的一直在看著我,好像是問我她是否還回來。我搖搖頭說,她不會回來了。“那就走吧,嗨!”趕車的對著那匹懶洋洋的馬吆喝了一聲,馬就聽話地又走了起來。
這時,我已經哭不出來了。心裏也意識到,再哭也沒有什麽用了。特別是,不管是羅德裏克·蘭登,還是那位英國皇家海軍的艦長,我記得,他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從來都沒有哭過。趕車的見我漸漸緩過來了,就提議讓我把我的小手帕鋪在馬背上晾幹。我接受了他的建議,照著他的話做了。就這樣,那個小小的手帕在馬背上顯得更小了。
我現在有空來看那隻錢包了。這是個硬皮錢包,有一個碰扣兒,裏麵裝著三個閃亮的先令,裴果提顯然用白粉把它們擦過了,想讓我見了更高興。但是,那裏麵最讓我感到珍貴的東西,是用一張紙包在一起的兩枚半克朗的硬幣,紙上有母親親筆寫的字:“給大衛,我永遠愛你”。我的眼淚又出來了,就要求趕車的幫我拿回我的小手帕。可是他說,他認為我最好還是別用它,我想想也是,就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停下來不哭了。
我想我再也不哭了。不過,由於我先前太傷心了,有時想到這幾天的遭遇,禁不住又劇烈抽泣一通。我們慢吞吞地往前走了不大會兒後,我問趕車的,他是否把我送到目的地。
“目的地是哪兒?”趕車的問道。
“到那兒啊!”我說。
“那兒是哪兒呀?”趕車的問。
“倫敦附近呀。”我說。
“嗨,這匹馬,”趕車的抖了抖韁繩,指著那匹馬說,“還沒走上一半路呢,它就會變得跟一堆死豬肉一樣了。”
“那麽你隻把我送到亞茅斯了?”我問道。
“差不多,”趕車的說,“到了亞茅斯,我把你送到公共馬車上,公共馬車再把你送到目——不管什麽地方。”
對這位趕車的來說,讓他說這麽多話可真不容易了(他的名字叫巴吉斯)——如同我在前麵的文章裏說的那樣,他是個沉默的人,一點也不喜歡多說話——為了對他表示禮貌,我給了他一塊點心。他接過去一口就吞下去了,完全像一頭大象在吃東西一樣,他吃餅時毫無表情,讓那張大臉顯得跟大象臉一樣。
“這都是她做的嗎?”巴吉斯先生問道,他總是把腳踩在車踏板上,身體向前彎著,兩隻胳膊分別放在膝蓋上。
“你說的是裴果提嗎,先生?”
“哦!”巴吉斯先生說,“是她。”
“是的。點心都是她做的,連我們家吃的飯也是她燒的。”
“真的?”巴吉斯先生說。
他把嘴嘟起來,好像要吹口哨的樣子,可是他沒有吹。他坐在那兒,一直注視著馬耳朵,好像在那兒發現了什麽新鮮東西,過了好長時間,他才開口說道:
“沒有男人吧,我想?”
“你是說杏仁的嗎,巴吉斯先生?”我沒有聽清楚,還以為他想吃點杏仁糖,杏仁餅什麽的。
“是男人,”巴吉斯先生說,“男人,沒有什麽男人跟她相好吧?”
“和裴果提嗎?”
“嗯!”他說,“跟她。”
“哦,沒有。她從來沒有過相好的情人。”
“是嗎?”巴吉斯先生說。
他又嘟起嘴來,像是要吹口哨,可是還是沒有吹,而是坐在那兒盯著馬耳朵。
“這麽說,”巴吉斯先生想了又想之後才說,“所有的蘋果餅,所有的飯菜,全是她做的?”’
我回答說,確實是這樣。
“呃,我有事要對你說,”巴吉斯先生說,“你是不是要給她寫信吧?”
“當然要給她寫信了。”我回答說。
“嗯!”他慢慢地看向我,說,“呃!要是你給她寫信,你能不能說句話,說巴吉斯願意,行嗎?”
“巴吉斯願意,”我天真地重複了一句,“就隻有這麽一句嗎?”
“是——的,”他還是思索著說,“是——的。巴吉斯願意。”
“可是,你明天就要回布倫德斯通了,巴吉斯先生,”我想到,那時我已經遠在千裏之外了,猶豫了一會,才又說道,“你可以親口跟她講呀,那不更好嗎。”
他搖搖頭,表示反對這個意見,又一次非常鄭重地提出了前麵的那個請求,“巴吉斯願意,就是這句話。”我就答應他了。當天下午我們在一家客棧裏等候馬車時,我要了一張紙和一瓶墨水,給裴果提寫了封短信。信的內容是:“我親愛的裴果提,我已平安到達這裏。巴吉斯願意。向媽媽轉達我的愛。你親愛的大衛。又:他說他特別想要你知道——巴吉斯願意。”
我答應做那事後,巴吉斯先生又開始沉默。最近發生的所有事情讓我筋疲力盡,我靠在車廂裏的一隻袋子上就睡著了。我睡得很沉,直到我們到了亞茅斯才醒過來。我們來到一家客棧的小院子裏,現在的亞茅斯在我眼裏完全是一個全新的陌生地,我想見到裴果提先生家裏人的希望也在瞬間破滅了,甚至想見小愛米麗的願望也消失殆盡了。
長途馬車就停在院子裏,整個車都被打掃得幹幹淨淨,馬還沒有上套呢。這情形,一點也沒有要去倫敦的樣子。我一邊在看著這個,一邊想著我的箱子會被放在什麽地方——那箱子被巴吉斯先生放在院子裏一個靠柱子的邊道上了(他把馬車趕到院子裏正轉過身來)——我還在猜測我會遭遇到什麽,這時一位女士的腦袋從一個掛滿禽肉和大塊腿肉的半圓窗口探了出來,她說:
“這就是那個從布倫德斯通來的小少爺嗎?”
“是的,夫人,”我說。
“姓什麽?”那女士問道。
“科波菲爾,夫人,”我說。
“那就不是,”那女士答道。“沒人為這個姓在這裏預付過飯錢。”
“是摩德斯通嗎,夫人?”我說。
“如果你就是摩德斯通少爺,”那女士說,“剛才為什麽說那個姓?”
我向那位女士解釋了半天,她才搖鈴並喊道:“威廉!帶人去餐廳!”話音一落一個侍者就從院子對麵的廚房裏跑出來了,當他發現要帶的是我的時候,顯得很驚訝。
這個房間很大很長,裏麵還有一些很大的地圖。如果這些地圖真的是外國而我又被拋棄在它們之中,我一點也不懷疑我已經在異國他鄉了。我拿著帽子,在靠門的椅子邊上坐下來,我覺得這有點不合禮儀了。當那個侍者為我鋪上台布並擺上一套調味瓶時,我想我一定是滿臉通紅了。
他給我拿來一些排骨和蔬菜,又非常粗魯地揭開蓋,我一直納悶自己先前怎麽冒犯了他呢。但他竟然在我的桌旁放下一張椅子,還很熱情地說:“嗨,六尺高[ 因見大衛是個小孩,這是侍者對他的戲稱。]!來吧!”
我謝了謝他,重新在桌邊坐下。可他站在我對麵還一個勁地瞪著眼看我,我覺得自己都不會用刀叉了,或者總是把肉湯灑在自己身上,每當我與他目光相遇,我的臉就紅了。在看著我吃第二塊排骨時,他開口說道:
“還為你準備了半品托啤酒。你現在喝嗎?”
我說要,還謝了他。於是,他從一個大罐裏把酒倒進一隻大杯子,把杯子對著亮光舉起來,這酒比剛才看起來更好看了。
“哦,看哪!”他說,“有很多呢,是吧?”
“看起來很多,”我笑著答道。看到他心情變好了,我也很高興。他眼睛眨個不停,長了一臉疙瘩,頭發都豎著。他站在那兒,一手叉著腰,一手舉著玻璃杯對著亮光,看上去挺友好的。
“昨天,這裏來了一個先生”他說,“——一個長得很結實的先生,名叫托普索耶——你認識他嗎?”
“不,”我說,“我不——”
“他穿著短褲,打著裹腿,戴著寬邊帽,還套著灰外衣,脖子上圍著花點的圍脖,”那侍者說。
“不,”我很不好意思地說,“我沒那榮幸——”
“他走進這裏,”那侍者盯著從杯裏透過的光亮說,“要了一杯這樣的啤酒——我勸他別要——他卻偏偏要——喝了以後,倒在地上就死了。這酒對他來說年代太久了。這酒不應該拿出來的,就是這回事。”
一聽到這個可怕的故事,我嚇壞了;我趕快說我還是喝點水就好了。
“嗨,你看,”那侍者眯著一隻眼盯著從杯子裏透過的光亮說,“我們這兒的人不喜歡要了的東西還把它剩下。這會使我們很生氣。可是,如果你願意,我可以把它喝掉。我已經適應它了,這樣就沒什麽可怕的了。我覺得它不會傷害我,如果我仰起頭來能一口氣喝幹。那麽,我能喝嗎?”
我回答說,如果他認為沒危險就喝下去吧,我會很感謝他;但如果他沒有想好就千萬別那樣做了。當他仰起頭一口氣喝下去時,我真的怕極了,我承認,我非常怕看到他和那可憐的好鋸匠一樣倒在地毯上死去。可他什麽事也沒有。相反,他看上去更有精神了。
“我們這兒還有什麽菜呀?”他把叉子伸到我盤子裏說,“不是排骨吧?”
“排骨,”我說。
“天哪,”他叫了起來,“我不知道這是排骨,嗨,排骨正是可以解去這種啤酒的毒性的東西。這就是運氣嗎?”
於是,他一點也不客氣地一手拿起一塊排骨,一手拿起一個土豆,津津有味地吃起來,這讓我很高興。他又拿起一塊排骨和一個土豆;然後接著重複剛才的動作。我們吃完後,他又端來一個布丁,在我麵前放好,他好像在思考什麽,有些走神。
“餅怎麽樣?”他打起精神問。
“這是布丁,”我答道。
“布丁!”他叫道,“哦,天哪,這是什麽!”他走近了一點看,“你說這是個雞蛋麵粉布丁嗎?”
“對,的確是的。”
“嗨,雞蛋麵粉布丁,”他拿起一把大勺說,“這可是我最愛吃的布丁了!這難道不是運氣嗎?快吃,小家夥,讓我們看誰吃得最多。”
當然他吃得最多。他每次都要和我比賽,用他的大勺對我的小勺,他的大口對我的小口,他的飯量對我的飯量,從第一次比賽開始,我就被遠遠甩在後麵了,根本沒機會追上他。我想,我從來沒有見過吃布丁能吃的這麽香的人。布丁吃完後,他就大笑起來,好像還在美美地品味那布丁呢。
看到他這麽友好又好相處,我就向他借了筆、墨水和紙,好給裴果提寫信。他不但把它們全拿來了,還好心好意地在旁邊看著我寫。我寫好信,他又問我要去哪裏上學。
我說,“離倫敦很近。”我也隻知道這些。
“哦,天哪!”他看上去有點傷心地說,“那可真是太糟糕了。”
“為什麽?”我問他道。
“哦,上帝!”他搖著頭說,“那個學校裏的人弄斷了一個小男孩的肋骨——是兩根肋骨——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呢。
我想說他是——讓我看看——你多大了,大概?”
我告訴他我八歲多,快九歲了。
“就是這個年齡,”他說,“他八歲零六個月的時候,被他們弄斷了第一根肋骨,到了八歲零八個月,又被他們弄斷了第二根,這可要了他的命。”
這個事實在是讓人不太舒服,我無法掩飾自己的不舒服,更無法對那個侍者掩飾,我就問他這事到底怎麽發生的。他的回答更讓我不舒服,因為他隻說了三個字:“打斷的。”
就在這時,院子裏的長途馬車吹響了號角,於是我趕快站起來,拿出錢包(我為這個錢包有點自豪又有點不好意思)問他,有什麽需要付賬的。
“一張信紙,”他答道,“你有買過信紙吧?”
我好像不記得我買過。
“信紙很貴,”他說,“還要納稅。三個便士。在這個國家,我們就這樣上稅。除了給我之外,其他沒什麽了。墨水就算了吧,算我的吧。”
“你應該——我應該——我應當給多少——你希望給你多少呢?”我紅著臉,結結巴巴地問。
“如果我沒有成家,家裏的孩子也沒有染上天花,”那侍者說,“我是不會收你六便士的。如果我不用贍養年老的父母,還有那個可愛的妹妹,”說到這裏,他已經很動情了——。“我就分文不收。如果我有一個好工作,受到好的待遇,我肯定不會收你的錢,還會給你一點什麽的。可我是靠剩飯剩菜度日,還睡在煤堆上——”說到這裏,那侍者哭了起來。
我對他的不幸深表同情,覺得無論如何也要給他九便士,否則顯得自己的心地太殘忍冷酷了。於是,我從我那三個亮閃閃的先令中拿了一個給他,他謙恭恭敬敬地接了過來,還用拇指撚了撚,試試真假。
我是被人從馬車後麵送上車的,這時我發現有人以為我一個人把午餐全吃完了,覺得有點難堪。我之所以知道這個,是因為我上車時,無意間聽到那女士在半圓窗後麵對看車的人說,“當心那孩子,喬治,要不他的肚子會裂開的!”此外,我還看到店裏的那些女仆都走了出來看著我笑,好像我是個怪物。而那個侍者——我那不幸的朋友——好像精神已經振作起來了,他看上去並沒有為此不安,反而跟著大家一起起哄。如果我對他產生了什麽懷疑,我想看到他這樣是引起疑心的一半原因。但我到現在都相信:由於孩子單純的信任和一個孩子對長者的天生信賴(孩子的這種天性如果被世俗的精明來取代,我都會為此感到惋惜),我當時並不怎麽懷疑他,以後也沒有。
我得承認我很不好受,因為無端成為車夫和看車人取笑的對象。他們說因為我坐在車後邊,所以車後邊太重了;還勸我坐貨車去更威風。我大肚皮的故事還被傳到外麵一些乘客中,他們也聽了很開心,問我在學校裏是不是按兩個或三個兄弟的份來付飯錢,還問我是否訂了什麽合同了,還問了一些讓他們可笑的問題。不過最糟的是,我知道有機會吃東西時,我很難為情,一定不吃東西,所以吃過那麽一點點的午飯後,我一夜都不能吃東西——因為我匆忙中還把我的糕點落在客棧裏了。我的顧慮得到了證實。我們停下來吃晚飯時,雖然我很想吃,我卻鼓不起勇氣來,隻好坐在火爐邊,還說我什麽也不想吃。即使這樣,我也沒能讓自己免遭他人的嘲諷;一個聲音沙啞、滿臉橫肉的男人一路上除了對著酒瓶喝酒之外,總是不停地從三明治盒子裏掏出東西吃,卻說我像一條大蟒,吃一次就能維持好長時間;他說完之後又狼吞虎咽了一份煮牛肉。
我們是下午三點從亞茅斯出發的,預計在第二天早上八點鍾左右到達倫敦。當時正是仲夏季節,夜裏出行氣候宜人,非常適意。我們經過一個村莊時,我的腦子裏就想象那些屋子裏的情景,裏麵的人們在做些什麽;有時還有幾個孩子跟著我們的車子跑,還抓住車上的什麽東西拖在車後,拖一小段路,我就想不知道他們的父親是否還活著,他們在家裏是不是很快樂。因此,我的腦子裏,除了要想著我正要去的那個地方外——這事想起來就讓人害怕——我還有很多事要想。我還記得,有時候我滿腦子都在想家和裴果提;而且有時我還想我在咬摩德斯通先生以前,心裏到底是怎麽想的,我是個怎麽樣的孩子。可是我想來想去,還是毫無頭緒,因為咬他的事,好像已經是十分遙遠事情了。
夜裏就不像傍晚時那麽舒適了,因為天氣漸漸變冷了。為了不讓我從馬車上掉下去,他們把我被安排在兩位先生中間(在那位臉麵橫肉的先生和另一位先生之間)。在他們都睡著了,我被他們倆差點給擠得悶死過去。有時,他們把我擠得受不了了,我就大叫起來,“哦,對不起,你們別擠了!”結果是把他們給吵醒了,惹得他們很不開心。我的對麵坐著一個上了年紀的太太,她穿著一件很大的毛皮鬥篷,裹得嚴嚴實實,從黑暗中看過去像是個幹草堆。這位太太隨身帶了一隻籃子,有好半天找不到地方放,後來她發現我的腿短,就把它放到我的腿下麵。結果那籃子擠得我連腳也伸不開了,還擠得我好疼;隻要我稍微一動,籃子裏的一隻玻璃杯就會碰到別的東西,發出叮當的聲音(碰一下的話,肯定會響的),這時她就會用腳使勁地踢我,嘴裏還說:“嘿,你給我老實點。我敢說,你的骨頭還嫩著哩!”
太陽終於出來了。這時同車的人睡得好像也舒服些了。一整夜,他們不停地喘氣,打鼾,幾乎活不下去的樣子,可怕得讓人無法忍受。太陽升得越來越高,他們也睡得沒有那麽沉了,漸漸地一個個都醒了。可是,他們每個人都說自己根本沒有睡著,要是有人說他睡了,他們就非常生氣地給予否認。這事使我感到十分詫異,一直印象深刻。直到今天,我仍對此大惑不解,因為根據我不斷的觀察,發現在人的所有弱點中,最大的弱點是始終不肯承認自己在公共馬車裏睡著了(我實在不能理解究竟是為什麽)。
當我從很遠的地方望見倫敦時,覺得這是個多麽令人驚奇的地方。我也相信,我所喜愛的那些角色,都會接二連三地在那兒演出他們的種種奇遇;我腦子裏還模糊地斷定,倫敦比起世界上其他城市來說,有更多的奇跡,也有更多的罪惡。凡此種種,我就在這兒就不多加敘說了。我們距離倫敦越來越近,最後終於抵達我們預定的目的地——白教堂區[ 倫敦東部的貧民區。]的這家旅店。我記不清它叫藍牛旅店還是藍豬旅店了,反正肯定是藍什麽的,公共馬車的後麵還有它的圖像呢。
管車人下車時,目光正好落在我的身上,於是便對著賬房門口大聲問道:
“這兒有人接一個小孩的嗎?他是從薩福克的布倫德斯通來的,登記的名字叫摩德斯通。有沒有人來接?”
沒有人回答。
“先生,請你再用科波菲爾的名字問問。”我無可奈何地站在車上朝下麵望著說道。
“這兒有人來接一個小孩的嗎?他是從薩福克的布倫德斯通來的,登記的名字叫摩德斯通,不過他自己說叫科波菲爾。有人來接沒有?”管車人大聲問道,“喂!有人來接沒有?”
沒有。沒有人回答。我焦急地朝四下裏打量著。但是,他的問話沒有在那些人中引起任何反應,隻有一個裹著綁腿、瞎了一隻眼的男人除外。那人說,最好在我脖子上套上一個銅圈,把我拴在馬棚裏。
有人拿來了梯子,我隨著那個像幹草堆的女人一起下了車,因為她的籃子沒有拿開之前,我一動也不敢動。這時,車裏的乘客全都下了車,車上的行李也都卸下來了。卸行李前,馬就被先卸下牽走了。空馬車就由旅店裏的幾個馬夫,前拉後推的,弄到不擋路的地方去了。直到這時候,也不見有人來接從薩福克的布倫德斯通來的這個風塵仆仆的小孩。
當時,我感到比魯濱遜還要孤單,因為他雖然也孤單,但旁邊沒有人看著他。我於是走進客房部,當班的管事還讓我進到裏麵,於是我便走到櫃台裏麵,在稱行李的磅秤上坐了下來。我坐在那兒,望著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裹,還有賬本,聞著馬棚的氣味(從此,我一想到那天的事情,就能想起這味兒來),一大堆的胡思亂想就開始接踵而來了。要是一直沒人來接我,他們會讓我在這兒待多久呢?他們會讓我待到我的七先令全用光嗎?晚上我是不是得在這些行李中中找一隻木箱子過夜?早晨我是不是得用院子裏的那個抽水泵壓水洗臉?還是每天夜裏就把我趕出門外,第二天賬房開門再讓我進來,直到有人來把我接走?要是並不是有人忘記來接我,而是摩德斯通先生為了甩掉我設下的計策,那我該怎麽辦呢?即使他們讓我待在這兒,直到我的七先令用完,可是一旦我開始挨餓時,那就不能再待在這兒了。那樣會使別的顧客感到不便,還惹人討厭,以外,還會讓這家叫藍什麽的旅店負擔一筆喪葬費呢。要是我現在動身,想法走回家去,那我能找到回家的路嗎?怎麽能指望自己一個人走那麽遠呢?而且即使回到家裏,除了裴果提,我怎麽能保證其他人也會收留我呢?如果我找到最近的招兵站,誌願當個步兵或者水兵什麽的,人家看我年紀小,肯定也不會要的。這種種想法,還有其他上百個諸如此類的念頭,讓我既擔心,又害怕,弄得渾身發熱,頭昏眼花。正當我的急躁要到極點時,突然走進來一人,跟當班的管事輕輕說了幾句,管事立刻把我從磅秤上拉了起來,推到那人麵前,仿佛我是貨物一樣,已經過了磅,付過錢,被買走一樣。
當這個新相識牽著我的手,走出售票處的時候,我偷偷朝他看了一眼。他是個麵黃肌瘦的青年人,雙頰深陷,下巴幾乎跟摩德斯通先生一樣,黑黝黝的;不過他們的相似之處僅此而已,因為他的胡子是剃掉的,頭發也沒有那麽光滑潤澤,而是又幹又硬。他穿的那身黑色衣褲,也已褪了色,幹巴巴的;袖子和褲管都很短,脖子上係著的白領巾也不太幹淨。我當時就(現在也如此),這條領巾是他身上露出來的唯一的亞麻布,或者說能讓人看到一點點的,就是這麽一樣東西了[ 在英語裏“亞麻布”一詞可作“襯衣”解,因而當時襯衣一般均為亞麻布所製。此處暗示未見此人穿襯衣。]。
“你是新來的學生吧?”他問。
“是的,先生。”我回答。
我隻是覺得是的,其實並不知道。
“我是薩倫學堂的教師。”他說。
我聽了這話,肅然起敬,朝他鞠了一個躬。對於這樣一位薩倫學堂的學者和老師,我不好意思提起說我還有一個箱子這類平常的瑣事。直到我們離開旅店院子,走了一小段路後,我才鼓起勇氣提到箱子的事。在我低聲下氣地拐彎抹角暗示說,那隻箱子以後也許我還用得著後,我們就返回旅店。他對售票處的管事說,我的箱子中午時再派趕車的來取。
“請問,先生,”當我們又走到剛才那麽遠的地方時,我問道,“學校遠嗎?”
“在布萊克希思附近。”他說。
“那地方遠嗎,先生?”我膽怯地問。
“有點距離呢,”他回答說,“我們得坐公共馬車去。大約有六英裏路吧。”
我已經筋疲力盡了,想到還要走六英裏路,我真是受不了了。我鼓足勇氣告訴他說我頭天夜裏什麽也沒吃,如果他允許我買點吃的,我會非常感激他。他聽說後,顯得很吃驚——我看到他停了下來打量我——他考慮了一小會兒後說他正好要去探望一位住在不遠處的老人,所以建議我去買點麵包或其他什麽有營養的食品,然後在那老太太家裏當早餐吃,我們還能在那兒喝到些牛奶呢。
之後,我們來到一家餅店向那櫥窗裏望。我不斷提議想買下那家店裏每一種易消化的食品,他則不斷予以否決,最後我們決定花三便士買一小塊黑麵包。然後,在一家小雜貨店裏,我們又買了一個雞蛋和一片鹹肉,我付出的第二個亮閃閃的先令後,得到好多零錢,所以我想倫敦的東西很便宜。拿到這些東西後,我們穿過一片喧囂和嘈雜的街市,我那一進那個疲乏的腦子已經亂得無法言傳了。然後我們又走過一座橋,那肯定就是倫敦橋[ 此處指的是舊倫敦橋,已於1832年拆除。](我覺得他是這麽告訴我的,不過我當時處於昏昏欲睡的狀態中),最後我們來到那個老太太住的家裏。從那些房子的外表和大門前的石刻上,我能知道這是濟貧院。石刻上也說這些房子裏是為二十五個貧窮女人建的。
薩倫學堂的老師把那些小黑門中的一扇門閂拔掉,我們就進去了。那些小黑門長的都很相像,每一扇門旁邊還有一個小小的菱形玻璃窗子,門上也有一個小小的玻璃窗子。我們走進其中的一間,有個女人正在吹火,想把小湯鍋燒開。那女人看到老師進去後,便放下她膝蓋上的那個風箱,說了句什麽,我覺得那話聽起來是在說“我的查利!”但是看見我也進了屋,她便起身,搓著手行了一個半屈膝的禮。
“能請你為這位年輕的先生做頓早餐嗎?”薩倫學校的老師說。
“能嗎?”那老婦人說,“能,當然能了!”
“費比岑太太今天怎麽樣?”教師看看坐在火爐邊一張大椅子上的另一個老婦人說,那老婦人看上去就像一堆衣服,以至我到現在還慶幸自己當時沒弄錯而坐到她身上。
“啊,她很不好受。”第一個婦人說,“今天很厲害呢。萬一火爐的火斷了氣,我能斷定她也就完了,而且再也不會回來了。”
他倆看那個女人的時候,我也跟著看她。那天很暖和,她看上去卻隻對火爐感興趣。我想她肯定也在嫉妒火爐上的湯鍋呢;她好像對火爐上正在為我準備早餐的煮雞蛋、煎鹹肉的湯鍋感到十分氣憤,我得出這個結論是有理由的——因為當爐子正在工作時,我看見她(用我那昏睡迷蒙的眼看見她)對我晃了晃拳頭,雖然那時沒有其他人看見她這個工作。陽光從小窗口裏流瀉而入,可她和那把大椅子的背朝著陽光坐下,把整個火爐擋在她身前,好像是她在盡力給它暖氣,而不是它給她暖氣,她那架勢就像在監視那個火爐一樣。我的早飯做好後,火爐空了出來,她竟為此樂的笑出了聲——我得說,那笑聲實在不動聽。
我坐下吃我的黑麵包、雞蛋和鹹肉,還有一小盆牛奶,這可真是一頓的可口的早餐。我正津津有味享用時,那房裏的老婦人對老師說:
“你帶著笛子來了嗎?”
“帶了。”他說。
“那就吹一下吧,”那老婦人用討好的口氣請求道,“一定要吹喲。”
於是,老師把手伸到衣服下,拿出他的笛子,那個笛子分成了三節,他把笛子用螺絲旋緊接好,便馬上吹了起來。考慮了好多年,我的感受仍然是:世界上再沒人吹得比這更糟的了。在我聽到過的所有聲音中,天然的也罷,用各種方法發出的也罷,都沒有他吹的難聽。我不知道他吹的什麽曲調——我懷疑他的曲子根本就沒有曲調——但那笛聲在我身上的影響是:首先,我想起了我所有的苦惱,並且忍不住熱淚往外淌;其次是我沒有了食欲;最後是使我睡意重重,以至抬不起眼皮來。現在我想起來,把眼睛開始合上,就會開始打起瞌睡。我回到了那個小房間,屋子裏的三角櫃開著,有幾張張方靠背的椅子,通到上麵房間去的小樓梯和壁爐架上的三根孔雀羽毛——我記得,我一進門就想:如果那隻孔雀知道它的羽毛被放在這裏,不知會怎麽想。所有的東西全從我眼前消失了,我打盹了,隨後就睡著了。笛聲也聽不見了,能偶爾聽到的是車輪聲,我又上路了。馬車顛簸了一下,把我驚醒了,笛聲又回來了,薩倫學校的教師兩腿交疊地坐在那兒吹得如泣如訴,房子裏的婦人聽的興衝衝地。然後她也消失了,他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沒有笛子,沒有老師,沒有薩倫學校,沒有大衛·科波菲爾,一切都沒有了,隻有深沉的睡眠。
我想,在我夢見他吹奏這悲涼的笛聲時,那房子裏的老婦人心懷讚歎地走到他身邊,從椅背後俯下身去使勁地摟了一下他的脖子,這使得吹奏中斷了一小會。不是當時就是那以後,我當時處於半睡半醒的狀態,當時或者稍後一點兒,因為我在等他重新吹奏時——他的吹奏確實中斷過——我看到也聽見那老婦人問費比岑太太那是否美妙(她指的是笛子),費比岑太太回答說:“哎,哎!美啊!”她還是朝著火爐在點頭。我相信,她把這吹奏之功的功勞全給了火爐了。
我好像打盹打了好長時間,這時薩倫學校的老師才把笛子拆成三節後收起來,帶著我離開了。我們在附近就發現了馬車,便上到車頂上。可我實在是太想睡了,當中途停下讓別人上車時,他們把我放到車廂裏,這裏沒有一個乘客,我就舒服地躺下睡熟了。後來等我醒來時,發現車正在一片綠林中往一個陡峭的小山坡爬去。不大一會兒,車停了,目的地到了。
我們——我是說那老師和我——走了沒有多久,就到了薩倫學堂,學校四周都是用高高的圍牆圍著,讓它看上去死氣沉沉的。有一堵牆上開著門,它的上方是薩倫學堂的校名匾牌。我們拉門鈴時,一張陰沉沉的臉從門的小格子窗口裏仔細打量我們。門一打開後,我發現這臉屬於一個大塊頭的男子。這人的脖子像牛的一樣粗,他支著條木頭腿,太陽穴外突,頭發齊著腦門剪得很短。
“那個新生。”教員說。
那支著條木頭腿的人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這用不了很長時間,因為我個頭並不大——把我們身後的大門鎖上,拔出鑰匙。我們朝著那個在陰暗濃密的大樹中的房子走去,這時他在我們後麵叫道:
“咳!”
我們回頭看,他站在他住的小屋門口,手裏拿著一雙靴子。
“喏!給你,鞋匠來過了,”他說,“剛好你出去了,梅爾先生,他說這雙鞋再也沒法修了。他說這靴子都看不見以前的樣子了,他還奇怪你怎麽還想修補它呢。”
他說著就把靴子向梅爾先生扔了過來。梅爾先生便回頭走了幾步,把他那雙靴子撿起來。我們又繼續往前走時,他看著那靴子(恐怕他是很傷心的)。我這時才發現他現在穿的靴子也已經壞得沒法穿了,他的長襪上也有一個地方破了,像花朵一樣綻開。
薩倫學堂是一座帶耳房的四方形磚結構建築,外表沒任何裝飾,看起來光禿禿的。學校四處都靜悄悄的,於是我對梅爾先生說,好像學生們都不在學校裏。可他聽完之後很驚奇,因為我竟然不知道現在是暑假,所有的學生都各自回家去了,校長克裏克爾先生和克裏克爾太太及小姐去海濱度假了,至於我呢,因為犯了錯,作為處罰才在假期內被送到這裏。這些情況都是我們一塊走他一邊告訴我的。
他帶我走進了一間教室,我仔細地觀察了一下,覺得這是我所見過的最寂寞最荒涼的地方了。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這是教室很長,裏麵放了三排課桌,六排長凳,牆上釘滿了鉤子,為了方便學生掛帽子和老師們掛石板。髒兮兮的地板上到處散落著零零散散的舊寫字本和練習本,還有一些用舊本子的紙做成的蠶房也散亂地放在課桌上。有個用硬紙板和鐵絲做成的散發黴味的小樓閣,兩隻可憐的小白鼠上上下下穿來穿去,它們被主人拋棄了,正瞪著兩隻紅眼睛朝房間的每一個角落打量,想搜到什麽吃的。一隻鳥被關在籠子裏,那個籠子比它也大不了多少,它在那二寸高的棲木上跳上跳下,可它既不能開口叫也不能開口唱,拍打著翅膀,發出令人同情的聲音。屋裏彌漫著一種難聞的不衛生的氣味,就像厚厚的燈芯絨褲發了黴,甜蘋果被捂壞了,書本被腐蝕那樣的味道。假如這房間建成時就沒有頂,一年四季從天上下著墨水雨,落著墨水雪,降著墨水雹,吹著墨水風,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有這麽多墨水灑在屋子裏。
梅爾先生丟下我,自己拎著那雙沒法再補的靴子上樓去了,我小心翼翼地朝教室的另一頭走去。我邊走邊看著周圍的一切。突然,我發現一張課桌上放著一塊紙板做的告示牌,上麵寫著幾個漂亮的大字:“當心。他咬人。”
我嚇得連忙爬到桌子上,擔心桌子底下鑽出一條大狗來。可是,我雖然著急地四處張望,一點兒也沒有看到狗的影子。我還在到處張望時,梅爾先生回來了,他問我為什麽爬到桌子上。
“請您原諒,老師,”我說,“我在找那條狗。”
“狗?”他說,“什麽狗?”
“那寫的不是‘當心狗’嗎,老師?”
“什麽不是狗啊?”
“就是讓人們當心,會咬人的。”
“不,科波菲爾,”他鄭重其事地說,“那指的不是狗,而是個學生。科波菲爾,我奉命把這個牌子掛在你的背後。我很難過,你一來就這樣來對待你,可是我又必須這麽做。”
說完這話,他把我從桌子上抱了下來,然後把那個牌子像背背包似的掛在我的肩上(那牌子是特意為我做的,做得很合適)。此後無論我走到哪裏,我都得背著這個牌子。
就因為這個牌子,我受了多少苦,沒有人能體會到。不管有沒有人看見那個牌子,我總覺得有人在念牌子上的那幾個字。即使我掉過頭去,沒有看到人,我也沒有感到輕鬆。因為不管我把背朝向哪兒,總覺得背後有人跟著。那個裝有木頭假腿的家夥更壞,他增加不少我的痛苦。因為他大權在握,隻要一看到我背靠樹幹、牆壁或者房子,他就從他那間小屋門裏衝出來,大聲喊道:“喂,你,那個科波菲爾,快把你那塊牌子露出來,要不我就去告發你!”運動場是個鋪著石子的空院子,在教室和廚房的背後;因此我知道,所有的仆人、肉販子、麵包師傅,都會看到我這塊牌子。總之,每天早晨,我奉命在那兒散步時,所有在這個學堂裏來來往往的人,都會看到我背後的這塊牌子,都知道要提防我,因為我會咬人。我記得,漸漸都我都害怕起自己來了,真的把自己當成是個會咬人的野孩子了。
這個運動場有一個陳舊的大門,學生們好像都習慣在這個門上刻自己名字,因為門上布滿了這樣的名字。我害怕假期結束,學生回來。因此,我每念到一個人的名字,心裏就想著,他會用什麽語調、什麽口氣來念“當心,他咬人”這幾個字呢。有個男孩,名叫詹·斯蒂福,他的名字刻得最深,也最多,我覺得他會用相當響亮的聲音來念牌子上的字的,然後還會扯我的頭發。另外還有一個男孩,他的名字叫托湯米·特拉德,我想象他會拿牌上的字來開玩笑,假裝成被我嚇壞的樣子。第三個是喬治·丹普爾,照我的想象,他會把牌上的大字唱出來的。我,一個膽戰心驚的小東西,從這扇門上已經看到,所有這些名字的主人——梅爾先生說,學校裏共有四十五個學生——似乎都會不去理睬我,都會用各自的腔調大聲嚷嚷著,“當心,他咬人!”
對著課桌和長凳上的座位,我心裏也這樣想。當我去就睡覺,躺在**時,看見那些成排林立的空床時,我的心裏也是這麽想的。我還記得,我天天晚上都做夢,夢見母親跟往常一樣,和我在一起,或者去裴果提先生家聚會;夢見坐在公共馬車的車頂上外出旅行,或者是跟我那個不幸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飯,在所有這些夢中的場合中,我都引起人們的注視和驚叫,因為,我身上什麽也沒有穿,隻有一件小睡衫和那塊大牌子。
我感到生活單調,但卻害怕開學,這份苦惱真讓人受不了!我每天都要花很長時間跟著梅爾先生做很多功課,不過我都完成了,因為沒有摩德斯通先生和摩德斯通小姐在場,各門功課都完成得很好。在做功課之前和完成之後,我就會四處走走——不過,像我前麵說過的那樣,那個裝木頭假腿的人總是監視著我。學校裏麵很潮濕,院子裏長滿的青苔從裂開的石板中竄出來,一隻漏水的舊木桶,還有幾棵陰沉古怪的老樹,樹幹已失去本色,下雨天也會比別的樹滴水多,晴天的時候水分也不蒸發。所有這一切,我直到現在回憶起來,依然曆曆在目。一點鍾時,梅爾先生和我兩人,在一間空****的長餐廳裏吃飯,屋子裏擺滿鬆木桌子,發出一股油腥氣味,我們總是坐在離門最遠的地方。吃完飯,還要繼續做功課,一直做到吃茶點的時候。喝茶時,梅爾先生用的是一隻藍茶杯,我用的是一個錫盅。梅爾先生直到晚上七八點鍾都一直在工作。他伏在教室裏自己那張獨立的書桌上,辛勤工作,一刻不停地跟筆、墨水、尺、賬簿、書寫紙打交道,把上半年的賬目結算出來(據我發現)。晚上做完工作,收拾好東西後,他就拿出笛子來吹。我聽著聽著感到,他漸漸都要把自己整個人吹進笛子頂端的那個大孔,然後又從那些按鍵中慢慢地冒出來了。
現在,我眼前出現了這樣一幅圖景,一個昏暗的房間裏,一個一丁點兒大的小孩,手托著頭,一麵聽著梅爾先生那悲涼的笛聲,一麵準備著第二天的功課。我又看到自己合上書本,繼續聽著梅爾先生那悲涼的笛聲;從那笛聲中,我想起了過去在家裏時的情景,也聽到了亞茅斯海灘上的風聲,我感到非常孤寂,非常傷心。接著我又看到自己起身回到那個空無一人的房間裏去睡覺,坐在床沿哭泣,渴望能聽到裴果提的一句安慰。我還看到,我早上下樓時,從樓梯邊窗子上一道可怕的長口子裏,看到懸掛在外屋頂上的那口校鍾,上麵還有一個風標,我很害怕,因為校鍾一響,詹·斯蒂福和別的學生都會回來上課。這還不是重點。我最怕的是,那個裝了木頭假腿的人,打開那扇生鏽的大門上的鎖,把可怕的克裏克爾先生放進來。在上麵所說的任何一個場合中,我都不是一個很危險的人物,可是在所有這些場合中,我都得背上那個牌子,讓人們提防我。
梅爾先生對我說得不多,但對我也從不粗暴。我想,我們已經成了那種雖不交談但又互為夥伴人了。我忘了提到這點:他有時自言自語,冷笑,捏拳,咬牙,扯頭發,那樣子真是無法形容。可他就是有這麽一些特別之處的人,開始我也好生害怕,可沒過多久我就習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