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中國傳統文化呈現出多方位複興之勢。在學術界，有“國學”研究的興起。麵向小眾的文化，如昆曲、製茶、陶藝等，經過長期衰落，品味和品質都有回升。在大眾中，也有一些熱心人士，通過印刷品、影像資料、網站等渠道，傳播各類“傳統文化”：來源涵蓋儒、釋、道三教；內容雜多，尤以倫理訓條為主；文本既有新編新著，也有不少過去就流行過的善書，如《太上感應篇》、《了凡四訓》等。凡此皆與明清時期的“勸善運動”非常相近，或可稱為“新勸善運動”。
應該說，這些現象代表了中國人對自身文化傳統的一種新自覺，深值嘉許。如果我們放寬視線，平心對待曆史，而不僅僅以最近三四百年的成效作為評估的尺度，便不能不承認，中國文化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過去那種全盤否定的態度實應反省。在今日全球皆被卷入“一體化”的時代，主動維持一個悠久和獨特的文化傳統，便是在維持人類的文化多樣性，無論對己對人，都屬必要。
不過，我們也應知道，“中國傳統文化”的麵貌並不單一，而是充滿了各種異質元素。朱維錚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就反複強調：中國並不存在一個“一貫的傳統”。首先，不同時代留下的遺產並不一致，既經累積，又常常混雜；其次，即使在某一特定時代中，不同人群的行為和思考方式也自有特質。即以一個“善”字來說，其內涵固不乏一些超時空的準則，具體表現卻不免流動遷移，不但不同社群各有一套道理，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場合也取舍各異。因此，我們也不能不慎重思考：我們應該怎樣“複興傳統”，要“複興”的又是怎樣的“傳統”？
據我的觀察，近年最受歡迎的一本傳統讀物似乎是《弟子規》。這本出現於清代早期的童蒙讀物在不少人那裏已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作，誦讀之聲，凡有井水處，無不可聞。這本小冊子裏當然也有一些不錯的道理，不光是孩童，即成人開卷，也可受益。實際上，也確有單位把它推薦給員工，當作“企業文化”的重頭戲。據網上一位專門講授《弟子規》的人士解釋，“弟子”二字麵相頗廣：“在家指孩子，在校指學生，在公司指員工，在單位指下級，在社會中指公民。”如是，《弟子規》實可作一部公民讀本看。但我不明白，如果你我“公民”皆屬“弟子”，吾等的“父兄”又是何人？
正如書名所示，《弟子規》不過就是一部“小學生守則”。內容明了直截：做什麽、不做什麽，此外不留下任何思考空間。這即使在傳統蒙學讀物中，也是簡陋之作。更重要的是，其中所傳授的倫理皆是單向的。作者既立意對“弟子”講話，自然多言服從，而不思考“父兄”何為。故其展示的，不過是人生中一個非常有限的斷片，對培護健全人格並無多大助益，與“公民”更是風馬牛不相及。從思想史看，單向倫理觀主要是儒學官方化的產物，並不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體，更非菁華。朱熹討論師生關係時曾說：“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可與能，彼此之辭也。”所謂“彼此之辭”，即不要求一方單獨盡責，而以雙方互相負責為條件；其中占有強勢地位的一方，還應盡首要的責任。如“父慈子孝”：父先須“慈”，才談得上“子孝”；若以權位壓人，“孝”字又從何談起？
其實，即使對小小孩童，“服從”也絕非唯一的倫理要求。若我們承認，一個理想的社會成員，應具有獨立、負責的精神，肯用自己的頭腦思索，富有同理心、想象力和道德勇氣，則《弟子規》一類以培養服從習慣為目的的讀物，實在不無被濫用的風險，而我擔心的是，這恐怕也正是某些“企業家”器重此書的主因。然而，儒家傳統裏實有不少立意和地位都更高的文本，比如，《孟子·公孫醜上》：“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王陽明《傳習錄》：“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道理當然微妙幽深，小孩子未必能當下把握，但“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具體教法自可遷就隨宜，卻不可因道理難明便全不講究。
更重要的是，無論我們高興與否，今日中國社會麵貌早已與傳統社會相距甚遠。新社會要求一套新倫理，它自可從傳統中引申而來，卻必須直麵現實，經過一套創造性的取舍轉化，才可將相對定型的“傳統文化”變為具有活潑生命力的“文化傳統”，我們這個民族才當得上“舊邦新命”四個字；否則，不過是為社會平添一份混亂，帶給我們更多痛苦和自卑。這樣的“傳統”，不“複興”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