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曾說：“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麵。”如是，則其必應與生活的實際相調和，把現有的生活拔升到一個更光明優美的境界，而不是忽略實際，空憑臆想，自作主張。今天中國人的生活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模樣了。我們從一個以農村和耕讀為基調的社會，轉變成了一個以城市和工商為核心的社會。它驅迫各類資源迅速向大都市集中，也使得社會組織形態和人際關係發生了根本改變：大量人口離開祖輩世居的小社區，身不由己地卷入大規模的社會流動。與麵對麵的傳統社區不同，新的人際關係常是不穩固的、臨時性的，有時甚至還是抽象的（如我們要時時麵對的“國家”、“民族”）。一般情形下，大家不再彼此深度卷入對方的私生活，人際界線日益分明。
最近20年，這種情況更加明顯。隨著社會轉型加劇，我們過去許多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遇到激烈挑戰，令人無所依從。這種轉變又不是同步的，不同人群和地區之間存在著時間差。不少中小城市和農村仍流行的習俗，在都市白領看來，已完全不能接受。但這些白領相當一部分就來自這些小地方，他們的父母、親友正帶著他們無法忍受的習慣和觀念在生活。平時雙方接觸甚少，多表現出親密一麵；一旦生活交融，也就衝突不斷。今年寒假看到一些微信，發現不少人對春節返鄉抱著憂喜交加的心情，甚至以擔憂為主。其中一條是這樣的：“接下來一個月你將會聽到這些話：什麽時候畢業呀？要不要考研究所呀？工作有沒有找到呀？有沒有對象呀？什麽時候結婚呀？什麽時候生小孩？”轉發這條微信的朋友加了一句評論：“又到一年倉皇時。”網上還有消息說，一位在北京工作的男生在返鄉火車上，因為知道父母秘密為其安排了相親而氣昏過去。不知此事是否屬實，但此類消息廣泛傳播，確可看出社會心態之一端。
回家二字，在中國一向寄托著最深情的人生理想。我相信這些年輕人不是無情，不願與親朋團聚；但他們顯然在親情之外，也感到無盡的心理壓力。麵對這種境況，理想狀態當然是大家彼此體貼，事實則往往難以做到。雙方各有一套價值取向，本非短期就能達成一致；生活在都市的年輕人，短暫回鄉，被親友包圍，淪為少數，中國更有不忘本的古訓，要維護自己私生活的權利，可謂難乎其難。在這種情形下，探親不過成為一種無奈的義務，正應了孔子那句話：“人而不仁，如禮何？”
我當然不是偏袒這些年輕人，並非說他們可以不顧別人的友善而自行其是（即使這友善是他們難以忍受的）；也不是說小地方流行的生活規範全是陋俗（雖然陋俗不少），我的出發點是現實的：從目前情勢看，未來相當一段時間，社會轉型還將繼續，傳統社區進一步解體，飲食、居住、人際交流等基本生活方式會有更多改變。這當然就需要一種新的文化形態：它更尊重個人選擇和私有領域，容忍多元價值，注重公共空間的道德規範，更具法治精神，能夠提供更有深度和更加優雅的精神生活。用過去的話說，我們今天需要一套新“禮樂”。
在今天被宣傳炒作的“傳統文化”中，卻有不少與此背道而馳。這裏姑舉一例。近年我在不少寺院和修佛人家中都見到一本善書，是一個叫作上官玉華的人神遊“地獄”的見聞錄。這類小冊子過去很常見，內容也很相近，但此書“妙”在，作者宣布地獄新加了一層：是專為整容者準備的！整容當然不值得熱情鼓勵，但既未加害旁人，便不是為非作歹，何以如此驚動地下當局？向“善士”們請教，答案也很妙：身體發膚，受之父母，整容的人對自己容貌不滿，即為不孝！邏輯雖然怪異，還真不能說於“傳統”無據。此書在一些老人中似頗為流行，但這理由，大概多數年輕人就難以接受。此類“傳統”除了使代際隔閡進一步拉大外，“善士”們以“地獄”對付價值觀不同的人，也平添了一分暴戾之氣：法海不是要把白蛇壓在雷峰塔下嗎？但他自己中了魔。威權政治有時正是一些“普通人”所造，盡管他們自己也常受威權力量的迫害。然而，自以為真理在握的人，是不會吸取法海的教訓的。
我當然不是否定傳統，相反，我深信中華文化是有生命力的，一定會帶我們突破今日困局。但繼承傳統，也應有創造性的轉換。中國曆史上每一次成功的文化轉型，都是因應新社會環境需要的結果。我仍相信，仁義禮智信具有普適性的永恒價值，能為今日多數渾渾噩噩的人灌注一種生命的意義，唯其在具體方麵應如何表現，尚待探索。按過去的講法，“製禮作樂”是聖人所為；而今日的“聖人”便是民眾，“新禮樂”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互動中緩步形成，絕非一兩個人的聰明才智所能強迫成就。但無論如何，一個文化若把全部希望寄托於“複古”，則其的確已經死去——好在這絕非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