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三百篇，是中國風雅傳統的源頭。曆代的箋證解說，早已匯成一條著述的長河，而且一定還會有更多支脈不斷匯入，使其氣象更為壯闊。在這個浩瀚的傳統中，揚之水的《詩經別裁》隻是一條細流，卻未被湮沒，在13年中再版3次，可知受歡迎的程度。此書選錄《詩》48首，疏通字句，加以申說，在充分參考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全書征引文獻百餘種），加以個人的裁斷。體貼人情物理曲折入微，文字亦練達有致，足使兩千多年前先民質樸厚實的喜悅與悲哀，都曆曆活在21世紀的讀者目前。
曆來解《詩》，多著眼於“美刺”，意在考察政治的明暗、風俗的厚薄。新文化運動以來，又特別看它做“人民”的聲音，視為上古“民間文學”的集成。揚之水並不同意：“後世所說的文學，以及官僚、文人、民間，這些概念那時候都還沒有”，又怎麽從裏邊看出來？從內容看，包括最“民間”的《國風》中的大部，“情感意誌與精神境界，月旦人物與觀察生活的眼光”，都非“庶人與奴隸”所能有。那裏確寫到“勞動”和“勞動者”，然而這好比陶淵明的“種豆南山下”，誰也不能認作“勞動者”自己的歌。
這段話確乎有見。如果我們承認，曆史研究的目的在於盡可能搞清事物的“本來樣子”（這裏說的是“為不為”，不是“能不能”），則首先便要將後人附會的重重認知層層剝落，將它們各自還原到其所在的“曆史地層”中。這本是中國現代學術成立的重要基石之一。史學和文學從經學的強勢籠罩下解脫而出，獲得獨立地位，便頗得力於此一觀念。但不少學者在逃離“經學”的同時，又因用力過猛，掉入了對立的“價值陷阱”，在《詩》裏尋找“人民的歌聲”，便是其中一支。揚之水則說：“《詩》原是生長在一個從物質到精神都為宗法貴族體製所籠罩的社會。”這對於我們更為“曆史地”進入《詩經》世界，無疑是必要的提醒。
但《詩》是“史”也是“詩”。凡“詩”，自然要反映一時一地的情形，可也一定具有超出一時一地境界的潛能。作者處處著眼於《詩》裏的日常生活和情感，這人生、人情自然是彼時彼處的，離不了特定的時空限製，可也因“人性”本身，轉換為讀者當下的此情此景。許倬雲先生曾說：“人和人之間若隻從物理性的空間著眼，各人占有一個空間，任何兩個人都無法有空間的重疊，更不論空間的全同了。但若從情意的空間看，則人人有與旁人共有的空間。”揚之水說《詩》，便是從“物理”時空走向“情意”時空——然這“情意”又出自具體的“物理”時空，故是實在的。
然而，建立在特定“時空”中的情意怎麽可能又是“超時空”的？
這就要說到此書的另一貢獻了。曆來解《詩》者，皆知《詩》有風、雅、頌、賦、比、興“六義”。可什麽是“興”？曆代學者聚訟不休，而結果是，很多人承認，“興”不可以“理”喻。錢鍾書說，興是“觸物起情”，“功同跳板”。顧隨更說：“興，湊韻而已，沒講兒。”兩人都引兒歌做解：“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蘋果大鴨梨，我吃蘋果你吃梨。”“一二一”實與蘋果、鴨梨無關，不過是“發端之辭”而已。這種解釋是很清楚了。揚之水基本讚同，但從書中看，其意又不僅於此：
兩間莫非生意，萬物莫不適性，這是自然予人的最樸素也是最直接的感悟，因此它很可以成為看待人間事物的一個標準：或萬物如此，人事亦然，於是喜悅；……或萬物如此，人事不然，於是悲怨。……總之，興之特殊，即在於它於詩人是如此直接，而於他人則往往其意微緲，但我們若解得詩人原是把天地四時的瞬息變幻，自然萬物的死生消長，都看作生命的見證，人事的比照，那麽興的意義便很明白。它雖然質樸，但其中又何嚐沒有體認生命的深刻。
將“興”看作對天地萬物生命的感悟，則雖“微緲”而不虛無。人各不同，同一人所處時地不同，對自然萬物的感應也便有異，但這不妨礙另一個生命在全然不同的環境下發生同樣的感應。是“興”不可“理”喻，而可以“情”通。揚之水不是在純技術的層麵看“興”，而是透過一層，把一個“沒講兒”的東西講出了新意，而且講得高明，超出了“興”本身。
但這有根據嗎？是不是又“玄”了？我意不然。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孔子或別有意，但“天人之際”卻是中國文化傳統裏最鮮明的一個話題，並因此使中國人的生命多彩多姿，顧盼有情。揚之水解“興”，正是抓到了這個核心。
言及此，想到另一問題：孔子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此處的“興”，和“六義”的“興”有何關係？如果六義之“興”隻是“湊韻”，那當然不相幹；若六義的“興”直通生命的感發，則此處的“興”便有了著落，連帶著後邊的“觀”、“群”、“怨”也都有了新意。
這又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國本是一個“詩的民族”，可是，近20年來，在民眾的生活中，“詩”之一字，已久矣不聞了。那麽，人民何以興、觀、群、怨？一個已經不再感“興”的民族，生命裏還會有尊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