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錄取結束後，不少中學都會展開爭搶少數“優秀落榜生”的工作。這些被看好的“落榜生”中，相當一部分是已被某些大學錄取而欲“更上層樓”者；有些名校更以爭取有望考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而因發揮失常未果的複讀生為目標。搶到的“優秀落榜生”越多，也就意味著明年的升學率越有保障，故常被一些學校視為頭等大事。此舉無疑會影響正常的教學秩序，流弊甚多；而輿論則似乎一致認為此事主要應由中學負責，卻很少追究它和大學招生政策的關聯。其實，目前的中學教學本是跟著高招指揮棒走的，大學如何招生，難保不對中學教學產生直接影響。
每逢高考前，很多大學都會推出一些措施，吸引高分生源。這本來也無可厚非，唯高分考生畢竟是少數，有時“吸引”也就不免變成“招徠”，甚至演為大學之間的競爭。據說近些年來，清華和北大為了搶到各省的“高考狀元”，已經開出非常豐厚的條件，除了給考生本人的獎學金外，家長、老師乃至校長，各依親疏，都可以獲得程度不同的“犒賞”；此外，相互挖角、公開互罵，每年都會有幾條招生醜聞，經過媒體披露後，引來眾多圍觀，而中國大學的顏麵在笑罵聲中淪喪殆盡，吸引力也迅速流失。
其實，誰都知道，“高考狀元”並不必就是人才，其最終成就，有賴於多種因素，至少，大學怎樣培養，其重要性遠遠超過其高考成績。但今人似乎習慣認為“顧客即上帝”，如果北大、清華這類本應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頂尖高校都不能免俗，負責供應生源的中學又怎能不對此趨之若鶩？而這影響是多方麵的。首先，它對於中學教學本已存在的“應試教育”傾向無疑產生了推波助瀾的效果。其次，它也進一步殃及了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近年來，已有不少人注意到大學新生整體素質下降的現象，恐怕不能僅僅歸咎於中學教育水平，大學的招生取向也難辭其咎。
不過，在我看來，此事更惡劣的影響還不僅於此。大學爭搶“高考狀元”，也提示著“師道尊嚴”在現代社會中的整體淪喪。中國人過去做事崇尚矜持，不欣賞“自炫自媒”，在教育方麵，主張“有來學，無往教”，要學生主動表達了學習的意願，老師才肯教。“程門立雪”成為佳話，正代表了這類觀念的流行。這樣做當然不是故意自抬身價。《禮記·學記》雲：“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教師作為個人，實無甚特異，且可能根本“不賢於弟子”；但這個職業是以守道、傳道作為使命的，人以道尊，尊師實是重道。今人不知此意，乃以勢利待之。據說某頂尖大學一直流傳“一流的學生，二流的老師”之說，意謂學生多出身“狀元”，而老師不是也。嗚呼，“狀元”如此，吾不知其可。
如今是商品經濟時代，各級學校大肆招攬學生，亦是按照市場原則行事。但問題在於，商業與教育本是兩個領域。商人出售商品，顧客越多越好，正該廣告天下。而老師以傳道為業，大道幽微，需要付出極大的毅力與艱辛才可獲知一二，求道之心不誠，很容易中途而廢；且道之可傳與否，亦不以人多取勝。當年熊十力在北大，即“極苦教書乏趣”，蓋現代教育體製的基本方式，是老師“登講台作演說”，而熊先生的學問，則無法經由公開“講”的方式傳授。他自己的理想是“授之私室，倘得半個有心之士可與言談，即此理在天地間亦有所寄；而不相幹之學子亦不願其與於斯課”。故而，學者為學，固當發下宏願，確守“誠敬”二字不移；老師傳道，也該保持一點“身段”，至少應有“說不”的權利。此非拒人千裏，正是重道的表示。
最近幾年，大學校園多怪事，有學生理直氣壯向老師索要高分的，有老師因為拒絕招收某些學生而被圍攻的，師道中絕，令人氣悶。但我以為這也不該過於怪罪學生，因為大學從招生開始，已是以“市道”示人；學生耳濡目染，不聞“師道”，當然以為進學乃是交易：我交了學費，你給我學分，公平合理，又何足異？但大學（尤其是被目為士林領袖的大學）本該肩負起為社會培養脊梁的使命，即使不能兼濟天下，至少也該站定腳跟，嚴守邊界，有所不為。似此主動媚俗，甚且以之為樂，辱及一身事小，使人因此小覷了“師道”之尊，其流弊隱微深遠，能於不知覺中移人心誌，才是最應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