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阮葵生的《茶餘客話》裏說：“交木兩支，如交椅之稱。胡床，即交椅。”從這段話，可以證明交椅原不是漢族的器物，是從北方遊牧民族那裏引進的。
古代中國人，席地而坐，用不著椅子。這種遺風，如今可以從日本人使用榻榻米的習慣看出來。我們常說的“舉案齊眉”，主人公梁鴻和他的太太，能夠很輕巧地把案子舉到眉毛的高度，因為他倆舉的案，是張矮幾，兩人盤腿坐在榻榻米上，費力不多。倘若是八仙桌，麻將桌，而且坐在高椅上，恐怕就不大容易相敬如賓了，除非這兩人受過專業的舉重訓練，否則很難抬起這張桌子來的。
胡床，至少從漢代後期，就傳入中原地區。
《三國誌》裴注引《曹瞞傳》：“公將過河，前隊適過，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一直到隋朝，因為楊堅在北周供職時，曾被周文帝賜胡姓“普六茹”，不再姓楊，估計此公內心裏始終憋股火，等他篡周稱帝後，凡是與“胡”有關的事物，十分忌惡，從此，胡床便叫作交椅了。
胡人用胡床，我想有兩個原因，一是遊牧部落，多逐水草而居，經常遷徙，將坐椅做成折疊式的，自是為了攜帶的方便。二是處在奴隸社會裏的胡人，民智未開，進化較晚，而統治者要向被統治者體現他的尊嚴，辦法不多。不如已進入封建社會裏的漢族，為顯示帝王的至高無上，不知訂出了多少製度、規章、禮法、儀式，簡直到了繁文縟節的地步。但這一套繁瑣哲學，即使教給當時還在茹毛飲血的牧民，也未必學得來。所以，少數民族的頭人、可汗、單於、酋長，坐在胡**，高人一頭，讓牧民們匍伏在地下，便是容易實行的顯示高高在上的手段。
這種簡單的尊卑等級區分法，常為沒什麽水準而獲得權位的人所仿效。如紅衛兵小將，以為胳膊上綁一根紅帶子，便是紅司令的部下，動不動踏上一隻腳，讓人家永世不得翻身的趾高氣揚；如《紅樓夢》裏的焦大，當年為主子立過汗馬功勞，便覺得自己也人五人六了，一張嘴“老子蹺起一條腿來，也比你高”的得意心態，都屬於遠古的交椅統治在後來出現的返祖現象了。
自從胡人開始以交椅為身分、地位、權勢、力量的象征起，交椅便成為某些人的**。沒交椅可坐的，盼自己有把交椅；有交椅可坐者，一心盼自己的椅子位置往前移動。甚至像文壇這以清高著稱的一畝三分地裏，交椅，或交椅的變種，例如什麽排名次啊，排座位啊，排行榜啊，納入二十世紀經典啊，好像不這麽折騰一下前後次序，很對不起自己似的。總之，別看下一世紀已經叩門，但宇宙洪荒時代的交椅情結，仍在沒完沒了地糾纏著文人的靈魂。
交椅這個詞語，現在已不多見，但影子還在，人們口頭常說誰誰誰是一把手，這一把下麵，其實是有交椅二字的，不過省略掉了。大多數中國人，知道交椅，都是從《水滸傳》來的，在水泊梁山裏的農民革命家們，最在乎這把交椅，看作是頭等大事。我不知道那些逼上梁山的好漢們，開不開會，聽不聽報告，傳達不傳達文件估計這百把十人，光是到會場裏找自己的交椅，得半天功夫，何況大多數為文盲。
從《水滸傳》裏，懂得有交椅一說，但究竟是張什麽樣的椅子，為什麽叫“交椅”而不叫別的，通常囫圇吞棗地一目十行帶過，並不會作過多考校。其實，交椅的交，即交叉；而交叉的目的，為了折疊。用今天的話來說，交椅即折疊椅，不過如此罷了。所以，有些事情，朦朧著倒好，弄明白了，不免掃興。一想到忠義堂上，擺了一百零八張肯定非電鍍得閃閃發光，而是木匠手工打做的折疊椅，那土得掉渣的場麵，就令人失望了。與《智取威虎山》裏的座山雕開百雞宴，不過蘑菇燉小雞的小家子氣，如出一轍，頓時令人生出威風掃地之感。
後來，我恍然大悟，為什麽玉麒麟盧俊義說啥不當第一把手，為什麽豹子頭林衝對把他排到什麽名位上不在乎，為什麽小旋風柴進推三阻四地不肯貿貿然地入夥？敢情這些人，對於交椅的感情，不如那些農民弟兄看得重。說來說去，若按毛主席的階級分析觀點，大概這幫北宋時期的有產階級，頗不把這些出身好、成分好的工農同誌放在眼裏。在他們的內心深處，肯定不屑於跟草莽英雄為伍。另外，也應該看到，盧俊義，林衝，柴進，與這些落草為寇的土包子不同，曾做過大官，曾當過貴族，曾帶過兵馬，見識過帝王排場，皇家氣象，覺得這種小兒過家家式的排座次，爭交椅，不過是沒見過大世麵的自得其樂罷了，肯定背過臉去，會捂著嘴偷著笑。所以，交椅情結，具有農民意識的人更熱衷些，當不會錯。
這樣，便能理解黑旋風先生，發現一張折疊椅上麵貼著的紙條，寫有“李逵”二字，那份興高采烈了。雖然他當未脫盲，但個人的名姓總會認識，自然要在忠義堂上手舞足蹈，表現出分田分地後翻身農民的歡樂了。試想，昨天還麵朝黃土背朝天，今天過上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能不鐵定下一顆心，跟著宋江哥哥幹革命嘛！因此，那第一把交椅，是黑三郎坐，還是盧大官人坐，對他來說，便十分關心。在中國，凡處於文化弱勢的統治階層，無不對於知識分子存有先天的拒絕和排斥心理。所以，苦大仇深的他，跳出來，擔綱主演了一出交椅保衛戰，一點也不奇怪。
現在弄不清梁山泊為什麽下決心，要把河北大名府第一等長者，人稱“河北三絕”的盧俊義，弄上山來？也許宋江到底是小吏出身，意識到革命成功，光靠衝鋒陷陣的勇敢，靠無法無天的痞子精神，是難以維持政權的。需要文官，需要專業人士，需要知識分子，更需要一位招牌人物來撐場麵，也是山寨漸成氣候的必然。但真的要讓盧俊義坐第一把交椅，建立正規的政權機器，馬上遭到一百單八將中大多數昨天為農民的好漢們所抵製。三打祝家莊後，按晁天王彌留時的約定，應該是捉住史文恭的盧俊義為寨主才是。可是到了關鍵時刻，宋江自己也變卦了，看來，古往今來的交椅情結，無不與個人利害有關。
我們能夠理解，黑旋風無論從階級角度，從文化層次，從膚色認同，從感情因素出發，都隻有堅決擁護黑宋江一途，絕不讚成玉麒麟。而且馬上得到武鬆、劉唐、魯智深一班農民弟兄的鐵杆支持。最後，吳用等人，又裝神弄鬼地從地下挖出一塊石碑，把大家名字刻在上麵，三十六天罡，每人發現自己屁股底下，都有一把交椅，於是功德圓滿。眾好漢酒酣耳熱，稱心如意之後，托塔天王的政治遺囑，也就當它是耳旁風了。
由此可見，交椅這東西是如何深入人心，陰魂不散。幾年前，一所大學中文係的一位教授，突發奇想，生出一份爭交椅的好興致，要重新給現當代中國作家排座次。這本是一件見怪不怪，其怪自滅的事。但好事之徒甚多，無聊小報不少，於是沸沸揚揚，一時間裏，成為文壇的花邊新聞。
其實，新文學開創者之一的茅盾先生，一巴掌被這位教授從第四位打落下來，而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先生，則被推崇到這把交椅上，純係個人見解。他願意這樣看，有人願意這樣聽，都無傷大雅。正如那位與阿Q先生誼屬同鄉的老通寶先生（這大概是中國新文學中刻畫得最成功的兩種不同類型的農民了），不相信洋蠶種，非相信土蠶種一樣；也如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那位拖辮子的辜鴻銘教授，愛聞女人裹腳布的味道一樣，屬於嗜痂之癖，不必太當真的。
緊跟著，另一所大學的中文係連忙呼應，下聘書請金大俠任該校教授。可見中國人的交椅情結之重，名次觀念之深，因為哪怕隨便上個主席台，吃酒席，集體照相，也得把座位前後左右，斟酌備至，商量再三。金庸先生的行情忽然見好如此，以致堂堂學府，慌不迭地奉上教授桂冠，某學術性出版社連忙出全集湊趣，這倒變得有些可樂了。甚至還有一位先生聲言，誰要不讀金先生的著作，便是神經病雲雲。聽了這種說法之後，聯想李逵先生，在忠義堂上挽胳膊，捋袖子，為保衛交椅而大放厥詞：“哥哥休說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卻不好？”話說得如此豁邊，也算是古今同音了。
上尊下卑，長幼有序，是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的一部分。而綱常就是對付像老通寶這種永遠在壓迫的最底層的老實農民的，祖先當了長毛，還得逃回來當地主的奴隸。至於流氓無產者阿Q，就灑脫多了，如果他革命成功，不但要睡趙司晨的妹子，鄒七嫂的女兒，在趙莊領導人中間，說不定還會有他一把交椅呢！所以，這種排座次行為，是中國農業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是農民最樂意幹的事情。
由於曆朝曆代的農民革命，都是一呼隆地揭竿而起，誰不比誰多一塊，但誰也不比誰少一塊，隻有經過造反，起義，失敗，成功，轉戰，流亡，內哄，互鬥以後，才逐漸形成領導集體和領袖人物。於是，權力的分配就體現在排交椅的座次上了。這種水泊梁山式的誰坐頭把交椅，誰坐二把交椅，甚至火並，甚至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綠林氣息，由來已久，深入人心骨髓，即使文化人，好像也難能免俗。
外國人好像不怎麽講究這方麵的學問。在美國南達科他州拉什莫爾山國家公園裏，刻有幾個類似中國樂山大佛的總統頭像。這事倘若放在我們這裏來做，從立項開始，到雕刻完成，不知要開多少次會，擬出多少方案：刻誰，不刻誰；先刻誰，後刻誰；誰在誰的前頭，誰在誰的後麵，不知要費多少周章。在美國刻這幾個總統頭像，其中雖因經費和二戰耽誤了不少時間，但人家好幾十個死去的和仍健在的總統，就選了這幾個刻了，也沒有因此定出這幾位是一級總統，剩下的便是二級總統這一說。座位感或第幾把交椅感，沒有我們這裏強烈，刻在那兒的是總統，沒有刻在那兒的，也仍舊是美國人尊敬的總統，甚至“水門事件”被彈劾下台的尼克鬆，死後的哀榮，不也照樣莊嚴肅穆？
世界上好像隻有我們這裏，將作家評為一至四級。每當外國同行拿到中國作家遞過去的印有幾級作家的名片時，常露出一絲惶惑的麵色。於是，要費許多口舌，拐彎抹角帶比劃，人家才明白何以這樣定級，然後點頭表示理解。因為在外國同行心目中，這個世界上有些東西，特別是精神產品，是無法掂斤撥兩地加以計量的。所以，茅盾從第四位跌落多少位以後，金庸從多少位以後上漲到第四位，這種碧落黃泉的升降排位，說句不好聽的話，也是閑得無聊，沒有麻將好打時的餘興罷了。
這種在文學界，誰老大，誰老二，誰是三類苗；誰是經典，誰不是經典；誰上排行榜，誰不上排行榜；誰的作品已經不朽，誰的作品不能傳世，諸如此類分等編級，上下其位的事情，便絕對是中國特色的熱鬧了。好像未見任何一位外國傻瓜教授出來幹過。他們有排行榜，那是根據書店的銷售數量作出的，絕不是幾個人把門和窗戶關起，掛上不透風的窗簾，在那裏麵竊竊私語，嘀嘀咕咕地搗鼓出來的。因為外國人信《聖經》，或許多一份敬畏之心，那書中警告過：“不要評斷別人，這樣，上帝才不會審判你。你怎樣評判別人，上帝也會用你評判別人的標準來評判你自己。”
雖然話是這樣說，但外國文學彼此之間的爭長較短，互不買賬，也和中國差不離。文人相輕，可謂天下通病矣！美國那位老獅子海明威，損起美國文學同行來，說他們像養在一個玻璃罐裏的蚯蚓，隻能互相吸收對方的排泄物，可謂用語刻薄；但他並不封自己第一或者別人第二。在俄羅斯，最有資格幹這件事的別、車、杜三位，在彼得堡的《祖國紀事》寫了那麽多作家和作品評論，也沒有把當時俄國文壇那麽多作家，排出一個金曲流行榜來，但果戈裏，赫爾岑，屠格涅夫，岡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倒也通過他們的慧眼，從眾多灰色、平庸、普通、凡俗的作家隊伍中識別出來。高爾基在他的《文學寫照》一書裏，回憶和評價了他同時代的許多作家，托爾斯泰，珂洛連科，契訶夫，普利什文，珂秋賓斯基，當時俄羅斯文壇也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期，高爾基以敬重的口吻談論他們，但從未信口雌黃地把這些大師們來一個“排排坐，吃果果”的遊戲。蒲寧在回憶契訶夫的一篇文章裏寫道，他對於當時俄國文壇從托爾斯泰起健在的文學巨匠的敬畏之心，使他有不敢輕易下筆的惶恐，契訶夫也隻是開了大狗小狗的玩笑，勸他不要因為大狗在叫，小狗就失去叫的勇氣而已，實際上還是一視同仁的。
由此看來，在這些智者的眼裏，作家是無法相比較的。再說，北齊的顏之推在《家訓》裏有言：“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中國新文學開創者之一的茅盾，會因為這樣的鬧劇而失去什麽嗎？老實說，茅盾的作品，浩如煙海，它記錄下的是整整大半個世紀的中國，斷不是一兩句閑話就能否定得掉的，更不是隨便翻上幾頁，就可匆忙結論的。
話說回來，當年這出文壇交椅重新編排的鬧劇，能成軒然大波，不能不欽佩編、導、演的造勢成功之術。因為中國是個不大刊登社會新聞的國家，所以，隻要誰在大庭廣眾，光天化日之下，嗷嗷怪叫一聲，那是最能獲得轟動效應的行為。有一次，遇到一位教授當代文學的學者，他講了他帶過一名研究生的故事。此人十年寒窗，囊螢鑿壁，寫了十篇研究當代文學的學術論文，一篇篇投出去皆如石沉大海，毫無反響。後來，他急了，一反常態，怪叫一聲，寫了篇全麵否定、罵倒一切的文章，一下子成了文壇黑馬。所以，這範例對後來人大概是有些啟示性的，他能做的，為什麽我不可以做呢？
從這裏，我漸漸理解魏晉文人的許多怪誕了。譬如那個寫《登樓賦》的王粲，動不動就要學兩聲驢叫，弄得滿座絕倒。其實在所有能叫出聲的動物中，以驢叫聲最不雅，既不雄壯，也不委婉，唯有突梯滑稽而已。這個王粲偏要來這一嗓子，無非也是邀人注意他罷了。他在荊州劉表處不得賞識長達十六年，說實在的，他作驢吼，以抒心中的憤悶，似乎也該同情。再譬如那個阮籍，愛作虎嘯，那就更不同凡響了。不過想到他在那個高壓的政治箝製的局麵下，除了醉酒外，他要不嘯的話，豈不憋得非自我爆炸不可。他甚至不遠千裏，去尋求同嘯之好者，作竟日之吼。可見怪叫，對真正的文人來說，則為表現自己的手段之一，是一種登龍之術吧？
從這個意義上講，坐交椅者，坐不上交椅想坐者，或並不想坐交椅，隻是想在交椅上製造一些震動者，要是世道太冷清了，沒有什麽興奮點，無法起哄架秧子，是有點不好受，偶爾叫出那麽一兩聲，人來瘋，引大家投以目光，也就情有可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