諡，隻有我們中國人才能懂得其含義的字眼，謝天謝地，現在這個字基本上沒有人使用了，不知省卻了多少麻煩和是非。但久遠的傳統習慣，都有其根深蒂固的影響，時至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的今天，諡法並未絕跡，似乎仍在國人的腦袋裏殘留著。
譬如，人到了一把年紀以後，就斷不了收到那種白紙黑字信封裏裝著的訃告，就會看到對去世的某位同誌，必冠以“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久經考驗的馬克思主義者”、“長期堅持正確立場的馬克思主義者”，諸如此類的定語。據說頗有講究，但才疏學淺的我，實在分辨不出區別何在？如何下這定語，不僅組織部門頗費周章，而死者的親屬尤其在意，我認為這大概是諡法的餘風所及了。甚而至於，有的喪家，寧可將死者停放在太平間裏冰凍著，也要為訃聞中某些措詞，爭出個高低上下。其實，從共產黨人信奉的唯物論者觀點看，人死如燈滅，即使把所有的褒美之詞全部用上，又有何益？
不過，在現代語言中，除了古籍裏還能看到“諡”這個字，至於口語，它已經壽終正寢。所以，一般洋人，即使打死他，也不會明白這個諡字的真義。因為，他們那裏不搞中國人的這一套文字遊戲，沒聽說過他們的史書中有“英武剛烈柯西嘉拿破侖一世”，或者“仁慈睿智楓丹白露約瑟芬皇後”的說法。西方人喜歡最簡單的方格填字，即使智商低的人也能玩：在西方坐火車，常見他們於旅途中，津津有味拿著報紙在那裏畫來畫去，以消磨時間。而我們這種字斟句酌的春秋筆法，隻是絕對有相當文化的人才玩得轉。所以，西人崇實尚物，國人務虛重名，這種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從細微處也可以略見分野。
因此，我想，若是哪位洋鬼子講得出何謂諡，如何諡的道理，那就是當之無愧的中國通了。一些經常把中國作家唬得一愣一愣的漢學家，為什麽總是對當代文學說三道四呢？竊以為是否由於我們用白話文寫作，才使得那些“雅雅烏”的漢學家易讀好懂，總來指點迷津呢？假如一水兒都像林紓用文言文寫《塊肉餘生記》那樣，恐怕他們就沒有什麽屁好放了。也就省得我們這裏，那些自以為與國際接軌的作家同誌們，趨之若鶩，馬前鞍後，肉麻當有趣地表演了。
我常覺得這些唬中國大頭的個別漢學家，挺沒起子；而那些跟屁蟲的中國人，按洋人的口味炮製作品，就更沒起子了。如果，按《諡法》，他們見上帝後，很可能得到“華言無實曰誇”和“好變動民曰躁”諡號的。
諡，其實即蓋棺論定，是中國文化人最愛做的一件事情。這些日子以來，也許文壇流年不利，一些老的，不老的，甚至相當年輕的作家，離我們而去，真是令人感到欷歔痛惜。於是，作為文化人的作家，自然不甘落後，生怕誤了這趟班車似的，參加到吊唁的大合唱中來，構成文壇一道新的風景線，蔚為壯觀。這種近乎大甩賣式的叫好、譽揚、褒獎、溢美，也不是人人皆能得此哀榮。一個黃包車夫，無論車拉得如何的平穩快速，一個燒飯娘姨，無論飯煮得如何的香糯可口，不會有哪位作家寫出與他（她）們關係如何之鐵，交情如何之深，過從如何之密，以及如何稱兄道弟，桃園結義，兩肋插刀，生死不渝的。這種借溢美有名死人的機會，順便突出一下自己，可謂一箭雙雕。所以，名人一騎黃鶴去，此地必有文章來。這樣，一大批追念緬懷，回憶暢敘，浮想聯翩，分不清真假虛實的文章，紛至遝來，令人目不暇接。
所以，由今觀古，經過尚書省（國家行政最高機關）或別的什麽衙門的斟酌，從《諡法》這部典籍中，找出一個字或兩個字的諡，然後由最高當局定奪，再頒布下去，給死者定性，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很當回事的一道儀式，也就不以為奇了。唯有秦始皇不買這賬，他並吞六國後，下命令曰：“死而以行為諡，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諡法。”但他死了以後，從漢開始，又照方抓藥，諡個沒完沒了，一直到大清王朝為止。在中國曆史上，甚至非漢族的政權，也不能擺脫這個精神負擔。北魏帝國在北方崛起，本是鮮卑人，胡服騎射，不習漢禮，但首任皇帝拓跋珪，上推二百年，七代祖宗，那些不過是沙漠中遊牧放羊的老漢，都封為皇帝，都給予諡號，可見諡在封建社會裏的重要性。
這些放牧的老漢能得到諡號，因為他們的後裔出了一個皇帝。所以要想得到諡，首先是一個有關的人物，方有資格享受這種待遇，才能在史書上留下一筆，立此存照。封建社會裏的諡，主要為帝王將相，文武百官準備的。有人名震華夏，而無官階；有人腰纏萬貫，而無職位，也是不能獲得諡號的。那些老板，哪怕手裏拿著十個“大哥大”，如果生在有皇帝的時代，未必會給他諡。所以，我很懷疑時下那些著書立說的歌星，影星，笑星，傳媒明星們，若在辛亥革命前，能否得此殊榮？
譬如杜甫詩裏“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的李龜年，在唐開元時期，是數一數二的大歌唱家，其聲譽不亞於今天的帕瓦羅蒂。盡管經常在王室內部觀摩的堂會上，一展歌喉，餘音繞梁，而且，他與他的兄弟，和前麵所提到的當今的明星們差不多，擁有相當資財。還“於東都（洛陽）大起第宅，僭侈之製，逾於公侯。”但這位李先生死後，並沒有得到皇家頒布的諡。因此，諡的等級觀，官本位，以及美諡、惡諡的使用，和引起的連鎖反應，成了洋人不大容易搞清楚的謎，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的諡，已是一門死去的學問，毫無研究價值。但由於類似的風氣，迄今不衰，便有知往鑒來、稍加涉獵的必要。若從編年史的《資治通鑒》來看，書中第一位有諡的皇帝，該是東周的威烈王，據《諡法》：“猛以剛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對這位有名無實的君主，夠高看的了。南齊的沈約批評說：“諸複諡，有諡人，無諡法。”從一開始，諡，就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事物。第二位，也按《資治通鑒》的排列，是晉國的智宣子。據《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可元代的胡三省則說：“智氏溢美也。”“溢美”二字，稱得上是誅心之論，把千古以來所有的諡，也包括所有為死人專寫的文章，一言戳破。
從《清史稿》看，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的王國維先生，大概是中國封建社會裏最後一位受諡者。民國初年，愛新覺羅·溥儀，還統治著故宮三大殿後邊紫禁城的一小塊地方的時候，王先生曾被這位遜帝延聘為“南書房行走”，食五品。看來，他中了尼采之毒太深，加之倡悲劇意識，又趕上馮玉祥將宣統逐出故宮，他就一頭跳進湖水裏去了。人們將這位有學問的遺老撈起來以後，發現他衣袋裏的遺墨，寫了“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等詞。於是，已在天津張園做寓公的溥儀，賜了他“忠愨”的諡號。據《諡法》，“危身奉上曰忠，行見中外曰愨”，估計是鄭孝胥等臣僚，鉤沉古籍，苦心擬就，上呈禦覽，這種像煞有介事的兒戲，對這些君不君、臣不臣的封建餘孽來說，不過是給小報製造一點黑色幽默的花邊新聞罷了。
不過，諡雖然溢美者多，但也有貶的。例如西晉的大臣賈充，皇帝司馬衷的老丈人，“魯公老病，上遺皇太子省視起居。充自憂諡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已經命在垂危，還考慮會得到什麽樣的諡，很滑稽。他的侄子賈模倒也實話實說，意思是你老人家聲名狼藉，作惡多端，諡再好，也遮不住屁股上的屎。果然，“及太常議（賈充）諡，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公。’帝不從，更諡曰武”。看來，古人用貶諡，也是有其針對性的，所以，要不是皇帝插手，賈充在史書上就是“荒公”了，也許生前慮到身後，才憂心忡忡的。
還是這位秦秀，敢於直言不諱：“朗陵公何曾卒。曾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司隸校尉劉毅數劾曾侈汰無度，帝以其重臣，不問。及卒，博士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名被九城。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複何懼哉！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諡醜繆公。’帝策諡曰孝。”又是皇帝幹預，中止了秦秀的動議。但惡諡改為美諡，皇帝的抹稀泥，濫好人，也並不能改變史書上的記載。凡統治者被諡為“厲”、“哀”、“僖”、“煬”、“幽”、“鬱林”、“東昏”的，不是暴君，就是昏君。
但悼念文章，卻總是盡量挑好的說了，有的連最起碼的針砭也不存在，當然也就不必深究了。何況上帝讓人們對死者寬容呢？因此從對死者的紀念出發，肯定得強烈一些，褒揚得光輝一些，描畫得燦爛一些，美化得輝煌一些，好像也是正常現象。至於逝者生前，美中不足的方麵，不無遺憾的方麵，難與外人道及的方麵，見不得光天化日的方麵，按照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大人之過如日月之食的夫子之道，為賢者諱，盡量避之隱之，也屬人情之常。
然而國人好形而上，喜絕對化，愛矯枉過正的脾性，弄得這種嗚乎尚饗的文字，常常寫得有過之無不及，而效果卻適得其反，令人啼笑皆非的。當然囉，九泉之隔，陰陽之別，生死異途，觸物傷景，難免情不自禁，這是可以理解的。拿點紙巾擦擦眼淚鼻涕，也就算了。用不著化腐朽為神奇，立豐碑於烏有，原是有限之水，怎能潺潺不斷，更不能波瀾壯闊。本是凋零之木，焉會葳蕤常青，更不會繁花似錦！把死者頭上的光圈，溢美得一個天花亂墜，作品偉大之極，人品偉大之極，甚至連毛病和缺點也偉大之極，我懷疑已向馬克思報到的那些乘鶴仙去的同行，會不會為戴上這些高帽子而負擔沉重，在九泉下深感不安？
最近，一位作家於寂寞中英年早逝，當然也是文壇不幸，但不幸之中，從紛紛寫出來的悼念文章看，使我們知道他其實並不孤獨。原來，他居然有著許多知交、深交、刎頸交、忘年交。如果這個世界上，得到如此多的關心，扶持，提攜，幫助，應該像是有多少雙溫馨的手托著他的感覺。不知怎麽搞的，他竟一個人無聲無息地在這不沉湖中滅頂了。所以，不禁令人狐疑，這些他的“朋友”之中，是不是個別人，屬於他“生”料不及，死後方知的“知己”而且，那些悼文中認為他近乎天才或索性就是天才的評價，連死者的親人也不得不說：“過分的溢美之詞，他地下聞之也不會愉快的。”
這真是金石之言，肺腑之音，值得為文者銘記的。
當然，出乎懷念，多想到已故的人好的方麵，也是理所應當，但溢美得適度，溢美得恰當才好。要是像南北朝的謝莊先生一樣，把寫這類悼念文章，當作敲門之磚，墊腳之石。結果好了一時，險些毀了一生，那才不劃算呢！
宋孝武帝劉駿所寵愛的妃子得病死了，他就時常帶手下文武官員，到墓前哭喪。君悲，臣豈敢不哀，大家一齊如孤哀子一樣泣血稽顙。劉駿看誰哭出水平來，就升誰的官。按說大文人謝莊，不至於這樣的下作，我們姑且認為他是受命之作，不是那麽經不起**，或別有用心。但是，君不見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借光以亮自己，攀高更上層樓，以死人為自己張目，以亡靈撈取資本者還少嗎？附冀於已故的名流，謬托知己，狐假虎威，反正名流已逝，不會從墳墓裏爬出來更正。而有恃無恐者，或乞靈於死去的賢達，作門生狀，執弟子禮，端著假衣缽，打出嫡傳招牌到處騙人的還少嗎！凡溢美文章做得忒過頭的人，無不含有自己的目的，謝莊先生恐怕也不例外。
最近讀了一篇文章，倒不是悼念的，但提到了某位去世的先生，如何如何地不把當年為虎作倀的“光榮”當回事，這自是值得讚許的了。其實，文人者，究竟有幾許清高，是要有分析地看的：此一時清高，並不能遮掩彼一時的不清高。這件事情上的豁達，也不能代替那件事情上的不豁達。即使清名令節，遐邇聞名，也不等於從未有過小人之心，市儈之念。如謝莊者，被宋文帝譽為“藍田生美玉”的文人，不也把自己享有給皇帝妃子寫悼文的“光榮”當回事嗎？因此，那位先生在不把“光榮”看在眼裏的今天，偶爾回過頭去，津津樂道當年如何受到最高的誇獎，那得意之色，也是掛不住汁的。所以，對故去的人，還是實事求是為佳。
在此以前，我還讀過一些懷念文章，看到其中僅有作者自己聽見，而又無第三者證實的，那些已故名人曾經說過的話。言之鑿鑿，若有其事，如何肯定他，如何認為他寫得好，如何認為他有希望成為中國的肖洛霍夫，等等等等，我當然相信是真的。但如果不亮出已故大人物的招牌，硬是埋頭弄出一部《靜靜的頓河》或《被開墾的處女地》來，豈不更無愧前輩的勉勵？顯然，寫這類文章，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也是昭然若揭的了。
劉駿當然不滿足於臣下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於是，被範曄評為“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被鍾嶸《詩品》中評為“清雅”，寫過《月賦》、《舞馬賦》的這位辭賦家，終於捧出一篇《殷貴妃誄》獻上去，詩人的才氣玩這一套，自是綽綽有餘，果然討得了皇帝的歡心。史書未載謝莊獲得了什麽賞賜，但肯定是一篇樣板文章，盡人皆知，是毫無疑問的。要不然，劉駿駕崩以後，前廢帝劉子業上台，最嫉恨的，恰恰就是悼念殷妃的這篇誄了。因為殷貴妃被劉駿寵幸時，曾撒過嬌，要求立她生的劉子鸞為太子，差點使劉駿取消劉子業的皇儲資格。於是金紫光祿大夫謝莊，不得不為他寫的《殷貴妃誄》付出代價。
劉子業抓住誄中“讚軌堯門”這句褒譽得過分的詞句，“以莊比貴妃於鉤弋夫人，欲殺之。”不知道給劉子業出主意的人，是好心，還是歹意，他建議前廢帝不要馬上殺掉謝莊，倒成全了這位詩人，沒有立即斃命。“或說帝曰：‘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為困。莊生長富貴，今係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從之。”要不是劉子業很快完蛋，他這條命也就為這篇悼文交待了。
謝莊後來雖多經動亂，但總算壽終正寢。死後也有諡的，他的官位不低，而且出身名門望族。諡曰“憲子”。按《諡法》，“博文多能曰憲”，但下麵有一小注：“雖多能，不能至於大道。”看起來，這個諡，諡於我們這位大詩人，也有微諷存焉。
現在已無法查找到謝莊先生逝世時，當時文壇諸公寫的悼念文章了。肯定有人寫自己與謝莊多麽哥兒們，他坐牢時怎麽去探望他，給他鼓勵。肯定有人寫自己是謝莊的正牌弟子，是他老人家如何手把手地培養自己成才，得其真傳，並非假冒。肯定有人寫到，謝莊是繼他同宗謝靈運以後，為南北朝最擁有才華的詩人。幸虧那時沒有諾貝爾文學獎，若有，他該聯絡那些漢學家了。也肯定有人會寫：“謝靈運不是說了嘛，天下才有十鬥，子建得八鬥，靈運自己得一鬥，餘下一鬥，人共分之。那麽這剩下的一鬥，該是謝莊獨領**了……”但隨著時光推移，此類文字都湮沒無聞了。一部中國文學史，除了晉代的美男子潘嶽，寫的一篇《悼亡詩》，還能留存下來，其他便寥寥無幾了。看來，一無真情，二存私念，三乏才華，四趕浪頭，是這類懷念追思的上乘之作，出現得太少太少的緣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