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顛倒，是常會發生的事情，不足為奇。
昨天的真理，今天的謬誤，往日的毒草，如今的香花，這種經過一段時間沉澱以後，所作出的重新判斷，我們稱之為還曆史本來的麵目。
但這也不容易，事後說起來總是輕巧的，可過程本身，卻決不輕鬆。有時候，明明白白知道那是錯的，可由於這樣和那樣的原因，你得認為那是“對”的，這當然很糟糕，但我們大家差不多都領教過。當其時也，也許你的良知，使你不甘隨大流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但你決不會，也不敢逆錯誤潮流而動，錚錚而言，擲地有聲，說那是鹿，而不是馬。拍案而起的勇敢者不是沒有，但為數一定很少。於是，沉默的大多數唯有等待一途，人們會抱著這樣一個信念，哪怕要等好多好多年，哪怕已經蓋棺論定，板上釘釘，總會有那麽一天，該顛倒的，終究要顛倒過來的。
這大概就是人類的長處了，也是與動物的區別所在。否則，人類失去了這份自我完善的能力，這世界也許早就沉淪，也無進化可言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顛倒，都應該顛倒過來，那些不該顛倒的顛倒，譬如，就人而言，人鬼顛倒，人妖顛倒；就事而言，是非顛倒，黑白顛倒，如果也顛倒過來的話，就要弄得老百姓莫知所從了。近年來，魯迅先生忽然被狗血噴頭，周作人忽然被香火供奉，就是文壇上的一份最大的顛倒。最初，實行者還有些“猶抱琵琶半遮麵”，邇來，則明火執仗，為周作人鳴冤叫屈，至於糞土魯迅，則成一股甚囂塵上的風氣。
任何一個具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對周氏兄弟，一個大大縮水，一文不名；一個金身重塑，供奉廟堂的現象，都會匪夷所思的。一個貶值掉價，一個行情飆升，鬥士被辱罵，漢奸最光榮，這世界究竟怎麽啦也真是令人嗟歎世情之詭薄，人心之險惡。對於最起碼的公正或公道的認知，度量衡竟能失準到這樣差勁的程度，也不知道這個社會吃錯了什麽藥？
最近，我讀了一篇《且看罵魯迅的狂人》的文章，給我一點啟發。此文刊於1999年1月29日的《羊城晚報》的《書趣》版，作者署名為閔良臣。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1998年11月20日南京某報登出頭條新聞，其中就有幾位所謂‘天才’的狂人，對魯迅口出狂言，大放厥詞。這個說：‘魯迅是塊老石頭……他的反動性也不證自明。對於今天的寫作而言魯迅也確無教育意義。’那個說：‘我們根本不看老一輩的作品，他們到我們這裏已經死亡。’”
在這篇文章裏，作者用鬱達夫《懷魯迅》的一句話，來回敬那些發表高見的勇士，實在是意味深長的。“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如果將鬱達夫這番話，反其意而用之，那就是：一個出漢奸，出許多漢奸的民族，說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大約是不會錯的。而出了漢奸，還要加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假如是這樣的話），以此類推，說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也不算為過。
閔先生的文章中還寫道：“有人說：‘魯迅小說絕對比不上鬱達夫，他的雜文誰都可以寫……’更有人說：‘魯迅在文學上的成就與他的地位不相稱。他的大多數作品一般作家都能達到。以魯迅來衡量文學，標準太低，影響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在我們這個圈子裏，魯迅早已是個過去的話題。’”
看到這裏，我不禁想起十年“文革”期間，郭沫若先生一時興起，寫的一部享“譽”華夏，風行神州的《李白與杜甫》了。當時，他之所以要把詩仙與詩聖拉到一塊來比，不遺餘力地推崇李白，百般揄揚，想盡辦法地埋汰杜甫，奚落備至，說白了，那是專為一位特定讀者而寫，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但如今把鬱達夫的小說評為A+，而將魯迅的小說評為B-的勇士，該不至於抱有郭老的宏圖大誌，有投桃報李之盼吧？
所以，我想，這樣的比法，恐怕更接近於上海弄堂裏的頑童，並排站著，比賽誰尿得更高更遠的遊戲心理作怪，和小孩子人來瘋的表演欲吧那麽，這些“罵魯迅的狂人”，憤世嫉俗的同時，某種程度上還保存一份童真未泯的率直和可愛呢！
把鬱達夫和魯迅拉在一起比小說的長短，就如同要將福克納和普魯斯特，定出上下，把茨威格和川端康成，分出高低一樣，是徒勞無功的事。大師與大師之間，是沒有可比度的，因為每一位大師，都是曆史上的唯一，也就是黑格爾說的“這一個”。如果硬是要比，那就是明初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裏所說的，“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亂訂真偽，令人氣短”了。
我的寫作間，約五個平方大小，很奢侈地擁有一扇朝西的窗子，可以感受下午三四點鍾的陽光，這對我垂暮的年齡來說，倒也十分吻合。窗對麵為另棟樓高聳的山牆，其間為一不通行的夾道，每當學校放學以後，就會有一些小朋友，來這裏玩耍。玩累了就坐下來嘰嘰喳喳，時常聽他們誇耀自己的家庭成員：“我媽是處長！”“我爸是局長！”“我哥是團長！”“我姐是空中小姐！”到底誰高誰低，小孩子們經常爭得不可開交。偶爾，我也推開窗，參加他們的討論。說實在的，局長和處長，或許能比，而解放軍的一位團級幹部，與一位飛洛杉磯的空姐，我也說不上來誰大誰小。
想起窗外孩子氣的爭論，倒也覺得“罵魯迅的狂人”，頂多是意氣用事罷了，年輕人的叛逆行為，或許應該加以理解；而那些變著法兒想為漢奸正名者，才真正令人齒冷，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不該顛倒的顛倒，恕我說句不敬的話，就怕有為鬼作倀之嫌了。
但願，也是屬於一種人來瘋的表演行為。
二
人來瘋，是病，又不是病。你說它是病，就是病；你說它不是病，也就不是病，因為人來瘋死不了人。但人來瘋現在愈來愈成人化，一些老爺們，老娘們，還是有頭有臉的，也人來瘋。而且沾上就有癮。
其實，那是兒童成長期間才有的心理失控現象。
一位醫生朋友對我講，人來瘋，屬於醫學上定名為“兒童多動綜合症（MBD）”的一種症狀。多動症，通常發生在三歲到六七歲的兒童身上，主要表現為病兒活動過多，不能休止，甚至不擇時間、場合、跳蹦鬧亂，總處於躁動不寧，心神激奮的狀態之中。100%的病兒，注意力很難集中15分鍾以上，情緒起伏不定，行為鮮能自律。因此，所作所為，事前既不加思考，更不顧後果，具有很大的衝動性。由於不能自控，加之精神亢奮，所以，在群體中往往不能依秩序活動。
“需要治療嗎”我請教醫生。
“如果僅僅是人來瘋的話，倒也用不著，長大以後，不藥而愈，這種現象就自行消失了。”
我們稱之為人來瘋的孩子，就是當家裏來了客人以後，環境有所改變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情不自禁的，超過一般活潑、活躍程度，近乎張狂的興奮狀態。譬如，跑來做個鬼臉啊，在門外發出怪聲啊，亂跳亂蹦故意撞倒什麽啊，跟頭把式做出各式可笑動作啊，這種神經質的表演，其實，目的隻有一個，是要引起來客對他的注意，使屋子裏的人意識到他的存在。
而成年人的人來瘋現象，則是社會公共關係日趨表麵化，競爭化，商品化的結果，尤其對一些表現欲強的人士，即或上了年紀，七老八十，到了人多的場合，有時，也很人來瘋的，捏捏小姑娘的臉蛋啦，說些語驚四座的瘋話啦，在飯桌上點著牌子要酒啦，告別時死死握住小姐的手不放啦……也是很想引起在場人士對他注意的。
這也是古已有之的。最近，讀《且介亭雜文》（對不起，恐怕要讓先進們訕笑了，還在看這些“早已是個過去的話題”的魯迅作品），其中有一篇記他買了一部禁書《小學大全》的文章，講了一個清代人來瘋的故事，挺有意思。
故事的主人公叫尹嘉銓，是位道學先生，講《朱子集注》，極負盛名，官做得也不小，大理寺卿，相當於最高法院，或司法部的長官，熬到這個位置上，也就可以了。人就是這樣：沒有錢的時候，物質欲望特別強烈；有了錢以後，權力欲望就會上升；而在官癮、錢癮都滿足以後，求名的欲望就會濃厚得可怕。
沒名者求名若渴，有名者求名更熱，名小者求得大名，名大者與人比名，名不怕多，就怕不名，名上加名，最好是舉世聞名。按說，一個人當上了皇帝，譬如楊廣，應該是得到了名欲的最大滿足吧不，他對大臣楊素說，我的駢體文，四六句，也是滿朝第一，當仁不讓的。由此看來，名是一個無底洞，永遠也填不滿的。
小孩子人來瘋，希望大人注意他，恐怕是初級階段的求名。所以，成年人的人來瘋，或顛三倒四，裝瘋賣傻；或出出洋相，唱唱反調；或怪叫兩聲，仰天大吼；或故作謬論，語出驚人，都是為了求名，自己炒作自己，而企圖引起別人的注意。這是一點也不必大驚小怪的，至少在文壇，大家早就司空見慣的了。
尹嘉銓已經離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做一名體麵的鄉紳了。論理，享他老太爺的清福吧！不，他不大甘於寂寞，因為“名”這個東西，如同海洛因，染上了就沒救，一生一世也擺脫不了，乃至死了以後，墓誌銘怎麽寫，都是要斟酌再三的。所以，尹老先生想出來向乾隆為他父親請諡，就是名欲才弄得不安分起來的。時下，我們看到，作品是放在頭條，還是放在二條，是得正式獎，還是提名獎；評級為一級二級，還是一級半，或二點五級；在悼詞裏，是“堅強的”，還是“堅定的”；是“久經考驗的”，還是“忠誠的”，一個個都會寸土必爭，寸步不讓地討價還價，爭得麵紅耳赤的。看來，這是“名”之酷愛者的古今同好了。
魯迅先生寫道：“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經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謂‘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罷，雖然欲得的乃是‘名’，也還是一樣的招了大禍。”
“戒之在得”，說來容易，做到卻難。近年來，文壇上有那麽幾個人，說寫得不那麽太壞，可以，但絕說不上寫得很好。能力有大小，才華有高低，這本也無礙，誰也沒規定凡寫，必傳世，必不朽，方算。但這些人常常“功夫在詩外”，非要在書齋外麵奔走競逐，非要跑到腳後跟不落地，謀一個什麽頭銜。好像有了這頂桂冠，立刻那作品像鍍了層金似的，就能洛陽紙貴了。其實，作家水準如何，學養怎樣，能吃幾碗幹飯，是個什麽量級，一天看不清楚，兩天弄不明白，天長日久，總也八九不離十吧。
即使封為作家之王，作家之帝，又如何，能改變他們先前說不定是草包的實質吧牆上蘆葦，山間竹筍，毛澤東早就嘲笑過的，但笑者自笑，撈者照撈，他們偏要頂這尊桂冠，贏這份虛名。有時不禁替他們設想，深夜捫心，會不生出“所為何來”的感歎嗎？但這等人，永遠感覺良好，或者永遠感覺麻木，用熱水燙燙那腫脹的腳後跟，第二天繼續追名逐利，絕不嫌累的。
由此也可資證尹嘉銓為名所誘，為名所驅，竟敢做出令乾隆爺都大為光火的事，也就不奇怪了。
公元1781年4月，乾隆西巡五台山駐蹕保定時，在籍致仕的這位前大理寺卿，按捺不住他的人來瘋了。當然，這樣的接駕盛典，他這個侍候過乾隆的大臣，怎麽能缺席呢？他像熱鍋上的螞蟻，向北眺望，會不會從大路上飛來一匹快馬，奉聖旨，傳召老臣尹嘉銓入覲。他後來才明白，保定府、直隸省的現任官員，才不願意他老人家出現，而分去一份聖眷皇恩呢！這也是所有冀圖固寵的臣下，希望皇帝的眼睛隻看到他一個人的自私心理。這位道學先生，站在路口，左望不來，右望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
人來瘋，是一種容易成癮的病。不知從什麽時候起，作家也上了報紙的娛樂新聞版，在報屁股上，男女文人與歌星、影星擠在一起，頻頻出鏡，常常亮相，成為大眾傳媒的主角，就是因為癮在驅動著。有的作家，天下何人不識君，已經相當知名了，還嫌不足，還要與黨羽們，三日一新聞，五日一消息地炒作。因為，人來瘋成癮之後，最怕偃旗息鼓，最怕鴉雀無聲。如果說，作家怕傳媒冷淡，那麽乾隆爺到了離博野幾十公裏的保定，竟不召見尹嘉銓，他為之痛苦欲絕，再正常不過了。
博野在蠡縣、安國之間，離保定府，要是開桑塔納，也就幾十分鍾的路程，照老先生退下來的三品官，享受二品的離休待遇，肯定地方政府會給這位京官，配官轎或馬車的。要不，他自己去一趟，盡一分老臣護駕之心，人家不會用亂棍將他打將出來；要不，他就現實主義，死心塌地在家待著，隻當沒有發生這回事，也就人來瘋不了。四月份，雨前毛尖也該上市了，泡杯新茶，與夫人、小妾調調情，也是怪不錯的養生之道嘛。
可他做不到，癮燒得他坐立不安。
那就去吧，步行到保定，早發也就夕至了呀！但道學先生，自然難免知識分子那種又自尊，又自卑，既想吃，又怕燙，進一步，退兩步，前怕狼，後怕虎的兩麵性。去吧，怕人家把他這過氣的官僚，不放在眼裏。主席台，上不去；貴賓席，沒位置，隻能跪得遠遠的，用望遠鏡才能看到聖上。不去吧，這就意味著他真成了在野之人，林下之民，拉架的黃瓜，實質上的無名之輩了，這絕對是他受不了的。
名，是原動力；人來瘋，是外在形態。
名，不得；人來瘋，不成，尹嘉銓那把老骨頭，一夜在炕上折翻烙。
三
醫生說，多動症者具有很大的衝動性，通常事前不加思考，至於後果根本想也不想的。
尹嘉銓終於靈機一動，想出了為他老爹尹會一添光加彩的主意，一是請諡，二是從祀，皇上恩準下來，孝子當上了，風頭也出盡了。想到這裏，高興得直搓手。天色露曙，讓下人趕緊為大少爺備馬，火速前去保定府，向乾隆皇帝呈上這份兩全其美的奏折。誰知好夢破滅，招致殺身之禍，押赴刑場，也就是如今的宣外菜市口，才後悔這一回的人來瘋，頑得太過分了。
成年人的人來瘋，就不能像小孩子那樣沒頭腦了，得看場合，看地點，看對象。有一次文學聚會，一位前輩對一位穿著無袖衫的女作家，作出關切的樣子：“這屋裏空調開得太大，你不會感到涼嗎”一麵伸出老手，撫摸那支半老徐娘的豐腴臂膀，一麵做出很心疼的樣子：“哦，都凍得冰涼冰涼的了！”這顯然不夠莊重的舉止，也隻有他倚老賣老的人來瘋做得出。不過，要是這一支胳臂，長在乾隆皇帝的哪位寵妃或者公主身上，這位前輩若也是十八世紀的一位文人，敢這樣放肆麽？借給他老人家膽子，也不會冒失行事的。
“天子呼來不上船”，是李白的人來瘋；“吹皺一池春水，幹卿底事”，是馮延巳的人來瘋。這兩位敢於跟皇帝逗逗悶子，都是有先決條件的，是吃準了皇帝在那一刻心情不壞，胃口很好，血壓正常，精神不錯。問題在於尹嘉銓退居鄉閭，已是閑雲野鶴，肯定信息閉塞，孤陋寡聞。他不可能安裝一個鍋，接受衛星電視，了解北京紫禁城的政治動向。而學問太大太多的人，也有其弊病，就是容易囿於己見，自成一尊，視他說為異端，拒絕接受外界新鮮事物，陷入自我封閉的心獄之中，就會非常的自以為是了。
所以，他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會當回事，乾隆在第五次南巡前，已經處理了已故江蘇東台舉人徐述夔的詩獄，這是一件很大的案子，涉及了許多人，還有很重要的高層人士。他在北京還有公館，能看到邸報，也會有人通風報信，但他忙於討小老婆，竟疏忽了。
凡文字獄，都是先有小人舉報，之後才有皇帝震怒，下令嚴辦，然後才有殺一儆百，人頭落地，這次也不例外。在徐述夔的《一柱樓詩》集中，發現了“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犯禁詩句，以其影射譏刺，於是，將徐述夔及其子懷祖，從棺材裏拖出來戮屍，將其孫食田論斬砍頭；失察的江蘇布政使陶易，列名校對之徐首發等俱押往斬監候，用現代的話說，也就是死緩罪吧。
最關鍵的一筆，也是尹嘉銓無論如何不能掉以輕心的，是對禮部尚書，江南大才子沈德潛的處理。算起來，這位已故的尚書，是聲望不讓其父尹會一的朝廷同僚，尹會一是道學家，沈德潛是詩人兼詩評家。所以，尹會一在金鑾殿，跪得離乾隆很遠，沈德潛則不同，文而優則仕，是乾隆十分賞識親自擢拔的首席禦用文人，經常蒙召到內廷與很愛寫詩的皇帝，談論諸如唐詩宋詞，李白杜甫之類話題，很神氣一時的。
此公生前曾為這部詩集的作者寫了篇傳記，估計，也是情不可卻，請名人作序作傳，也是一種風氣；估計，沈大學士，倚老賣老，人來瘋一回，縱使我過格一點，官家又能奈我何但什麽“明朝”，“大明天子”，“壺（胡）兒”，都是觸動異族主子痛處的敏感話題，乾隆可就不念舊交了。勃然大怒，下令將禦賜碑推倒，磨毀碑文，並將他的牌位撤出鄉賢祠，死了也不能拉倒，一定要將他搞臭。尹嘉銓如果不是名欲纏心，人來瘋癮發，應該從三年前發生的這次文字獄吸取教訓。乾隆對於這些高級知識分子以為自己是李白，是馮延巳，經常性地人來瘋，妄自尊大，不安分，是相當反感的。要是再弄一幫學子，簇擁著自己，儼然一代文宗，以名儒自居，就更不可恕了。
魯迅分析道：“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以為‘太平盛世’之累。”要是尹老夫子明白這一點，就在家老實呆著，不該派兒子到保定去給自己找不太平。沒辦法，人來瘋拱得他無法安生，於是，眼看著兒子快馬加鞭去保定，自己在家裏坐等佳音。他不會不知道上一朝宋濂的教訓，這第一步棋，就走了臭招。他要親自去叩求，也許下場不至這樣慘。
宋濂，曾是朱元璋很倚重的文學顧問，但年事已高，難免應對上有些差池，於是，恩寵日衰。他試著提出要求，能否回家養老，以為朱皇帝會挽留他，誰知大筆一批，就同意了。甚至連返聘或任個什麽協會的閑職，也不安排。宋濂很失落，於是在離開朝廷的那天，當著眾大臣，在金鑾殿上耍人來瘋，說他實在好想念好想念陛下的，能不能準許他每年上朝叩見龍顏一次，朱元璋笑著也就答應了，這自然也是好風光的事情。
第一年，他去拜謁了；第二年，他又去拜謁了；第三年，他發現去了這兩年，明白朱元璋不會再有什麽恩典給他，便撒了個謊，說有足疾，不良於行，把兒子派去代他拜謁。他哪知朱元璋是中國所有皇帝中，不是最小人，也是相當小人的一個，立刻打發手下的特務去暗訪，回來向他報告，說宋老夫子不但健步如飛，連跳迪斯科都不成問題。於是，一紙命令，將宋濂發配，後來，死在充軍途中。伴君如伴虎，跟皇帝辦事，是要格外小心謹慎。尹嘉銓不但不以史為鑒，而且根本不當回事，好像乾隆是他老同學，到了保定，打發兒子去看看一樣。大概，從古至今，凡儒必腐，學問大了，人情世故就差，加之文化人一得意，就膨脹，給梯子，就上臉，尹嘉銓把自己看成香餑餑，以為皇上多麽買他的賬呢！
乾隆看到他兒子替他送上來的奏本，為父請諡，當即惱了。這時肯定有潛台詞的：“你是什麽東西，竟不自己來，派你兒子來，如此將朕不放在眼裏，簡直混賬之極！”遂提起朱筆，批上：“與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話說到這樣嚴厲，要是平頭百姓，嚇也嚇死了。但兒童多動症（MBD）的症狀之一，患者常常是不依秩序行事的，接著又送上一本，請求皇上恩準他父親從祀文廟。魯迅說：“這一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乾隆火冒三丈：“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在封建社會裏，九五之尊說不可恕，他的腦袋還保得住麽？
大學士三寶奉命主審這件案子，此人手法，與幾百年後的紅衛兵批鬥走資派采取的策略，大致相同，先從生活問題，男女關係入手。弄一串破鞋掛在脖子上，逼他自己罵自己大破鞋，西門慶，同性戀，**犯。所謂批倒批臭，隻要在臭字上大做文章，將其批臭之後，不倒也歪了。
三寶對這位道學先生最具殺傷力的攻擊手段，就是糾劾他強娶烈女為妾的道德敗壞一事。跪在堂下的尹嘉銓，一邊掌自己的嘴，一邊說自己寡廉鮮恥，欺世盜名，假道學，偽君子。三堂審訊以後，定為“相應請旨將尹嘉銓照大逆律淩遲處死”。何謂“淩遲”就是行刑的劊子手，要對人犯一刀一刀剮三千次後令其氣絕，那可是中國最殘忍的刑法。
從康、雍、乾三朝，滿族統治者，迭興文字大獄，血也流得夠多的了，殺雞給猴子看，阻嚇作用也已起到了，除個別文人如尹嘉銓者，大多數也都把尾巴夾得很緊。乾隆便不讓他受淩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恩準他一次痛快地死亡。他就為他的人來瘋，付出了最終的代價。
寫到這裏，真為今天的人來瘋們慶幸，要是早托生幾個世紀，在有皇帝的日子裏，怕就得不到這份快活和自在了。
所以，也就難怪，街上流行人來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