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一輩子屢犯小人，飽嚐其苦，但我還是願意讚美社會生物鏈上的這一環節。倘無他們，雖然中國的知識分子會活得安生些，但絕對經不起摔打。這個結論是根據外國作家自殺率較高，而中國作家相對要低的比較中得出的。
此話說得有點阿Q，然而，卻是不爭的事實。
但千萬不能由此認為，外國作家錚錚鐵骨，坦對死神，中國作家缺乏鈣質，貪生怕死；更不能認為，外國作家寧為玉碎，毋為瓦全，視死如歸，寧折不屈，是好樣的，而中國作家信奉好死不如賴活的哲學，苟且偷生，忍辱負重，就是孬種了。
若這樣想，也未免小看了中國作家。外國作家好自殺，很大原因在於他們對形形色色迫害的耐受力，實在不如九死一生的中國作家耐得起磨練。以奧地利的茨威格為例，1942年2月23日，他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殺。在絕命書裏是這樣寫的：“一個年逾六旬的人再度從頭開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由於長年無家可歸，浪跡天涯，已經消耗殆盡了。所以，遠不如及時地不失尊嚴地結束我的生命為好。”其實，在東方人看來，這實在不是死的理由。中國作家習慣於寫檢查，寫交待，寫思想匯報，寫交心材料，絕不會寫絕命書。
他還特別提到：“衷心感謝這個奇妙的國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給我和我的工作以休憩的場所。”顯然，這是一個多謙謙君子，而少奸佞小人的環境，就更不值得死了。如果他遭遇中國作家在“文革”期間無不曆經的抄家，批鬥，遊街，示眾，掛牌，高帽，牛棚，幹校這幾部曲中的某一個，或某幾個不死也得脫層皮的煉獄式的過程，恐怕茨威格和他太太死一百回都不夠的。再說，他要自殺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更加莫名其妙了，那個與他“操同一種語言的世界”的“沉淪”，那個是他“精神故鄉歐洲”的“毀滅”，與遠隔重洋的老先生，還有什麽重要的關聯呢？你逃出來不就是為了免得與他們一塊兒“沉淪”和“毀滅”嗎？那幹嘛還要為之結束生命呢？若都像茨威格先生如此較真的話，那麽，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頭上高懸著達摩克利斯劍的中國作家，恐怕連一分鍾也活不下去的。
讀了他的絕命書後，不禁歎息：那多傻呀，茨威格先生！你忒執著，你忒脆弱，你也忒多情了。
由此可以診斷出來，外國作家的神經，肯定是過分敏感而又相當脆弱，遠不如咱們中國作家耐受折騰和摧殘。“文革”期間，除了極少數的一兩位老先生，受不了淩辱而跳湖，而開煤氣，結束自己的生命外，沒有人寫絕命書，沒有人嚐試過自殺，甚至連這個該死的念頭都不曾有。
十年“文革”，三千六百多天。日子不算短，磨難也不算不重，但一個個都奇跡般地熬了過來。中國作家之所以很少像茨威格那樣經受不住打擊，能夠挺過三災六難，很大程度上得感謝在“文革”以前頻密的政治運動中，小人群落對於他們不間斷的作踐。“百煉化得繞指柔”，純係被動鍛煉出來的。許多知識分子在一次次運動中，心理與生理俱得到充分鍛煉，便足以適應任何花樣翻新，旗號不同的折騰。
到了“文革”十年，小人整人的技能，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知識分子的心理抵抗機製，和精神上的承壓能力，也由於以往運動的操練，跟著水漲船高，輕易也就整不垮了。盡管誰也沒有跟誰相約，然而都努力不死，努力想法苟存下來，虔信法國人的諺語，“最後笑的人，才是真笑”的人生哲學，要笑到最後，果然也就達到目的。這大概是始作俑者，絕對想不到的作用與反作用的負麵效果。
茨威格絕命書中的“不失尊嚴”四字，對他們西方人來講，恐怕是十分緊要的，這也是普希金一生中不停地采取決鬥手段，而最終也是死於決鬥的原因。還有一個也死於決鬥的萊蒙托夫，在兩位詩人的心目中，不接受挑戰，當縮頭烏龜，是不可能的，尊嚴是第一位的，生命是其次的事情。
而中國作家，若尊嚴和生存隻能選擇其一的話，那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認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簷下，誰能不低頭”。所以，裴多菲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激昂一下，是可以的，但知識分子們並不打算真的去實踐的。鄧拓先生詩：“莫道書生多意氣，頭顱擲處血斑斑。”多麽慷慨大義！當他為三家村一員，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時，也隻能低頭接受批鬥，而做不到殺身成仁。“十年浩劫”中，關進牛棚裏，拘在幹校裏的作家，沒有一個人為了追求自由，向往真理，而毅然決然地衝出羈押他們的柵欄。哪怕浪跡天涯，當叫化子，落一個無拘無束，也不去乞求造反派或紅衛兵的嗟來之食，但一個個都逆來順受地甘心被觸及靈魂和皮肉。其實，牛棚也好，幹校也好，並無重兵把守，說走也就可走的。然而，寧肯失去尊嚴，也無一人拍拍屁股，抬腳走人，來個不辭而別的。
中國作家不是不要尊嚴，也不是從來就不知尊嚴，因為“尊嚴”二字，早在一次次運動中，被撕扯成碎片了。蘇聯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的回憶錄裏，記下的左琴科的一句名言：“乞丐一成為乞丐就馬上不發愁了，蟑螂並不因為自己是蟑螂而感到極為苦惱。”這位受到過日丹諾夫修理過的作家，所說的含淚的幽默語言背後，我發現，蘇聯作家對於尊嚴和生存的選擇，與我們多少有共同的感受，生且不能，焉及其他活下來都艱難，尊嚴自然就成為用不著的奢侈品了。
因此，誰敢說十年“文革”期間，自己從不低下尊嚴的頭，當過不同程度的蟑螂呢？一個人，被迫認同自己為蟲豸，還要唱一首“我是牛鬼蛇神”的歌，排隊走向批判台，彎腰屈背接受從肉體到內心的踐踏，加之踩上千萬隻腳，加之永世不得翻身。此刻，除蠅營狗苟地求生外，還有什麽尊嚴可言？茨威格哪裏見過這種陣式，法西斯還未曾來得及收拾他，他已經登上輪船，離開歐洲到南美去了。如果他親身領受過黨衛軍的槍托，或衝鋒隊員的皮帶，也許他覺得活著回到故國，比寫絕命書更有意義一些。
所以，回顧大半輩子，倘無1957年，嚐受到小人一族的操練，我很難想象怎麽度過其後那“十年浩劫”。“文革”對我，已是我第二或第三次受衝擊，耐壓或承受能力要比1957年強多了。那時，轉瞬之間，由好人變成壞人，變成五類分子，變成印度不可接觸者階層，變成美國南北戰爭時的黑奴，連不是東西的東西，也爬到腦袋上來作威作福，熬過最初的折磨日月，徹底拋棄自己的尊嚴，那才是最痛苦的。試想，匍匐在那裏，成為一條人人可踢一腳的狗，還不能放過你，那是一個多麽飲淚吞血的艱難過程。
萬事開頭難，我是從那時才體會到這句話的真義，而小人，社會的醜惡，最拿手的伎倆，就是將你的尊嚴當作臭鞋破襪加以踐踏。然而，尊嚴沒了，你也就沒有什麽可怕的了。
早先讀《北史》，對北魏崔浩的悲劇理解不深，後來，我再讀他被那些鮮卑人，裝在木籠裏，抬到現在大同市的南城，放在土坑裏，接著，大家掀開袍褂，掏出家夥，向這個有潔癖的文人拉屎撒尿，我捧書的雙手不禁顫抖起來。從古至今，小人作惡的路數，如出一轍，所以要剝掉你的尊嚴，打掉你的斯文，就因為他們靈魂中永遠擺脫不了的文化弱勢，才對比他強的知識分子嫉恨得無以複加。但我還是要感謝這些折磨過我的小人，第一次打擊，差點要學茨威格寫絕命書的。第二次打擊，“吾與汝偕亡”，連殺人之心都有過的。但第三、第四次打擊接踵而至，就“死豬不怕開水燙”了，去你的吧，既然已經將我逼到了隻有選擇極其卑劣地活著的一道，那我幹嗎要死，我還偏要和他們比賽誰能活得長久。
小人，是我學會適應生存的老師。就衝這一點，我禮讚他們！
倘非他們從五十年代起施加於我心靈與肉體的長期鍛煉，我想我不會活到現在這樣“刀槍不入”，“軟硬不吃”，看透人生。這也不光是我，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都曆練得成熟，輕易不肯言輸，應該看到，小人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中國，“小人”是一個很古老的詞匯。據《潁川語小》這部書考證，“君子小人之目，始於大禹誓師之詞，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蓋謂廢仁哲，任奸佞也。”看來，遠古洪荒時代的夏商周，還是物質貧乏，民智未開的原始社會，就有小人為禍。所以，《鏡花緣》中的君子國，隻是李汝珍杜撰的烏托邦。小人是永遠不會絕跡的，甚至就在周圍，那有什麽辦法呢，我想，無妨來往，心中有數，也就夠了。因為，小人一族，對於知識分子的作踐，很像生物鏈上的兩個環節，是一種必然的社會現象，逃不脫的。能有一點心理準備，未雨綢繆，也就不致在下次運動來臨之時，倉惶失措了。
古代的小人好分類，譬如，鮮卑人衝著崔浩的腦袋撒尿，這種訴求於以觸及皮肉的迫害而泄憤者，都是些沒有什麽文化的小人。朱全忠和那個不第秀才柳燦，將士子用繩子捆起，往黃河裏扔進去者，那該是稍有一點文化的小人。而像李定唆使禦史將蘇軾送進文字獄，那就是很有文化的小人了。但在十年“文革”中，小人一族便雜亂紛呈，無法捉摸了。有的近乎變態的折磨，有的出於陰暗心理的嫉恨，有的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卑劣，有的刁鑽促狹到極其可惡的程度。這時候，你不由得不佩服小人們的高明，高明到連古代的酷吏都聞之色變。有些不過是套著紅衛兵袖箍的孩子，幾個女中學生能將女校長活活打死，幾個男中學生能用墨汁將男老師灌瞎，小小年紀，肚子裏裝了那麽多的壞水，真不知惡從何來所以，在史無前例的十年裏，半夜醒來，撫摸傷痕，發現自己還有口氣，就不禁“感謝”上帝。如果“文革”是人生受折磨的大學階段，那麽，1957年，我就先接受小人一族的預科教育了。因此，有一點應急基本功，才得以經受得住“十年浩劫”的考驗。
所以，1957年我有幸碰上的一位人物，他雖是一位苦難製造者，但也是使我懂得人世之惡的一位老師。
此人在那時的文藝界有點名氣，不過不大，惟其不大，要跑到我們機關來領受人們對於名家的尊崇。對文化人來講，最怕有點文化的小人作祟，他們要折騰你，壞點子更多，這是一點也不假的。至今，我對這類人，退避三舍，敬而遠之，事出於此。名人不名，作家不作，恐怕也是寂寞難耐，需要人喝彩。那時，我雖是一個文學愛好者，但對他也並不表示熱烈的欽佩，這就種下了致禍之由。等到我發表了小說，還未發動批判，他惺惺相惜，引為知己，算有了教導的機會，作內行狀，指點我小說藝術上的得失，我對別人的耳提麵命，從來反感，未對他作孫子狀，使他掃一大興。過兩天，氣候不佳，他還特地跟我握了握手，表示他與單位裏那些土包子幹部不同，他是懂藝術的，是愛惜才華的，是要保護年輕人和創作積極性的。幼稚的我，還以為手裏握著的是救命稻草呢！誰知轉過身去，在機關禮堂裏開大會，五短身材的此人，喝令我站出來，喝令我走到前麵，然後用短胳膊指著我鼻子，從頭到腳，從裏到外，批了半個鍾頭，最後總結曰：“李國文是個頭頂長瘡、腳底流膿——壞透了的右派分子！”
那時，尚未發明噴氣式，也未掛牌戴帽，稍稍講點人權，我隻是站在一角，接受從他口中大量噴過來的唾沫星子。從那我懂得“唾棄”一詞的來曆。因為我確實寫了所謂的“反黨”小說，受唾也是無話好說。但小人之輩，無不以虐人自娛，來獲得精神滿足的。愈講愈興奮，愈激烈，也就推推搡搡，動起手來。那些他認為的土包子，一個個張著大嘴，看得起勁，喝彩的同時，也斥我必須老實交待，高喊打倒一貫反黨之類的，後來司空見慣的一套。隨後，批得還嫌不過癮的他，與幾個附和者，開始辱及我父母，惡毒的語言，真虧他想得出來。無論如何，此公也算是一位有文化的人，該知道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就說過“太上不辱先”；該知道曹操對陳琳說過，“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便不免怒目相向。
但我沒有料到，稍作不遜和不屑狀，立刻，遭到此位劇作家和他煽動起來的群眾，好一陣的唁唁然狂吠，口號聲聲，聲震屋瓦，打掉威風的同時，連祖宗八代都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那是我第一次受到這種全方位多角度的“鍛煉”，當時的我，血液直衝腦際，眼前頓時全黑，隻能感覺到台下一對對冒綠光的眼睛圍著我。我不諱言，當時我真的覺得已經沒有活頭，真的生出殺掉這個家夥，然後自殺的想法。然而，終究是中國人的緣故罷，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我站在那裏，看著他還有多大力氣，還能講多久，我不信他不會閉嘴。
經曆這一次雷霆萬鈞的煉獄式訓練，我得說，我終生獲益匪淺。
後來，我給發配了，到太行山裏修鐵路，常常因監督勞動的懲罰性措施，必須夜晚留在曠野裏看守工具。深山裏，時有不懷好意的狼群，圍著一圈，遠遠蹲著。狼，說到底，還是忌畏人的。而有恃無恐的小人要算計你，才教你防不勝防。狼隻求果腹，不會吻你的同時，給你一口，不會口誅筆伐，胡亂上綱，不會咬得你遍體鱗傷以後，還要去主子那兒領賞。它們以為我會害怕，會逃跑，就等著機會撲上來。殊不知我早就領教過這種圍攻的場麵，已經訓練有素。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真感謝那位劇作家對我第一次鍛煉，懂得以不變應萬變的古訓，否則，在這些同是眼露綠光的群狼包圍下，不嚇死，也會被包圍圈漸漸縮小的狼群，將我撕成碎片，成為它們的腹中之物。
那十幾條狼，終於在我燃起了火，敲擊了鐵器以後，悻悻然地走掉了。但1957年，為那篇定性為“反黨”的小說，第一次被此公押上台當作批判會的鬥爭靶子，一下子成為十惡不赦的人犯時，那種天昏地暗，那份六神無主，即使事隔數十年，走筆至此，猶心驚肉跳。盡管這樣，我還是要謝謝他，在我隨後受難的漫長歲月裏，這第一次下馬威，很像樣板戲《紅燈記》裏李玉和的台詞，“有了這碗酒墊底，什麽酒也可以應付”，數十年間，任何批鬥，即使幾千人的場麵，對我來講，都不在話下。
第一次遭遇，看那陣勢，我差點癱在那裏，以為過不去的，心裏不停地念叨，完了完了，但熬過最初的一關，倒沒有完。而且，無論再崎嶇的道路，對我而言，也得算是坦途。一個人，當一切都失去，成為一無所有的乞丐，還有什麽羞辱可言，求生便是第一需求。我能理解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受宮刑，處蠶室，還憤而作史的原因了，因為活著才能證明他的選擇是對的。而且，辯證法最有生命力的一條法則，就是一個“變”字，這個字像強心劑一樣鼓舞著我。世界是在不停的變化之中，誰也沒有永遠，我有什麽理由要先死給那些小人看呢？看誰熬得過誰吧！
所以，我沒死，這一切，都得拜謝小人所賜。
外國作家沒有，或不大有、或很少機會受到這種不停的磨練，大難當頭，措手不及，隻好自殺。除了茨威格，我們還可以數出海明威、傑克·倫敦、葉賽寧、馬雅柯夫斯基、法捷耶夫、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有島武郎，甚至北村透穀、三島由紀夫等一大堆的名字。但中國作家通常不這樣結束自己，已經訓練有素，知道怎樣想法苟存下來。從這個隻求活下來的消極意義上考究，不怕有識之士笑話，我以為，當代小人的貢獻，就在於對中國作家的磨練，使他們具有了好好賴賴能熬過來的堅強，實在是功不可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