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人民文學》的李敬澤和我談起，他編一部當代短篇小說集，在通讀了五十年代的大量作品以後，突發感想：“老板——”他總這樣稱呼我，因為我們曾經一起同事過幾年，“恕我不客氣地說，五十年代把你打成右派，好像也不甚冤枉，你們那一代人的小說，看了以後，就數你這篇《改選》，最為‘惡毒’呢！”
對於這位年輕朋友的論點，我隻有啼笑皆非。
如果說《人民文學》的崔道怡，算是京城四大名編的領銜人物當之無愧；那麽，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話，李敬澤，則是年輕一代編輯中的翹楚了。他的評論文字也是寫得十分揮灑自如，所以，他對於《改選》的評論，不能不說是頗有識見。
老實講，“惡毒”一詞，並非始自他的褒譽，五十年代，當時的大作家之一——周立波先生就用這個詞批過這篇小說的。由此可知，懂得小說之為小說，了解小說創作的其中三昧，第一是寫小說的人自己，和也寫小說的同行，第二是編小說的人，第三，才是評小說的人。因此，我不禁想，對於《改選》的“惡毒”說，這兩位可算是“英雄所見略同”。雖然內涵已截然相反了。
這樣排位，說起來也有些不敬，但不能不看到，時下廁身其間的，所謂評論家那支隊伍中的某些爺們，對不起，狗屎者甚眾，起哄者不少，無知者更多，真正講出點道理，哪怕隻字片語，像點穴似地命中要害，令寫作人和讀書人心折者，又有幾多所以，這些年來為文，我寧肯相信編輯的第一感覺。同時，我也屢屢勸過一些年輕的同行，少給評論家派紅包。
因為編輯發現作品，推出作家，是他們的天職，是一種本能的行為。凡出於敬業之心的編輯，無不要一期一期地編發稿件，那是責無旁貸的事，印刷廠是訂好合同的，不能隨意拖延。逼得他必須及時對作品作出判斷，他思考的位序，首先是作品，其次是作家，能用不能用，最為關鍵；而無任何契約關係的評論家，評多與評少，評好與評壞，評誰不評誰，想評不想評，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因此，評論家對作家的親疏、近遠、好惡、生熟程度，是決定他評論的重要因素。他的思考位序，自然第一是作家，第二才是作品了。為二十個戈貝克寫一篇吹捧文章，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波羅留波夫也許不幹，但不一定會被今人視作楷模。
所以，新時期文學能有二十多年的進展，文學期刊編輯們的篳路藍縷，薪火相傳的努力，倒真是稱得上是功德無量的。沒有他們，也就沒有我們，真識貨者，編輯也！我不知道三十年代的作家，是怎樣嶄露頭角的？而從五十年代丁玲還十分當紅時，對葉聖陶先生特別恭謹的態度看，很大程度由於她的處女作《夢珂》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發現她的編輯，正是這位老先生的緣故。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像別林斯基推出果戈理的例子，還不曾見過，但願隻是我孤陋寡聞。
但在當代文學史上，編輯把作者推到文壇上來的例子，多不勝數。一炮而紅，洛陽紙貴，一獎成名，衣錦榮歸，讓我這個一文而右，一文而黑，一文而差點把命送掉的倒黴蛋，豔羨不已。於是，我對李敬澤感歎係之：“這篇《改選》，倒是一個初學寫作者的我，與初當編輯者的崔道怡一段緣分的開始。要是當年剛從北大中文係畢業，分配到《人民文學》的他，把《改選》往字紙簍裏一扔，又不知如何了。”
“也許從此與文學無緣。”他說。
但我說，無緣是可能的，卻未必能不當“右派”。
或許這是題外的話了，照著那時候提倡的階級路線，進城執政的農村幹部，以及他們所提拔信賴的基本上文化極低的工農幹部，對於知識分子的那種“非我族類”的排斥心理，是相當嚴重的。尤其自身無法於短時期之內知識化起來，就更增強一種敵視知識、仇恨知識分子的報複心理，恐怕我就甩不掉“右派”這頂桂冠。
即使我申請作狗，也不行。因為一條有文化的狗，對無文化的人，也會構成一種精神上的威懾。你寫了小說，而且不是很屎的小說，他不會寫小說，即使寫了，也很屎，偏他自我感覺認為應該比你強。可文化，知識這些東西，硬碰硬，縱有革命資本，也幫不了忙，於是，他隻有在政治上壓倒你。
我想起齊武帝時中書舍人紀僧真的故事，據《資治通鑒·齊紀二》，此人“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有一天，他跑去對齊武帝說：“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婚得荀昭光女，即時無複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皇帝已經為他兒子娶了士大夫家的女兒，他還嫌不過癮，非要自己做士大夫不可。齊武帝說：“此由江鴫、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他“承旨詣鴫，登榻坐定，鴫顧命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紀僧真怎麽出這口惡氣，史無記載，但這股憎惡文化和文化人的無名毒火也是中國曆史上農民起義以後，瘋狂滅絕文化和迫害文化的惡行，得以猖獗的由來。
以前，我每每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麽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義和團，一定要把寺院石窟裏許多精美雕刻的腦袋統統幹掉為什麽“文革”期間的造反派頭頭、紅衛兵小將，也如出一轍地非要敲掉神像菩薩的頭部不可？後來，才恍然大悟，所謂“打砸搶”的“砸”，就因為那雕像上一雙雙凝固著曆史文化積澱的眼睛，使他們那空虛幹癟的靈魂，感到不寒而栗，才動手去敲去砸，還要踏上一腳的。
如果誰有興致趁著當事人尚未死絕的情況下，將1957年那場政治運動中整人者與被整者的運動雙方，按其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知識麵、智商值，作一個調查的話，準會發現一個驚人的規律。那就是，在一個陷入無理性狀態的社會中，必然是無能的人，勝過有能的人；無知的人，壓倒有知的人；智商低的人，駕馭智商高的人；學問不大的人，領導學問很大的人。而在作家隊伍中間，那些寫不出好東西，甚至寫不出像樣東西的，就要把寫得出東西，尤其寫得出好東西的人，打入十八層地獄。
這種知識分子受製於非知識階層的權杖，唯有俯首聽命的規律，也同樣適用於“二十五史”和以後的任何一個朝代中的不正常時期。莎士比亞先生在他十四行詩裏哀歎過的境遇，僅僅是發生在十五世紀伊麗莎白女王執政的時期嗎？
比方，眼見天才注定做叫化子，
無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
愚蠢擺起博士架子駕馭才能……
李敬澤編這部小說選集時，挑來挑去，“文革十年”，無可選，前十七年，除了右派寫的大毒草外，基本也無可選，不禁感慨嗟歎再三。這一點也不奇怪，政治運動一起，實際是給小人提供了報複的機會，於是，打扮得衣冠楚楚的無聊草包，擺起博士架子駕馭才能的蠢貨，得以拿起鐵□去砸碎他們所嫉恨的一個個雕像的頭。
頭都掉了，還有小說嗎？
按照這種規律，我想，即使我不寫《改選》，也在劫難逃。於是，我也就不悔這一次文學的選擇。
說到這裏，還真得感激道怡君，他沒有把無名之輩的我的一篇來稿，不屑一顧地撇在一邊。而是收到我的稿後，約我到編輯部去談談，現在，那座小院已經**平，隻留下一棵槐樹，算是這段文字之交的見證。我不想用伯樂這樣的字眼來形容他，那實際等於變相地認為自己是千裏馬的吹噓。我遠非千裏馬，但也不是一匹駑馬，這一點自信，確實來自崔道怡的第一聲肯定，他這一聲好，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
編輯，文學的助產士，這是值得尊敬的行業！
那時我二十七歲，寫出被誤以為一位老作家化名的作品，寫出“隱含的敵意”，寫出“惡毒”，這在當時是嚇得死人的罪名，今天來看，其實是對我創作能力的褒美。崔道怡的鑒賞力，和他推出作者的不遺餘力，加之李清泉老師，秦兆陽老師的器識，敢將一無名作者的作品，放在當年七月份改版革新號的頭條位置刊出，所給予我的這份文學信心，是我當了二十二年右派而沒有沉淪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道怡，謝謝啦！
我很幸運，在我文學途程上，碰到的全都是些非常盡職的優秀編輯。一個作者，遇到一位賞識自己的編輯，可算一段緣分。無論是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歲月裏的如琢如磨，相互砥礪，還是在或疏或密的文網下的風險共擔，相濡以沫，編輯和作者所結成的文字之交，彌足珍貴。我的每一篇由原稿變成鉛字的作品中，都融有編輯或多或少的心血，絕不因署的是我的名字，而抹煞他她們的功勞。
十幾年前，一家雜誌約我寫過《我與編輯》這樣的專欄，第一篇我就寫了道怡君，因為他在我的文學生活中，實在太重要了。接下來，還打算寫其他做過我責編，和並未編過我稿子的幾位我從心裏感佩的編輯，誰知寫道怡的《我與編輯之一》刊發以後，雜誌不再來催，也就沒再接續下來。
我記得，當我提筆寫《我與編輯之一》時，是從那推拭不開的一次大年三十晚上，返回工地深夜擺渡的情景寫起。那時，我還未使用電腦，否則我就把原文調過來了。南方地區的冬天，飄灑著那種無聲的冷雨，我站在河邊，招呼對岸的船家載我過去。打成右派以後，我就被發配到工地勞動，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也吃遍了所有的苦頭，有些中國人，別看他文化低，在折騰無反抗能力的人方麵，不但表現得有心計，而且歹毒。譬如，準許我回家探親，卻不可以在家過年，於是，大年夜，山路上幾乎沒有行人，隻有我這樣一個右派分子，踽踽地在雨中趕路，因為規定必須在大年初一前歸隊銷假。
後來，我看過一部蘇聯電影《兩個人的車站》，也是一個外出的人犯，拚命趕回監獄，不敢有誤的故事，斯情斯景，使我想起那次夜渡的細節，再也控製不住自己，在小西天電影資料館放映室的座椅裏，不禁潸然淚下。橫豎誰也不會注意我，便任著那淚水流下來，連衣領都濕了。
這一切的痛苦，都是《改選》帶來的嗎？其實未必，許多沒寫“惡毒”小說的人，不也一劫不複了嗎？這是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為曆史付出的代價，直到今天也不能喚醒那些整人狂們半點懺悔之心。
有一位同行，他前不久已經故去了，文壇也稍稍安生一些。按說，講死人的壞話，已無必要，更不道德。但他發明的“娘打兒子”的謬論，流毒甚廣，實在是誤人不淺的。因為他的論點，實際上給那些手上沾著右派血淚的整人者，提供了一種精神上的援助，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他們惡行的鼓勵和肯定。而這謬誤的論點，在討好中所宣揚的“臣罪當誅兮”的哲學，所倡導的永遠也改造不好的原罪感，所標榜的以夾緊尾巴為榮的狗態，也使那些整人者，更加有恃無恐，更加為非作惡，來折磨知識分子了。所以“娘打兒子”謬論不隨他死而死，一遇機會，這些整人者仍會振振有詞地，理直氣壯地舉著棍棒，撲將過來，因為你說了，我是娘！
一個人被打了，還高喊打得好，打得應該，打得我好高興，好快活，那麽此人不是神經病，也是白癡。魯迅先生說過，一個人甘心作他的奴隸，也許無可指責，但做了奴隸，還宣揚奴隸哲學，還動員別人也俯首帖耳地當奴隸，那就十分地可惡了。
李清泉老師在一篇文章裏，談起過《改選》的事，“剛剛處女作問世，該算一喜吧。可是立即被置於死地了。他是二十才過頭不久的稚嫩之年，能想得通嗎？能支撐得住嗎？”因此，他說：“我每每對他歉疚於懷。”道怡君在去年《時代文學》發表的關於我的長文裏，也有這樣的表示。其實，不必如此記掛在懷的，不是發表了我的《改選》，使我倒黴，而是我們自身的軟弱，不敢抗爭，才助長或縱容了那些整人者，得以肆意妄為地糟蹋知識分子整體，我不過沒有僥幸例外而已。再加上這班高唱“娘打兒子”者助紂為虐式的示範，把屁股撅得老高，迎接打過來的板子，還要表示打得自己如何心誠悅服，愜意舒服。於是，我要渡過這條夜雨閈閈的河，我要在零點以前到達工地。
叫了好一會，那位在屋裏圍著炭盤，暖暖和和地吃年夜飯的擺渡人，才疑疑惑惑地提著馬燈走出門來。他大概不相信大年夜，在這人煙稀絕的山區裏，還有誰會不在家團圓？
我揮舞著手電筒，那急迫的求渡之心，他肯定看出來了，這才下到河坎，跳上那條渡船，解開纜繩，順著鐵索，扳動攪棍，慢慢地過到河這邊來。
那條雨中的船影，漸漸靠近，攪棍的軋軋聲，愈來愈響，高興的心情自是不必說的了。過了河，再走上個把小時，山腳下，也就是工地。所以，見了這位擺渡人，不由得格外親切。
“麻煩你啦！”我一個勁地抱歉，為這年三十晚上也不能使他休息的打擾，真是不好意思。
“快上船吧！”
現在回憶起來，作為知識分子的骨頭，那樣缺乏鈣質，也真是汗顏呀！說實在的，如果就是存心誤了歸隊日期，或者，索性在家過了年再回工地，會殺頭嗎？而在那些年裏，整人者對你百般淩辱，肆意施虐，活脫一群法西斯，**折磨到痛不欲生的時候，你甚至有“吾與汝偕亡”的殺人之心，不也由於顧惜妻子兒女，寧可得過且過地苟活著，而強咽下這口氣嗎？不敢哪，真是一點點也不敢，而且，這個念頭還未形成，立刻就覺得自己大逆不道了！
有什麽法子，知識分子靈魂中的對於強權軟弱屈服的劣根性，才是致命傷啊！我讀過一篇談論外國作家自殺的文章，反過來看一看我自己，也看一看我同行，真是慚愧之極，除去傅雷先生，老舍先生，誰不曾磕頭如搗蒜地低頭認過罪呢！所以，我對時下一些“右派”的自我表彰，似乎他們從來是不畏強暴的人中豪傑，說心裏話，不大敢相信的。
船快要到達彼岸，我向這位擺渡人致謝的同時，絕非討好地打聽他的名字，希望記住這位於我困境中伸出援手的朋友。那時，我幾乎沒有朋友，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把背對著我。他不了解我的嚶鳴之心，隻當作普通渡客那樣，說了一句話：“告訴你又如何你上了岸，走不出五步，保證你就忘了。”
想起這段擺渡的往事，隻是想說明在中國文壇上，所有成名的，待成名的，希望成名的作者，麵前都橫亙著一條河，也許並不寬，但要到達彼岸，卻必須依賴文學編輯。但過了河以後，很快忘掉擺渡人的作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我之所以記住這位駕船渡我過河的第一位艄公，因為是他發表了我的處女作《改選》。由於他沒有將來稿扔進字紙簍，使我得到了二十二年“被置之死地”的痛苦，這個太刻骨銘心的記憶，無論上岸後走多遠，也不會忘記道怡君的。近半個世紀來，顛沛流離的我，仍保存著他接到我稿子後，約我到編輯部去談談的一紙發黃變脆的短劄，就是證明。
現在已經記不起1957年那個春末的一天，去小羊宜賓胡同當時《人民文學》編輯部的細節了。崔道怡很高的個子，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但背躬絕不像如今這樣明顯。看來，劃船擺渡是件很吃力的活，四十多年來，他這個艄公當得夠辛苦的。他這職業使他讀過的稿件字數，當以億計了，經他手發出的作品篇數，當以萬計了，矢誌不移，為他人作嫁衣，這精神，實在令人感動。我知道，他年輕時與許多老作家打過交道，等他不再年輕時，又一大把一大把地把比他年輕的作家推出來，其中，有許多足以嚇人一跳的名字。
這些名字，我可以寫出一串，但考慮到有的認這個賬，有的並不認這個賬，幹脆就免了。但他對認賬者，謙謹誠摯，熱烈平和；對不認賬者，平和熱烈，誠摯謙謹，可以說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從他臉上，到他心裏，看不出什麽兩樣。哦！他當這個艄公，可以說進入化境。我很賓服他，因為我修養差，做不到。所以他成名編，我成不了。
但也奇怪，在當代文學史上，不論是哪位明公編寫的，都沒有記敘文學編輯業績史實的章節，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我認為，道怡君對於當代小說的貢獻甚大，他的賞鑒、品識、辨別、感悟的能力，套用秦兆陽老師的一個惹了大禍的術語，也就是“廣闊的現實主義”作品中間，這些他所熟悉的審美領域裏，與他同輩編輯相較，絕對是第一流的。如果有人若在當代文學史裏設立編輯一章，崔道怡對於小說藝術的成長進展，所起到的作用，似應有專門寫他的一節。這自然是癡人說夢的事情，因而我多次動員他自己來寫，哪怕是一部文壇掌故也好，老崔總報之以嘿嘿，五嶽歸來不看嶽，黃山去後不看山，大有閱人多焉，夫複何言的意思。
當年七月，作品見刊，毒液四濺，輿論大嘩，黑雲壓城，頃刻間，我被宣布完蛋，帽子一頂，逐出京城，二十二年以後，居然不死，重回文壇。22×365的天數，約相等於我一篇《改選》的字數，嗚呼，為每一個字付出一天痛苦的代價，這懲罰也太殘酷了。我當然不會“感謝”道怡，或李清泉、秦兆陽兩位老師，其實我應該“感謝”的，是那個時代裏，無知對於知識的憎恨，愚昧對於文明的幽閉，而施加之於知識分子的人身和精神的磨難，成為潮流與時尚。到了“文革”期間，其甚者，與希特勒的反猶，與中世紀對異教徒的迫害，也相差無幾，又有幾個不倒黴的呢？
那時候，以泥腿子自豪者，以大老粗為榮者，以外行恬然自得者，以階級出身高人一等者，以攀龍附鳳而沾得革命榮光不可一世者，以作踐知識分子為己任的天賦神權者，以根正苗紅而神氣活現的狗屁不是者，都曾經淩駕在知識分子頭上，作威作福過的。曆史之無情，就在於很快地將沐猴而冠的“冠”變成尿壺，那些當年整人整得起勁者，如今忽然都鹹與維新起來，題詞作畫，詠詩唱曲，無不衣冠楚楚地附庸風雅，作風流才子狀了。什麽“娘打兒子”笑話，就這股汙穢濁流裏泛起的一班沉渣算什麽東西！
等到再次見到崔道怡，那已是八十年代初在京西賓館，短篇小說《月食》獲獎時的事了。從那以後，我們便有了更多的交流和來往。他還是那樣謙遜，還是那樣堅持他的文學品味：雖然，他有些讚成的小說，我並不喜歡，有些叫好的作品，我也搖過頭的；雖然，他對我寫的東西，有認可的，也有不那麽認可的，這其中，有我同意他說的，也有我不那麽苟同他看法的。但我和他，老實說，在別人眼裏，在自己看來，都基本屬於過氣的、俱往矣式的人物，理應淘汰的、半截入土的那一撥了。不那麽新潮，也不會“老夫聊發少年狂”地裝新潮，因此，在我們認同的藝術觀點上，還是談得來的時候較多。
但我從他身上，作為一名編輯，作為一名文學園地的耕耘者，無論是風雨如晦，還是晴空萬裏的日子裏，一心樸實地想推出好作家，好作品，那種力求無愧於職責的虔誠，追求完美的信念，孜孜不倦的經營，埋頭奮鬥的犧牲，我看到了作為一名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盡管這半個世紀，對他而言，也是很不平靜的，甚至該平靜的時候，也難免有風波，可他一談正題，一涉及刊物、稿件什麽的，立刻正襟危坐，言歸正傳。
1997年7月，正好是《改選》的四十年祭，他說，你不再在《人民文學》上寫一篇？於是，就有了《緣分》那一篇應景之作。後來，《小說選刊》要照片，我就用了那年在香山與道怡的合影，還寫了幾句話：“站在我身邊穿著大紅毛衣，頭發烏黑的崔道怡，顯得很青春的樣子，其實，他也並不年輕了。”“第一次投稿，碰上了他，是緣分；像他這樣一位文學擺渡人，不知把多少初學寫作者送到文學的彼岸，我湊巧是其中之一，也是緣分；而且在經曆了漫長的甚至慘淡的歲月以後，他還在編刊物，我還在寫小說，還能有這樣的默契的共識，能說這不是更值得珍惜的緣分嗎？”
這本是寫道怡的一篇文字，由於說到了這段緣分，就不能不提到處女作《改選》，那篇“惡毒”的致我死命的小說，就不能不提到“始作俑者”的崔道怡，也就無法回避1957年的那“右派”一劫。拿毛主席《七律·送瘟神》詩序中說過的話，來形容此時此地的我的心緒，真是“浮想聯翩”，不能自已。人是一種感情動物，撫今追昔，就不免東拉西扯，道出許多離題的話，請道怡君原諒，也請讀者原諒，要是你也試一試二十二年煉獄之劫的話。
不過，過去的也就過去了，可文學，它的生命力是常青不衰的，誰也扼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