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鄧小平被任命為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一天，警衛員王興芳騎著鄧小平的戰馬走在山西陽城縣城的街上。大街上的群眾見他是八路軍戰士，都主動地讓路，還微笑著向他致意。鄧政委即將赴延安開會，為了能讓他順利地趕路，王興芳想盡快到馬店給這匹戰馬掛掌。
因趕路心急，再加上心裏非常的愉快，他在縣城的街道上信馬奔馳起來，當馬過彎道時，昂然奮蹄，“啪”的一聲，似乎什麽東西被掀倒在地，他也沒有太在意，繼續縱馬往前。
王興芳給馬掛好掌後迅速返回，鄧小平看見後，立即嚴厲地命令說：“王興芳，下來!”王興芳心想，怎麽回事？剛才還露著微笑的鄧政委，現在竟鐵青著臉？隻見鄧政委惱怒地說：“你幹的好事，騎馬兒過街，撞壞了老百姓，知道嗎？”
王興芳聽後，大吃一驚。原來，剛才馬過大街彎道時碰倒了一位老大娘，滿街的老百姓議論紛紛，傳到了鄧小平的耳朵裏。但是，王興芳得知老大娘傷勢不重後，在心裏鬆了一氣的同時，又覺得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再說，也是為了快點完成任務，不耽擱首長赴延安開會的時間，值得這樣大動肝火嗎？於是王興芳很不高興地嘟起嘴，既不回答，也不申辯。
鄧小平見他這種神態，轉換了口氣說：“現在是團結抗戰的時候，人民一心向往的是共產黨，你是共產黨領導的一個八路軍戰士，這樣對待群眾，影響多不好!我們來自人民，是人民的軍隊。人民是水，我們是魚，八路軍離不開人民，正像魚離不開水一樣。小夥子，要愛護人民啊，如果我們不愛護人民，人民就不會擁護我們，我們也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山間草寇。到了那一步，不要說打日本，恐怕自身都難保哇，這些嚴重後果，你想過嗎？”
鄧小平這番語重心長的話，深深觸動了王興芳。王興芳想，自己從小死了爹娘，是數不清的好心窮人把自己拉扯大了。有一次在川陝蘇區打仗時負了傷，是老百姓一口奶水一口雞湯將自己救活過來了。在長征路上，陷進了爛泥坑，好心的藏族老阿爸為救自己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王興芳回憶起這些往事，越想心裏越難過。他流著眼淚，請求說：“鄧政委，我錯了，處分我吧。”
鄧小平說：“你應該向群眾賠禮道歉。我這兒有幾元錢，你也帶上，給老大娘做醫藥費。”鄧政委從口袋裏掏出錢來。王興芳心裏非常明白，這錢是鄧政委去延安的路費啊!王興芳不願接錢，鄧小平不容分說，一把將錢放在他的手上：“快去給大娘治傷。”話音剛落，鄧小平就跨上戰馬飛馳而去。
王興芳眼含熱淚，久久地凝望著首長遠去的身影，思緒萬千。鄧政委是我們的好政委，也是老百姓的好政委啊!
響堂鋪伏擊戰與粉碎日軍的九路圍攻
1938年1月18日，新上任的一二九師政治委員鄧小平來到了師部駐地遼縣西河頭村。
鄧小平和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一起部署和指揮著響堂鋪伏擊戰。
1938年3月上旬，日軍又攻占了臨汾、汾陽、離石等重要城鎮，打通了邯（鄲）長（治）大道和同蒲鐵路南段，進入晉東南和呂梁山區，並繼續向晉西黃河各渡口猛進。這樣，邯長大道和以長治至臨汾的公路就成了日軍的一條重要的後方交通運輸線。為了破壞日軍的戰略計劃，鄧小平與劉伯承、徐向前決定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對敵人的運輸部隊進行一次較大的伏擊戰。
鄧小平與劉伯承、徐向前通過對反複偵察得來的大量情報的細心研究，最後認為，在東陽關和涉縣之間的響堂鋪一帶，是打伏擊比較理想的地方。這裏公路沿小河床而過，路南是高山，懸崖陡立，不易攀登，路北為起伏高地，穀口較多，便於隱蔽和出擊。在這裏伏擊日軍的汽車運輸隊，把握比較大。26日，鄧小平和徐向前率部隊從下良出發，向設伏地域移動。31日淩晨，部隊進入伏擊地域。鄧小平和徐向前親臨前線指揮，徐向前的指揮所設在響堂鋪路北後狄村的山坡上，鄧小平率師直屬隊進到佛堂溝。8點30分，日軍第十四師團輜重部隊所屬的森木及山田兩個汽車中隊的一百八十多輛汽車由黎城經東陽關向響堂鋪開來，9點左右完全進入伏擊區。徐向前一聲令下，頓時步槍、機槍、迫擊炮一齊開火，山溝沸騰了。日軍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弄得摸不著頭腦，在山溝裏亂衝亂撞。就在敵軍混亂之際，埋伏一夜的戰士用手榴彈、刺刀解決了那些頑抗之敵。日軍從東陽關和涉縣出動的援兵，也被埋伏在那裏的部隊打了回去。激戰兩個多小時，戰鬥結束。這一仗斃傷敵四百多人，還繳獲了許多槍支彈藥。
當日下午5時，日軍出動十多架飛機，對響堂鋪狂轟濫炸。但鄧小平和徐向前已率領部隊轉移到秋樹垣一帶。劉伯承高興地對鄧小平、徐向前說：“我們剛一分開，你們就打勝仗啊。”4月2日，劉、徐、鄧共同簽署了《響堂鋪戰鬥詳報》，用電台發給中央軍委和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響堂鋪一戰是鄧小平任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後直接參與指揮的第一個戰鬥。當時影響很大，是伏擊戰鬥的典型範例之一。
4月初，日軍以第一○八師團為主力，糾集了三萬多人的兵力，分九路向晉冀豫根據地實施圍攻。為了粉碎敵人的圍攻，八路軍總部製定了以一部兵力牽製多路敵人，集中主力擊破一路的反圍攻作戰總方針。
為了打好這一仗，鄧小平不僅和劉伯承、徐向前一起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詳細研究反圍攻的具體作戰計劃，而且積極部署戰前的政治動員工作。他指示師政治部編印《臨時緊急教材》，發到各連隊。並在各部隊中發起了“看誰最能夠執行命令、堅決勇敢、節省子彈、多捉俘虜、多繳槍炮，嚴守戰場紀律”的競賽。還先後主持了粉碎敵人圍攻的誓師大會。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各部隊政治工作幹部協同縣政府組織了反圍攻總動員實施委員會，召集各抗日救亡團體舉行聯席會議，討論和製定具體的配合反圍攻工作計劃。在部署做好動員群眾、“空舍清野”等後方工作後，4月11日，鄧小平趕到桐峪鎮師部，與劉伯承、徐向前共同指揮反圍攻作戰。
4月10日前後，入侵根據地的日軍大肆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其中竄入遼縣、武鄉的敵人六千餘人，遭到抗日遊擊隊和自衛隊的襲擾，加上廣大群眾實行了空舍清野，日軍很快陷入饑餓和恐慌之中，鄧小平和劉伯承、徐向前等得悉這一情況後，立即商定作戰計劃。鄧小平高興地說：“我們的動員工作搞得好。榆社給敵人來了一個‘空城計’，鬼子是餓著肚皮跑路的。”接著又建議說：“鬼子撲來撲去，搞不清楚我們去那裏。我們卻一直盯著他們。今晚讓部隊好好休息，以逸待勞。我們搞個計劃，明天上午分配任務。”
15日早晨，師部率主力部隊及一一五師六八九團，由涉縣以北地區向西急進，當晚進到武鄉附近，待機殲敵。黃昏時，侵入武鄉的日軍約三千餘人正沿濁漳河東竄。劉伯承等當即命令緊緊咬住這股敵人，並將主力部隊兵分兩路急速追擊。第二天晨，一二九師兩路縱隊在濁漳河北岸的長樂村地區追上敵人，隨即發起猛攻，截斷其後段一千五百餘人，接著又在型村、李莊一帶將敵截成數股，分割圍殲。戰鬥進行得十分激烈，戰士們英勇善戰，從山頭、山穀甚至幾丈高的陡坡上衝向敵群，與敵人展開白刃戰，頓時，敵人人仰馬翻，死傷遍地。下午，敵增援部隊趕來，戰鬥更加激烈。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等認為，全部消滅敵人已無把握。為了鞏固勝利成果，他們果斷決定用少數兵力在前線布防成遊擊網，打擊和迷惑敵人，命令主力部隊立即撤出戰鬥。
長樂村戰鬥共殲敵二千二百餘人，是粉碎日軍對晉東南九路圍攻的決定性戰鬥，因而聞名全國。
難忘的教訓
1938年4月，鄧小平政委來到一二九師前方指揮部所在地的道溝村之後，經常到司令部作戰室去了解各方麵的情況。劉伯承師長指示作戰科的參謀，每天都要向鄧政委匯報情況，所有從山東方麵、冀南方麵、山西方麵來的報告（包括敵情、我情、友情，我情中又包括地方武裝的發展情況和作戰情況）都必須立即送鄧政委批閱。劉、鄧首長批閱文電都十分認真及時，有了問題隨時商量，從不耽擱。每份批複，都是根據劉師長、鄧政委的批示擬定，再經劉鄧審定簽署後送交機要科用電報發出。當時參謀人員少，作戰科的工作量大，每天都要忙到深夜，甚至通宵工作。鄧政委經常對參謀處長李達說：“參謀同誌工作太辛苦了。”李達處長也說：“是呀，不僅作戰科參謀很辛苦，機要科和電台的譯電人員、服務人員都很辛苦。”鄧小平非常關心這些科室同誌的生活，經常抽時間去看望作戰科、機要科和電台的同誌。有一次，他發現參謀人員的夜餐做得不夠好，便將管理科長叫來，指著飯盒說：“參謀同誌工作太辛苦，需要補充營養，以後夜餐要盡量搞好些。”
鄧政委對中央的指示十分重視。每當收到中央指示的文電，便立即同劉師長一起來到作戰室，對照地圖，對中央指示反複閱讀和研究，及時向各地區各部隊提出如何執行的要求。鄧政委還常常帶著下麵的報告來到作戰室，從地圖上查地名，看地形，有時和劉師長一起對報告中匯報的情況、請示的問題，進行詳細的討論和研究，直到作出決定。有時商談到很晚很晚，有時遇到很急的問題，鄧政委和劉師長就在作戰室裏交換意見，商定之後便一條一條地對參謀口授向上報告和向下批複的文稿，等他們記錄和整理完畢，鄧政委和劉師長即刻修改定稿後，才簽字離去。
這段時間發生了一件事。一天，苟元書在作戰室值班，有一份作戰命令要立即送到三八六旅，內容是劉鄧首長命令三八六旅從平漢鐵路西側向南橫掃。
作為急件，苟元書命兩個騎兵通訊員，火速送往三八六旅。
通訊員領命，即刻起程。途經營頭村，這裏有供給部的采購站。兩個通訊員下馬要了些煙吸，吸完後又驅馬狂奔。
采購站的張科長無意走進兩名通訊員休息過的房間，不禁大驚失色。但兩名通訊員已無影無蹤。
第二天上午8點，兩名通訊員準時趕到三八六旅駐地。但要他們專送的絕密件卻找不到了。文件不翼而飛，十萬火急!
陳賡立即通過電話把此事報告了劉伯承。
“文件絕不能落到敵人手裏。”鄧政委指示：“要參謀帶上通信員沿路查找，要通信員想想可能丟在什麽地方？”
參謀處長李達立即命令苟元書帶兩名通訊員出發，並交待說：“到營頭村時，到供給部的采購站看看。”
一路上他們認真尋找。苟元書的心中更是忐忑不安。到了營頭村的采購站，一進門，張科長就說：“你們可來了!”他手裏拿著文件，又說：“昨天我發現了這密件就去追，可人早沒影兒了。”
苟元書接過文件仔細察看，見原封未動，一顆懸著的心才算落了地。向張科長道過謝，就飛馬趕到三八六旅旅部。
陳賡接過文件，瞪著苟元書他們：“你們耽誤了我們七八個小時。”
苟元書沒敢言語，也不敢休息，馬上帶著那兩個通訊員趕往師部。
晚上8點，苟元書回到師部。“看你出了多大的亂子!這樣重要的絕密文件，你為什麽不親自送？”劉伯承師長嚴厲的目光直逼苟元書。
屋裏靜得連掉根針也聽得見，苟元書筆直地站著，低著頭，好像連氣也不敢出。
劉伯承和鄧小平交換了一下眼色，語氣緩和了一些：“沒有泄密是幸事。找回文件你也出力了，處分可以免了，但教訓是嚴重的。”
“參謀同誌年輕，缺乏經驗，這事對每個參謀人員都是一個重要的教訓。”鄧政委語重心長地說：“最主要的教訓是每個工作人員都要有高度的責任心!”他又轉身對李達處長說：“這事你也有責任，平時檢查督促不嚴。”李達表示誠懇接受批評。接著，李達叫來通訊連長，讓他將丟失絕密文件的通訊員關禁閉一天，以示懲戒。這時，鄧政委用商量的口氣對李達說：“發生這樣的事還是第一次，是不是這一次主要是進行教育，禁閉就不關了？”
李達點頭笑道：“既然政委講情，那就算了。”
卡爾遜的印象
1938年7月16日，作為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的鄧小平與副師長徐向前、政訓處副主任宋任窮等在師部駐地（河北省南宮縣）會見了來中國進行考察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少校軍官、美國駐華大使館參讚伊·福·卡爾遜，向他介紹了冀南抗日根據地的情況。
這次會見給卡爾遜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回去後，寫了《中國的雙星》一書，書中記述了這次會見的情景以及他對鄧小平的印象。卡爾遜在書中說：
經過五天的艱難旅行，我們來到了南宮，很高興見到了鄧小平、徐向前等八路軍領導人。他們態度謙和、神情從容和滿懷自信。
在會見談話中，警衛員送來水果，鄧小平請大家吃，他自己也吃起來。這時他向後靠在椅背上，活躍地談了起來。
他說：“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是：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四、改革政治機構；五、抗日的對外政策；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十、抗日的民族團結。”
他列舉這些綱領時，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觀察的事實一一對照。我看到了應用每一條綱領的實際事例。感受很鮮明的一條是：自從離開晉西的黃河以來，我所到之處都在強調發展統一戰線並有明顯的收效。
雨季開始了，瓢潑大雨下了兩天，延誤了我們的行程。這也使我有更多機會與鄧、徐二人交談。
參加八路軍以前，鄧是個工人。他在法國呆了幾年，考察那裏的工人運動。他個子矮但肩寬背厚，身體很結實，頭腦非常靈敏。
一天下午，我們討論了國際政治的整個領域，他掌握情況的廣度使我吃驚。有一件新聞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說：“去年，美國向日本人提供了他們從國外購進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嗎？”我問。我知道，美國人的同情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國一方的，我在內地訪問的八個月中，當想到這個問題時，總是想當然地認為，美國人民會拒絕把戰爭物資賣給一個侵略國家的，所以對鄧說的這個消息感到意外和懷疑。
“是的，”他肯定地對我說，“消息來源是戰爭第一年年底美國的新聞電訊。”
我很尷尬，希望這不是事實，我說：“必是電訊搞錯了。”我不能相信美國人會有意地介入我在過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國人遭受的屠殺和**。
卡爾遜這位美國人在另一篇文章中還寫到：鄧小平以及他所見過的其他共產黨軍官都是信心十足的，具有堅定的信念。他們深信其軍事——政治策略是正確無誤的，並在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正得到成功的運用。
另一位外國人威廉·維特遜有如下描寫：一二九師在太行山區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八路軍司令部也設在這裏。這裏指揮著包括山西、河北、河南和山東廣大地區的晉冀魯豫軍區的工作。這一地區的麵積為五十萬平方公裏，其經濟和政治工作同打仗一樣重要。這項任務首先落到了鄧小平身上。
豪沃德·鮑爾曼也寫到：中國共產黨“以罕見的速度”在敵後建立起強有力的管理製度，是1937年到1945年共產黨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鄧小平是這個黨和他領導的軍隊的一位重要人物。
烏利·弗蘭茨在一篇文章中說：劉鄧大軍發展成了紅軍史上最成功的一支軍隊，這絕非偶然。1938年夏，他們控製了整個中國北部平原，又稱為晉冀魯豫平原，麵積有法國的兩倍那麽大。日本人幻想從這塊被解放的地區奪回一些土地，但從來就沒成功過，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這塊“中國文明的搖籃”一直都屬於共產黨管轄。
馬背蜜月
1939年9月的一天傍晚，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住的窯洞前，有兩對新人舉行結婚儀式。一對是孔原和許明，另一對就是鄧小平和卓琳。
孔原，是1924年參加革命的老共產黨員，當時在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任副主任。解放後，他曆任海關總署署長、對外貿易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等職，是一位著名的革命活動家。他的新婚妻子許明，是一位有才華、有能力的婦女幹部，解放後曾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秘書長。他倆當時都是延安的活躍分子。
卓琳和鄧小平的相識頗具戲劇性。
鄧小平是1939年7月回到延安的。
據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說，鄧小平從太行山回延安，原來是準備參加七大，不料七大推遲召開，由於前方需要，他不能在延安多呆。
那時，鄧小平沒有妻子，大家非常關心這件事，於是，鄧發等同誌要幫助他找一個。當時延安的女同誌倒是不少。抗戰時期，來了很多女同誌到這裏追求真理，陝北公學、女子大學都有。卓琳很年輕，也很不錯，在陝北公學已經畢業了，所以就介紹給鄧小平了。
當時卓琳對鄧小平並不熟悉，隻知道他是一個老紅軍戰士，一位在前線的領導幹部，但是，他到底是幹什麽工作的，到底擔負著什麽樣的責任，她卻一點兒也不清楚。
革命者自有革命者的感情世界和情感生活。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生活追求，把卓琳和鄧小平聯係到了一起。
9月初的一個傍晚，延安楊家嶺毛澤東居住的窯洞前的山坡上擺出一些桌子，中共中央為兩對新婚夫婦舉行了一個簡單的結婚儀式。兩對新婚夫婦，一對是鄧小平和卓琳，一對是孔原和許明。當時在延安的中央高級領導人，能來的都來了。毛澤東和夫人江青，張聞天和夫人劉英，博古、劉少奇，李富春和夫人蔡暢，還有中央秘書長王首道，相繼來到婚禮現場。
婚禮非常熱鬧。沒有什麽山珍海味，桌子上擺的是金黃色的小米飯、大紅棗等，最奢侈的不過是炒了幾個雞蛋。參加婚禮的，雖然都是延安的顯赫人員，卻都穿著土布做的八路軍軍服，腳踏布履，膝上打著補丁，雖然沒有燕尾服氣派，但顯得特別精神。
兩對新郎和新娘一起照了一張相。限於當時艱苦的條件，拍出的相片有些模糊不清，但是卻有永久的紀念意義。
婚禮在熱烈的氣氛中進行著。大家紛紛慶賀兩對新婚夫婦，開懷暢飲。孔原在高興之中，喝酒喝的很多，最後醉了，在新婚之夜就挨了夫人許明的數落。鄧小平來者不拒，有敬就飲，一杯接著一杯，竟然未醉。
熟悉鄧小平的劉英感到非常奇怪：小平過去是不怎麽能喝酒的，今天如此“豪飲”，怎麽能夠一點不醉呢？她心裏很納悶。丈夫張聞天悄悄地告訴她：“裏麵有假!”
原來，鄧小平喝的是白開水。婚禮上，李富春和鄧發念著友情的份上，知道鄧小平不會喝酒，怕他喝醉了，就悄悄弄了一瓶白水給他充酒，使得他免於一醉。
結婚是人生大事。然而在戰爭年代，革命者總是把自己的這種“大事”化為“小事”，不要說度蜜月，就連休息兩天都很難得。在舉行了簡單的婚禮之後，鄧小平和卓琳這對新婚夫婦就開始長途跋涉，奔赴太行山區。他倆的蜜月不得不在馬背上度過。當時，鄧小平三十五歲，卓琳二十三歲。
由於人多馬少，隻有女同誌和孩子們才能受到騎馬的優待。鄧小平的馬主要是馱書和文具，自己步行上路。不少人缺乏行軍的經驗，再加上婦女、孩子，行李很多，行軍速度緩慢，每天大約走五十華裏。最困難的要算通過敵人的封鎖線。鄧小平一再強調，為了保證安全，所有人必須緊緊跟上，否則將出現危險。據知情人講：“穿越敵人的封鎖線，一般在晚上7點鍾開始做準備，9點鍾出發。鄧小平辦事老練、迅速，決定果斷，一切行動由他組織”。
穿過敵人的封鎖線後，無論在哪個村莊宿營，都集中住在老鄉家裏，隻有鄧小平和卓琳有一個單獨房間。當然，加強警戒是必不可少的。作為指揮員，鄧小平不僅關心照顧每一個隨行人員，而且還要抽出時間了解民情。這樣，他的休息時間就比大家少得多。
他們從延安出發，渡過黃河，穿越平原，一路上辛苦異常，所幸沒遇到什麽大的麻煩，終於安全到達太行山區。
辦政工幹部訓練隊
1940年，八路軍一二九師在涉縣清漳河畔師部駐地——赤岸的下溫村辦起了政工幹部訓練隊，劉鄧首長確定了訓練隊的編製、教學大綱和教職員人選，並親自授課。
當時，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敵後的遊擊戰爭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抗日根據地迅速發展壯大，開辟了廣大的敵後戰場，吸引了日偽軍主力，穩定了戰局。1940年，日偽軍在對我根據地的大“掃**”失敗之後，轉而實施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妄圖圍困我抗日根據地；國民黨頑固派積極反共的政策未變，正準備伺機發動新的反共**。在嚴重的鬥爭形勢麵前，加強根據地建設和武裝建設成為黨的中心任務。劉鄧提出了建黨、建軍、建政與積極打擊敵人的“囚籠政策”相結合的方針，明確了晉冀魯豫戰區轉入鞏固和建設抗日根據地的任務。政治整軍，是根據地軍隊建設的重要方麵，劉鄧要求在政治整軍中，大力加強部隊全體指戰員的階級教育、民族救亡教育和黨的時事政策教育，提高階級覺悟，堅定抗戰勝利信心；加強連隊政治工作，特別是發揮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和堡壘作用，並以教育為中心，幹部為重點，堅持幹部輪訓製度，使政治工作在緊張的對日、偽、頑的鬥爭中，發揮其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起到鞏固部隊、提高戰鬥力，完成各項工作和戰鬥任務的保證作用。
一二九師政工幹部訓練隊，就是在上述曆史背景下創辦的。
那是在初春的一天，鄧小平把蔡樹藩和胥光義找去。他們匯報完工作後，鄧小平說：“今天請你們來，是給你們肩頭上壓點擔子，要你們抓一抓幹部教育工作，特別是基層連隊的政工幹部的教育。目前，有些部隊中存在著連隊政治幹部、支部骨幹不善於工作，支部的堡壘作用不強，政治工作的創造性不夠等問題。雖然各級政治工作部門成立了‘政治工作研究會’，總結了一些政治工作經驗，吸收和培養了一批知識分子做政治工作，充實了政治工作隊伍，但結合政治整軍和整編的中心任務，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基層政治幹部的教育。我們建立幹部教育部門的目的，就是要使幹部教育製度化、經常化。”
鄧小平停頓了一會兒，又接著說：“我們建立了幹部每天學習兩小時的製度，並且堅持下來了，這很好，使大家學到了不少東西。今天就是跟你們商量如何辦師政工訓練隊的問題，這個問題我與劉師長商量過了，他很讚同，劉師長今天有事，讓我找你們談一談。蔡主任，我已經跟你吹過風了，請談談你的想法。”鄧小平把目光集中在蔡樹藩身上。
師政治部主任蔡樹藩開始講自己的工作設想。他說：“我們有個初步設想，這個政工訓練隊的具體工作由幹部教育科主抓，主要招收基層政治幹部，也有少數營團和機關的政治幹部參加，大約百十人，地點選在下溫村。”
鄧小平認真地聽著，時而頻頻點頭，時而插上一段話。鄧小平說：“很好，應該抓抓連隊政治工作。劉師長經常說‘萬丈高樓平地起’要搞好部隊建設，就必須先抓好連隊基層建設，而連隊工作的關鍵，又是政治指導員，所以要教育他們學習革命基本理論，學會做黨的支部工作，熟悉各種戰鬥條件下的政治工作，還要會做群眾工作和敵偽軍工作；每個連隊都要搞‘救亡室’，青年工作也不能放鬆。指導員和連長是連隊基層幹部中的骨幹，指導員要同連隊軍事行政幹部密切合作，才能搞好連隊建設。總之，要把我們紅軍的光榮傳統保持下來，並且有所發展。”
講到這裏，鄧小平對胥光義說：“你是幹部教育科科長，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你要吃住在基層，上邊有會你就回來，但是搞好基層的訓練是你的中心工作。怎麽樣，有信心沒有？”鄧小平顯然加重了語氣。
胥光義說：“感謝師首長的信任!但我能力有限，恐怕達不到首長的要求。”
鄧小平笑了笑說：“隻要品德高尚，勤奮工作，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現在廣大幹部的學習積極性很高，又有了去年辦輪訓隊的經驗，我相信你們能辦好，到時候我和劉師長也去講課，大家共同努力嘛。蔡主任你說呢？”
蔡樹藩點點頭，微笑著說：“光義，怎麽樣？”
“有師首長和政治部的領導，我堅決完成任務。”胥光義果斷地說。
鄧小平站了起來，手一揮，說道：“那就好!最後我再說一點，你們辦訓練隊，不光是要大家來學習，還要發動大家有所創造，要結合當前抗日和對敵鬥爭的實際，總結抗戰幾年來的政治工作經驗，在紅軍《政治工作若幹條例》的基礎上，研究寫出適應新形勢的幾個政治工作條例。我們搞政治工作也得有個章法，沒有章法不行。政治部機關要認真抓好編寫條例工作，寫出來後，可以先試行，征求部隊的意見，然後報上級批準後再頒發。”
在蔡樹藩和胥光義臨走之前，鄧小平又說：“我們辦學校、辦訓練隊，既是老傳統，又是新事物，你們大膽地去幹，既當先生，也當學生，摸索經驗，克服困難，就一定能辦好。”
帶著鄧政委的囑托，蔡樹藩和胥光義很快把政工幹部訓練隊辦了起來。
訓練隊開學的那一天，鄧小平給學員們上了第一課。
針對學員來自基層的特點，鄧小平著重講述了“戰時政治工作”。他以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向學員們講授了戰鬥之前的準備階段如何做深入的、充分的政治動員工作；戰鬥之中如何及時地、積極地做好政治鼓動工作；戰鬥之後如何引導大家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使幹部戰士始終保持高昂的戰鬥熱情。他要求每一個共產黨員和政工幹部必須做到“衝鋒在前，退卻在後”、“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哭”，成為戰士們的楷模。
鄧政委講課的內容極其豐富，深入淺出，生動活潑，而且富有哲理，充分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寬闊胸懷和他剛毅、堅韌、親切的個性特點。
鄧小平的課講完之後，台下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鄧政委的講話鼓舞了大家，學員們都非常興奮。
接著，劉師長也給學員們講了課，他講的是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的關係，強調政治工作的保證作用，也要求政工幹部要懂軍事、會打仗，這樣政治工作才更有說服力。同時還告誡大家：不會做政治工作，就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戰鬥指揮員。
聽了劉鄧首長講的課，學員們都說，我們覺得非常親切、激動。他們講的課，隻要認真做筆記，整理出來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在以後的學習中，學員們的學習積極性很高。他們克服了文化水平低、基礎理論知識差及生活條件艱苦等困難，刻苦鑽研、學而不倦，互幫互助、互相促進。學員們堅持理論聯係實際的革命學風，把學到的理論知識與自己在部隊的政治工作實踐緊密結合起來，提高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學員們在政工訓練隊的學習結束後，他們回到部隊，學以致用，努力工作，使連隊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活躍，幹部戰士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
打破“囚籠政策”
１1９9４4０0年，日軍實施“囚籠政策”，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企圖分割和封鎖我抗日根據地。
為了粉碎敵人的“囚籠政策”，八路軍總部準備發起破擊戰。７7月初，左權副參謀長根據彭德懷副總司令的初步設想，到一二九師和劉伯承、鄧小平研究破擊部署。左權說：“破擊的主要目標，放在正太路上，平漢、同蒲、白晉、平綏、北寧各線都要配合行動。八路軍、決死隊都要參加作戰。”鄧小平認為：破擊交通命脈，可以打破日軍的“囚籠政策”，也可以打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投降陰謀。“這個設想，我看行，可以這麽幹!”劉伯承也讚同。於是指示李達參謀長：“在正式命令下達之前，可以提前進行準備工作。”
７7月２2２2日，彭德懷副總司令簽發了《戰役預備命令》。這個命令規定的戰役目的是：“徹底破壞正太路若幹要隘，消滅部分敵人，較長時間截斷該線交通。並乘勝拔除該鐵路南北地區若幹據點，展開沿線兩側的工作。”命令確定一二九師和晉察冀軍區各主力一起完成正太路大破擊的任務，一二九師在西段，晉察冀軍區在東段，陽泉為兩區作戰分界線。兩區作戰任務完成後，分別轉入正太路兩側地區，對日軍從該鐵路線深入根據地的交通線繼續破擊，擴大戰果。在上述作戰期間，一二九師還要組織力量對平漢、德石、白晉、同蒲敵軍交通線展開連續破擊，牽製敵人，配合作戰。
８8月１1８8日，劉、鄧率前方指揮所進駐太行第二軍分區司令部所在地石拐鎮。他們到達這裏後，立刻召開左中右三路突擊部隊指揮員會議，傳達總部命令，研究作戰部署。在司令部詳細介紹了正太路敵軍分布情況以後，劉、鄧作了如下部署：以十個團破擊正太路西段，另以二十八個團在平漢、白晉、同蒲、德石路上進行廣泛的破擊，以策應正太路作戰。
為了引起指揮員的高度重視，最後，劉伯承師長指著作戰地圖，強調了一些重要問題。鄧小平政委又簡明扼要地講述了戰役的重要性，指出：“對正太路破壞得越徹底，我們越主動。這一仗必須打好!它不僅對粉碎日寇的‘囚籠政策’，擴大並鞏固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克服投降危機，振奮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提高我軍軍威等都有著重大意義，而且對國際反法西斯的鬥爭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８8月２2０0日２2０0時，參戰部隊對正太路發起了猛烈的攻擊。經一晝夜激戰，正太路西段已基本被我控製。與此同時，晉察冀軍區部隊經過三個小時的激戰，攻克正太路東段的娘子關要隘和井陘煤礦。同蒲鐵路陽曲至大同段，汾離公路全線，以及平漢、德石、北寧鐵路和其他主要公路均被切斷。
劉、鄧細心地分析了敵情，估計戰役開始後，敵人可能糾集大部兵力進擊我軍右側背，因而決定把主力部隊預伏在獅堖山一線，以防敵人拊我側背。果然不出所料，戰役開始後，敵軍為營救其分散守備部隊，糾集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在大批飛機輪番轟炸、掃射的掩護下，向獅堖山猛攻。守衛獅堖山的三八五旅部隊，發揚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激戰六晝夜，獅堖山陣地仍牢牢地掌握在我軍手中。
參戰部隊按照預定計劃，自８8月２2０0日夜到９9月１1０0日，完成了戰役第一階段的任務，給敵人的“囚籠政策”以沉重打擊。
接著，一二九師主力部隊遵照八路軍總部的命令，執行破擊戰第二階段的主要任務拔除敵人從正太路伸入根據地腹心的榆（社）遼（縣）公路沿線的敵偽軍據點，破壞公路，趁機收複和順、遼縣兩縣城；並準備在遼、榆、武（鄉）地區，殲滅可能由白晉路來援之敵。各部隊，除太嶽第三十七團、五十七團組成沁北支隊，在沁縣南北地區進行破襲，配合榆遼作戰外，其它部隊仍繼續對同蒲、平漢、德石等鐵路進行破擊。
劉、鄧指揮部隊於９9月２2３3日夜，對敵各據點發起了攻擊。第二天早晨，遼縣敵軍出動西援，被狼牙山阻擊部隊擊退。同時，敵各據點被相繼攻克。３3１1日中午，總部命令撤出戰鬥，破擊戰役第二階段到此結束。
正太路破擊戰，後來稱作百團大戰。百團大戰第一、二階段的重大勝利，沉重地打擊了日軍。於是，日軍不得不暫時放棄對正麵戰場國民黨的進攻，集中兵力轉向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的大“掃**”。因此，從１1０0月６6日起進入了百團大戰的第三階段。
一二九師在敵人強大的進攻下處境相當艱難。１1０0月２2８8日，劉、鄧率師部人員連夜行進到宋家莊。２2９9日，陳賡指揮三八六旅以及決死縱隊對關家堖實施總攻擊。中午，劉、鄧率師部奔赴前線。到達西申坡後，鄧小平指示：“一切為著前線的勝利!今晚機要科、一科任務特別重，不能睡覺。”在距關家堖不遠的指揮所內，劉伯承、鄧小平守在電話機旁，密切關注前線戰況，氣氛嚴肅而又緊張。當聽到陳賡對著話筒報告說，因為傷亡太大，有的連隊隻剩下１1０0餘人，已經有些頂不住了時，鄧小平十分果決地對陳賡說：“同誌，全局!全局!要從全局出發!要不惜一切代價堅決拿下來!打大仗不可能無傷亡，問題是把火力組織好，一鼓作氣，減少傷亡。”這幾句簡短有力的話，特別是“全局”、“全局”這幾個字，重於泰山。陳賡表示堅決服從。這以後，勝利的消息一個接著一個傳來。就這樣，在劉、鄧指揮下，前線戰士英勇作戰，打得日軍魂飛魄散，抱頭鼠竄。
經過艱苦的作戰，到１1２2月5日，持續三個半月、投入一百多個團參戰的百團大戰勝利結束了。百團大戰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在軍事上、政治上的巨大力量，增添了全體軍民奪取抗戰全麵勝利的決心和信心。
“三三製”的實質
鄧小平不僅和劉伯承、徐向前一起揮師殺敵，建設部隊，而且還對晉冀魯豫根據地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竭盡心智，做出了卓越貢獻。
１1９9４4１1年以後，華北敵後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太行根據地日益縮小，部隊大量減員，農業生產因敵人的多次“掃**”而不收，軍民生存感到極為困難，有人開始對抗戰的前途產生了懷疑。
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指出，一切革命事業的發展不會是直線上升的，必然是迂回曲折、波浪式地向前推進，一浪高，一浪低，後浪推前浪地不間斷地滾滾向前。抗日戰爭和根據地的建設也必然是經過發展、鞏固和提高這個過程，在鞏固提高的基礎上，再向新的階段發展前進。鄧小平為此提出了戰勝和克服嚴重困難的各項具體措施。提出在１1９9４4１1年必須努力於三大建設的工作：即建軍、建政、建黨。建軍重心放在正規軍的加強，遊擊戰爭的發展與軍區工作的健全上；建政重心是掌握和貫徹統一戰線政策，正確執行“三三製”的原則，建設抗日民主政權，樹立民主政治的基礎，並加強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建設；建黨重心是加強群眾工作，密切黨與群眾的聯係，切實掌握黨的各項政策，加強黨對武裝的領導，以及嚴密黨的組織，提高黨的紀律。
鄧小平用很大的精力去抓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工作，直接領導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建立，並在實踐中總結提出了建立一個抗日民主政權所應具備的幾個基本原則。鄧小平在《敵後方的兩個路線》一文中指出：第一，它應該成為真正領導抗日的民族主義的政府。第二，應成為民權主義的政府。即必須是由民眾選舉出來而為民眾所信賴的政府，其行政人員應該是忠誠為國，廉潔奉公，刻苦努力，不怕困難，勇於犧牲的抗日分子。第三，應成為民生主義的政府。這個政府必須堅持有利於國而無害於民的原則，采取多種措施去適當地改善民生。第四，這個政府還應成為統一戰線的政府。它不僅是各抗日黨派共同擁護的政府，而且是團結各階層的核心。最後，為了適應抗戰的需要，有必要按照地形、敵情等條件來重新劃分行政區域，使軍、政、民在特殊條件下不致於發生慌張潰亂的現象。這是從鬥爭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是對抗日民主政府基本屬性的規定。
１1９9４4０0年３3月，中共中央在《關於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中提出“三三製”的政權體製後，鄧小平更進一步抓緊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據地的落實工作。４4月１15 日，鄧小平發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指出：“三三製”的抗日民主政權的實質是民主。黨領導政權工作時，必須貫徹民主的精神，反對“以黨治國”的觀念。黨對政權是指導與監督，即“黨對政權要實現指導的責任，使政權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統一戰線的原則。黨的領導責任是放在政治原則上，而不是包辦，不是遇事幹涉，不是黨權高於一切。”
鄧小平充分肯定了“三三製”的政權是當時敵後抗戰的最好的政權形式，因為它是“幾個革命階級對漢奸、親日派、反動派的聯合專政，既能合乎統一戰線原則，團結大多數與日寇、漢奸、親日派進行鬥爭，又能保證由共產黨員與進步勢力結合起來的優勢”，而且這種政權形式也是“將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所應采取的政權形式”。鄧小平的《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在抗日民主政權建設方麵的理論貢獻，是對中共“三三製”政權思想的補充和發展。
鄧小平在分析了“以黨治國”的種種表現後提出，這種觀念必須盡快予以摒除。黨對政權要采取指導和監督的政策。所謂指導，它的權力隻限於“命令政府中黨團和黨員”、“必要時用黨的名義向政府提出建議”，而“絕對沒有命令政府”的權力。以“黨的名義”提建議不是無條件的、經常性的，而是“必要時”方可采用。此外，“隻有黨正式決定的代表才有權代表黨說話，提議案，或與其它黨派接頭”，任何個人不得擅自以黨的名義出麵。“指導”的目的是為了“使黨的主張能夠經過政權去實行”。而“監督”則是為了“使政權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統一戰線的原則”。為使指導與監督能夠真正發揮其作用，必須處理好政令與黨令的關係，必須保證政權的“三三製”形式。這就要求政權中的黨團和共產黨員一定要起模範帶頭作用，要有意識地展開民主政治鬥爭，提高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以黨治國”這種不良現象的產生表明了在“一個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國家”裏，“共產黨員一般缺乏民主的習慣，缺乏民主政治鬥爭的常識與鍛煉”。他充分肯定了民主政治的好處，認為“它能夠及時反映各階級各方麵的意見，使我們能夠正確地細心地去考慮問題解決問題；它能夠使我們從群眾的表現中去測驗我黨的政策是否正確，是否為群眾所了解所擁護；它能夠使我們對事物感覺靈敏，隨時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夠使我們黨得到群眾的監督，克服黨員墮落腐化的危險，及時發現投機分子以及破壞分子而清洗出黨；它能在民主政治鬥爭中提高黨員的鬥爭能力，使黨更加接近群眾，鍛煉黨使黨成為群眾的黨”。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和主張反映出他的遠見卓識以及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勇氣。
１1９9４4１1年４4月，太行根據地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開展了村選活動，選舉邊區臨時參議會參議員活動。同年７7月７7日，晉冀豫邊區臨時參議會在遼縣桐峪鎮隆重開幕。參加大會的共有各地選出的一百三十三名參議員，鄧小平以共產黨參議員的首席代表身份參加會議。根據“三三製”原則，臨時參議會選舉中共黨員申伯純為議長，無黨派人士宋維周和國民黨員刑肇棠為副議長。由於會議同意把魯西三十三縣劃入，所以晉冀豫臨時參議會改名為晉冀魯豫臨時參議會，同時成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從此，晉冀魯豫邊區擴大到西起同蒲線，東至津浦線，南臨黃河，北抵石太，麵積達三萬五千多平方公裏，成為堅持華北敵後抗戰的重要依托。晉冀魯豫邊區臨時參議會和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太行根據地的政權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麵對空前的嚴重災荒
1942年，日本侵略軍不斷地對太行根據地進行殘酷的“掃**”、蠶食，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生活、生產條件被破壞，根據地越來越小，再加上百年不遇的大旱災，太行區軍民的吃飯、穿衣成了嚴重問題，麵臨著最嚴峻最困難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黨政軍動員一切力量戰勝空前嚴重的災荒，成為密切黨群關係，推動一切工作的前提。
在這之前，1941年12月，黨中央在對敵後抗日根據地工作的指示中，已經提出了既能支持長期戰爭，又利於準備將來反攻的精兵簡政政策，指出：“敵後抗戰能否長期堅持的最重要條件，就是這些根據地居民能否養活我們，能否維持抗日的積極性”，“我黨政軍均應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負擔過重而消極，而與我們脫離，那麽不管我們其他政策怎樣正確也無濟於事”。在貫徹中央指示中，鄧小平提出：“減少人民對抗日的負擔，這是為人民本身利益的負擔，但這個負擔的數目也是相當大的。減輕人民對我們的負擔，從兩方麵著手：第一精兵簡政，減少脫離生產人員；第二機關部隊本身生產節約，反對貪汙浪費，自己解決部分經費。”為此，一二九師於1943年8月1日發布了《關於生產節食，渡過災荒、迎接勝利的命令》。
鄧小平親自抓一二九師師部的精簡和第六軍分區的精簡。一二九師直屬隊從四十一個夥食單位減少到十九個。各軍分區和新一旅、三八五旅共減少一百五十六個夥食單位。減縮機關，充實了戰鬥連隊。在精簡的同時，實行了嚴格的節約措施。根據師部命令，部隊的小米供應，主力部隊由每人每天一斤半分期減到一斤（十六兩），地方武裝由一斤減為十五兩。機關人員由一斤減為十三兩。劉伯承、鄧小平也和大家一樣，並一再向行政科和管理員交代，不準搞特殊化。部隊幹部戰士在這種本身供應不足的情況下，還盡量降低夥食標準，擠出糧食救濟災民。
為了盡快發展生產，找到解決困難的根本出路，鄧小平於1943年6月21日主持召開了中共太行分局專門會議，討論了太行區的經濟建設工作，製定了《關於太行區經濟建設工作的檢查和決定》。9月21日鄧小平又在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和一二九師聯合召開的生產會議上，作了題為《努力生產，渡過困難，迎接勝利》的講話，指出：“勝利雖然接近了，我們還要經過相當困難的過程，從各方麵努力，渡過困難，迎接勝利，且為戰後作準備，打下新中國建設的基礎。”他要求各級黨委必須加強對生產工作的領導，今後應把生產當做一切工作的中心環節，要特別加緊農業生產，同時抓好手工業生產。
太行區黨政盡最大力量扶持人民群眾的生產，除減免災區負擔外，還動員一切力量，從沒有受災的西部地區向災區調撥糧、油、山藥等。黨政機關和部隊在幫助群眾生產的同時，也自己開荒種地。1943年8月初，突降大雨，久旱之後的雨水對人們是多麽寶貴啊!大家欣喜異常。鄧小平立即指示邊區各機關、單位、學校減短辦公、學習時間，全體動員幫助群眾補種改種，並提出口號：“爭取十天突擊晚熟莊稼及蔬菜的搶種、改種、補種和多種，渡過災荒。”鄧小平還親自組織機關工作人員到駐地所在涉縣二區幫助群眾搶種。秋後，災民的吃糧困難得到了初步緩解。
在鄧小平、劉伯承的帶動下，各部隊的生產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師直屬隊上山開荒，動手紡紗。鄧小平也在辦公室帶頭支起了紡車，在繁忙的工作中擠出時間，紡出縷縷白絲。就這樣，幹部戰士一起動手，解決了吃菜、糧食、經費的自給。鄧小平針對部隊一麵要對敵作戰，一麵要堅持生產的情況，指出：“敵後經濟戰線，包含了兩個不可分離的環節，一是對敵展開經濟鬥爭。二是在根據地展開經濟建設。沒有對敵鬥爭，談不上根據地建設；沒有根據地建設，更談不上對敵鬥爭。”要“減輕人民對敵負擔，即打擊敵寇對敵占區、遊擊區、邊沿區的掠奪和對根據地的摧殘，必須軍民結合，與敵人進行頑強的鬥爭，減少損失至最低限度”。
鄧小平在《太行區經濟建設》一文中，明確指出了經濟戰線鬥爭的重要意義。他說：“以八路軍這樣窳劣的武器，四年來沒有得到一個銅板一顆子彈的接濟，而能戰勝各種困難，與強大的敵人進行短兵相接的鬥爭，這不能不是一個奇跡。究竟它的秘訣在什麽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們有一個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指導原則。依據這個原則。從無數的戰鬥中，才創立、保衛與鞏固了各個抗日根據地，才箝製了日寇在華總兵力的一半，減輕了大後方正麵作戰的負擔。如人所共知的，我們同敵人進行了嚴重的政治、文化和反特務的鬥爭，大大地發揚了根據地和敵占區人民的抗日積極性，堅定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然而，還有如人所共知的，就是我們在敵後還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進行了經濟戰線的鬥爭，而且獲得了不小的勝利。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一經濟戰線的勝利，我們才有可能堅持敵後抗戰六年之久，並且還能繼續堅持下去。”鄧小平在文中還總結了太行區經濟戰線鬥爭的幾條經驗：第一，敵後的一切離不開對敵的尖銳鬥爭，我們每一點經濟建設的果實，都是用血換來的。第二，沒有正確的政策，就談不上經濟建設，而這些政策的製訂，必須以人民福利和抗戰需要為出發點。第三，任何一個經濟建設的事業，沒有廣大人民自願的積極的參加，都是得不到結果的。第四，將大批的得力幹部輸送到經濟戰線，幫助他們積累經驗，才能使經濟建設獲得保障。這一總結，指導了晉冀魯豫戰略區的經濟建設，使其奠定了後來支持解放戰爭勝利進行的經濟基礎。
鄧小平、劉伯承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以身作則，和軍民同甘共苦，帶領全區軍民團結一致，艱苦奮鬥，終於戰勝了敵人，戰勝了嚴重災荒，使根據地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到1943年上半年，基本上製止了敵人在邊沿地區的蠶食；1944年，轉入對敵局部反攻；同年夏季，全區獲得了抗戰以來的第一次豐收，終於度過了三年的嚴重災荒。
親密無間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長達十幾年的兩個革命戰爭時期，鄧小平和劉伯承曾先後共同領導和指揮八路軍一二九師和第二野戰軍，共同經曆過晉冀魯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戰略區，親密無間。他們是軍事指揮上的並肩者。在一個戰役接連一個戰役，一個戰場轉到另一個戰場這種漫長而頻繁的戰爭過程中，在這種極度耗費腦力和體力的戰場生活中，他們時常互相把挑在對方肩頭上的重擔換到自己肩頭上來，或分成兩副擔子來分擔。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又是軍事指揮上的換肩者和分擔者。即使在大別山因為鬥爭的需要分成兩個指揮所，部隊接到的戰略戰術指示，仍然是出自一個劉鄧司令部。他們的指揮藝術和作戰謀略是不可分割的。在困難和危險的時候，他們更是相互牽掛，相互關心。
1942年春夏，侵華日軍對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兩次“掃**”，而後一次是空前的大“掃**”。日軍春季“掃**”給根據地造成很大損失，為了扭轉這個局麵，以應付將來更大的困難，鄧小平去中條山，劉伯承留在太行山。3月中旬，鄧小平率一支部隊到太嶽區。兩人分手後，劉伯承一直擔心鄧小平的安全，老到作戰科、機要科查問：鄧政委是否過了白晉線敵占區？當時，敵寇修築了白晉鐵路，插進晉東南，把太行區和太嶽區分割開。3月29日晚收到電報說：鄧今晚通過白晉線去太嶽。當夜，劉伯承一直未睡，坐在作戰科替參謀值班等電報。天快亮時，他得知鄧小平已安全通過白晉線到達太嶽區後，這才放心回去休息。
自劉鄧分開後，司令部向下發的電報仍是署“劉鄧”或“劉鄧李”。由於他們對工作如此嚴肅認真，也由於他們親密無間地團結一致，以身作則地為人表率，所以用他們二人名義發出的“訓令”、“號令”、“預先號令”或者“命令”，部隊無不堅決執行。
1942年，適值劉伯承師長五十大壽。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政治機關的同誌決定給劉師長祝壽，借以號召全體指戰員向劉師長學習，並提高和活躍一下部隊的情緒。
這是敵後鬥爭最困難的一年。劉伯承不讚成，他說：“自己對革命無功勞，且祝壽要浪費錢。”隻是在大家的堅持下，才作了讓步。
鄧小平在祝詞中說：“我們生活在一塊，工作在一塊。我們之間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關係是非常協調的。我們偶然也有爭論，但從來沒有哪個固執己見。哪個意見比較對，就一致地做去。我們每每聽到某些同誌對上下、對同級發生意氣之爭，遇事總以為自己對，人家不對，總想壓倒別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結果弄出錯誤，害黨誤事。假如這些同誌一切從國家、人民和黨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的榮譽地位出發，那又怎麽會犯這樣的錯誤呢？伯承同誌便是不斷地以這樣的精神去說服與教育同誌的。”
劉伯承也寫了篇五十歲自銘：“我自己的一生，如果說有一點成就，那就是黨和毛主席領導所給我的——因此，我願為中國人民盡力。”
在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的時候，劉鄧更是配合協調、指揮一致。
1986年10月，劉伯承元帥逝世，鄧小平率全家前去參加追悼會。鄧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這樣寫道：
“伯承久病，終於不治。我和他長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辭世，使我至為悲痛。”
“我們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軍一二九師，一個師長，一個政治委員，以後在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前後共事十三年，兩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協調。我比他小十多歲，性格愛好也不盡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們習慣地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裏，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藥還是有的”
鄧小平對祖國醫藥學的深刻了解鮮為人知。八路軍一二九師轉戰太行時期，衛生處長錢信忠經常帶著軍醫到師部巡診，鄧小平時常提出一些有關醫藥學方麵的問題和軍醫們討論。1942年初春的一個夜晚，錢處長因為有事，由蕭醫生單獨巡診。不知是擔心自己缺乏經驗，還是害怕鄧政委又提出什麽問題，蕭醫生心裏有點忐忑不安，以至到了鄧小平的門前還在遲疑。正在這時，屋門開了，鄧小平迎麵走了出來：“哦——是蕭醫生，請到屋裏坐。”蕭醫生進去後說明來意。鄧小平說：“謝謝你們的關心。”接著，鄧小平關切地詢問起部隊流行病的發病情況和醫藥情況。
當時，部隊在太行山區，生活艱苦，戰鬥任務又很重，各種疾病流行，尤其是菌痢、瘧疾、流感等發病率比較高。由於日本侵略者實行“三光”政策，再加上國民黨對邊區的經濟封鎖，藥品供應愈來愈緊張。許多傷病員因得不到及時治療，傷口惡化，病情加重，衛生處的同誌都很著急。
鄧小平聽到這些情況，心情很沉重。“是啊，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就是妄圖困死我們。我們決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沒有藥，光急也不行，要想點辦法。”他的聲音很低，既是自言自語，又好像在提出問題討論。經過片刻的沉思，鄧小平的眼睛忽然一亮，接著說：“其實，藥還是有的。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收錄的藥物近二千種。我們這麽大的太行山怎麽會沒有藥呢？前些天，在村外散步時，我們就看到路旁有野**、柴胡這些中草藥。它們都有消炎和清熱解毒的作用，采回來不是可以用嗎？當然還有其它的藥，你們可以到群眾中去請教嘛。”然後，他又說：“華佗在一千七百多年以前，就采用‘麻沸散’進行剖腹手術。將來，我們一定要讓我國的醫藥學和其它科學重新走到世界的前列。”
說完，鄧小平隨手拿起一根火柴梗，輕輕地撥了撥桌子上的那盞小油燈的燈芯。燈火映紅了鄧小平那充滿信心的臉龐，蕭醫生的心裏也跟燈火一樣明亮起來。
聽完鄧政委的這番話，蕭醫生茅塞頓開。在鄧小平的指點下，衛生處的同誌也開闊了視野。他們虛心地向當地群眾請教，很快采集到了許多野**、柴胡、金銀花等中草藥，擴大了藥品來源，緩解了缺醫少藥的矛盾。
去 延 安
抗日戰爭時期，為了粉碎日軍的封鎖，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委在敵人統治薄弱的豫北湯陰、浚縣交界地區，開辟了一條由冀魯豫邊區經太行邊區至陝甘寧邊區的湯浚秘密紅色交通線。
1943年5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沙區辦事處交通員小李接受了一項任務，護送鄧小平和卓琳通過這條紅色交通線，經太行去延安，向黨中央匯報華北戰場對敵鬥爭情況。這時，辦事處接到情報說，敵人近來巡邏活動頻繁，對這條紅色交通線似乎有所察覺。
事不宜遲。當天晚上，在二十多名武裝戰士的護送下，鄧小平和卓琳化裝出發了。隊伍來到衛河東岸老宮嘴渡口時，小李借著微弱的月光，沿河查找，整個渡口看不見一隻船影，連河岸木樁上那根攔河橫扯的擺渡鐵索也不翼而飛。當鄧小平得知上遊不遠處有個淺灘時，便當機立斷，決定趟水過河。到了河當心，水越來越深，都到胸口了。河心水流湍急，走著走著，兩腿直打顫。鄧小平小聲關照大家：“要把腳步踏實踏穩，互相拉緊手，千萬不要被水衝倒。”大家按照鄧小平的吩咐，緊緊拉著手，連成一條衝不倒的鎖鏈，穩步前進，終於渡過了衛河。
第二天，夜幕降臨時分，遵照“曉宿夜行”的規矩，鄧小平他們又登程出發了，很快就進入了宜溝集日偽嚴密控製的封鎖區。為了安全闖過敵人把守森嚴的鐵路和封鎖溝，小李帶了幾個戰士匍匐前進，悄悄爬過鐵路，來到封鎖溝路口，沒有發現敵崗哨，隻聽得南邊崗樓裏敵人吆五喝六地喊得正熱鬧：“地子九!天杠!他媽的……”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鄧小平會從他們眼皮子底下通過。小李和幾個戰士立即分別卡住了鐵路和封鎖溝過路口的南北兩側，嚴密監視敵人，掩護鄧小平和卓琳急速通過。
走了一段路，鄧小平回頭看了一眼偽軍的鐵路碉堡，小聲說：“如果能在這個險要的關卡，從敵人內部做一些爭取和瓦解工作就好了。”後來，地下黨組織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將炮樓上的偽軍爭取過來，保證了這條秘密交通線的暢通。
護送隊伍來到淇河近旁，發現十五六個荷槍實彈的偽軍在岸上巡邏，死死守住那段可以趟水過河的淺灘。護送的戰士們有的建議強攻，有的主張硬拚，鄧小平聽了，低聲對大家說：“同誌們，打仗不能單憑勇敢，還要靠智謀，才能巧妙地戰勝敵人!”他沉思了一下，決定派人用火力把巡河的敵人引走。三個戰士在夜色掩護下出發了，巡河的敵人果然中計，喊著“八路，快追!”跑了過去。這時，埋伏在河口的小李和另一個戰士一躍而起，將留守的兩個敵哨兵殺死。鄧小平和卓琳安全渡過了淇河。負責誘敵的三個戰士也無一傷亡，跑著跟上了大隊。
鄧小平在武裝戰士的護送下，連闖險關，終於通過秘密紅色交通線，經由太行平安到達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