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最早知道司馬光這個人，大概是因為“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人們欣賞他的，大概就是他的機智與隨機應變。實際上，司馬光在官場的生存之道也值得我們欣賞借鑒。
司馬光，字君實，自稱齊物子，號迂夫，晚年號於叟，世稱涑水先生。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和文學家。他著作的《資治通鑒》一書曾被魯迅先生高度評價為“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可見其價值之高。
司馬光少年時，是個活潑機靈有膽有識的孩子。一次，他和幾個小夥伴在院子遊戲，一個孩子登上一口盛滿水的大甕玩，忽然失足跌進甕中，別的孩子看見，嚇得紛紛逃走，唯有司馬光急中生智，“持石擊甕，破之，水進，兒得活。”這件事，很快在開封和洛陽一帶流傳開了，畫家將它繪成《小兒擊甕圖》。九百餘年以來，這一故事久傳不哀，至今仍有教育意義。
寶元元年(1038年)三月，年僅20歲的司馬光中了進士甲科，被授以奉禮郎，改任華州(今陝西華縣)、蘇州(今屬江蘇)判官。至此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皇祐元年(1049年)，龐籍為樞密副使，力薦司馬光試用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三年，宋仁宗的老師夏竦死了，仁宗親自給予“文正”的諡號。但夏竦平時心術不正，常在同僚之間撥弄是非，且生活腐化，不得人心。仁宗知道按照正常程序夏竦是不可能得到“文正”這個“至美”之詞的。當夏竦的諡號頒布下來，滿朝文武大臣議論紛紛。司馬光不避斧鉞，兩次上奏《訟夏令公諡狀》，言詞十分激烈。仁宗無奈，隻好接受司馬光等人的意見，改諡“文莊”。這件事，當時的人們對司馬光評價很高，司馬光因此獲得不虛美、不隱惡的美名。
皇祐五年七月，龐籍先後出任鄆州(今山東鄆城)、並州(今山西太原)知州，司馬光以通判作為副手赴任。嘉祐二年(1057年)因麟州屈野河西築保為西夏兵所敗，龐籍被貶為青州(今山東淄博)知州。但是，龐籍把司馬光參與此事的信件和材料隱匿起來，由他一人承擔責任。六月，司馬光被調回京，改任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當他聽到群僚對麟州事件議論紛紛，指責龐籍時，他百般解釋無濟於事，於是一連“三上書自引咎”，要求“獨治臣罪，以正典刑”。他不文過飾非，爭著承擔責任的精神是可貴的，但他始終以清正廉潔之身立於官場不授人以柄才是明智之舉。
嘉祐三年，司馬光任開封府推官。京城皇親國戚、勢官大姓、豪強奸猾錯雜其間，是有名的難治的地方。他不徇私情，秉公辦事，抑惡揚善，一府安然。
嘉祐六年三月，司馬光調任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他薦賢才，擊奸邪。當時蘇轍回答問題很大膽直率，考官胡宿怕惹出事來，便將他黜之。司馬光說：“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最後蘇轍被置之末級，總算未被黜落。慧眼獨識，善於薦才的司馬光，曾將自己舉薦的朝士的名字寫成一冊，在卷首題“舉賢才”。後人對其逐個考證，“失之者十不一二”。當時朝綱顛倒，賢人君子雄才難展，奸邪佞幸恣行其誌。針對此弊，司馬光於嘉祐六年上《十二等分職任差遣劄子》，提出了八條建議：(1)分十二等任職差遣，上等缺員，在次等中擇優遞補。(2)以現有官員為定額，不可複增。(3)隨才授任，政績卓著者，雖未滿職，也可“改官益祿，賞賜獎諭”，不稱職者，降職或廢除：“有罪者，貶竄刑誅。”(4)選拔官吏，不論資排輩。(5)分等級選任官吏。(6)地方官升任京官，要根據政績或薦舉人數的多少。(7)依靠恩蔭得京官，必須曆縣主簿、尉，不得直接任命。(8)凡貪虐不公，不稱職者，永遠不得複舊等差遣；如無貪贓，五年後，有五人以上舉薦，方可複舊等差遣。這些建議，宋仁宗雖未盡取，但任官要長久，憑政績升遷的思想被采納了。
嘉祐七年三月，朝廷任命司馬光為知製誥《正四品》。這是“文士之高選，儒林之極致”，是士大夫求之難得的清要職位。然而，他卻一連上了九道辭呈，終於在五月改任天章閣待製兼侍講，任知諫院。待製是從四品，比知製誥降了半格，可他卻十分高興。
司馬光作為一位政治家，也十分關心經濟問題。他在嘉祐七年七月所上的《論財利疏》中說：“在隨才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這三句話，集中概括了司馬光的經濟改革思想。所謂“隨才用人而久任之”，意思是說，用人用其所長，管錢穀之事，要任用懂錢穀之人，不必講究出身資曆；讓他們在此崗位上工作較長時間，使之成為理財行家，然後逐級提拔；提高三司使的政治地位，使之與中書、樞密並列。所謂“養其本原徐取之”，他解釋說：“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反對竭澤而漁。所謂“減損浮冗而省用之”，是針對當時崇尚奢侈而說的。他指出：皇帝及其左右的人浪費驚人，宮廷賞賜十倍於前。“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為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欲也。”地方官吏賄賂公行，“凡有毫厘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百姓的財產“太半盡於史家”。根據上述弊端，指出：要節約開支，必須“先由近始”。皇帝首先要帶頭，對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及外廷大臣的“俸給賜予，皆循祖宗舊製”。有非分求取者，“一皆塞絕，分毫勿許”，“致以奢麗之物誇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罪。”然後任用廉吏，誅斥貪殘，不祿無功，不食無用之人。他還建議宰相應當總領經濟。
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卒，英宗趙曙即位。由於英宗體弱多病，曹太後垂簾聽政。司馬光上疏力主重用忠臣賢士，剔除奸惡。他指出：“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英宗親政，為了收買人心，把仁宗價值百餘萬的遺物，遍賜兩府、宗室、近臣及將領。司馬光率領同僚三上奏章說，國有大憂，內外窘乏，不應將如此多的錢財賞賜群臣。當朝廷不準其請時，他將自己“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
司馬光凡看到違法背理的事就諫諍，是一位當之無愧的諫官，曹太後之弟曹佾“無功除使相”，他說：“遷除無名。”治平三年七月，宦官頭子任守忠升官，他上疏議奏任守忠是“大奸”，是“國之大賊，人之巨蠹”。“資性貪婪，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乞斬於都市，認謝天下。”結果，任守忠被貶為節度副使，蘄州(今湖北蘄春縣蘄州鎮西北)安置。終英宗朝，司馬光“皆盡言無所隱諱”。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卒，神宗趙頊即位，司馬光被擢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以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司馬光與王安石意見不合。司馬光老成持重，處事謹慎；王安石雷厲風行，急於事功。隨著變法的深入和推廣，新法中也出現了不少弊端，兩人的矛盾日漸尖銳對立，終於由好友變成了政敵。司馬光認為新法嚴重脫離實際，尤其在新法執行中，官吏做壞事，失去惠國利民之意。因而司馬光堅決反對新法。
神宗皇帝既用王安石變法，又欲用司馬光為主管軍事的樞密副使。司馬光不肯就職。從熙寧三年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一連上了六道奏折，堅辭樞密副使。是年八月，司馬光請求到外地當一名地方官或散官。九月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次年四月，又出判西京留守禦史台。從此，居洛陽十五年，專心撰寫《資治通鑒》，“絕口不論事”。然而，“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五日，神宗卒，不滿十歲的哲宗趙煦即位，太皇太後高氏垂簾聽政。當司馬光前往皇宮致哀時，“所至，民遮道聚觀，至馬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當司馬光拜謁當時的宰相時，“市人登樓騎屋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欲識者司馬相公之風彩耳!”嗬叱不退，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由此可見司馬光在當時是如何地深得人心。
司馬光一生，官不可謂不高，祿不可謂不厚。然其“於物澹然無所好”。他雖為官近五十年，可“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自己“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平素“家居食不敢常有肉，夜不敢純有帛”。“所居才能避風雨”。他在《訓儉示康》中說：“有德者，皆由儉來也。”他的兒子司馬康沒有辜負他的期望，一生“為人廉潔，口不言財”。司馬光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堪稱一代廉士，為人所景仰。
[點評]
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盡管司馬光並未曾遭遇改朝換代，但也是幾易其主。可他仍能縱橫官場，其生存之道便是自始至終都光明磊落，不留人以口實，不授人以柄，以清正廉潔之身立於官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