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史上，有一些所謂的忠臣，往往是諸葛亮所說的“下筆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沒有什麽經世濟時的實際本領，又咄於口舌，於是便想出“文死諫”的招來。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忠臣都是如此，他們能變愚忠為巧忠，忠之有道，忠之有術，忠之有效。唐太宗時期的魏征就曾對李世民說：“我希望陛下讓我做一個良臣，不要讓我做一個忠臣。”唐太宗聽後很吃驚，就問：“難道良臣和忠臣有什麽區別麽?”魏征說：“區別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聲譽，子孫相傳，流傳千古；忠臣得罪被殺，君主得到的是一個昏庸的惡名，國破家亡，忠臣得到的隻是一個空名。”這番良臣與忠臣之辯，是值得我們深思而慎行的。

魏征出身於書香世家，父親也是一位博學多才的人，曾經出仕隋朝，做過地方官，但很早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輕時家庭生活十分清貧，但魏征胸懷大誌，總想幹出一番事業來，於是，他就刻苦讀書，勤奮學習，在學問和政治才幹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魏征38歲時參加了李密的起義軍，但魏征的地位很低，他沒有任何發言權。當時，李密的瓦崗軍聲勢浩大，占領了隋朝最主要的糧倉河南的洛口倉、回洛倉和黎陽倉，因為開倉救濟饑民，使起義軍發展到了全盛階段。此時，隋朝大將王世充據守洛陽，與起義軍展開了生死搏鬥。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義軍中的許多不足，曾經主動進諫說：“起義軍雖有重大勝利，但傷亡也很大，軍中費用緊張，儲備有限，且賞罰不均，不宜同隋軍硬拚硬打，目前之計，在於深溝高壘，以待敵軍糧盡，等敵軍撤兵，再行追擊，可獲大勝。”李密並未采取魏征的意見決定速戰，大軍列營而不設壘，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襲，瓦崗軍慘遭失敗。

經此一役，瓦崗軍徹底覆滅。李密被迫率殘部投降了李淵，李密開始尚受重用，後來漸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陽一帶招撫舊部，重新起兵，反對李淵。不久，李密兵敗被殺。魏征認為李唐政權較有前途，就向李淵請求前去招撫李密的舊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太子李建成聽說魏征既有才華又有才能，又由於魏征招撫李密舊部有功。就把他找來，給了他一個管理圖書經籍的小官，叫做洗馬。在這一階段，魏征雖有文名，實際上並未發生多大的作用。

李唐政權把握了天下大勢之後，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齊王李元吉，自己當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閑人物，就立刻召見了他。責問他說：“你為什麽挑撥我們兄弟間的關係呢?”魏征沒有巧言機辯，而是據理回答，他說：“人各為其主。如果太子早聽信了我的話，就不會有今天的下場，我忠於李建成，又有什麽錯呢?管仲不是還射中過齊桓公的帶鉤嗎?”

李世民聽他說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舉出了管仲射小白的曆史故事，自己不能顯得沒有氣度，就赦免了他，並封他為主簿，至此魏征結束了他不得其主的生涯。

李世民即位不久，就提升魏征為諫議大夫，這真是得其所哉!唐太宗善於聽取別人的意見，成就了魏征的名聲，魏征敢於犯顏直諫，促成了唐太宗善於納諫的性格，魏征的進諫和唐太宗的納諫同樣名垂青史，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諫議大夫的職責是專門向皇帝提意見，這是個很奇特的官，它既無足輕重，又重要無比；它既無尺寸之柄，但又權力很大，而這一切都取決於諫議大夫的意見皇帝聽還是不聽。唐太宗任命魏征為諫議大夫，表現了唐太宗對他才能的認可和對他本人的信任與尊重，後來又把他提升為尚書丞，就更能使他隨侍左右，時時處處提醒規勸皇帝了。

在政治方麵，魏征堅決主張懷柔招撫，反對鎮壓。當時，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國，在“玄武門之變”過後，一時人心惶惶，許多人準備造反。魏征向李世民建議說：“要不計私仇，對他們要以公處之，否則殺之不盡，有無窮之禍。”李世民聽信了他的話，就派他為特使，給以便宜行事的權力，讓他去太子勢力較為集中的河北一帶安撫人心。他到了河北，見到兩輛去長安的囚車裏麵裝著“玄武門之變”中逃走的李建成的部下。魏征說：“我離開長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們逮捕，豈不是自食其言、失信於人嗎?如今，我來招撫還恐怕人家不願相信我，怎麽能把人押送長安呢?臨行的時候，太宗讓我便宜行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讓他們跟我一起去招撫別人，一定會有很好的效果。”別人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見，他們就放了那兩個人，並給唐太宗寫了報告。由於魏征的正確做法，很快就安撫了河北一帶，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唐太宗很讚賞魏征的做法，也就越加器重他。

在治理國家的整體方略上，尤其是在大亂之後撥亂反正，魏征主張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緩。唐太宗即位之時，天下初定，百廢待舉，一天，他問魏征說：“賢明的君主治理好國家也該需要百多年的功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認為：“聖明的人治理國家，就像聲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樣，一年之內就可見到效果，三年見效就太晚了，怎麽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書仆射封德彝認為：“自古以降，人心江河日下，日趨奸詐，秦用嚴刑，漢用霸道，都沒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這些滿是書生氣的話來治理國家，那必然敗亡。”魏征則針鋒相對地說：“大亂之後治理國家，就像餓極了的人要吃東西一樣，來得更快。如果人心如流水一般向下墮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還談什麽治理國家呢?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事在人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聽從了魏征的意見，積極采取有效措施，隻過了三兩年，唐朝就出現了“貞觀之治”的局麵，這在中國曆史上是極為少見的。

在執法方麵，魏征主張寬緩明確。他堅決反對像秦朝那樣實行嚴刑酷法，把人民當作魚肉來宰割，同時又堅決主張明正典刑，反對循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盧祖尚為交州刺史，盧祖尚開始答應了，但又反悔托病辭命，唐太宗當麵勸他，他還是不肯去。唐太宗一怒之下，當時就把他殺了。事後，魏征就借議論北齊皇帝高洋批評唐太宗說：“高洋覺得自己理虧了還能向別人認錯，這也是他的長處。”唐太宗也覺得做得太過分了，認為沒按法律辦事，就借機表示後悔。濮州刺史龐相壽是唐太宗做秦王時的老部下，在任職期間因貪汙被人告發，受到了追回贓物、解除職務的處分。龐相壽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覺得於心不忍，就送給他一百匹絹，讓他繼續去做刺史，隻是告訴他以後千萬不可再貪汙了。魏征知道後，就對唐太宗說：“您這是循私枉法了。龐相壽犯了罪，您還給他優厚的賞賜，讓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時的部下很多，如果他們都照龐相壽的例子犯罪，那您怎麽辦呢?”他還對唐太宗說：“獎賞的時候，不要忘了疏遠的人；懲罰的時候，不要給親貴留情。要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才能讓人心服。”在魏征的堅持下，唐太宗不得不同意原來的處理方案。

魏征還主張取信於民，不要朝令夕改，讓人無所適從。唐朝原定政策是18歲的男子才能參加征兵服役，有一次，為了多征兵戍邊境，唐太宗要求16歲以上的男子全部應征，魏征不同意。按照當時的規定，皇帝的命令要等與會的大臣全部簽字以後才能生效，魏征認為這個法令與唐朝以前的法令相衝突，而且過於苛刻，便屢次拒簽。唐太宗十分生氣，當麵責問他為什麽阻撓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說：“涸澤而漁，焚林而獵，是殺雞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為了充數，把不夠年齡的人也弄來當兵呢?況且這也是失信於民。”唐太宗問自己是否有失信於民的事，魏征列舉了一串例子，證明他辦了不少出爾反爾、失信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張口結舌。最後，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見。

唐太宗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緒的左右，他就提醒周圍的大臣注意糾正他偏激的決定，並把批評朝政製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沒有的新製度，即允許諫官、史官參加政事堂會議。這種製度不僅能夠保證諫官、史官能夠及時了解朝政的內幕，使其有所勸諫，還起到了一定的監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員不敢謊報政績。這種製度還規定，在會議之上，不管是皇帝還是大臣，如有過失和不當之處，諫官可當麵指出，予以辯論。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許多情況，能根據第一手材料著起居注，這對他們也是一種監督。

魏征就是在這種相對寬鬆自由的環境裏做諫官的，他勸諫的內容從長治久安的軍國大計，到皇帝個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許多方麵，對唐太宗及唐朝貞觀年間的政治，可以說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尤其在個人享樂方麵，魏征緊緊跟蹤唐太宗，經常犯顏直諫，不讓他大興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獵，車馬都準備好了，最後還是沒敢去。魏征問他為什麽沒有出去。唐太宗說：“我起初是想去打獵，可又怕你責備，就不敢出去了。”

公元638年(貞觀十二年)，公卿大臣都請求太宗登泰山封禪，隻有魏征認為現在舉行封禪儀式不妥。太宗對魏征說：“我希望您把自己的想法都說出來。難道是我的功勞不高嗎?是我的德行不淳厚嗎?是國家還沒有平定嗎?是遠方的異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義嗎?是吉祥尚未降臨嗎?是農業沒有豐收嗎?為什麽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說：“陛下的功勞雖然是極高的，可是百姓並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雖是淳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傳及全國各地；全國雖然安定，但並不能為興辦事業提供足夠的資財；遠方的部族仰慕陛下的高義，但朝廷卻沒有能力滿足他們的要求；吉祥的征兆雖然出現，但法網仍然密集；雖然連續幾年農業豐收，但糧倉仍然空虛，這是我認為目前不宜封禪的原因。我不能用遙遠的東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現在有個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將要治愈時，已經瘦得皮包著骨頭，馬上讓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裏路，他一定不可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亂已經不止十年，陛下平定了全國的混亂局麵，雖然現在天下已經平定，但國庫尚不充實，在如此情況之下，向天地報告事業已經成功，我暗自對如此做法持懷疑態度。況且陛下若東封泰山，各國的使者都要聚集到那裏，周邊各國人，無不奔走相告。現在西起伊水、洛水流域，東到泰山、東海、荒草灘、沼澤地，蒼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之聲不聞，道路蕭條，行進艱難，豈可召來城外部族之人，把我國的虛弱狀況展示他們?即使我們用盡財物賞賜他們，也不能滿足遠方之人的願望；即使連續兩年免除徭役，也不能抵償百姓的勞苦。如果遇到水旱災害，風雨之變，服役的民夫橫加議論，即使後悔，也無法挽回損失。豈隻是我一個人懇請陛下免去封禪之事?成千上萬的百姓都乞望陛下恩準。”太宗聽了魏征的一番話，也深感國家雖然初步安定，但生產遠未恢複，國庫仍然空虛，如此嚴峻的形勢，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遂將封禪泰山之事擱置了下來。

對於唐太宗個人的品德修養，魏征也很重視。有一次，魏征直言不諱地對唐太宗說：“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魏征還引用荀子的話對唐太宗說：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話對唐太宗震動很大，他牢記在心，並用這句話垂誡太子，讓他永誌不忘。有一次，唐太宗問魏征怎樣才能做一個“明君”，而不要成為一個“暗君”，魏征就給他講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專門投隋煬帝之所好，專說好話，不講逆耳之言；專報喜，不報憂，結果隋朝滅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個著名的結論：“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當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對魏征的勸諫並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有時是既恨又怕，甚至還想幹脆殺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隻好的鷂鷹，自己非常喜歡，就把他駕在手臂上玩。遠遠地看到魏征來了，十分緊張，趕緊把鷂鷹捂在懷裏，怕魏征看到或是聽到。其實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為了不讓唐太宗貪戀聲色犬馬，就故意沒完沒了地稟奏公事，估摸著鷂鷹差不多憋死了，他才離開。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趕忙從懷中取出鷂鷹，拿起一看，早已悶死了。這使他覺得十分窩火又說不出話來。

有一次，唐太宗罷朝回來，氣衝衝地對長孫皇後說：“我一定要殺了這個鄉下佬。”長孫皇後非常賢德，趕忙問要殺誰，唐太宗說：“魏征這家夥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長孫皇後聽了這話，連忙回去換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裏。太宗見了，十分驚訝，問她這是在幹什麽，長孫皇後說：“我聽說隻有聖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現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賀呢?”太宗聽了，覺得很高興。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醫送藥，使者相望於道路，來往不絕，並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許配給他的兒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後，太宗命朝中官員都去吊唁，並為之親自撰寫碑文，刻於石上。太宗對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說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征沒，朕亡一鏡矣!”這恐怕是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榮了!

[點評]

自古以來忠臣多而良臣少，究其原因，就是這些忠臣隻有胸懷的開闊而無處事的藝術。因此，如果想做良臣就不僅要有忠君愛國之心，還要有經世濟時的真本領和處理政事，奉事君主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