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1811～1872年)是中國曆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從湖南雙峰一個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書生入京赴考，中進士留京師後十年七遷，連升十級，37歲任禮部侍郎，官至二品。緊接著因母喪返鄉，恰逢太平天國巨瀾橫掃湘湖大地，他因勢在家鄉拉起一支特別的民團湘軍，曆盡艱辛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為一等勇毅侯，成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後曆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官居一品，死後被諡“文正”。

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轉而為沒落、衰敗時期，在這內憂外患接踵而來的動**年代，由於曾國藩等人的力挽狂瀾，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局麵，曾國藩正是這一過渡時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麵產生了令人注目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作用於當時，而且一直延至今日。從而成為近代中國最顯赫和最有爭議的曆史人物。毛澤東直到晚年，仍稱曾國藩是“地主階級中最厲害的人物”，並“獨服曾文正”。

人並不是孤立地立於大千世界中，人與人之間、人與事之間、人與物之間必定都經曆著各種各樣的遭遇。而在每一種境遇中選擇何種生存之道，都將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以後的命運。曾國藩怎樣由一介書生而成為一個統領群倫的“中興”名臣?如何把局麵做得越來越大，以至連皇帝都懼怕他三分。這便要歸功於他的生存之道，曾國藩一直以隱忍克製的心態在官場中立足，他的生存之道正可謂是增一分太多，減一分太短，恰到好處。

為保持自己來之不易的功名富貴，他事事謹慎，處處謙卑，稱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個字，因為月盈則虧，日中則昃，鮮花完全開放了，便是凋落的征候。因此，他常對家人說，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此外，他“常存冰淵惴惴之心”，認為為人處世，必須常常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時時處處謹言慎行，才不致鑄成大錯，招來大禍。他非常善於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他從31歲的十月初一那天起，便給自己訂了個“日課冊”，名之曰《過隙集》，天天從靈魂深處檢醒自己。他曾經說道：“餘自經鹹豐八年一番磨煉，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還有，他始終認為：“天地間唯謙謹是載福之道。”他深刻指出：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奴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麵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麵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長久。”幾個謙退把曾國藩一生的隱忍克製心態全然道出。

道光年間，曾國藩身處社稷，卻魂繞家園，信函一封接一封地寄回湖南湖鄉曾宅，給家人敲警鍾。自己雖身為皇上侍講學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鄉賣人情，誡以“莫管閑事”，囑其謝絕一切請托。一旦聽說“父親大人近來常到省城縣城”替人說情，就趕快提醒他：“此是幹預公事!”

曾國藩一生誌在功名。功與名，是曾國藩畢生所執著追求的。他認為，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在同太平天國的征戰中，曾國藩率領湘勇攻克武昌、漢陽，立下赫赫戰功，鹹豐帝一道聖旨，任命曾國藩為署理湖北巡撫。曾國藩接旨後，心裏還不太滿意，覺得與他的赫赫戰功不相符，但畢竟還是一個省的最高行政長官，心裏也還能平衡。可是，最後鹹豐帝連這點小小的平衡也沒給曾國藩。十天後，曾國藩又接到鹹豐帝的第二道聖旨。這第二道聖旨免去了曾國藩的湖北巡撫的職務，賞給他一個兵部侍郎的頭銜。鹹豐帝的兩道聖旨，對曾國藩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一道比一道不公平。這樣對待戰功赫赫的湘勇統帥，其中的緣由頗令人費解。

於是曾國藩派心腹康福，秘密進京探聽消息。一打探才知道原來曾國藩的赫赫戰功，獲得的不是讚揚，不是獎賞，而是猜疑和不信任。皇帝周圍的人出於對曾國藩的妒忌，便不斷地對鹹豐帝進讒言，大學士祁雋藻對鹹豐帝說：“曾國藩不過是一在籍侍郎，猶匹夫耳。匹夫居閶裏，一呼百應，恐非朝廷之福。”“現曾國藩的勇丁已達二萬，勇由將募，將聽曾國藩之令，這兩萬人馬，已變成聽令於曾國藩一人之令的軍隊。皇上想過沒有?現在再授曾國藩巡撫之職，握有地方實權，後果將會如何?”

麵對著這種不公，曾國藩的恩師前任軍機大臣穆彰阿卻送給曾國藩一張條幅，上書“好漢打脫牙和血吞”八個大字。曾國藩看後，倒抽了一口冷氣。曾國藩指揮湘勇，一舉攻克武昌、漢陽，這是太平天國軍隊從廣西北上以來，清政府的一次大勝仗。按常理，曾國藩是大功臣。然而，曾國藩的恩師穆彰阿非但沒向他表示祝賀，反送來了一幅這樣意味深長的條幅。對此曾國藩心領神會，從不把一時的榮辱放在心上，以“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的氣慨和胸懷承納了這個不公。

為了實現建蓋世功勳，做非常之人的理想，他忍辱負重，含辛茹苦。在長沙訓練湘勇什麽苦都能忍受下來，因為他心中有建蓋世功勳，做非常之人的遠大理想。北伐初期，長沙兩戰兩敗，差點全軍覆滅，這時，曾國藩覺得建蓋世功勳，做非常之人的理想無法實現，於是，對人生徹底喪失信心，準備跳湘江一死了之。後來湘潭之戰，稍微穩住了戰局，曾國藩建蓋世功勳，做非常之人的理想，又有了希望，於是，曾國藩人生的希望之光又升起來了。想到建蓋世功勳，拜相入閣，做非常之人的理想，曾國藩就為之興奮，就有了精神。

在曾國藩的人生字典裏，隻有建“蓋世功勳”四個字。為了建蓋世功勳，他可以委曲求全，可以打脫牙往肚裏吞。曾國藩的心血沒有白費，湘勇終於攻克了金陵，曾國藩和他的曾氏兄弟終於建立了蓋世功勳，貫穿曾國藩一生的夢想實現了。曾國藩日夜都想建蓋世功勳，日夜都想封侯晉爵，然而，當這一切都成為現實時，很快就成了三分欣喜七分憂愁。清王朝封官晉爵的聖旨下來，湘勇人人有賞，個個不缺，正當全體湘勇感受皇恩浩**，普天同慶時，另一道批評湘勇的聖旨又來了。曾國藩一天接到兩道內容相差甚遠的聖旨時，一夜都沒睡覺。隨後緊跟著一連串與金陵之捷有關的事情，都使曾國藩心驚肉跳。

原來十多天裏，清朝廷就收到了十多封奏折。這些奏折都提醒清朝廷防備曾國藩。對於這些曾國藩又一次忍了，而後就有了曾國藩弟弟，攻克金陵的大功臣曾國荃自動辭職，請求回原籍養病；有了曾國藩被迫大規模裁減湘勇的決定。這些難題，對曾國藩來說，一個個都比攻克金陵前的難題棘手。這時的曾國藩完全沒有建蓋世功勳，封侯晉爵，做非常之人的喜悅，有的隻是徹夜難眠，憂心忡忡，時刻擔心不測之禍臨頭。

當然造成這種局麵雖然並不是曾國藩自身的原因，但是每日三省悟身的曾國藩還是做了深刻的自醒。他意識到盡管他盡量收斂自己身上的銳氣，盡量低調，保持隱忍克製的心態，但是回想當年，他畢竟年輕氣盛，血氣方剛，加之一路順風，平步青雲，身居要職可以一呼百應，因此有時候會露出一些傲氣。鹹豐初年，他在長沙辦團練，也動輒指摘別人，尤其是與綠營的鬥法，與湖南官場的不合，想起在南昌與陳啟邁、惲光宸的爭強鬥勝，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強權的方式。雖在表麵上獲勝，實則埋下了更大的隱患。此次反省之後，使曾國藩進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場中的生存之道：“長傲、多言二弊，曆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之由，未嚐不視此二者為樞機。”他總結了這些經驗和教訓之後，便苦心鑽研老莊道家之經典，潛心攻讀《道德經》和《南華經》，經過默默的咀嚼，細細的品味，終於大徹大悟，悟出了為人處世的奧秘。老子認為“柔勝剛，弱勝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塵世間許多棘手的事情，既然用直接的、以強對強的手法行不通，而迂回的、間接的、柔弱的方式卻可以達到目的，戰勝強者，且不至於留下隱患，為什麽不采用呢?其實，這個曾國藩早就懂，隻是他一貫奉行儒家思想，以剛克剛，把道家思想視為異途，男子漢大丈夫，要建功立業，怎能學消極遁世的老莊思想呢?此時，曾國藩悟出的不僅僅是大柔非柔，至剛無剛的道理，而是悟出了一個新的思維方式，即孔孟和老莊並不對立，入仕出仕相輔相成，互為補充。這樣既可以建功立業，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又可保持寧靜隱忍的心境。

同治元年，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三千裏長江水麵，迎風招展的全是“曾”字帥旗。作為親率三四十萬人馬的湘軍最高統帥，他絲毫沒有飛揚跋扈、洋洋自得之態，反而處處小心，慎之又慎。常誦的格言仍是“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開月未圓”。對待同僚及下屬都注意處處謙讓；對手中的權力，也常常辭讓。身為三軍統帥，能有如此胸襟，亦不是等閑之輩了。曾國藩如此穩慎如此謙恭，終能善始善終，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曾國藩功成名就之時，其弟及兒子在荷葉家鄉建富厚堂以作“終老林泉之所”，後來聽說工程巨大，花費極多，嚇得他從不敢進富厚堂的大門。此後十多年，一直住在他的總督府，直到死在任所。他寫信嚴責弟弟及兒子費錢太巨，“餘生平以大官之家買田起屋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爾行之。……用財太奢與我意大不相合。”並以此“深為浩歎”。並寫信告誡紀澤兒：家中新居富厚堂，莫作代代做富之想。“門外掛匾不可寫‘侯府’、‘相府’字樣。”在那綿延數百裏山穀之間，廣大老百姓都是低矮的茅屋，獨有富厚堂金碧輝煌勝似皇宮，因而曾國藩考慮再三，他堅持不回故居了，故居留給他妻子、兒子、媳婦、孫兒、孫女們住好了。

曾國藩以平凡的資質，成就了非凡之功。知其難為而為之，靠的正是堅忍之性，修身齊喙，才終於保全“金身”。

[點評]

“打落牙齒和血吞”原來是戰爭中的一種心態，卻被曾國藩引為其為官處世的生存之道。常言為官有三忌：忌功高震主；忌權大壓主；忌才大欺主。因此，要在官場中立於不敗之地，作為臣子就切勿鋒芒太露，縱使有再多的不公，也要學會隱忍克製，這樣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