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春天，我才開始留意住在對麵房間的那個男人。冬天的時候，我們之間的走廊昏暗無光，大家都待在各自狹小的房間裏，對著四麵牆壁，有一種隱秘的安全感。各種聲音都顯得沉悶而遙遠——天氣寒冷，窗戶緊閉時，向來如此。經常下雪，向外望去，隻能看見潔白的雪花靜靜地飄落在灰色的牆壁上，窗台上的牛奶瓶和食品罐被雪覆蓋，邊緣變得模糊。在昏暗的光線中，偶爾能從對麵窗簾的縫隙裏透出一絲光亮。那段時間，關於對麵的這個男人，我隻有模糊的印象——透過結霜的玻璃窗，看到他紅色的頭發，探出窗台取食物的手，以及張望走廊時那平靜又疲憊的麵容。和樓裏其他十幾個人一樣，我並沒有特別關注他。他看起來沒什麽異常，可我也不明白，為什麽會時常想起他。
去年冬天，我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沒時間留意窗外的事。那是我上大學的第一年，也是第一次來紐約，我得找份兼職，並努力保住它。我常想，像我這樣十八歲的女孩，如果不能顯得成熟些，找工作肯定比別人更難。或許四十歲的人，也會有同樣的想法。總之，那幾個月是我至今為止最艱難的時光。早上要去工作或找工作，整個下午在學校上課，晚上還要讀書學習。初來乍到的新鮮感和陌生感之外，我還總感覺饑餓，對食物如此，對其他事物亦是。我忙得在學校都沒時間交朋友，從未感到如此孤單。
深夜，我會坐在窗前看書。有時，家鄉的朋友會給我寄三四美元，讓我在舊書店幫他買圖書館借不到的書。他會給我列各種書名，比如《純粹理性批判》《新工具》，還有馬克思、斯特雷奇或喬治?桑的作品。他因為父親失業，隻能留在老家幫忙。原本他能找份辦公室文員的工作，但為了掙更多錢，去汽車修理廠當了修理工。躺在汽車底下時，他有時間深入思考，規劃未來。在給他寄書前，我總會先研讀一番。盡管我們討論過很多內容，但書中仍有些地方讓我困惑不已。
這些難題常常讓我焦慮，我會久久凝視窗外。現在回想起來，有些奇怪：我獨自站在窗前，而那個男人在對麵房間沉睡，我對他一無所知，也並不關心。夜晚的走廊漆黑一片，望著外麵一樓屋頂的積雪，仿佛凝視著一個永遠沉睡、寂靜無聲的深淵。
春天漸漸來臨。我不明白，自己怎麽會對周圍的變化如此遲鈍。春風和煦，陽光越來越強烈，照亮了走廊和周圍的房間。薄薄的、帶著煤灰色的殘雪慢慢消融，正午的天空湛藍明亮，我發現可以穿薄毛衣，不用再裹著外套了。每天早晨，對麵建築物的外牆灑滿陽光，外麵的聲音也變得清晰起來，常常幹擾我讀書。但我忙著工作和上課，閑暇時讀的書又讓我絞盡腦汁，根本顧不上其他。直到一天早晨，我發現大樓暖氣停了，起身從敞開的窗戶向外望去，才驚覺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說來也巧，就在這時，我第一次看清了那個紅頭發男人。
他和我一樣，雙手放在窗台上，向外張望。清晨的陽光灑在他臉上，我驚訝於彼此距離如此之近，能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的頭發又紅又粗，從前額翹起，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他的嘴唇線條不明顯，穿著藍色睡衣的雙肩寬厚挺拔。他有輕微的眼袋，不知為何，這反倒讓他看起來充滿智慧，善於沉思。我看著他時，他進屋片刻，然後拿著兩盆盆栽回來，把它們放在陽光能照到的窗台上。我們離得很近，我能清楚地看到他修剪整齊、短粗的雙手，正小心翼翼地整理著植物的根莖和土壤。他反複哼唱著三個音符，這段簡單的旋律，卻充分表達出他的好心情。他的一舉一動，讓我竟想整個早上都站在這兒看著他。過了一會兒，他再次抬頭看看天空，深吸一口氣，然後又走進屋裏。
天氣越來越暖和，變化也越來越多。走廊周圍的人都開始拉開窗簾，讓新鮮空氣進入狹小的房間，還把床移到靠近窗戶的地方。當能看到人們睡覺、穿衣、吃飯時，即便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也會覺得對他們很熟悉。除了紅頭發男人，我又開始偶爾留意其他人。
有個大提琴手，她的房間在我右斜對麵，一對年輕夫婦住在她樓上。因為我經常在窗邊，不自覺地關注著他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我知道，這對年輕夫婦很快就要迎來小寶寶了，盡管妻子看起來身體不太好，但兩人都非常開心。我也見證了大提琴手生活中的起起落落。
晚上不讀書的時候，我會給家鄉的朋友寫信，或者把腦海中突然冒出的想法記錄下來——這台打字機是我來紐約時，朋友送給我的（他知道我在學校需要用它完成作業）。我記錄的想法並不重要，隻是覺得把這些思緒從腦袋裏梳理出來，心裏會好受些。紙上常常有很多塗改的痕跡，還會有這樣的句子：“法西斯主義和戰爭不會長久，因為它們帶來死亡，而製造死亡是世上最大的罪孽”；“太奇怪了，坐在我旁邊的經濟學係男生，整個冬天肯定在毛衣裏塞了報紙，因為他根本沒有外套”；“我真正堅信的事情是什麽？”當我像這樣坐著記錄時，常常能看到對麵的那個男人，不知為何，他總會闖入我的想象——就好像他知道我所有煩惱的答案。他看起來如此冷靜自信，當走廊裏發生各種煩心事時，我總覺得，他就是那個能解決問題的人。
大提琴手的練習聲讓大家都很煩惱，尤其是住在她樓上的年輕孕婦。孕婦情緒非常緊張，看起來十分難受。她身形臃腫，麵容消瘦，雙手嬌小纖細，像麻雀的爪子。她紮著馬尾辮，看上去像個孩子。當琴聲特別大時，她會探身朝向大提琴手的房間，臉上帶著惱怒的神情，似乎隨時都會大喊，讓大提琴手停下來。她的丈夫看起來和她一樣年輕，兩人十分恩愛。他們的床離窗戶很近，常常麵對麵盤腿坐在**，有說有笑。有一次，他們坐在**吃橘子，把橘子皮扔出窗外。風把一些橘子皮吹進了大提琴手的房間，大提琴手衝他們尖叫，還警告其他人不要亂扔垃圾。樓上的年輕男人故意大聲笑起來，讓大提琴手能聽到，他的妻子則放下吃了一半的橘子，不再吃了。
那天晚上，紅頭發男人在家。他聽到大提琴手的叫嚷聲，長時間地觀察著她和那對年輕夫婦。他穿著睡衣，像往常一樣，悠閑地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什麽也沒做（他下班回家後，很少再出門）。他臉上帶著安詳和善的表情，在我看來，他似乎打算化解房間之間的緊張氣氛——盡管他隻是靜靜地看著，甚至都沒從椅子上站起來。這讓我不由自主地一直聽著雙方此起彼伏的爭吵聲，那天晚上，我感到特別疲憊，莫名地神經緊張。我把正在讀的馬克思著作放在桌上，專注地看著這個男人，想象著他的故事。
我估計大提琴手是五月一號搬進來的，因為整個冬天，我都沒聽到過她練習的聲音。臨近黃昏時，陽光灑進她的房間，把她的物品投射在牆壁上，像一幅幅照片。她經常外出，有時會有一個固定的男人來看她。傍晚時分，她會麵向走廊坐著，和她的大提琴相伴。她膝蓋分開，夾住樂器，裙子拉到大腿處，以免扯到裙擺的接縫。她演奏的音樂質樸自然，帶著幾分慵懶。演奏時，她臉上流露出羞澀的神情，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她幾乎總是在窗台上晾著長筒襪（我看得太清楚了，有時真想提醒她，隻洗襪子接觸腳的部分，既能節省精力，又能延長襪子壽命），有些早晨，窗簾的拉繩上還會係著一個小裝飾。
我總覺得，對麵住著的男人能理解大提琴手的心境，想必這庭院走廊裏的其他住戶，也有著同樣的感受。他似乎對一切都見怪不怪，懂得比大多數人都多。或許正因如此，他的眼袋才會帶著幾分神秘的鬆弛。我不清楚他為何知曉那麽多事，隻知道看著他、想著他，心裏就莫名踏實。晚上，他會提著一個紙袋回家，小心翼翼地拿出食物吃掉。稍晚些，他換上睡衣，在房間裏做些運動，之後便靜靜地坐著，一直到午夜時分。他把房間收拾得井井有條，窗台從不雜亂。每天清晨，他都會悉心照料自己的植物，陽光灑在他略顯蒼白卻透著健康的臉上。他常用一個看起來像吹耳球的橡皮水袋，細致地給植物澆水。我怎麽也猜不到，他白天究竟從事什麽工作。
大概五月底，庭院走廊裏又有了新變化。那個妻子懷孕的年輕男子，不再按時去上班。從他們的神情能看出，他失業了。早上，他會比往常在家待得更久，從仍放在窗台上的誇脫瓶裏倒出牛奶，看著妻子在牛奶變酸前喝完。有時深夜，當其他人都入睡了，能聽見他壓低聲音嘟囔。寂靜的夜裏，他那句“聽我說”，音量大得足以吵醒所有人，隨後他的聲音便低下去，開始對妻子滔滔不絕地傾訴。妻子幾乎不說話，臉顯得愈發消瘦，有時會在**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小嘴半張著，像個做夢的孩子。
學期結束後，我依然留在這座城市，因為我還在做那份每天五小時的兼職，並且打算參加暑期班。不用上課後，我見到的人比以前更少，卻感覺和這個家貼得更近了。我有足夠時間留意到這些變化：年輕男子帶回家的牛奶，從一誇脫變成了一品脫，最終，有一天隻帶回來半品脫容量的瓶子。
目睹別人挨餓，這種感受難以言表。要知道，他們的房間和我的僅隔幾碼遠，我根本沒法不去想他們的處境。起初，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這裏可不是東區那些廉租公寓——我常這樣安慰自己。我們住在西八十街區，這可是個相當不錯、十分正常的城區。沒錯，我們的庭院走廊狹小，房間也僅能放下一張床、一個衣櫥和一張桌子，和這裏其他租戶的情況差不多。
但從街上看，我們這棟樓還算體麵：兩個入口處都有小門廊，地麵鋪著類似大理石的材料，還有電梯，讓我們不用費力攀爬六層、八層甚至十層樓梯。從街麵上看，這樓透著幾分富足，怎麽可能有人在這裏挨餓呢？盡管他們的牛奶供應量削減到了原來的四分之一，而且我從未見年輕男子吃東西（每晚用餐時間，他都把在外麵買的三明治給妻子），但這也許並不意味著他們真的在挨餓。盡管妻子整天就那麽坐著，除了鄰居窗台上存放的水果，對其他東西都提不起興趣，但我想，這可能是因為她即將臨盆，才會有些反常。盡管年輕男子在屋裏踱來踱去，時不時衝妻子吼叫，聲音聽起來像被堵住了喉嚨，但這或許隻是他脾氣暴躁的表現。
每次這樣自我安慰後，我總會看向對麵那個紅頭發男人。很難解釋我為什麽如此信任他。我不知道究竟期待他做些什麽，但這種感覺一直都在。回到家，我不再像往常一樣讀書，常常坐在那兒，一看他就是幾個小時。
我們的目光偶爾交匯，隨後總有一人會移開視線。要知道，除了外出工作的那幾個小時，庭院走廊周圍的人，都看著彼此睡覺、穿衣、生活，可我們從不交談。我們之間的距離近得離譜，扔食物都能直接扔進對方窗戶，要是有一挺機關槍，瞬間就能把所有人都殺光。即便如此，我們仍像陌生人一樣。
過了一段時間，那對年輕夫婦的窗台上再也沒有牛奶瓶了。年輕男子整天待在家，眼睛周圍有了褐色的黑眼圈，嘴唇抿成一條直線。每晚都能聽到他在**說話——每次都以大聲的“聽我說”開場。在整個庭院走廊裏，大提琴手是唯一沒表現出受絲毫影響的人。
她的房間就在那對夫婦樓下，或許從未見過他們的模樣。現在，她練習的時間比平時少了，外出的次數卻增多了。我之前提到的那個來找她的朋友，幾乎每晚都在。他身材矮小精悍，像隻小貓，圓臉油膩膩的，眼睛又大又圓，像杏仁一樣。有時，整個庭院走廊都能聽到他們爭吵的聲音，過一會兒，他通常會氣衝衝地離開。一天晚上，大提琴手帶回來一個氣球人偶，就是百老匯大街上隨處可見的那種——用一根長長的氣球做身體，一個又圓又小的氣球做腦袋，上麵畫著咧嘴笑的表情。人偶通體亮綠色，縐紙做的雙腿是粉色的，大大的紙板腳則是黑色的。她把人偶係在窗簾拉繩上，人偶在那裏晃晃悠悠，緩緩旋轉。每當微風吹過，它的紙腿就像在風中蹣跚漫步。
六月末，我感覺自己再也無法在這庭院走廊待下去了。要不是因為那個紅頭發男人，我早就搬走了，在那個夜晚、所有事情徹底爆發之前就離開了。我無法學習，做任何事都無法集中精力。
我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悶熱的夜晚。大提琴手和她朋友的房間亮著燈，那對年輕夫婦的房間也亮著燈。對麵的紅頭發男人穿著睡衣，望著庭院走廊。他椅子旁邊放著一個瓶子，時不時拿起來喝上一口。他把腳搭在窗台上，我能看見他**在外、蜷曲的腳趾。喝了不少酒後，他開始自言自語。
我聽不清他在說什麽，那些話語連成一片，發出低沉而起伏的聲音。盡管聽不見內容，但我感覺他大概在談論庭院走廊裏的人，因為他不說話時，會默默掃視所有的窗戶。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要是能聽清他在說什麽，或許就能解決我們所有人的問題。可不管我怎麽努力傾聽，都一無所獲。我隻能看著他粗壯的喉嚨和冷靜的麵容，即便他有些緊張，臉上依然帶著那股若有若無的智慧神情。那天晚上什麽也沒發生，我始終不知道他在說什麽，隻覺得要是他聲音再大一點，我就能領悟更多。
一周後，發生了一件事，給這一切畫上了句號。大概淩晨兩點，我被一陣奇怪的聲音吵醒。四周一片漆黑，所有燈都關著。聲音似乎來自庭院走廊，我聽著，身體忍不住顫抖。這聲音不大（我睡眠淺，不然也不會被吵醒），卻像某種動物發出的，又高又急促，介於呻吟和驚歎之間。我突然想起，以前好像聽到過這種聲音，但時間太久，記不清了。
我走到窗邊，聽聲音似乎是從大提琴手的房間傳來的。所有燈光都熄滅了，庭院走廊又暖又黑，沒有月光。我正站在那兒，試圖想象發生了什麽事，這時，那對年輕夫婦的公寓裏傳來喊叫聲——這一幕，我至死都不會忘記。我聽到年輕男子哽咽著說：
“閉嘴！你這個賤人，閉嘴！我忍不了——”
那一刻，我瞬間明白發生了什麽。他的話突然中斷，庭院走廊死一般寂靜，連夜晚常有的“嘶嘶”聲都消失了。有幾戶人家打開了燈，但也僅此而已。我站在窗邊，胃裏一陣翻騰，顫抖個不停。我看向對麵紅頭發男人的房間，有那麽幾分鍾，他打開燈，睡眼惺忪地掃視了一遍庭院走廊。“快想想辦法啊！”我心裏呐喊著，卻沒能喊出口。過了一會兒，他拿著煙鬥，在窗邊椅子上坐下，關上了燈。即便其他人似乎都又睡著了，悶熱黑暗的空氣中，依然彌漫著他的煙草味。
從那之後，一切都變了。那對年輕夫婦搬走了，房間一直空著。紅頭發男人和我，都不再像從前那樣長時間待在房間裏。我再也沒見過大提琴手那個衣著講究的朋友，而她開始瘋狂練習，琴弓在琴弦上胡亂地鋸著。早上，她去取掛在外麵晾幹的胸罩和絲襪時，直接一把扯進去，然後背對著窗戶。亮綠色的氣球人偶還掛在她的窗簾拉繩上，咧著嘴在微風中緩緩旋轉。
就在昨天，紅頭發男人也搬走了。時值夏末，正是人們通常搬家的時節。我看著他收拾所有東西，努力不去想“再也見不到他了”。想到學校馬上就要開學，我得列一份讀書清單。我看著他，就像看著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他看起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開心，收拾東西時哼著小曲，還輕撫了許久他的植物，然後把它們從窗台上拿進屋裏。臨走前，他站在窗口，最後看了一眼庭院走廊。在強光下，他平靜的臉龐沒有回避，也沒有傾斜，眼瞼微微下垂，幾乎快要閉上。陽光在他明亮的頭發周圍，營造出一圈光暈，宛如神聖的光環。
今晚，我想了他很久。我一度想給在家鄉當機械師的朋友寫信，講講他的事，但最後改變了主意。因為對別人，甚至對這個朋友，都很難解釋清楚這一切。你看，當真正麵對這件事時，我對他了解得實在太少——不知道他的名字、工作，甚至不知道他是哪國人。他從未做過什麽特別的事，我也不清楚究竟期待他做什麽。關於那對年輕夫婦，我想他知道的未必比我多。回想起每次看著他的情景，我竟想不起他做過任何不尋常的事。除了那頭紅發，似乎沒什麽特別之處。總之，他看起來和其他千百萬男人沒什麽兩樣。然而，不管這聽起來多麽奇怪，我依然覺得，他身上有一種力量，能解決所有困境，改變這一切。而且，隻要我這麽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就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