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是個富有
詩意的字眼,
準確地說它是一種
釉下藍彩瓷,
或者叫“釉裏藍”。
春溪畔,一盞茶
“興亡千古繁華夢,詩眼倦天涯。孔林喬木,吳宮蔓草,楚廟寒鴉。數間茅舍,藏書萬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鬆花釀酒,春水煎茶。”這一參破世情、山野歸隱的散曲,源出由宋入元的劇作家張可久的《人月圓·山中書事》。簡陋的茅舍,但有詩書,喝著自釀的鬆花小酒,品著自煎的春水香茗,外表人寧心靜,實則難掩滅國的哀傷。
宋亡元興,中國曆史上出現了第一次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元史·輿服製》記載:“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遠法漢唐。”蒙古族在滅宋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對中原管理製度和漢文化的學習,宋代邊疆茶馬交易一直存在,在沒有進入中原之前,蒙古人就已經開始飲茶了。元朝建立之後,唐宋時期的茶文化也為蒙古人所繼承和發展。元代王禎在其所著的《農書》中說:“夫茶,靈草也。種之則利博,飲之則神清。上而王公貴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賤隸之所不可闕,誠生民日用之所資,國家課利之一助也。”
元代是中國茶文化承上啟下的時代,自唐宋以餅茶為主的煎、點飲茶法過渡到明代的散茶瀹泡法正是發生在這一時期。元代初期的飲茶方式與唐宋接近,煎、點均有。由金入元的契丹貴族後裔耶律楚材的《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七首》中有:“紅爐石鼎烹團月,一碗和香吸碧霞。”另有:“黃金小碾飛瓊屑,碧玉深甌點雪芽。”耶律楚材飲茶有煎有點,值得注意的是,他煎的茶還是傳統團茶,但點的茶是碾碎的芽茶。元代虞集有詩句:“烹煎黃金芽,不取穀雨後。”及至比耶律楚材年齡小八十二歲的虞集那裏已直接用芽茶來煎茶了,可見其時飲茶方式在逐步簡化,這也為散茶的普及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為明代瀹泡法的興起打下了基礎。元末學士葉子奇筆記《草木子》寫道:“民間隻用散茶、各處葉茶。”其時散茶已經走入百姓生活。
茶山小景
宋元之際馬端臨編撰的典章製度史《文獻通考》中記道:“茗有片、有散,片即龍團舊法,散者不蒸而幹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以後,茶漸以不蒸為貴也。”這就是說在元代初期茶葉有餅茶、散茶兩種外形,餅茶還是宋代蒸青工藝的龍鳳團茶,散茶則是沒有經過蒸青即炒青或曬青所製的茶,其時亦有蒸青散茶的存在,但不以其為貴。“南渡”指建炎南渡,靖康之變後康王趙構逃至江南即位,升杭州為臨安府,改元建炎,南宋建立。
元代王禎的《農書·穀集十·茶》亦記:“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蠟茶。凡茗煎者擇嫩芽,先以湯泡去薰氣,以湯煎飲之,今南方多效此。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細碾,以供點試。”《農書》中所提“茗茶”指的是煎飲用的芽茶散茶,即元代飲膳太醫忽思慧在《飲膳正要·卷二·諸般湯煎》中所講的“清茶,先用水泡過,濾淨,下茶芽,少時煎成”。
山西大同市馮道真元墓壁畫《童子侍茶圖》白描圖
“末茶”指的是把茶芽蒸青後搗碎,再把搗碎的茶芽進行幹燥,之後碾成細末狀的幹茶,用於點茶。《農書》記點茶時要“鈔茶一錢匕,先注湯,調極勻,又添注入,回環擊拂,視其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度。”這種飲茶習俗在元代壁畫中還能見到,山西大同市馮道真元墓壁畫《童子侍茶圖》、內蒙古赤峰元寶山元墓壁畫《點茶圖》是反映元代民間飲茶習俗的重要文物證據。
壁畫描繪的是庭院中一頭梳雙髻、身著長袍的小童子端著托盞準備給主人進茶的場景。小童子身後方桌之上有疊放在一起的盞托、扣放在一起的瓷盞、盛放湯水的大碗,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個帶蓋的瓷罐,上麵貼著寫有“茶末”字樣的紙條。
元代 內蒙古赤峰元寶山元墓壁畫 點茶圖
內蒙古赤峰壁畫中繪有罩綠色桌布的長桌一張,桌上有小罐、雙耳瓶、白瓷盞、黑茶托、大碗等器物。桌前側跪一女子,左手持棍撥動炭火,右手扶著炭火中的執壺。桌後站立三人,右側女子,手托茶盞;中間男子,雙手捧壺正向左側女子手中的碗內注水。左側女子左手端一大碗,右手持一雙筷子做攪拌狀。
蠟茶是三者中的精品,“蠟茶最貴,而製作亦不凡。擇上等嫩芽,細碾,入羅,雜腦子諸香膏油,調劑如法,印作餅子,製樣任巧。候幹,仍以香膏油潤飾之。其製有大小龍團,帶胯之異,此品惟充貢獻,民間罕見之。始於宋丁晉公,成於蔡端明。間有他造者,色香味俱不及。”蠟茶的製作方法是因襲宋而來,但中間減去壓榨出膏的環節,蠟茶之所以稱之為“蠟”,是因為加工過的茶餅表麵浸潤了“諸香膏油”,看起來光滑如蠟。如此奢華的蠟茶在民間基本上是見不到的,均作為貢品入宮。
《武夷山誌》記,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浙江省平章政事高興過武夷山時品嚐了衝佑觀道士所製武夷名叢石乳,覺得武夷山石乳茶不遜北苑之茶,製數斤以獻元帝忽必烈,這是元代武夷山茶作為貢茶的開始。《武夷山誌》注中記:“王明府梓曰:‘考建安北苑設官焙,自唐曆宋,皆不涉武夷,以此山地隘,所產本無多也。初貢武夷茶者,為平章高興’。”其後高興的兒子高久奉詔在武夷山創建焙局,督造貢茶,稱為禦茶園。《元史·誌第三十七》記元代設“建寧北苑武夷茶場提領所,提領一員,受宣徽院劄。掌歲貢茶芽。直隸宣徽。”看這個名稱就知道此提領所管理的不僅是北苑茶場,還有武夷茶場。自武夷山官焙建立起,北苑茶場再無往日輝煌,逐漸式微。元代京官胡助有詩:“武夷新采綠茸茸,滿院春香日正融。”明末清初《閩小記》作者周亮工曾歎道:“至元設場於武夷,並於北苑並稱”,“今則但知有武夷,不知有北苑矣。”
王禎《農書·穀集十·茶》還另外記錄了元代芼茶的吃飲法,即在茶湯中加入“胡桃、鬆實、芝麻、杏、栗”一並吃飲。以肉食為主的北方遊牧民族尤其喜歡茶的消食解膩,建立遼朝的契丹人如此,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如此,元代的貴族更是如此。1330年,飲膳太醫忽思慧向朝廷進呈了自己撰寫的一本書——《飲膳正要》,這是一本著名的飲食營養學專著。忽思慧在這本書中對元代宮廷的食療經驗及養生療病諸事做了總結整理,書中記述了蒙古貴族宮廷飲茶時喜歡將米、麵、奶、名貴藥材、香料、酥油等一同入茶品飲的習俗,如“上等紫筍五十斤,篩筒淨;蘇門炒米五十斤,篩筒淨;一同拌和勻,入玉磨內,磨之成茶”,“取淨牛奶子不住手用阿赤打,取浮凝者為馬思哥油,今亦雲白酥油”,“蘭膏,玉磨末茶三匙頭,麵、酥油同攪成膏,沸湯點之。”
福建武夷山馬頭岩茶區
與此同時,茶飲在元代文人那裏還被開辟出了返璞歸真這一新的飲茶之風。元代,異族統治下的文人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問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為朝廷所用,很多人淪落到了社會底層。宋末元初謝枋得在其《疊山集》中言:“我大元典製,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謂其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謂其無益於國也。”元末餘闕說:“小夫、賤隸,亦以儒者為嗤詆。”就連耶律楚材這樣的知名人物在受到打擊後也曾說:“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這種社會環境下,一部分文人選擇了避世,他們隱跡山林,寄情自然,畫山描水,古鼎清泉,賦詩品茶,以茶來衝開心中的鬱結,於是對茶之真香真味的追求就成了元代文人品茶的不二選擇。元代趙原《陸羽烹茶圖》中,遠山起伏,近水遼闊,古木茅屋。屋內一人坐於榻上,旁有童子正擁爐烹茶。人與天、與地、與水、與茶相融,構成了一個完美和諧的世界。表麵上畫家在描繪陸羽,實際反映的是其時元代茶人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畫中詩賦寫道:“山中茅屋是誰家?兀坐閑吟到日斜。俗客不來山鳥散,呼童汲水煮新茶。”
汪炎昶,字懋遠,時稱古逸先生,於學無所不窺,得程朱性理之要。宋亡後汪隱於婺源山中,作《咀叢間新茶二絕》:“濕帶煙霏綠乍芒,不經煙火韻尤長。銅瓶雪滾傷真味,石磑塵飛泄嫩香。”其詩在點評煎、點茶損茶“真味”的同時,讚美了未經煙火的茶之“韻尤長”。元代文人返璞歸真的茶趣取向直接影響了後世明清兩代文人。清代張潮在為冒襄《岕茶匯鈔》所作序時言道:“古人屑茶為末,蒸而範之成餅,已失其本來之味矣。至其烹也,又複點之以鹽,亦何鄙俗乃爾耶。夫茶之妙在香,苟製而為餅,其香定不複存。茶妙在淡,點之以鹽,是且與淡相反。吾不知玉川之所歌、鴻漸之所嗜,其妙果安在也。”
元 趙原 《陸羽烹茶圖》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相比宋代的精奢造作,元代的飲茶樸素多了,其環節簡化、形式全麵,煎茶、點茶、散茶衝泡、芼茶吃飲、酥油茶類均為其所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充滿了茶香。元曲《百花亭·玉壺春》中說:“早晨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在豪放粗獷、不好繁文縟節的元人的影響下,時人對茶器的選擇逐步走上了簡單、易用之路。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在元代,製茶工藝中的揉撚工藝出現了。王禎在《農書》中記道:“采訖,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攤,乘濕略揉之。”揉撚工藝的誕生,是製茶史上的裏程碑事件,它的出現產生了三個巨大的作用:一、通過揉撚,令茶葉的條形緊實,有效縮小了散茶的體積,更加便於儲存與運輸;二、通過揉撚,導致茶葉內部細胞破碎,大大提高了茶葉內含物質的浸出率,為明代起散茶瀹泡法的大流行做好了鋪墊;三、通過揉撚,為氧化、發酵程度更高的新茶類的出現提供了必要的技術準備。
元代 龍泉窯 青釉帶蓋執壺 故宮博物院藏
唐煎、宋點,元代兼容並蓄,明代散茶瀹泡,曆史上茶飲方式的不斷改變亦帶動了茶器的發展,這些改變、發展都是脫離不開社會變革、民生習俗這個大環境的。我們再來看看在元代,茶器又有了哪些新的氣象。宋代盛行的青白釉瓷,以江西景德鎮出品最為著名。因為青白瓷具有青、白二色,這與元代國俗尚青、尚白的風尚相同,受到了元人的重視,故此元人於滅南宋的前一年即1278年在景德鎮設立了管理瓷器燒造的官方行政機構——浮梁瓷局。浮梁所在地位於現今景德鎮城北,距市中心約六公裏,即唐代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說“商人重利輕離別,前月浮梁買茶去”之浮梁。這裏自古產茶,是有名的茶葉集散地。宋代燒造瓷器的胎料主要是瓷石一種,元代的青白瓷在前代燒造的基礎上采用瓷石加高嶺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胎體的耐熱性能,使得瓷器的變形率減少,成品率提高。宋代景德鎮的窯溫在1200℃左右,而到了元代窯溫則達到了1280℃左右。在青白釉瓷的基礎上,景德鎮創燒出了卵白釉,即後世所謂的“樞府”瓷,卵白釉又為明代甜白釉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南宋蔣祈在其《陶記》中言道:“景德鎮陶,昔三百餘座。埏埴之器,潔白不疵。故鬻於他所,皆有‘饒玉’之稱。”隨著燒造工藝的不斷成熟、胎釉潔白度的不斷提高,為瓷體彩繪圖案得以完美呈現創造了條件,這就使得自元後中國陶瓷的發展方向基本轉入了對彩瓷的創掘。
元代 景德鎮窯 卵白釉印花番蓮紋碗 內壁印“樞府”款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 永樂 鮮紅釉帶蓋僧帽壺 故宮博物院藏
元代 藍色霽青釉單把杯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元代的景德鎮還創造了兩種珍貴的顏色釉——藍釉與紅釉。藍釉是以進口的高鐵低錳鈷料做呈色劑,紅釉是用銅紅料做呈色劑。由於紅釉的燒成技術很難,不易掌握,所以傳世器型很少。相對來講,藍釉的燒造技術要容易些,傳世器物也比紅釉多。僧帽壺是中國元代創製的壺式造型的瓷器,有著鮮明濃鬱的少數民族風格,為僧人飲茶器具。其流似鴨嘴,鼓腹、曲柄,因壺口形似僧帽而得名,此器型的壺明清兩代多有燒造。
13世紀初的蒙古人金戈鐵馬,對外東征西討,多次征服中亞、西亞,由此開辟出了一條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通道。元朝建立以後,大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穆斯林知識分子、商人通過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來到中國,他們的到來不僅為中國輸入了西域的特色文化,同時也帶來了一種瓷器的釉下彩繪材料“鈷”,元人稱其為“回回青”。同時,元初國內社會動**使得北方的生產力受到嚴重削弱,因此人口大量遷徙到相對安定的南方。其時北方瓷匠的繪畫能力都很強,一些身懷繪畫技藝的北方瓷匠亦來到景德鎮定居下來。於是尚青白的國俗、潔白的胎釉、藍色的氧化鈷、豐富的繪畫技巧在景德鎮被曆史性地結合為一體,由此促使了中國陶瓷史上一個石破天驚的品種的出現——元代青花瓷。元青花是漢族文化、蒙古文化、西域波斯文化三者融合下的結晶,它一改宋瓷的自然美與含蓄美,轉而追求奔放的人工美,它的誕生是中國陶瓷史上的又一裏程碑事件。在考古報道中,唐宋也曾發現過青花瓷,但都是一些殘片,幾乎沒有完整器,且它們的胎體釉料跟景德鎮青花瓷的完全不一樣,普遍觀點認為是在元代才有了成熟的青花瓷。
“青花”是個富有詩意的字眼,準確地說,它是一種釉下藍彩瓷,或者叫“釉裏藍”。其燒造過程是先用氧化鈷作顏料在胎體上繪出紋路、圖案,接著在其上加一層透明釉,然後入窯,在1300℃左右的高溫下一次燒成。青花瓷的出現突破了以往青瓷、白瓷、黑瓷等瓷器的單一釉色,它發色穩定、成品率高、繪畫題材豐富,其釉下彩不受酸堿腐蝕,且利於人體健康,因此得以大量生產。
元青花瓷器誕生之初的特點是器型巨大、紋飾組織繁密,帶有典型的異域特征,不為漢族文人雅士接受。至明後,青花瓷器漸趨幽倩素雅,遂為時人喜愛。英國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藏有一對青花雲龍紋象耳大瓶,這對瓶是英國人霍布遜1929年在北京購買後運回歐洲的。瓶上有銘:“信州路玉山縣順城鄉德教裏荊塘社,奉聖弟子張文進喜拾香爐、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良辰謹記。”
元代 青花鳳穿蓮花紋執壺故宮博物院藏
從這件有明確紀年文字的青花瓷算起,六百七十多年以來,青花瓷在瓷界一直名列前茅,廣為民眾喜愛。
幾乎與元青花同一時期,元代還創燒了另一個製作難度更大的釉下彩瓷器——釉裏紅。釉裏紅是以銅為呈色劑,在還原的氣氛中燒成。說它的製作難度大於青花瓷,是因為銅離子非常活潑,對溫度非常敏感,溫度稍高或稍低都會導致燒造失敗。溫度一高顏色就變成黑紅,甚至消失,說句白話就是顏色燒飛了;溫度一低會出現黑色或綠色。這就是曆史上很難見到漂亮的釉裏紅瓷器的原因。元青花色冷,釉裏紅色暖,在元代,二者結合,又誕下了一個衍生品種——青花釉裏紅。
青花釉裏紅茶杯
綜上所述,元代飲茶方式處在唐宋煎、點到明代散茶瀹泡的過渡階段,煎、點、泡茶法並存,茶器多樣,製茶、飲茶流程趨於簡化。其時不為統治階級所用的文人於生活中開始尋求茶的真香真味,返璞歸真的茶風繼而出現。在元代誕生的揉撚工藝為明清兩代新茶類的誕生創造了條件。元代首現官方瓷器管理機構浮梁瓷局,景德鎮製瓷工業開始使用“二元配方”。“二元配方”的使用令瓷器胎釉更加潔白致密,著名品種釉下青花和釉裏紅創燒成功,為其後明清兩代彩瓷的發展繁榮打下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