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
炒青綠茶經過
虎丘寺僧的改良,
開創了我國綠茶焙烘的先河。
1368年,朱元璋推倒大元建立明王朝。無論是出於與元人連年戰爭對社會經濟的破壞而需要休養生息,抑或放小牛出身的朱元璋在立國之初確能體恤民間疾苦,總之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下旨罷造立國後延續元代舊俗一直進貢的大小龍團茶,而“聽茶戶惟采芽茶以進”。明萬曆年間的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補遺》記道:“國初四方貢茶,以建寧陽羨為上,猶仍宋製,碾而揉之,為大小龍團。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采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明代談遷在《棗林雜俎》中記載:“明朝不貴閩茶,既貢,亦備宮中浣濯瓶盞之需。”可見元代貢茶產地武夷地區所產之茶在明代已經不受政府待見。嘉靖三十六年,建寧郡守錢業奏請免解武夷茶,至此作為貢茶的武夷茶退出了曆史舞台。
綠茶起源於唐代,初唐孟詵在《食療本草》中最早記錄了有關蒸青綠茶的製法:“茶,當日成者良。蒸、搗經宿……”其後中晚唐時的詩人劉禹錫在《西山蘭若試茶歌》中留下了炒青綠茶出現的文字記錄:“山僧後簷茶數叢……斯須炒成滿室香。”那我們看看在散茶流行的明代,綠茶工藝是個怎樣的情況。首先,源自唐代的蒸青工藝已經很小眾了,主要存在於一些經濟欠發達的偏遠地區,江浙岕茶蒸青是個例外,此處不敘,留待後文再談。炒青工藝在明代大行其道,張源的《茶錄》記造茶:“新采,揀去老葉及枝梗碎屑……候鍋極熱,使下茶,急炒,火不可緩。待熟方退火,撤入篩中,輕團那數遍,複下鍋中。漸漸減火,焙幹為度……火候均停,色香全美。”羅廩的《茶解》記載:“炒茶,鐺宜熱;焙,鐺宜溫。凡炒止可一握,候鐺微炙手,置茶鐺中。劄劄有聲,急手炒勻。出之箕上,薄攤用扇扇冷,略加揉挪,再略炒,入文火鐺焙幹,色如翡翠”,“茶炒熟後,必須揉挪。揉挪則脂膏溶液,少許入湯,味無不全。”可見在明代綠茶武火急炒,文火焙幹,伴有揉撚的炒青工藝已經相當純熟。明代中期,炒青綠茶經過虎丘寺僧的改良,香清味甘的烘青綠茶誕生在了蘇州的虎丘,開創了我國綠茶焙烘的先河。烘青綠茶是通過炭火產生熱量,利用熱風對茶葉進行幹燥。得益於濕熱作用,烘青綠茶的幹燥過程中茶葉內可溶性糖類與氨基酸會有明顯增加,雖然香氣略低於炒青綠茶,但整體口感更加淡雅舒適。明人追求閑適、清雅、恬靜的生活,茶以寄情,故烘青茶的出現極合乎士人的審美情旨。青藤畫派鼻祖徐渭說:“虎丘春茗妙烘蒸。”
茶青攤晾
陸羽在《茶經·六之飲》中曾記載過一種被稱作“痷茶”的飲茶方式:“飲有粗茶、散茶、末茶、餅茶者,乃斫,乃熬,乃煬,乃舂,貯於瓶缶之中,以湯沃焉,謂之痷茶。”這是有文字記錄的散茶瀹泡法的源頭。既然唐代已經有了此法,為何沒有流行開來呢?陸羽接下來的講述道明了原委:“或用蔥、薑、棗、橘皮、茱萸、薄荷之屬煮之百沸,或揚令滑,或煮去沫,斯溝渠間棄水耳,而習俗不已。於戲!”陸羽說痷茶這種形式與茶中加入蔥、薑棗、橘皮、茱萸、薄荷等一起煮沸,或揚起湯來讓湯柔軟,或在煮的時候把沫餑去掉的形式,都使茶湯變得像溝渠裏的廢水一樣了。這樣的習俗流傳不已,可惜呀。陸羽這麽說的原因是唐代的煎茶講究欣賞湯花沫餑,上述形式看不到湯花沫餑故不為茶人所取。這一點《茶經· 五之煮》講得很清楚,煮茶要:“育其華也。凡酌,置諸碗,令沫餑均。沫餑,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餑……及沸,則重華累沫,皤皤然若積雪耳。”
明代,以散茶瀹泡為主,但點茶依然在一些文人飲茶中有所留存。朱權的《茶譜》是現存明代最早的一本茶書,成書於1440年左右,此書前承唐宋傳統、後啟明清茶風,意義重大。朱權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受封寧王,曾助燕王朱棣稱帝。《茶譜》中可以看到永樂年間韜光養晦的朱權還在以點茶待客:“命一童子設香案,攜茶爐於前,一童子出茶具,以瓢汲清泉注於瓶而炊之。然後碾茶為末,置於磨令細,以羅羅之。候湯將如蟹眼,量客眾寡,投數匕入於巨甌。候茶出相宜,以茶筅擊摔令沫不浮,乃成雲頭雨腳,分於啜甌,置於竹架,童子捧獻於前。主起,舉甌奉客曰:‘為君以瀉清臆。’客起接,舉甌曰:‘非此不足以破孤悶。’乃複坐。飲畢,童子接甌而退。話久情長,禮陳再三,遂出琴棋。”明代屠隆的《茶箋》中亦記有點茶:“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顫臂嚲,惟恐其深,瓶嘴之端,若存若亡,湯不順通,則茶不勻粹,是謂緩注”,“凡點茶,必須熁盞,令熱則茶麵聚乳,冷則茶色不浮。”
綠茶撮泡
弘治年間文淵閣大學士邱浚在《大學衍義補》中記:“《元誌》猶有末茶之說,今世惟閩、廣用未茶,而葉茶之用,遍於全國。”
與屠隆《茶箋》成書時間相仿的《茶考》、《茶錄》已經有了對散茶瀹泡的文字記錄。1593年,《茶考》問世,作者陳師係嘉靖三十一年舉人,《杭州府誌·循吏傳》記其曾在杭屬府縣任職。陳師的《茶考》記載:“杭俗,烹茶用細茗置茶甌,以沸湯點之,名為‘撮泡’。”由“杭俗”二字可以看出其時杭州地區飲用散茶已經在日常生活當中很常見了。從曆史上看,“撮泡”在南宋已經出現,但是未流行起來。南宋陸遊在其《安國院試茶》一詩後有注:“日鑄則越茶矣,不團不餅,而曰炒青,曰蒼鷹爪,則撮泡也。”明代張源的《茶錄》記載:“泡法,探湯純熟,便取起。先注少許壺中,祛**冷氣傾出,然後投茶。茶多寡宜酌,不可過中失正,茶重則味苦香沉,水勝則色清氣寡……稍俟茶水衝用,然後分釃布飲。釃不宜早,飲不宜遲。早則茶神未發,遲則妙馥先消……投茶有序,毋失其宜。先茶後湯,曰下投;湯半下茶,複以湯滿,曰中投;先湯後茶曰上投。”張源的《茶錄》明確記載了散茶的壺泡方法,已經與今人無異。明末馮夢龍的《警世通言》有這樣的描述:“紙封打開,命童兒茶灶中煨火,用銀銚汲水烹之。先取白定碗一隻,投陽羨茶一撮於內,候湯如蟹眼,急取而傾入,其茶色半晌方見。”可見,明代散茶泡飲習俗已在百姓生活中習以為常。
接下來我們看看除了綠茶外,明代還有哪些茶類為時人所品飲。
首先是白茶,作為最原始的茶類,白茶自唐代綠茶大盛後而少為人所飲用。至明代,白茶出現在江浙一帶文人的品飲中,茶家開始對生曬白茶有了文字記載。屠隆的《茶箋》記載:“茶有宜以日曬者,青翠香潔,勝以火炒。”田藝蘅的《煮泉小品》中記載:“芽茶以火作者為次,生曬者為上,亦更近自然,且斷煙火氣耳。況作人手器不潔,火候失宜,皆能損其香色也。生曬茶瀹之甌中,則旗槍舒暢,清翠鮮明,尤為可愛。”這就傳達出一個信息,有意識的製作白茶且白茶工藝的定型極可能源於江浙地區。
黑茶。“黑茶”二字從文獻資料裏看,最早見於明嘉靖三年(1524)禦史陳講的奏疏中。當時安化黑茶味美價廉,對官茶形成嚴重衝擊,政府為了穩定市場,保證收益,就把安化黑茶變為官茶用於茶馬交易。陳講在奏疏中講道:“以商茶低偽,悉征黑茶。地產有限,仍第為上中二品,印烙篾上,書商名而考之。每十斤蒸曬一篾,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並“漢茶為主,湖茶佐之”。真正意義上人為主動探索黑茶類發酵、製作技術在明代的湖南安化發端並成功。黑茶產區在明代主要分布於川、陝、湖南諸省。
黃茶。明代著名醫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道:“真茶性冷,惟雅州蒙頂山出者溫而主祛疾……”李時珍說,在雅安的蒙頂山產有一種茶,它喝起來比綠茶溫和。《本草綱目》約成書於明萬曆十八年(1578),其時白茶、綠茶、黑茶已明確出現,紅茶、烏龍茶還約數十、一百多年後才會在武夷山問世,李時珍說的這個蒙頂山出的“溫”茶就是黃茶。在成書於1597年的《茶疏》裏,明代大茶學家許次紓有這樣的記載:“顧彼山中不善製造,就於食鐺大薪焙炒,未及出釜,業已焦枯,詎堪用哉。兼以竹造巨笱,乘熱便貯,雖有綠枝紫筍,輒就萎黃,僅供下食,奚堪品鬥。”這雖然是許次紓在批評製茶技術不好,致使綠茶“萎黃”,但在今天看來,恰恰是他無意之間記錄下了黃茶特有的“悶黃”工藝出現。工藝上的失誤,導致茶葉內部的多酚類物質在濕熱條件下發生了非酶自動氧化、水解、異構化,鬼使神差地產生了黃茶的關鍵製法。這個記錄與《本草綱目》所記年份相差不多,所以由文字資料來判斷,真正黃茶的誕生,應該在明神宗萬曆年左右。那個時候的某些製茶人在生產實踐中有意識地改進了這個源於綠茶製作失敗的產品,經過漸進摸索使得黃茶工藝得以完備進而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黃茶。
荒野白茶萎調中
耕而陶茶齋一角
紅茶。明末有軍隊路過福建武夷山桐木關,嚇得正在製作早春綠茶的茶農們來不及對采摘下的鮮葉殺青,都跑進深山避禍。第二天清晨,軍隊離去,出山返家的茶農們看著堆放滿地的茶青傻了眼,過夜的茶青已經變軟,且發紅、發黏。壞了,他們認為。畢竟是勞動成果,貧苦的茶農們還是不忍將其扔掉,於是就想辦法彌補。有人把已經變軟的茶葉搓揉成條,用山裏的馬尾鬆生起火來烘幹。茶葉被烘幹後,紅皺的外表變得烏黑油亮,並且帶有一股清涼的鬆脂香,一嚐,清涼甘甜,別具風味。就這樣,一個嶄新茶類——紅茶在武夷山桐木關誕生了。其後武夷山的紅茶製作技術迅速向外傳播,武夷周邊地區乃至中國其他省茶區的紅茶生產製作隨後紛紛出現。人們平常見到的“湘紅”“宜紅” “祁紅”“越紅”“蘇紅”“川紅”“英紅”“滇紅”在中華大地百花齊放,但逐本根,它們的技術都是源出武夷桐木關。
花茶。由元入明的著名書畫家倪瓚最早製出了蓮花茶。陸廷璨《續茶經》引《雲林遺事》雲:“蓮花茶,就池沼中於早飯前,日初出時,擇取蓮花蕊略綻者,以手指撥開,入茶滿其中,以麻絲縛紮定。經一宿,次早連花摘之,取茶用紙包曬,如此三次,錫罐盛貯,紮口收藏。”明初朱權的《茶譜》載有投花入茶、熏香茶法:“今人以果品為換茶,莫若梅、桂、茉莉三花最佳。可將蓓蕾數枚投於甌內罨之。少頃,其花自開。甌未至唇,香氣盈鼻矣”“百花有香者皆可。當花盛開時,以紙糊竹籠兩隔,上層置茶,下層置花,宜密封固,經宿開換舊花。如此數日,其茶自有香氣可愛。”明人錢椿年、顧元慶校編的《茶譜》亦記蓮花茶:“於日未出時,將半含蓮花撥開,放細茶一撮,納滿蕊中,以麻皮略縶,令其經宿。次早摘花,傾出茶葉,用建紙包茶烘幹。再如前法,又將茶葉入別蕊中,如此者數次,取其焙幹收用,不勝香美。”
茉莉花茶製作中
明初,朱元璋廢團改散政策極大地推動了散茶泡飲的發展,飲茶方式的改變亦使茶器在明代出現了新的變革。隨著散茶瀹泡的興起,過去飲用末茶所需要的茶器如茶碾、茶臼、茶磨、羅篩、茶筅以及黑色茶盞均慢慢棄逝,新興起來的白瓷茶盞、青花茶盞、瓷壺、宜興砂壺漸漸成為明中後期的茶器新貴。明末張謙德在《茶經》中說:“今烹點之法,與君謨(即宋代蔡襄)不同。”張謙德的《茶經》中論器一項隻列舉了茶器九種:茶焙,茶籠、湯瓶、茶壺、茶盞、紙囊、茶洗、茶瓶、茶爐。文震亨的《長物誌》記載:“而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試之法,亦與前人異,然簡便異常,天趣悉備,可謂盡茶之真味矣……擇器,皆各有法。”
明 錢穀 《秦淮冶遊圖》(局部)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明 陳洪綬 《閑話官事圖》沈陽故宮博物院藏
張源在《茶錄》中說:“茶盞以雪白者為上,藍白者不損茶色,次之。”白瓷茶盞最能體現茶湯顏色與芽葉在湯水中的舒展變化,因此廣為明人喜愛。張岱的《曲中妓王月生》寫道:“白甌沸雪發蘭香,色似梨花透窗紙。”陸深的《桂州夜宴出青州山查薦名》寫道:“清潤入脾消酒渴,瓷甌如雪更宜茶。”這些詩句描繪的都是白瓷茶盞。稍後的文震亨在其《長物誌》中記載:“宣廟有尖足茶盞,料精式雅,質厚難冷,潔白如玉,可試茶色,盞中第一。”明代宣德年間景德鎮官窯白茶盞在文人中享有很高的聲譽。孫崇禎的《宮詞》寫道:“賜來穀雨新茶白,景泰盤承宣德甌。”可見宣窯瓷盞已經在宮中使用。文肇祉的《寓目自遣》寫道:“字學永和修禊帖,茶傾宣德小磁甌。”把東晉王羲之的書法《蘭亭序》與宣窯瓷盞相提並論,表明了此種茶盞在茶人心中的地位。小品聖手張岱為宣窯茶碗作銘:“秋月初,翠梧下。出素瓷,傳靜夜。”
明 宣德 甜白暗花蓮瓣紋蓮子杯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繪畫記錄著人類各個曆史時期的文化觀念和風俗習慣,我們於明代繪畫中尚可見到明人常用的其他器型的茶盞,並可與現今留存的實物逐一比對。
《盧仝煮茶圖》(局部)
明 丁雲鵬 《盧仝煮茶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 成化 青花纏枝蓮紋杯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 陳洪綬 《譜泉》(局部)
明宣德 青花鬆竹梅高足茶鍾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 仇英 《東林圖》(局部)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 永樂 甜白暗花雙龍紋茶鍾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陳洪綬的《譜泉》中有手握高足茶鍾飲茶的描繪,明代高濂的《燕閑清賞箋》中記景德鎮窯器:“宣德年造……鬆梅靶茶杯、人物、海獸酒靶杯、砂小壺……此等發古未有。”
再說一個於明代革新了的茶器——茶匙,這裏的茶匙已經不同於宋代“回環擊拂”的茶匙了,進入元、明茶匙做了相應的改動,有竹製的、金屬製的,茶匙前端鏤空,在飲湯水的同時用來撈取茶湯中的茶果。明人顧元慶的《茶譜》記載:“撩雲,竹茶匙也。”清初陸庭燦所著的《續茶經》講明代竹茶匙:“臞仙(即朱權)雲:‘茶甌者,予嚐以瓦為之……茶匙以竹編成,細如笊籬樣與塵世所用者大不凡矣,乃林下出塵之物也’。”“細如笊籬樣”,即有空隙狀。稍後明人高濂在《茶箋》中明確記載了茶匙的取果功能:“撩雲,竹茶匙也,用以取果。”
前章我們在王禎《農書·穀集十·茶》中看到了元代芼茶的吃飲法,即在茶湯中加入“胡桃、鬆實、芝麻、杏、栗”一並吃飲,說明彼時已經有了鏤空工藝的茶匙。“那女子叫‘快獻茶來’……又有兩個黃衣女童,捧一個紅漆丹盤,盤內有六個細磁茶盂,盂內設幾品異果,橫擔著匙兒,提一把白鐵嵌黃銅的茶壺,壺內香茶噴鼻。斟了茶,那女子微露春蔥,捧磁盂先奉三藏,次奉四老,然後一盞,自取而陪。”“急喚仙童看茶,當有兩個小童,即入裏邊,尋茶盤,洗茶盞,擦茶匙,辦茶果。”這是明代小說《西遊記》中有關茶匙取果的描寫。又如《金瓶梅詞話》第七回:“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隻見小丫鬟孥了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銀杏葉茶匙。”第三十五回:“不一時,棋童兒雲南瑪瑙雕漆方盤孥了兩盞茶來……金杏葉茶匙,木樨青荳泡茶吃了。”可見明代生活中多用杏葉狀茶匙,其質有金有銀。明代富春堂刻本《千金記》插圖、明代黃卷《嬉春圖》中即有“橫擔著匙兒”的茶鍾的情形。
明代茶匙
明 黃卷 《嬉春圖》(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明 富春堂刻本 《千金記》
戰國 曾侯乙金盞、金漏匕 湖北省博物館藏
曾侯乙雲紋金盞出土於湖北隨州戰國時期的曾侯乙墓,金盞是酒器,這個金盞還配了一個鏤空的金漏匕。經學者們研究,匕的用途是清除酒內糟沫的。古代釀造米酒的時候,會讓其自行沉澱澄清,此時酒麵上就會浮有一層糟沫即細小如螞蟻的泡沫,因呈輕微的綠色,所以古人管它叫作“綠蟻”。白居易的詩《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李清照的《行香子》:“薄衣初試,綠蟻新嚐,漸一番風,一番雨,一番涼。”說的都是它。時光流逝,至元、明金漏匕稍做變形,成了撈取茶果的撩雲,這又證實了今天我們使用的很多茶器都是由過去的飲食器伴隨著生活中飲食習慣的發展、茶類品飲的發展而逐漸演變而來的。
茶器中,一個被明代文人稱作“苦節君”的竹製茶灶即竹茶爐在明代興起。竹茶爐就是用竹子作篾,編織成裝飾紋路圍在泥爐的四周,用於煮水烹茶。從曆史上看,竹茶爐不是新鮮事物,唐宋時已經被少量用於茶事,自明代起才被廣泛使用。從曆代文獻對其記載可見一斑。唐代杜甫的《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中已有對竹茶爐的記述:“簡易高人意,匡床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掛新圖。”宋代詩人杜耒的《寒夜》有:“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元人韓奕有《竹爐》詩:“綠玉裁成偃月形,偏宜煮雪向岩扃。虛心未許如灰死,古色人看似汗青。偶免樵柯供土銼,尚疑清籟和陶瓶。達人曾擬同天地,上有秋蟲為篆銘。”明代成性的《竹茶爐》:“湘竹爐頭細問禪,出山何事更何年。渴心幾度生塵夢,舊態常時守淨娟。”明代陸勉的《竹爐和韻》:“竹爐元供定中禪,久落紅塵複此年。雪乳漫烹香細細,湘紋重拂翠娟娟。”明代邵寶的《與客談竹茶爐》:“鬆下煎茶試竹爐,濤聲隱隱起風湖。老僧妙思禪機外,燒盡山泉竹未枯。”
竹子四季常青象征生命之盎然,挺拔俊逸表意正直清高,彎而不折、柔中有剛喻義做人的原則,中空有節暗合虛懷若穀之高風。在文人眼中,竹是美德的物質載體、君子的象征,由是為其所愛。竹茶爐在明代的廣泛使用源起僧性海與王友石。王紱,號友石,明初大畫家,擅長山水,寫山木竹石,妙絕一時,其墨竹被稱作“明朝第一”。王紱在無錫惠山寺聽鬆庵養病時與寺僧性海一同讓竹工製作了一個上圓下方的烹茶竹爐,意寓“天圓地方”,此爐對後世文人影響很大。明人邵寶在《容春堂續集》中記載:“洪武壬午春,友石公以病目寓惠山聽鬆庵。目愈,圖廬山於秋濤軒壁。其友潘克誠氏往觀之,於是有竹工自湖州至庵。僧性海與友石以古製命為茶壚。友石有詩詠之,一時諸名公繼作破卷。”如王紱詠曰:“僧館高閑事事幽,竹編茶灶瀹清流……禪翁托此重開社,若個知心是趙州。”明人陶振的《竹茶爐》:“惠山亭上老僧伽,斫竹編爐意自嘉……聞道萬鬆禪榻畔,清風長日動袈裟。”成化年間的陝西左布政使盛顒作《苦竹君銘》:“肖形天地,匪冶匪陶。心存活火,聲帶湘濤。一滴甘露,滌我詩腸。清風兩腋,洞然八荒。”其後,此式竹爐為明人顧元慶、高濂分別錄於所著茶書《茶譜》、《茶箋》當中,並廣為明代茶畫所描繪。
明 顧元慶 《茶譜》所錄竹茶爐
清 乾隆 竹茶爐 故宮博物院藏
明 丁雲鵬 《煮茶圖》 無錫市博物館藏
明 王問《煮茶圖》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乾隆帝南巡至無錫惠山聽鬆庵,見到僧人用竹爐煮水烹茶,一下喜歡上了它,返京後遂命人仿製,造品茗專室“竹爐精舍”,每入其內均用仿自惠山聽鬆庵的竹爐煮水烹茶並於詩中寫道:“因愛惠泉編竹爐,仿為佳處置之俱。”詩後並注:“辛未南巡過惠山聽鬆庵,愛竹爐之雅,命吳工仿製,因於此構精舍置之……”
明 丁雲鵬 《盧仝煮茶圖》(局部)
明 唐寅 《事茗圖》 故宮博物院藏
《事茗圖》(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丁雲鵬《煮茶圖》,圖中繪一湖石立於紅花綠草叢中,旁有玉蘭樹,花朵灼灼。前設一榻,榻角置一上圓下方竹爐煮水。主人雙手置膝坐於榻上候湯。榻前花石幾上有茶杯、朱漆茶托、宜興砂壺、茶葉罐、古玩、山石盆景,“一奴長須不裹頭,一婢赤腳無齒”。
明 隆慶 青花雲龍紋提梁壺故宮博物院藏
明 嘉靖 吳經提梁紫砂壺南京博物館藏
明代王問的《煮茶圖》,畫麵左側小童展卷,一文士正興致揮毫。畫麵右側於地麵置一方形竹爐,爐上有提梁茶壺一把,主人正於爐前夾碳烹茶。
由明代茶畫還可以看到一類嶄新的茶器出現並開始大量使用,即煮水或飲茶的提梁茶壺。明代中期以後,很多茶畫中都出現了有提梁結構的水壺,展現了其時茶器的一個嶄新風尚。此由現存明代器物亦可考。
從考古實物上看,尤其出名的是出土於南京中華門外馬家山油坊橋明代司禮太監吳經墓中的吳經提梁紫砂壺。根據墓誌考證,吳經卒於嘉靖十二年,即1533年。據此可知,這把壺製成於1533年之前,這是目前發現的有確切年代可考的最早的紫砂壺。這把壺的形製與明代畫家王問在《煮茶圖》中的提梁壺非常相似,除了壺嘴位置外,提梁把手和壺腹幾乎一樣。湊巧的是,王問正是嘉靖十七年的進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