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州參軍任上，杜甫過得並不開心，繁瑣而無謂的工作令他十分煩躁。四十八歲的時候，他辭職了。大概是迫於經濟的壓力，他拖家帶口搬到了秦州，很快又搬到了秦州附近的同穀。
在同穀的時候，杜甫過得很窮。戰爭期間物資緊缺，有錢也未必能買到吃的。杜甫全家竟然到了忍饑挨餓、到山裏去挖野菜的份兒上。因此，杜甫決定索性搬到成都去，那裏是“天府之國”，土地肥沃，遠離戰亂，在當時是比較好過的地方。
從同穀去成都的路並不好走。身為蜀人的李白，就告誡過大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杜甫這一路走得非常辛苦，生長在東部平原城市的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麽險峻的道路。杜甫筆下的蜀道，少了一分李白式的浪漫，多了一分令人心悸的質感。走過了蜀道，杜甫的詩風又有了一次變化，變得更為新奇，更追求還原現實中的物象。
到了成都，杜甫在浣花溪邊安頓下來，搭建了一間草堂。他去跟東家借一棵樹，西家借一株花，來裝飾自己的庭院，同時也是跟鄰居們打個招呼，“我搬到這裏了”，這是老式中國人一直會講的一點人情。在杜甫的詩裏，我們經常能看到這種很真實的人情。這種人情，是此前的詩人很少寫的，是杜甫發現了人情中的詩意，把日常生活寫入了詩篇。
杜甫的這個草堂，在文學史上擁有特殊的地位，成了杜甫的一種象征。杜甫在這裏告訴後來的詩人，在平穩而有遺憾的日子裏，應該怎麽寫詩。
杜甫在草堂的日子，是比較安寧的。雖然物質上比較清貧，但總算暫時安頓下來了。杜甫昔日的好友嚴武，隨後也來到成都，憑借較高的官階，給了杜甫很多照顧。這讓杜甫有機會寫寫田園中的閑適生活。
中國的士人寫田園，心底是有一個陶淵明的影子的。陶淵明在亂世中，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就索性辭去官職，閑居家中，寫寫耕作的日常，寫寫農家會有的物和事，也寫寫遠處的山影和飛鳥，寫寫老婆孩子的趣事。他寫這些，字麵上可能是有趣的，背後卻永遠有一個悲哀的陰影，那是他的寂寞，是生命流逝的寂寞，是時事的紛亂與官場的荒謬。陶淵明終結了西晉以來田園詩賦“炫富”的無聊傳統，給田園詩賦予了嚴肅的內涵。他也告訴後來的士人，如果整個世界都與你作對，你還可以選擇歸隱田園，可以用這樣的筆調，寫些這樣的事情。杜甫在草堂寫的詩，很多地方也有與陶淵明田園詩一樣的意味。
杜甫在草堂，會寫到黃鸝翠柳的溫暖圖畫，會寫到細麥輕花的農家景象，會寫到自己和妻兒安閑的生活，也會寫到友人到訪的情趣。這一切仿佛都籠罩著一種莫名的憂傷，而這憂傷又總是凝結為寧靜的畫麵。有時候，他也會用略帶調侃的筆調，寫自己屋頂的茅草被風吹走的“奇遇”，生動的描寫，出於杜甫作為現實主義詩人的老辣筆觸，告訴我們，人們仍然過得不好，即使是在遠離戰火的浣花溪邊，即使是住著村裏最好房子的人家，也仍然活得如此局促、尷尬、朝不保夕。在盛唐被擊碎之後，杜甫算是士人中過得比較差的，但肯定不是最差的，過得像他一樣，或者過得不如他的“寒士”，是大有人在的。這麽一想，杜甫就把自己身上的煩惱，放大為無數人的煩惱，無數人的煩惱疊加在一起，遠遠超過了他一個人受凍受辱的痛苦。杜甫慣於站在自己的身外替他人著想，這種習慣讓他成為偉大的詩人，也難免讓他背負了所有人的痛苦。
從安史之亂開始，特別是從華州赴任開始，杜甫逐漸放棄了從形式上靠近李白，其作為現實主義詩人的個性日益顯豁。卜居成都後，杜甫的現實主義傾向越發覺醒，一種貼近日常生活的新寫法被開創出來。杜甫將李白作為一個永遠不能割舍的偶像放在心底，毅然開辟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