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四十五歲那年，突如其來的安史之亂擊碎了盛唐的富足與優雅。
唐玄宗丟下了長安子民，倉皇出逃；金枝玉葉的王孫，站在街頭把自己賣為奴隸；生長於和平年代的好人家的孩子，成批地在戰場上送命。過慣了好日子的長安人，也不得不開始學習在戰爭狀態下生存了。
杜甫從未放棄過逃離。長安陷落不久，他就帶著家小逃跑，但很快被抓回長安，他的妻兒則滯留鄜州，投靠親友。杜甫在親人四散、各自生死未卜的煎熬中，寫下了《月夜》《春望》等名篇。一直遵循儒家價值觀、看重家庭的他，此時格外感到親情的可貴。作為基層官員，杜甫沒有太引起叛軍的注意，尚有一定的活動自由。他獨自在曲江邊漫步，望著眼前蕭瑟的景象，回想著不久之前的繁華，心中感慨萬千。文明的摧毀，實在用不了多少時間。
第二年，杜甫終於成功地逃亡，一直跑到了鳳翔，找到了安置在那裏的小朝廷。此時，唐玄宗已經傳位給兒子唐肅宗了。小朝廷給杜甫升了官，讓他做了從八品上的拾遺，這終於是一個典型的清流官了。不久，杜甫回到鄜州的羌村，與經曆了生死考驗的妻兒團聚。之後，唐軍收複了長安，杜甫也帶著家小追隨朝廷回去了，到長安做起了京官。他在安史之亂中的苦難，可以說是告一段落了。
杜甫在安史之亂中真正陷落敵占區的時間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麽長，寫的詩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麽多，甚至遭受的苦難也沒有想象中的那麽嚴重，但這段時間，他確實密集地產出了精品詩作。這些詩作準確地反映了文明被戰爭摧毀的景象，作者和他寫到的每一個人物，都在困苦的生活和巨大的精神壓力下，努力地保持著精神的高貴和對未來的希望。經典的文學往往表現苦難，但其中真正打動人心的並非苦難本身，而是人類在身陷苦難時仍然保持的高貴精神。杜甫在安史之亂期間的詩就是很好的例證。
回到長安後，杜甫懷著複雜的心情，送別了因在安史之亂中有“變節”嫌疑而被貶黜的友人，開始認認真真地做他的拾遺。
拾遺是一個很體麵的職位，是標準清流路徑的一個環節，可以監督朝臣行政，可以有機會跟皇帝親近。出任拾遺，是杜甫履曆上很光彩的一頁，他因此被人尊稱為“杜拾遺”。杜甫本人也非常看重這個職位。從某個角度看，杜甫終於離成為下一個杜審言的目標近了一步。
但是，拾遺的官品還是不高，這個職位一般用來授予有希望的年輕人，讓他們見習一下政事。唐代比較有名的詩人，一般是三十來歲當上拾遺的。杜甫四十六歲才當上拾遺，就有些尷尬了。皇帝看見了他，把他拉到了清流的正路上來，卻還暫時不肯提高他的官品。拾遺的工作性質是值得驕傲的，但這個職位相對他的年齡來說是太低了。所以杜甫自己也感到有些荒誕，寫下了“腐儒衰晚謬通籍”的詩句。“通籍”還是好事，隻可惜自己已經“衰晚”了，所以就顯得有些“謬”了。
盡管有些荒謬，杜甫工作還是很用心的，高高興興地寫下了很多詩，描述自己工作中的所見所感。這大概是我們最後一次見到唐人這麽認真地描寫在皇帝身邊做官的體驗。初唐以來，杜審言等人積累下的寫作應製詩的經驗，在杜甫手中得到了一個集中的展示。杜甫還加進了很多古體歌行的寫法，加進了個人非常獨特的感受。畢竟，他已經是一個認真學過寫古體詩的盛唐人了。
拾遺這個職位是做不久的。運氣好的話，憑借皇帝的寵信，年紀已經不輕的杜甫，很快就能順著清流之路一直遷轉上去，做到他祖父那樣的職位。但杜甫是屬於運氣不好的那一種。一直提攜他的房琯、嚴武，在朝中受到排擠和貶黜。杜甫也受到牽連，一時半會兒很難受到重用了，於是被外放到地方上去，到華州出任正八品下的司功參軍，掌管州中的文化事業。杜甫的那些大官朋友，外放還能當個刺史什麽的，而杜甫原來的官品太低，就隻能做這樣的工作了。
杜甫沒想到，他這一去，就再也沒有返回長安。
在赴華州參軍任的路上，杜甫見識到了真實的人間苦難。安史之亂的戰火還沒有平息，朝廷還在不斷征兵送往前線。說起來，國難當頭，保家衛國是應該的事。何況唐朝還有軍戶，他們原本就世世代代負有從軍的義務，為此還享受過賦稅方麵的優待。但是，安史之亂前唐王朝的窮兵黷武，已經造成了“千村萬落生荊杞”的局麵，再加上安史之亂的戰事太慘烈了，那些原本富庶的地區已經實在拿不出人力物力了，保家衛國的責任此時落在每個家庭、每個個人的頭上，都成了無法承受的滅頂之災。這個時候，基層胥吏也難免會表現得粗暴、苛刻，讓保家衛國失去了原有的尊榮。像杜甫這樣的官員，如果稍微不夠敏感，就很容易被正確的大道理迷惑，看不見個體生命的真實苦難。而杜甫作為一位真正的詩人，憑借卓越的感受力，為我們留下了“三吏”“三別”這樣的千古名篇。透過觀念，看到真實，這是現實主義的偉大之處。杜甫的這部分作品，是詩人的特長與時代的結合，也是一個時代裏詩人應該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