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光說道理沒有見解，那還是沒有用的。在我看來，諸如摘下耳朵之類的非凡故事，不會到處偶發的，除非不同地區的人們享有一定的經驗基礎。即使是一場夢，總會有一些能令人做夢的種子。更何況是誤會或者是誇張，正如所有曆史都借助於學問變得更加精確、洗練一樣，我們早晚會找到某種隱藏在其背後的原始的事實。我們有幸已經發現了若幹線索。前麵提到，秋田縣的耳取橋上被摘下耳朵的，正是祭禮上奉獻於神祇的有靈性的鹿頭。說不定，生祭習俗被廢除之後，其中印象較深刻的部分內容，隱約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假如事實就是如此，那麽鹿頭便是能夠反映我們信仰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重大變化的痕跡，這無疑就是有必要去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了。
今天把魚、鳥當作祭品的神社數不勝數，諸國曆史悠久的舊神社裏，以獸類為主要祭牲的例子也並不在少數。例如，在九州阿蘇（現熊本縣）、東國宇都宮（現栃木縣）、信州諏訪（現長野縣）等地，節日前人們狩獵並把獵物供奉給神祇。其中，野鹿姿態高貴，目光淩厲，因此無疑受到了人們最大的重視。而奈良春日若宮等地的生祭中，澤山的狸、兔、野豬之類的獸類都被拖上了犧牲的祭壇，唯獨野鹿沒有，因為人們視之為靈獸。由此看來，野鹿與生祭之間的關係似乎不是那麽簡單，但不管怎樣，這仍然可以說明野鹿曾經占據一個突出的地位。所謂犧牲，就是為了祭祀而養活的牲畜。節日前，人們提前一年，或者直到發生某種特殊需要以前，要把祭牲與普通牲畜暫時隔離開，就這樣，祭牲的生存被賦予了信仰上的意義。在各地的神社院子裏養鹿，恐怕起源於此。再說八幡神社的放生會，這大概也是佛教把古代生祭中一些與其教條不發生衝突的內容保留下來的結果，盡管這種觀點恐怕不會得到佛教徒的同意。
有關單眼魚的傳說，倒支持我的如上推測，即那些棲息在神社境內神池中的魚兒，以某種特征區別於其他常見的食用魚，而挖去魚眼似乎就是古代最普遍的標記手法。與之相比，割去耳朵更加簡便，而且對牲獸的生活影響較少。就像我們給野馬烙下烙印或者剪斷貓尾一樣，最初古人可能對普通牲口或者俘虜留下某種印跡，以表示其歸誰所有。後來，這種標記方法逐漸地被限定於祭祀，隨之，遠離了普通的世俗生活。
祭牲的頭部成為繪畫或雕塑的題材，甚至成為一種能夠引發人們崇高情感的裝飾品，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日本，還存在於古希臘等國。但有一點是不同的，即日本學者從來沒有追溯過神樂劇獅子的起源。古時候，割去祭牲的耳朵，並不是罕見的特例。比如，在日本諏訪神社流傳的七大奇跡中，“耳割鹿”就算一個。每逢三月酉日，諏訪神社在前宮舉行一種俗稱為“禦俎揃”的儀式。儀式上，供奉給神祇的祭品包括七十五個飯席、十五樽酒、陳設七十五個鹿頭的十五個俎。時代稍後，這些鹿頭都由各地的信徒進貢來，但最初還是從神祇領有的山中獵取的。據說，在七十五個鹿頭中，一定有一頭鹿的左耳是撕裂的。人們傳說這隻野鹿“曾經被主祭人選中作為祭牲，由神祇的長矛割去耳朵”，還特意將其擺放在單獨的俎上。關於禦俎揃的細節，《諸國裏人談》[1]做了稍微不同的記錄，說七十五個鹿頭中古人單獨供奉的是“一個被割斷雙耳的頭”，我們難以判斷哪一種說法才是正確的。也許，我們不應該把禦俎揃的例子當作直接的證據吧，不管鹿頭被割斷的耳朵是一隻還是兩隻，隔斷耳朵純粹是神的所作，不是人做的。但至少可以說，禦俎揃的例子可以間接地說明，隻有“耳割鹿”才能成為最好的祭牲。俗話說：“小男鹿，八隻耳朵。”意指靈鹿的耳朵往往都是雙層的。現在我們終於可以了解這一俗話的真正含義了。
[1] 《諸國裏人談》，刊行於寬保三年（1743），是俳句詩人菊岡沾涼所著的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