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如長江之水，滔滔東流，而前人留下的千古言論到今天是否也有其借鑒的一麵。資治通鑒雲：考當今之得失，鑒前世之興衰。無論是用人還是論及天下形勢，古人留給我們的都是無價的瑰寶。
1．李斯上書諫逐客
戰國後期，秦國行將一統天下的趨勢日漸明朗，各國為圖謀自保，都廣泛地網絡人才，“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嚐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在嬴政立為秦王後，被尊為相國，在人才問題上亦采取了與魏、楚等國相同的政策，“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東方士人繼踵西入秦。“從荀卿學帝王之術”的李斯也告別了他的老師而“西說秦王”。
李斯（前280—前208），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人，“閭巷布衣”出身，作過“郡小吏”，後與韓非等就學於荀子。他投奔秦國後，開始在呂不韋門下當舍人，不久便晉升為郎（秦王的侍衛）。
李斯是個功名利祿欲望非常強烈的人物。他為郡小吏時，“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絮，近人犬，數驚恐之”，“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因此，他看準了當時天下的形勢是“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是自己擺脫“卑賤”、“窮困”的大好時機。他為郎之後，即在秦王政麵前顯示自己的才幹，縱論天下形勢，得到秦王的賞識，“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後又“拜斯為客卿”。
正當李斯順風掛帆的時候，出現了對李斯仕途極為不利的事情：秦王政十年（前237），秦的宗室、大臣全出來請求秦王“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所謂“客”，是指從秦國以外來秦國效力的士人。他們在秦國或為幕僚，或者擔任行政職務，最高者可以為卿，冠以“客”字，稱為客卿。秦的宗室、大臣請求秦王“一切逐客”，究其直接原因，起於鄭國渠的開鑿。
鄭國渠是秦國修建的一項巨大的水利工程。它“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裏”，渠成之後，“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但修建它卻是出於韓國弱秦的計謀。原來，秦國東進的路上首當其衝的韓國，怕被秦滅掉，就派了水工名叫鄭國的到秦國鼓動修水渠，想以此耗費秦國的大量人力、物力，“毋令東伐”。在工程進行的過程中，鄭國鼓動修渠的真實目的暴露出來了。於是秦宗室、大臣由此認為：“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遊間於秦耳。”就產生了“一切逐客”的動議。
李斯於是上書止逐客，後人稱此書為《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餘於戎，東得百裏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裏，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製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縱，使之西麵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範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李斯從秦穆公任用百裏奚、蹇叔，一直說到商鞅、範雎等人對秦國的發展、壯大做出的重大貢獻，證明“客”有不同情況，應該區別對待。接著，他又以廣用物產為喻，說明對人才采取“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非所以跨海內製諸侯之術”：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之駒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發跨海內製諸侯之術也。
接著，李斯從正反兩方麵闡述了納士與逐客的利弊：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者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賚盜糧”者也。最後，李斯總結說：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當時，秦王嬴政方以一統天下為己任，見到李斯的上書，很讚賞他的見識，“乃除逐客之令”。
李斯《諫逐客書》使秦王政毅然除逐客之令，對秦統一中國的大業產生了巨大影響。首先是李斯因此而複官，成為了秦掃平諸侯的智囊，“官至廷尉”，“輔始皇，卒成帝業”。其次是又爭取了一批人才，如尉繚就是在除逐客令後由大梁（今河南開封）入秦的。他被秦王政任命為國尉，為秦國製定了正確的軍事策略，對秦的統一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李斯上書止逐客，肯定包含著做“倉中鼠”的個人欲望。但其書所論，不僅是一般的“用人”問題，秦要完成統一大業，必須不斷地壯大自己，作為一種特殊資源，人才是有限的。匯聚人才者強，喪失人才者弱，強者勝，弱者敗；勝於賢，敗於愚。爭取人才是最基本的策略之一，古今莫不如此。
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秦國的發展史，是極其有意味的。可以說，如果沒有外國的人才，秦國是不可能發展壯大的。從秦國的發展曆程可以看出，善於招致人才、容納人才、使用人才才能據有天下，實在是中國曆史發展的一條規律。
2．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
秦始皇曆盡千辛萬苦，統一六國，而後著手建設新的王國，統一幣製，統一文字、政治、經濟上都采取了種種措施，秦朝的宏偉氣勢，我們從現存的萬裏長城、秦始皇陵以及秦兵馬俑等舉世聞名的偉大文化遺跡，仍可以想見秦王朝昔日的風采。然而，不過十幾年工夫，這個空前龐大的大帝國就像紙房子一樣倒塌了。從此，秦“二世而亡”就像無可解脫的幽靈一樣糾纏著後世的封建帝王，而封建時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費盡心機地從中探索、總結經驗教訓，作為封建王朝長治久安的戒鑒。
西漢初年的著名政論家賈誼，在傳誦千古的《過秦論》中，對秦的興亡過程作過一番精到、簡煉的勾勒；並且認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秦始皇沒有看到和抓住攻守轉換的機遇，及時調整自己的治國方針和策略。賈誼認為，並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方略是不同的；而“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至於守威定功、安危存亡的根本，就在於對百姓的態度。
西漢王朝是在秦帝國廢墟上建立起來的，開國皇帝劉邦又來自民間。按理說，應該懂得“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的道理。可是，劉邦生來鄙視儒生，在漢興之初，還是個頭腦相對簡單的皇帝。他為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戰爭的親身經驗所拘囿，固執地以為，馬上得之照樣可以馬上治之。為此，他與謀士陸賈之間發生了一番爭執。
陸賈經常在漢高祖麵前稱道《詩》、《書》，劉邦不客氣地罵他說：“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也毫不客氣針鋒相對地說道：
“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陸賈把其中的利害一一分析給劉邦，秦始皇、秦二世並不是不想長治久安，其所以敗亡是因為“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所以，這說明了一個道理：“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漢高祖聽了這番話，雖然麵子上有些過不去，但還是恍然有所悟，他“性明達，好謀聽達”，是個知錯能改的人，當即命陸賈著書論述“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的曆史經驗和教訓。陸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劉邦都擊節稱善，左右呼萬歲，於是稱其書為《新語》。
在“馬上得之而不能以馬上治之”、“逆取而以順守之”的方略指導下，漢高祖頒行措施健全製度，著力於安定民生；後繼的惠、文、景諸帝又繼續推行輕徭薄賦、“無為而治”的方針，結果不但重建了封建統治秩序，而且出現了“文景之治”的封建盛世，儒家文化也在漢代成為一統天下的治國方針，對後世影響巨大。
據《漢書·食貨誌》記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這確實是一種可怕的、令人沮喪的景象。然而，不過六七十年，又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景象：“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钜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
兩幅反差如此強烈的畫麵，與賈誼反複述說的道理不謀而合：
“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麵對不同的情勢，必然有不同的對策，劉邦固執武斷，幸虧賈誼、陸賈之輩的諫議，並訴諸實踐，這個馬上得來的天下才沒有“二世而亡”。如果說，秦“二世而亡”是因為秦始皇“遂過而不變”，二世“暴虐以重禍”。那麽，漢朝之所以能長治而久安則是因為漢高祖真正懂得了“馬上得之不能以馬上治之”的道理，並真正將它貫徹到自己的政治實踐中去。
自古以來，治亂世宜圓，治盛世宜方。能在馬上得到天下的人不能在馬上去治理天下。
3．諸葛亮豪論隆中對
一篇隆中對，鋪開了三足鼎立的天下大勢；一段豪論，確立了丞相之席位。古人求官，不需要學曆，憑口才能求得一官半職，甚至是高官厚祿，但相對今人，一些沒有真才實學，靠行賄行賂就從平民到高官的人而言，是不是頗有諷刺意味。他們的進身之階，諸葛亮還是差矣。
東漢靈帝中平六年（189），靈帝去世後，宦官與外戚勢力相互火並，結果兩敗俱傷，涼州軍閥董卓乘機率兵入京，控製了朝政大權。董卓的暴虐統治使得各地州郡紛紛起兵反抗，導致東漢政權的統治徹底瓦解，形成地方割據的紛爭局麵。兗州牧曹操搶先把漢獻帝控製在手中，“挾天子而令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先後消滅了呂布、袁術與袁紹等勁敵，到獻帝建安十二年（207）時，已控製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區，無論政治、經濟還是軍事方麵，他在全國都首屈一指。
除曹操之外，當時的主要政治勢力還有控製江東的孫權，占據荊州的劉表，分占益州與漢中的劉璋和張魯，割據關中的馬超、韓遂等，但這些人雖各據一方，其各方麵的勢力都遠遜於曹操。
自稱漢代宗室的劉備，雖素有“英雄”之稱，但在這戰亂紛紜的十幾年中，卻時運不濟，屢起屢敗，曾先後投奔公孫瓚、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始終未能擁有一塊穩定的地盤。這時，他正依附於荊州牧劉表，部下僅有從外地帶來的數千兵將，被安排駐紮在新野（今屬河南），還受到劉表部下的猜忌。在當時群雄割據的形勢下，劉備的勢力可說是微不足道。但這一年劉備與諸葛亮的會麵，劉備的首路就撥開雲霧輝煌燦爛起來。
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縣）人，為躲避戰亂，隱居在隆中（今湖北襄陽西）。他當時雖然隻有27歲，但一向留意天下大勢，潛心研究各割據勢力的消長及各地的山川地形，被荊州人士稱為“臥龍”。
劉備經司馬德操、徐庶的推薦，三次到隆中去拜訪諸葛亮，請他出山，直到第三次才見到諸葛亮，兩人縱論天下大事，諸葛亮為劉備分析了各方的情況，並製訂下長遠的戰略方針，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隆中對策。
劉備見到諸葛亮後，屏退左右，對諸葛亮說：“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誌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諸葛亮有感於劉備的坦誠相待，首先為他分析天下大勢：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曆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
指出曹操雖是最大的敵人，有篡奪漢朝天下的野心，但目前劉備勢單力孤，還不能與他爭一日之短長；孫權繼承父兄的基業，在江東已形成穩固的統治，也不能去打他的算盤，而隻能與他結為盟友。
接著，諸葛亮又指出：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裏，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羸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認為荊州、益州的地理位置優越，而統治者卻平庸無能，不可能維持長久的統治，而劉備此時大可乘虛而入，建穩根基。
在此基礎之上，諸葛亮提出劉備所應采取的戰略決策：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趙，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諸葛亮的精辟分析與深刻論斷，得到劉備的衷心讚許；而劉備始終不撓的雄心壯誌與禮賢下士的謙恭態度，也贏得了諸葛亮的誠心歸附。從此，開始了他們攜手共創蜀漢政權的艱難曆程。
諸葛亮為劉備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勢，製訂了立國方略。首先諸葛亮借曹操打敗袁紹，轉弱為強之例，委婉地指出劉備戎馬20餘年仍寄人籬下的原因，說明稱霸天下“非惟天時，抑亦人謀”的道理，然後提出了興複漢室的五點戰略方針——
一、曹操擁兵百萬，雄踞北方，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有利地位，暫時不可與之爭鋒較量。孫權承繼了父兄在江東的基業，“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所用”，隻能與東吳聯盟結好，共同抗拒實力強大的曹操。
二、取代在軍事上比較軟弱的劉表、劉璋的地位，奪取軍事重鎮荊州和天府之土益州，以這兩處為根據地，延攬天下英雄，鼎立一方。
三、占據荊州、益州後，集益州之殷富，憑天府之險阻與荊州之通途，改革政治，發展生產，獎勵農耕，積蓄經濟實力，南撫夷越，穩定後方。
四、待荊益兩州政權鞏固，國富兵強，一旦天下有變，則兵分兩路，成鉗形攻勢夾擊中原，北伐曹操，恢複漢室。
五、擊潰曹操以後，江東必然勢單力孤，就會自然歸順，劉備就可完成一統天下的霸業。
諸葛亮一席弘闊之論，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地理、外交諸方麵，概括了漢末形勢，預示出政局發展的前景，分析精辟，見解獨到，後來的曆史發展證實了隆中對策的正確。“隆中對”體現了諸葛亮的遠見卓識和超凡的政治韜略，明代思想家李贄稱讚說：“草廬數言，皆如左卷。”
諸葛亮為劉備的誠摯所感動，出山創建大業，實現安國濟民之誌，跟隨劉備來到新野。發現劉備兵力甚微，隻有數千人。為了增加兵源，諸葛亮建議清查“遊戶”，要求他們自報戶籍，按戶征兵，結果使劉備的軍隊擴充至數萬人。劉備得到孔明，如魚得水，兩人感情日益親密，使漢末的政治風雲史開始了嶄新的一頁。
在諸葛亮的輔佐下，劉備與孫權聯合，擊敗曹操的南下大軍，又通過外交手腕，從孫權手中奪得荊州，使劉備終於有了一塊可以立足之地。而後，利用劉璋與張魯的矛盾，借助於張鬆、法正等內應，劉備出兵益州，最終占據了益州與漢中，與曹操、孫權形成三國鼎立的局勢。
三國時期，英雄並起，而鼎立的局麵似乎不是曹、孫、劉三人的努力，諸葛亮一番高談闊論就把天下大勢分析得不差毫厘，雄才蓋世，不愧“臥龍之稱”。此後，諸葛亮以智謀稱奇加之關羽、張飛、趙雲、魏延等大將輔佐，一路斬荊披棘，終於雄據巴蜀。
以賢者為師，是帝業之君；以賢者為友，是霸業之君；至於“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則是亡國之君。對於劉備來說，真是得一士足以安天下。
其實，曆代君主多是遠賢臣而親小人，甚至戳賢臣而寵小人，這就怨不得有那樣多的昏君暴君和短命王朝。
4．《平邊策》兩朝受益
《平邊策》文字不多，卻把天下大勢分析得一清二楚，無論是柴榮還是趙匡胤，都是其最大的受益者，真是一篇文章、兩朝受益。
中國在唐朝滅亡後，進入了五代十國時期，再次陷入了長達二百餘年的分裂割據局麵。五代十國的統治者多是武夫出身，隻懂暴力不知懷柔，對內殘酷地剝削、壓迫百姓，對外互相攻伐殺掠，加上東北地區的契丹族統治者不斷南侵，致使這一時期戰亂頻繁，社會動**不定，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廣大勞動人民急待改變這種社會狀況，渴望出現一個強大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的王朝，能夠減輕剝削壓迫，發展生產、消滅割據、抗拒契丹。正是適應這種曆史的要求，出現了後周的改革和周世宗統一中國的活動。後周開國皇帝、太祖郭威及其養子、周世宗柴榮在位期間，清除社會弊端，先後在經濟、政治、軍事諸方麵進行了一係列改革，使社會安定，生產發展，因力大為增強。在此基礎上，周世宗開始了統一中國的活動。
後周顯德二年（955），周世宗命近臣二十餘人各獻策一篇，討論治國之道。其中有一篇最受周世宗賞識，這就是比部郎中王樸所獻的《平邊策》。
王樸（914—959），字文伯，東平（今山東東平）人。後漢時，獲進士出身，授校書郎，後辭官。後周初，為柴榮轄下官員。柴榮嗣位，授比部郎中，後曆任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樞密使、檢校太保等職。他“性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平邊策》就是他的諸多建議中最有見地的一篇。
在這篇對策中，王樸首先強調指出，自唐末以來，“君暗政亂，兵驕民困”，才使得“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形成分裂割據之局。因此，要完成統一大業，須從整頓內政、加強國力入手。“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這種主張，和周世宗改革的意圖適相一致。在此之後，王樸著重論述了實現統一應采取的戰略和策略：
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國，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裏。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眾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來應，數大發則必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麵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並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但亦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
這一戰略和策略的主旨，概括起來就是“先易後難”，“先南後北”，可以說切中時要。當時全國的態勢，南方諸國占據天下富庶之區，財源滾滾，但政治腐敗，社會矛盾尖銳，國力不強，首先攻取南方諸國，一來其勢如摧枯拉朽，水到渠成，可以事半功倍；二來可以獲得南方財富，迅速增加國力；三來再無後顧之憂，可以傾全力北伐統一中國。如果先行北伐，不僅難於得手，而且兩強相拚，必然耗時耗財耗力，大傷元氣，從而使南方諸國坐收漁利。另外，南方諸國也很可能乘機躡其後，使後周腹背受敵。王樸有鑒於此，提出了避實就虛，先滅南方諸國，不與契丹過早發生正麵衝突的戰略，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因此，“世宗覽之，愈重其器識”，並且將其主張付諸實現。在幾年間，先偏師西征，得後蜀四州之地，又以主力南征，得南唐江北之地，從而把後蜀、南唐置於甕中，隨時可以吞並。之後，世宗親自率軍北伐，連下被契丹占據的益津、瓦橋、淤口三關。可惜他中途病逝，壯誌未酬。不久，北宋代周，繼續完成統一事業。所采取的戰略仍是“先難後易”，“先南後北”。雖然具體做法與後周稍有不同，但基本思想和戰略是一致的。盡管由於種種原因，北宋最終未能滅遼統一全中國，但畢竟在大半個中國的範圍內消除了封建割據。這種相對統一的局麵的出現，追根究底，首先應當歸功於王樸的《平邊策》。
俗話說：時勢造英雄。《平邊策》就是時勢所造，五代十國，各據一方，各有強弱，要想一統天下，先易後難，避實就虛是滅敵強己的絕佳策略，正因為如此，後周才要他的那個時代與眾不同，柴榮也因此成為史家向來稱頌的皇帝。
5．宋太祖奇略製六合
一代帝王之興，當其艱難創業之際，莫不審時度勢，決機帷幄之內，奇略宏謨，獨運絕出，然後能履至尊而製六合，宋太祖趙匡胤就是其中的典範。
後周顯德七年（960）正月，五代後周的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兵變，率領軍隊回到開封，奪取了後周的政權，建立了北宋。
北宋初年，經曆了唐末、五代數十年的長期戰亂之後，趙匡胤所繼承的隻是一個爛攤子：民生凋蔽，國庫空虛，而諸侯又雄距各方。當時，在廣東地區，有劉氏建立的南漢；江淮地區，有李氏建立的南唐；杭州地區，有錢氏建立的吳越；四川地區，有孟氏建立的後蜀；荊州地區，有高氏的南平；河東（今山西）地區，有劉氏的北漢。這些割據政權的存在，使初建的北宋政權仍處於中原小朝廷的地位。而建都在臨潢府的遼國，更是宋朝北邊的一個勁敵。
在這種形勢下，如何使新建的北宋王朝不再成為繼五代後周之後的第六個短命朝代，便成了以趙匡胤為首的北宋最高統治集團處心積慮要加以解決的頭等大事。
趙宋王朝逐鹿的對手，主要是遼國。在趙匡胤稱帝前，後周曾於廣順二年（952）進攻北漢，因遼國派兵援助北漢，遂無功而還；顯德元年（954）周世宗柴榮再次出兵北漢，遼穆宗派大軍援北漢，周兵乃至大敗；顯德六年周世宗出兵伐遼，遼穆宗率兵迎戰，周世宗以得病退兵，後病死。後周與遼國近十年的交鋒，證明作為中原小朝廷的後周，是難與強大的遼國相抗衡的。在後周任高級軍職的趙匡胤，親身參加了後周與遼國之間的征戰，其結果給趙匡胤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與遼國相比，南方的幾個割據王國，多處於物產豐富的地區，其中廣州和泉州是當時對外貿易的最大口岸，而這些王國的軍力又都較為薄弱，統治又都很腐朽，薄弱，容易攻取。如果北宋能夠奪取這些地區，不僅可以擴大轄境，而且可使軍政費用充裕起來。
而在趙匡胤即位之前的十年間，遼國的皇族爭奪皇權的鬥爭極為激烈，多次爆發謀反事件。遼穆宗即位次年，政事令婁國與林牙敵烈等，圖謀推翻穆宗自立。不久，李宛又和郎君嵇幹、林牙華割等謀反。後來，敵烈又和耶律海思、蕭達幹等謀反。趙匡胤即位那年的夏天，遼國又發生了政事令耶律壽遠、太保楚阿不等的謀反事件。遼穆宗因忙於鎮壓皇族的謀反，而無暇派大兵南下，這就為建都開封的北宋王朝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能否抓住這個機遇，發展自己，是對新登帝位的趙匡胤的一個重大考驗，同樣，對新生活的宋王朝也是一個重大考驗。趙匡胤在與其弟趙光義分析當時天下大勢時說：“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四川，次及荊、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勃敵，止在契丹，自開運以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劉]繼元，為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有了這個想法，趙匡胤又約其弟趙光義，在一個風雪之夜不畏嚴寒，同至謀臣趙普家，共商統一大計。史書載：
趙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趙匡胤）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嘿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
這個“先南後北”的統一戰略確定之後，北宋王朝於乾德元年（963）出兵兩湖，滅掉荊南和湖南的割據勢力；乾德三年（965）出兵滅後蜀；開寶四年（971）滅南漢；開寶八年（975）滅南唐；稍後又憑借政治壓力，迫使吳越納土歸附。在十幾年的時間裏，統一了大半個中國。
開寶二年（969）和開寶九年（976），北宋曾兩次出兵進攻北漢，但都因遇到遼國的援兵，無功而還。盡管如此，南方的統一畢竟奠定了消滅北漢的堅實基礎。到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趙光義親率大軍，對北漢作第三次的出征，終於把十國中的最後一國征服了。
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北宋最高統治集團抓住時機，采取“先南後北”的正確戰略，使初建的北宋政權迅速地得到鞏固，使地處草原的強敵契丹難以牧馬中原，從而保證了北宋沒再成為第六個短命朝代。宋朝三百年的基業，也因此而得以奠定。
從北宋初建到局部統一，單憑宋朝相對單薄的經濟實力是遠遠不夠的，宋太祖，太宗等人，抓住機遇，正確決策，以戰養戰，生生不息的曆史經驗，在今天，仍值得珍視。
6．劉伯溫時論定天下
在元末明初，劉伯溫的名氣近乎神化，而那些割據一方的豪傑都想擁他為己有，為自己助一臂之力。在古代一向以身份地位入階的社會裏，劉伯溫以元末官場的不得誌之仕成為明初的最大功臣，真是對曆史的最大諷刺。
元至正二十年（宋小明王龍鳳六年，1360）暮春三月，朱元璋在應天府迎接了三位來自浙東的最有影響的人物，其中之一便是後來他身邊最著名的謀臣劉伯溫。
劉伯溫，名劉基，浙江青田人，世為地方大族。他於元至順間考中進士，曾任江西高安縣丞、江浙儒學副提舉等官。元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後，各地群雄紛起，劉伯溫被任元帥府都事，守處州（今浙江麗水），後因與朝中權貴不和，被奪去兵權，回到家鄉青田，組織民兵武裝自守。
曆史上關於劉伯溫的傳說甚多，把他說成一位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能須知身前後事的神奇人物。這些傳說雖不足信，但是劉伯溫足智多謀，卓識遠見不下於三國時期的“臥龍”諸葛亮。朱元璋之所以能開基建業，劉伯溫故知新輔佐功不可沒。
朱元璋久聞劉伯溫的大名，為了將他請出，多次命人以書信相詔，終於將他請到了應天。
朱元璋為了接待劉伯溫等人，特地在應天城內蓋了一所禮賢館，作為這些賢士們的住處。劉伯溫一到應天，他便立即相迎，寵禮甚至，而且迫不及待地向劉伯溫請教征取之計。
劉伯溫雖然僻處青田自守，但對天下之事卻了如指掌。此時朱元璋以應天為中心，擁有江淮一帶，又兵進浙東、浙西，擴大了實力。而元軍正與紅巾軍主力戰於江北，無力南顧，朱元璋的主要對手便是群雄中的陳友諒和張士誠。
陳友諒，沔陽（今湖北沔陽西南）人，漁家出身，勇猛敢為，但史書中也說他：“性雄猜，好以權術馭下。”他本為徐壽輝部將，但其後勢力日強，反將徐壽輝挾製於身邊，為所欲為。
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今屬江蘇）人，私鹽販出身。朱元璋攻陷集慶時，他也攻陷平江（今蘇州），占據了江南富庶之地。史書中說他：“外遲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實無遠圖。”
群雄之中，陳友諒實力最強，張士誠最富。一個地處朱元璋上遊的武昌，一個地處朱元璋下遊的蘇州，朱元璋居於其中，與之互相攻戰，互有勝負。
劉伯溫不僅對此熟知，而且早有所謀，他初見朱元璋，便陳上了時務策，當朱元璋問及征取大計時，劉伯溫說道：
“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劫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流，其心五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
這便是此後朱元璋建國立業所遵循的戰略原則。這個戰略原則的製定，不僅根據當時群雄紛爭的形勢，也注意到了陳友諒與張士誠的性格特點。所謂“友諒剽而輕，其誌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誌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而來，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先攻友諒，士誠必不能逾姑蘇一步以為之援，朕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朱元璋的這段話，可算是劉伯溫所上時務策的進一步解釋。
朱元璋對劉伯溫的話深為讚許，便以基為參謀，參濂為儒學提舉，以溢與琛為營田司僉事。劉伯溫從此佐戒帷幄，成為朱元璋的主要謀士，開始了新的政治軍事生涯。把朱元璋作為明主輔佐，劉伯溫的抉擇是對的。
從當時的軍事形勢看，陳友諒是朱元璋的首敵，消滅陳友諒的軍隊主要經曆了兩大戰役：首戰龍江，改變了陳、朱兵力懸殊的狀況；再戰鄱陽，陳友諒身亡、主力被殲。劉伯溫都直接參與了兩戰的運籌決策。
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又破平江，擒張士誠。洪武元年（1368），徐達等人北伐南征，統一全國，建立起明朝統治。
建國立業的大事，戰略決策是頭等大事。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一帆風順的實踐，劉伯溫審時度勢，洞悉對手的優缺點，知己知彼，最終成為明朝開國第一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