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不可不用，尤不可不養也。天下既定，人主立法養之，養之數年而後可用。不能素養而遽用之，所得當皆奔競浮華，而稱職者少，大任者尤少也。且立法不善，日趨淺薄矯偽，人心風俗不出數年遂可大壤，國家雖有紀綱，莫能維持。故議貢舉者不可苟且立法，行貢舉者不可苟且得士，其要在士子所習之業，不可苟且求售也。義理精通者，天下賢士也；學問優裕者，天下名士也。造就人才，必從一鄉一邑中擇學識雅正、心術端方之士以教鄉之子弟，其人立教亦以修飭人品、開廣器識為務，使賢士居前，名士居後，而後人才可勸。蓋為聖為賢，原非俗儒所能授受，又豈應試文字所能兼收？若不必人品器識為先，徒使俗師授以末學，師儒之官應副文書提舉學校之職，數年一試，邈不相關人性幾何，其能堪此更番迭出，鑿削根本乎？董子所雲，一郡一國之眾對無應書，是王道往往而絕，其積漸固由此也。夫科舉之業，亦不能妨為學之功，不善用之，適足害為學之誌。夫經義者，端方之士所以自道其誌，亦端方之人所操以觀士之心術者也。因文字知心術，因心術觀事業，經義益精，道德亦富，事業亦偉，故曰與為學之功不相妨也。所以相妨者，以試官為儀的，卷牘為弓矢，一發相值，誌滿意得，顧視舊學，不啻虛器，自此以後，一生所務，皆在利祿顯榮而不及事業。此何故哉？向來急於射策之念，結乎胎骨，不可湔浣，所以大有害於為學之誌也。人主之心，果知賢才之生，天所以安定國家，當吾世用之。宗社生民，有所托命，則求賢之誌出於至誠，選舉之法務求盡善，所得皆有用之士而浮競不與。應舉之人自重其身，以天所篤生自期，不僥幸名利；考試之官亦盡心擇士，不以市恩殖貨兩念奪衡鑒之明也。若謂一代之初，不可無法以係屬天下，姑以選舉為縻，使天下踴躍奔走，求吾錄用。勿使南走越而北走胡，則此求賢之心不出於至誠，故所行之法，一切鹵莽，人之應之，亦不以安天下國家為誌，各務利祿進取，營私背公，操其柄者亦不必得賢，妄謂所舉之士即功名富貴屬焉，冀厥身厥子孫皆責其報，如樊鯈所雲，率取少年能報恩者，耆宿老儒有意不錄。所以奔走販賣，非法所能禁也。故得其法者，選舉雖少，賢才遺佚亦少；不得法者，所舉雖多，賢才遺佚更多。皆由君臣上下，未嚐敬慎其事也。漢高帝曰，賢士大夫有能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萬世而下，猶恨此語未純，而況苟且牢籠之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