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慶祝法國大革命200周年的日子裏，翻譯出版法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家阿爾貝·馬利烏斯·索布爾（1914—1982）這部名著，對我們具有特殊意義。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到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法國大革命史學中占壓倒優勢。這同自饒勒斯以來的法國史學傳統有密切關係，更應直接歸功於索布爾撰寫的普及法國革命曆史知識的著作。
本書的前身《法國大革命簡史》最早出版於1962年（後幾經修訂改用今名），被譯成多種文字，風行全球。自從索布爾的業師喬治·勒費弗爾1951年再版《法國革命》一書以來，索布爾這部書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解釋法國革命進程的最係統全麵的著作。反馬克思主義曆史家把它稱為無產階級的《聖經》，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索布爾在本書中首先探索法國革命的深刻原因，在100多頁的引言中揭示舊製度的各種危機。他把法國大革命劃分為3個階段：從巴士底獄的攻陷到巴黎市府的建立（1789—1792），這一部分敘述資產階級革命與群眾運動的發展；從巴黎人民8月10日起義到芽月、牧月起義（1792—1795），這部分分析群眾運動如何促進革命政府的建立以及熱月反動與群眾運動的結束；從督政府的成立到波拿巴霧月政變（1795—1799），這一部分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和社會秩序的鞏固是革命的必然結局。
索布爾始終抓住各時期社會矛盾發展這一主線，突出各種階級力量的鬥爭和消長，揭示革命從上升到下降路線的變化規律。他堅持3個基本觀點：第一，革命的性質——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其目的和前途是建立資產階級社會（這是他的論敵攻擊他最厲害的論點）；第二，從“下麵”看曆史——是群眾運動不斷推動革命向前發展，但超過一定限度，群眾就被資產階級所拋棄；第三，“斷裂”與“連續”的統一——革命破壞了舊製度，但資產階級國家與社會的建立也需要一個穩定時期，使新統治階級力量得以鞏固起來，這不僅與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初目的不相違背，而且是息息相聯的。
索布爾用具體、豐富的史料和史實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文筆樸實有力，條理清晰，富於現實感。這樣的著作無論如何不能被扣上“教條主義”、“斯大林主義”、“僵化”的帽子，像一些反馬克思主義者指責他的那樣。索布爾本人自然並不在乎這些無的放矢的證詞，他經常感到有必要修改書中某些部分，增添新的研究成果。關於本書在他全部著作中的地位以及索布爾關於修訂此書的最後遺言，他的學生、法國曆史家克勞德·馬佐裏克在他的前言中已作了詳細介紹，在此不必贅述。
我隻想就索布爾與中國的關係、他對法國大革命研究的重大貢獻，以及我與他個人接觸的點滴感受作些補充說明。
索布爾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十分同情社會主義新中國，一直希望來我國訪問。我們及時地向他發出邀請。1981年3月1日他給我寫信說：“這次旅行將是我的生涯的完滿結束。”8月，我們有幸在北京熱烈歡迎他，並請他在政協禮堂向200多位曆史工作者作題為《法國大革命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地位》的學術報告。這篇熱情洋溢、旗幟鮮明的精彩報告博得了聽眾長時間的掌聲。9月，他應邀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講學一個月，各地教師慕名前往聽講。他講授了9個專題[1]，深入淺出，富有感染力，課餘還進行了個別輔導。他的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負責精神給聽講者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我國派往巴黎進修法國史的教師，都得到了索布爾的誠摯關懷和細心指導。
索布爾來華的時機很好，1981年我國曆史學界正在衝破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束縛，力圖開創一個良好的學術研究的新風尚。索布爾在華東師大講學的開幕式上，結合法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狀況，總結了這方麵的經驗教訓。他特別強調，在曆史研究中必須把廣博考證與批判精神結合起來，時刻也不忘記對人民事業的關心和忠誠。索布爾的講演具體地體現了他的觀點和方法，給聽眾以多方麵的啟發。
第一，在論述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問題時，他十分注意研究曆史運動的共性和特性，不僅分析過渡的普遍趨勢，而且分析過渡的各民族特點。在索布爾看來，重要的不是去抽象出“模式”來，而是去揭示過渡的不同道路，從而更豐富而具體地說明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
第二，在談到共和二年的革命政權時，索布爾深入探討了在任何近代革命中都會遇到的問題：如何把兩種力量結合起來——既要保證堅強的統一的領導，又要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爭取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如果研究過去革命有任何現實意義的話，這就是認真總結和吸取索布爾指出的這個問題的曆史經驗。
第三，索布爾的講演的特色之一是論爭性很強，他保持了法國大革命史學中的這個“頑強的傳統”。索布爾認為，曆史家的責任是要促進這種生動活潑的討論，而不是“凍結”這種討論。他很同意我們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實際上，在索布爾1981年訪華以前，他的名字對我國史學界並不陌生：他的早期通俗性著作《法國革命，1789—1799年》（1948年初版，1951年增訂版）在我國早有譯本[2]。索布爾與馬爾科夫合編的巴黎無套褲漢史料一出版就有書評介紹[3]。他的論文《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法國革命和過渡的道路問題》的譯文刊載在我國曆史雜誌上[4]。對索布爾的經曆和有關法國革命史的爭論以及索布爾的觀點，也有比較詳細的評介[5]。
阿爾貝·馬利烏斯·索布爾1914年4月27日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奧蘭（瓦赫蘭），是國家扶養的戰爭孤兒。1936年獲得巴黎大學曆史學與地理學文學士。1938年取得中學曆史教師資格。1939—1940年應征入伍。從1940年法國潰敗到1942年，索布爾在蒙貝利埃中學教書。是年7月因參加抵抗運動被捕撤職，此後至法國解放一直從事地下活動。1944—1960年，索布爾長期在中學任教，1951年後兼任巴黎大學文學院預科講師。1958年答辯通過國家論文《共和二年的巴黎無套褲漢人民運動與革命政府1793年6月2日——共和二年熱月9日》[6]，索布爾以優異成績獲得國家博士學位。1960—1966年任克萊蒙-費朗大學副教授、教授。從1967年到他逝世，榮任巴黎大學法國革命史講座教授，並主持法國革命史研究所。
索布爾的學術成就是與他的師承關係分不開的。他曾多次提到法國革命史研究中注重社會經濟問題與人民運動的優良傳統，即從饒勒斯（Jaurès）、馬迪厄（Mathiez）到勒費弗爾（Lefebvre）的法國大革命進步史學。這幾位曆史學家都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索布爾繼承了這個傳統，他以研究聖茹斯特開始他的史學生涯。戰後出版了他的《法國革命時期的國民軍隊（1789—1794年）》（1945），此書說明舊製度下的法國軍隊如何演變為取得輝煌勝利的人民軍隊。從1950年起，他參與編輯的《羅伯斯庇爾演講集》（5卷）陸續出版。從這些研究和著作中，特別是他的《法國革命1789—1799年》，都可以看出饒勒斯和馬迪厄的影響。
但是索布爾最尊重和欽佩的是他的授業老師喬治·勒費弗爾。勒費弗爾和馬迪厄都生於1874年。1932年馬迪厄死於講壇上，勒費弗爾繼任馬迪厄創辦的羅伯斯庇爾研究會的主席、《法國革命史年鑒》的主編；1937年他又榮任巴黎大學法國革命史講座教授，並創立法國革命史研究所。在他任教巴黎大學的20多年間，正是索布爾學術生涯成長和發展時期。在他的直接指導下，索布爾花了近10年時間，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巨著。這部關於法國革命時期城市人民運動的專著可以同勒費弗爾關於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專著相媲美。勒費弗爾的博士論文《法國革命時期諾爾省的農民》，其重要性遠遠超出一個省的範圍。作者通過對大量史料的統計與分析，得出典型的事例與確切的結論，證明法國革命對農民來說確實是一場社會革命。它廢除了封建權利與什一稅和貴族的免稅特權，實現了地產的轉移。勒費弗爾從中看出了農民運動在整個革命過程中的獨立性，也就是說，它有自己的發展規律。
索布爾把勒費弗爾研究農民運動的方法用來研究城市人民運動，揭示了無套褲漢的獨特性與其曆史作用。在索布爾之前，有的曆史學家如莫迪梅-代爾諾（Mortimer-Ternaux）竭力詆毀無套褲漢運動；有的盡管同情人民但實際並不了解他們，如米什萊（Michelet）。而托派曆史學家蓋蘭（Guérin）則把無套褲漢視為現代無產階級，並用“不斷革命論”來解釋當時的人民運動[7]。
索布爾為了進行無套褲漢的研究，首先整理了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48個區（Sections）的文件，各區大會的檔案，各委員會的議事錄、信件以及各人民團體的殘存文獻，並編出目錄[8]。他非常細致地分析這些文件，作出相應的統計。他的論文第1和第3部分按時間順序敘述了無套褲漢的活動，而在最充實和最有創造性的論文第2部分，他具體描述了無套褲漢的社會成分、職業、組織、要求、鬥爭目標和策略等等。他的研究表明，法國革命時期的無套褲漢既不是1848年革命時的無產階級，更不是1917年的覺悟工人，也不構成現代意義的政黨。他們主要由小手工業者、小店主、小商人組成，基本上屬於小資產階級階層。據索布爾對各區委員會領導人物的統計，約3／4是手工業者和商人，約5%是有產者，約1／10是工資勞動者。他們既反對舊製度下的貴族特權階級，又反對從革命中獲利的大資本家和大商人；他們支持革命後建立的社會結構，但希望從雅各賓政權那裏取得更多的經濟利益，解決他們的日益困難的生活需要。他們是“平均主義的個人主義者”。索布爾進一步分析了無套褲漢運動與革命政府之間的矛盾。為了取得革命應該提供的生活權利——充分就業、社會保障、教育機會等等，無套褲漢希望建立一個由人民直接控製的民主製度。索布爾認為，以羅伯斯庇爾為首的革命政府（救國委員會）並非作為整體敵視無套褲漢，而是根據曆史提出的具體任務把精力用於動員國家的全部資源以戰勝內外敵人。當無套褲漢運動的經濟政治要求得不到滿足而構成對革命政府的威脅時，羅伯斯庇爾等領導人才加以鎮壓。對此索布爾表示“惋惜”。他不僅肯定無套褲漢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而且承認無套褲漢運動的傳統長期存在於後代的意識中。
盡管有的曆史學家對索布爾的某些結論（例如認為救國委員會以所謂1794年3月起義為借口來鎮壓無套褲漢運動，從而使羅伯斯庇爾在熱月政變時失去了支持）表示懷疑，但這絲毫無損於索布爾對無套褲漢及其運動的全貌的豐富而生動的描繪。在研究革命時期城市人民運動方麵，索布爾確實開辟了一個新天地[9]。
索布爾關於無套褲漢的巨著確立了他在法國革命史研究中的卓越地位。1959年8月他的老師勒費弗爾去世。11月，經過選舉，索布爾參加了羅伯斯庇爾研究會的主席團並擔任該會秘書長，《法國革命史年鑒》的編輯責任實際上也落到他身上。勒費弗爾遺言委托索布爾負責整理他的著作。索布爾費了很多精力整理、訂正、出版和再版勒費弗爾的手稿、講義、專著，計有《奧爾良研究》（2卷，1962—1963年），《法國大革命研究》（1963年），《舊製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瑟堡》（1965年），《法國大革命》（1968年），《拿破侖》（1969年），《近代史學的誕生》（1971年），《督政府時期的法國》（1977年），《論曆史學》（1978年）。
索布爾對勒費弗爾的學術遺產，有繼承，也有發展和修正。例如，索布爾根據自己20多年對農民問題的探索結果，提出了與他的老師不同的方法和觀點[10]。在研究方法上，索布爾認為在舊製度下有3方麵的問題必須研究清楚，否則不足以說明農民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核心作用：封建榨取，地產分配，農村公社的存在。但勒費弗爾對第一方麵問題（即封建權利及其廢除）和第三方麵的問題（即農村公社及其在革命時期的逐步瓦解）都輕輕帶過，未予足夠的重視。更重要的是，索布爾不同意勒費弗爾對農民在革命中的要求的性質和作用的估計。大家知道，勒費弗爾一貫強調農民運動在革命中的獨立性，他們的反封建鬥爭在1789—1792年之間強有力地推動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但是勒費弗爾認為農民在反封建的同時也反對資本主義，大多數農民（從小地產主到農業工人）都要求保持一塊小地產、瓜分公地，保存傳統的農村公社，換言之，即保存前資本主義的經濟與社會方式。他們向後看，要求恢複或維持過去的一套。這些要求顯然阻礙了農業的商業化和資本主義改造，妨礙了法國農業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因而勒費弗爾斷定，農民平均主義在經濟上是後退的。
這種把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緩慢的原因歸諸小農經濟普遍存在的觀點，在曆史界是很流行的。索布爾企圖推翻這一觀點，他認為19世紀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緩慢的原因不但不應該從小農生產大量存在中去找尋，而且應該歸諸這種小農生產還不夠普遍。索布爾和他的學生們的研究證明，法國革命並未徹底消滅大地產，這些大地產雖然已經不屬封建性質，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仍舊歸貴族所有，征收地租；租佃製、分成製大量存在，有的地方甚至保存什一稅、半什一稅，直到20世紀初，這些才是真正落後、倒退的生產方式，才是妨礙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阻力[11]。他指出：“19世紀法國農業發展的消極方麵，與其說是由於小農強加給革命資產階級的東西，包括如勒費弗爾所斷定的農村公社的長期存在，不如說是由於小農未能從革命中奪得的東西：破壞大地產與消滅地租。……因此，法國日後資本主義的落後乃由於農民革命的不完全性，由於廣大農民未能把他們的‘革命道路’貫徹到底。”[12]
索布爾這裏所談的“革命道路”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20章所分析的由封建關係向資本主義關係過渡的兩條途徑之一[13]。索布爾在研究法國革命的農民問題時，不僅注意到舊製度末期法國社會的特殊結構，從而說明農民運動以及整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特點，而且聯係到法國由封建製度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特殊道路問題。他的視野比勒費弗爾更廣，能夠把法國由封建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方式放在世界範圍內加以觀察，作比較研究，並參照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展開爭論[14]。他把英國、法國過渡的道路與意大利、德國、波蘭、日本過渡的道路進行對比，以區別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與自上而下的妥協道路；同時又在采取同一條道路的國家之間（如英國與法國）進行對比，以揭示過渡的各種途徑的一致性與分歧性。
作為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索布爾堅持研究階級與階級鬥爭，研究群眾運動，研究社會經濟結構，研究曆史發展的“傾向性規律”，但他並不忽視人物、事件和思想的作用。他先後組織了幾次大型討論會：1960年巴貝夫討論會[15]，1965年吉貝爾·昂姆討論會[16]，1965年羅伯斯庇爾討論會，1967年聖茹斯特討論會[17]，1969年紀念拿破侖誕辰200周年討論會。
這裏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索布爾對巴貝夫與巴貝夫思想與活動的研究。在1960年舉行的巴貝夫討論會上，索布爾提出論文：《巴黎各區人員與巴貝夫派人員》[18]，研究平等派密謀的擁護者的社會構成。他根據可以查考到的各類名單，核對平等派密謀的擁護者與曾參加共和二年巴黎各區活動的人物之間的關係，用以說明無套褲漢與巴貝夫運動二者之間的繼承關係與差異。在這次討論會上，索布爾被推選與蘇聯曆史學家達林（Daline）和意大利曆史學家薩義達（Saitta）共同主持出版《巴貝夫文集》。1966年，他們編出了《巴貝夫手稿和已出版著作總目錄》[19]。《巴貝夫文集》法文版第1卷，出版於1977年，索布爾為此寫了題為《巴貝夫、巴貝夫主義和平等派密謀》的導言。他根據新出的文獻指出，巴貝夫的共產主義不僅是喬治·勒費弗爾所說的分配的和消費的共產主義，而且是生產的共產主義。索布爾也不同意馬迪厄所說的，巴貝夫運動隻是在1794年和1795年被排擠出政權的雅各賓主義者為重新掌權而策劃的，他詳細地論證了這是巴貝夫及其戰友為實現一個新的理想的革命行動。
作為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索布爾還堅持同來自“左”右的各種歪曲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和觀點展開論戰。除了上述出現於40年代的以蓋蘭為代表的拔高無套褲漢、詆毀羅伯斯庇爾的“左”的傾向外，50年代又出現了以美國帕爾默（Palmer）為代表的抹殺、貶低法國大革命的“大西洋革命論”，以英國考本（Cobban）為代表的反對以社會原因解釋法國大革命的“革命神話論”。到60年代中，法國孚雷（Furet）和李舍（Richet）又提出了“優秀人物論”、“三種革命論”和“革命側滑論”；美國愛森斯坦（Eisenstein）和泰勒（Taylor）則企圖從根本上否定資產階級這個概念，從而否定法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索布爾在各種場合對這些“修正企圖”加以分析批判[20]。
與此同時，索布爾加強了對法國大革命的正麵闡述及普及工作。1962年出版了他的《法國革命史簡編》。這部著作不是1951年的《法國革命1789—1799年》的增訂版，而是包含10多年獨創性研究的新概括。此書主線明確而又不把曆史簡單化，在突出主要矛盾的同時還細致地分析了各種次要矛盾。繼此之後，他又為法國《知識叢書》撰寫了《法國大革命》、《督政府與執政府》、《第一帝國》[21]。此外，他還寫了《第一共和國，1792—1804年》。為了追根溯源，索布爾晚年把研究範圍上推到革命前的舊製度，出版了《革命前夕的法國》、《文化與法國革命》第1卷：《舊製度的危機》、《啟蒙世紀》。他還參與了布羅代爾（Braudel）與拉布魯斯（Labrousse）主編的《法國經濟與社會史》第3卷，負責撰寫1789—1815年部分[22]。
麵對著年鑒派與結構主義史學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進攻，索布爾是如何應戰的呢？這裏涉及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作為社會史家，索布爾並不拒絕應用其他社會科學如人口學、統計學、心理學、經濟學等提供的工具，包括計算機。他對年鑒派初期的貢獻也是肯定的，並適當運用“結構”、“局勢”、“長時段”、“心態”等概念。但對於年鑒學派貶低個人與事件的作用以及過分重視經濟史、忽視社會史的傾向，他是持否定態度的。索布爾認為，對於社會史來說，計量法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計量不能離開人，離開社會的人，離開階級的人。如果隻看到物價的升降而不問這些變化使誰貧窮，使誰發財，為何貧窮，為何發財；如果隻計算地產的分配，而不問這些地產的性質（封建還是資本主義）以及剝削關係和程度，這對一個曆史家，特別是社會史家來說是不能想象的。
索布爾也並不排斥對各種“結構”——經濟、社會、思想結構進行分析。他承認在曆史的一般運動中，結構既是曆史的支柱，又是曆史的障礙。然而，他說：“曆史家的職務主要在於揭示結構的運動、它們的變化原因和過程，確定事件和這種運動相聯係的方式。結構主義的分析傾向於解剖結構，而曆史的分析雖然也有同樣的要求，但它要進一步了解結構的運行。對曆史分析來說，重要的是變化。它超越‘共時性’，包含運動，即‘曆時性’，還要說明其運轉方式。”[23]總之，索布爾認為曆史家關心的是結構的演進、衰退和死亡，舊結構如何為新結構所代替；而這種演進、衰退、死亡的動力乃存在於結構內部而不在外部，是結構本身包含的各種矛盾推動著它的變化過程。他說：“結構主義用固定不變的範疇來思考；曆史學則排斥這些範疇，因為它的雄圖和目的是理解人類社會的運動。如果依照結構主義的分析，曆史學所提供的真實僅僅是一些斷斷續續的固定不變的圖像，它就失去了自己的靈魂。”[24]這是對當代頗為流行的史學理論和實踐的有力批判。
索布爾逝世後，陸續出版了他生前已完稿的《文化與法國革命》第2卷（1982）：《法國革命》；第3卷：《拿破侖時期的法國》（1983）。這部1 600多頁的巨著包含他對18世紀後半至19世紀初葉法國曆史研究的結晶。這是一部法國從封建末期到資本主義初期的真正社會史，它具體描述各階級狀況的演變和鬥爭，以及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逐步形成。圖文並茂，年表及參考書目齊備，科學與文化大事羅列無遺。
另一部著作《革命者畫像》（1986）是索布爾在1958—1982年間所寫的短文、序言和講演，內容集中在對革命人物的素描和評論，包括德穆蘭、聖茹斯特、昂姆、庫通、羅伯斯庇爾、埃貝爾、格雷古瓦爾修道院長克盧茨、塔裏安夫人。索布爾從未寫過一本革命者的傳記，他曾對我說：“寫傳記比寫一部曆史更難，有一個出版社曾約我寫一部丹東傳，我猶豫不決，最後終於謝絕了。”從這些人物畫像中，我們可以大致看出索布爾評論曆史人物的觀點和方法。他從不苛求於古人，包括對塔裏安夫人那樣的多變人物；也不美化革命者，例如他指出聖茹斯特的嚴重缺點：不了解經濟問題，缺乏曆史觀點。他認為“曆史家不是檢察官，史學的責任不是審判，而是使人理解。”[25]
我第一次結識馬利烏斯（最親密的朋友都這樣稱呼他）是在1979年5月。此後3年，我每年都有機會和他晤敘：1980年在布加勒斯特，1981年在北京、上海，1982年又在巴黎，每次都受到了極大教益。有一件事使我銘記終身：1979年5月中我抵達巴黎那天（距前一次訪問法國已隔了23年），索布爾剛從亞眠講學回來，馬上到巴黎大學附近我的住處來看我，一見如故。他的坦率的談吐和平易近人的風度立即使我感到十分親切，彼此雖係初交，卻毫無隔閡。那天傍晚，他在帶我去進餐的路上，順便參觀了他引以自豪的亨利四世中學。在這所著名學校，索布爾曾任教多年，一邊教書，一邊撰寫他的博士論文——《共和二年的巴黎無套褲漢》（他的老師喬·勒費弗爾也在該校教過書）。他那熱愛教學的精神，忘我地指導青年從事曆史研究的責任感，特別是他對曆史科學在培養公民品德方麵的作用的信念，一直維持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
今年杜桑節（類似清明節），11月2日，我到拉舍茲神父公墓馬利烏斯墳上憑吊致敬，他逝世已整整5年了。墓碑上隻刻著幾個樸素的字：“阿爾貝·索布爾 法國革命史家”。我驚奇地發現，葬在索布爾左右兩旁的是兩個浙江人。一位陪我同去但從未見過索布爾的文學家對我說：“你說對了，索布爾確實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但還應加上一句：中國人民也是索布爾的好朋友。”
張芝聯
1987年12月
[1] 阿·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論選》，王養衝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
[2] 端木正譯，三聯書店1956年版，書後附有索布爾1954年發表的論文《法國革命時期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譯文。這部著作為我國大學曆史係參考書，流傳頗廣。據索布爾自己回顧，撰寫此書時雖然企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闡述，但還沒有擺脫學院派的影響，特別是馬迪厄的影響，因此存在一些缺點。
[3] 張芝聯，《巴黎的長褲漢。1793—1794年人民運動史資料》（書評），《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4] 嚴武譯，何兆武校，《世界曆史譯叢》，1979年第2期。
[5] 張芝聯，《漫談當代法國史學與史學家》，《內蒙古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
[6] 該書第1版出版於1958年，共1168頁，第2版出版於1962年。意、德、英、蘇諸國均出版此書節譯本。論文導師喬治·勒費弗爾親自為該書寫評介，見《法國革命史年鑒》，1959年第156期。
[7] D·蓋蘭，《第一共和國時期的階級鬥爭，資產階級與“赤膊漢”（1793—1797年）》，2卷，巴黎：伽利瑪出版社，1946年初版，1968年新版。
[8] 《巴黎各區文件簡目。1790年—共和4年》，法國革命經濟社會史委員會出版，1950年。
[9] 英國曆史家魯德（Rudé）和科布（Cobb）、挪威曆史家特納森（Tonnesson），都在索布爾的論文發表後寫出有關法國革命時期人民運動的專著。
[10] 索布爾關於農民問題的著作匯集在他的《法國革命的農民問題1789—1848年》（論文集）中，巴黎：馬斯貝羅出版社，1976年。在索布爾的指導下，出版了一本由他的學生撰寫的《法國革命的農民史論文集》，巴黎：社會出版社，1977年。索布爾為此書寫了一篇長序。
[11] 參看索布爾在第15屆國際曆史科學大會（1980年8月布加勒斯特）上提出的論文：《拿破侖歐洲時期的土地所有製與土地狀況——以法國為例》，見大會報告Ⅲ，頁379—407。
[12] 索布爾，《法國革命的農民問題1789—1848年》（論文集），巴黎：馬斯貝羅出版社，1976年，頁440。
[13]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373—374。
[14] 參看索布爾，《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法國革命和過渡的道路問題》，譯文見《世界曆史譯叢》，1979年第2期。
[15] 參看《巴貝夫與巴貝夫主義諸問題》，1960年第11屆國際曆史科學大會討論會文件，巴黎：社會出版社，1963年。
[16] 昂姆是立法議會與國民公會議員，共和曆發明人之一，因讚助共和三年牧月起義被判死刑而自殺。參看《吉貝爾·昂姆（1750—1795）及其時代》，1965年克萊爾蒙文學院吉貝爾·昂姆討論會文件，法國大學出版社，1966年。
[17] 參看《羅伯斯庇爾》，1965年第12屆國際曆史科學大會羅伯斯庇爾討論會文件，羅伯斯庇爾研究會出版，1967年； 《聖茹斯特討論會文件》，羅伯斯庇爾研究會出版，1968年。
[18] 發表於《法國革命史年鑒》第162期，1960年10—12月號。收入索布爾，《理解法國革命》，巴黎：馬斯貝羅出版社，1981年，頁147—167。
[19] 參看《巴貝夫手稿與已出版著作總目錄》（與達林、薩義達合作），法國革命經濟社會史委員會出版，1966年。
[20] 索布爾，《傳統的大革命史編纂學與修正的企圖》，見《法國大革命史論選》，頁168—191。
[21] 關於索布爾對督政府和拿破侖研究的貢獻，參看端木正，《近年來國外拿破侖史學的一些動態》，《曆史研究》，1978年第6期。
[22] 這一卷出版於1976年，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
[23] 索布爾，《文化與法國革命》第1卷：《舊製度的危機》，巴黎：阿爾多出版社，1970年，頁34。
[24] 同上書，頁36。
[25] 《革命者畫像》，巴黎：社會出版社，1986年，頁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