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簡史》再版隨筆
1982年9月13日，阿爾貝·索布爾永遠離開了我們。這對於法國的曆史科學，對於他在各國的朋友和學生們是一巨大損失。他的研究活動停止、著書立說中斷所造成的空缺是難以彌補的。索布爾為了以廣博的曆史研究成果迎接1789年法國大革命200周年，配合1989年巴黎國際博覽會的慶祝活動，正在從事著一整套曆史考證、研究和出版方麵的工作。正是由於感到紀念1789年的活動的臨近，他於1982年5月欣然接受了社會出版社的建議：以新版麵、新題目再版他的《法國大革命簡史》，並同意對內容進行充實、修改。這部名著於1962年出版後在世界各國不脛而走。為了迎接偉大的200周年紀念日，有什麽做法能比再版這部以明晰、貫通理性才智和科學求實著稱的著作更為恰當呢？為完滿實現這一計劃，索布爾與他的得意門生——魯昂大學的居伊·勒馬爾尚和我本人曾多次會商，其中以7月27日在尼姆的那次長時間工作會晤最為重要。
除了在各章裏作的一些修改和增補外，阿爾貝·索布爾在原書基礎上還作了3個方麵的改動。首先是重新撰寫了引論：《舊製度的危機》。在這方麵，他十分注重近年來關於18世紀社會結構和經濟活動研究的新成果，並樂於把這些研究的具體結論吸收進他的論述之中，因為所有這些結論與他的基本推理並不相違。其次是他打算重寫第二部分的第三章：《山嶽派國民公會、人民運動和救國專政》。他計劃在其中吸收他自1977年起在巴黎大學講課的內容：關於社會下層所要求的革命暴力與法國大革命戰時政治所必須實行的國家恐怖這兩者之間的矛盾關係。最後，他認為應該在書的結尾部分增加一篇史學史方麵的文章，以闡明法國大革命的特殊性和關鍵地位：兩個世紀以來，在我國出現的各種思想衝突中，法國大革命都是不可回避的參考基礎。
在很長時間裏，索布爾曾認為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樣板”。近10年來，他和他的學生們開始一致認為：大革命遠不是一種“模式”，而是一個特殊的發展過程。他力圖表明這一過程何等深入地根植於法蘭西民族所特有的現實矛盾的土壤中。在1789年，這個民族雖尚未完全形成，但正以其特有的和強有力的方式朝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過渡，而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本身也獨具特色。
阿爾貝·索布爾本應在1982年10月以前向社會出版社提交第二部分第三章的新稿。我和居伊·勒馬爾尚整理的關於如何重寫引論和結論部分的討論記錄也應由他修改後定稿。1982年7月28日，他在給我的信中對我們建議修改的內容表示讚同，並寫道：“親愛的克洛德，感謝你承擔起所有這些事情。”他休假回來後，我於9月11日從電話中得知他身體狀況突然惡化。但他仍重申，同意我們7月份以來提出的各項建議，並請求再寬限他幾天以便完成剩下的文字。然而兩天之後，他卻猝然去世了。
出於對阿爾貝·索布爾的懷念和對其30年來教誨的忠誠，我發動社會出版社投入了《法國大革命簡史》的修訂出版工作。這也是索布爾在他生前那個最後的夏日裏托付給我的心願。在不改動引論部分原文的情況下，我們把由勒馬爾尚執筆、索布爾生前同意增補和修改內容放在〔 〕形括號中，[1]放入他指明的段落裏。考慮到他對其他章節表示的明確意見，但又不便對他未及修訂的內容妄加改動，我們在本書正文後增加了索布爾的兩篇最新研究論文。這既是本書的附加部分又與之有機地聯係在一起。索布爾原想在再版此書時將這兩篇論文的觀點吸收進來。第一篇《群體暴力與社會關係——革命群眾（1789—1795年）》是他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做的一次講演，載於該所《曆史手冊》1981年第5期。另一篇《什麽是大革命？》曾刊登在1981年《思想》雜誌（第217—218期）。倘若索布爾有時間最後完成此書，這部《法國大革命史》肯定不會是現在這樣的結構。但是，新版肯定表達出了索布爾生前最重要的觀點，反映了他最新思路的方向。
為了使這個具有參考工具書性質的版本臻於完善，我們在前言之後附加了索布爾著作的目錄[2]。這是由他特別信任的學生，巴黎第一大學的弗朗索瓦茲·布律內爾專為本書編訂的。這裏，我們采用了嚴格的、索布爾式的分類方法。我們不追求一篇不漏地和盤托出，因為這需要在無數國內外報刊的目錄中尋覓幾年才能做到。然而，這一目錄已相當完備，堪稱當今獨一無二的。它包括了索布爾生前以其多產的手筆和科學探索精神為我們創造的一切成果。此外，永不滿足的**還激勵他不斷揮毫改動、完善其舊作，他認為這些著作應獲得新生。
《簡史》在索布爾著作中的地位
眼前這本法國大革命史教程在索布爾的全部著作中占據中心地位。出版此書的計劃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社會出版社在1950年曾向索布爾建議再版他於1939年由國際社會出版社出版的《1789年，自由的共和元年》以及他在1948年發表的一部簡短教材。索布爾在1950年6月6日的一封信中對此表示同意，並補充道：“當然，我要做一些修改。尤其是，我認為引論過於機械、簡單化，以重寫為好。至於其他，隻需作某些細節上的改動。20年後，當我在這方麵達到更高水平時，我將用我現在開始構想的、同以前全然不同的方式把它們全部重寫。”索布爾的這個新的“全部”就是《法國大革命簡史》。這部書的寫作是從1960年，即他通過國家博士論文答辯3年之後開始的。我有幸在1961年秋拜讀了由他親筆抄寫的該書定稿。可以說，《簡史》是一部已在形成的偉大著作的第一次總結。索布爾在其科研生涯的前半期致力於探討1789年革命本身的價值，以及巴黎公社之前19世紀曆次革命所賦予它的全新意義。他注重新型民主價值的出現，同時對思想和精神方麵的演變進行對照研究。從舊製度向新型法國急驟過渡時，法國社會的深刻運動也引起他的注意。作為喬治·勒費弗爾的後繼者和學術知己，索布爾對他所熱愛的這段曆史中階級鬥爭的特殊運動進行了研究。他不為那種把階級鬥爭排除於曆史之外的理論所左右，同時也堅決抵製任何不求甚解的簡單化、公式化傾向。《共和二年的巴黎無套褲漢》這部偉大論著於1958年出版，1962年再版（被譯成英、意、德、俄等文）。它使阿爾貝·索布爾在本世紀從饒勒斯、馬迪厄到勒費弗爾等名家為代表的大革命傳統史學中成為最傑出的專家之一。實際上，他是真正的曆史回顧社會學的奠基者。他絲毫不局限於那種承認羅伯斯庇爾主義的巨大貢獻而無視革命過程中的矛盾的片麵觀點。恰恰相反，他闡明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總體過程中的社會性質和矛盾作用。正像他所說的，他通過研究無套褲漢、共和二年的士兵和農民，產生了“從下層人民看”大革命的興趣。
後來，阿爾貝·索布爾致力於理論研究。他通過嚴格的比較研究，對過渡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道路進行了剖析，為此他走遍了世界各地。通過1962年出版、1972年再版的《法國大革命簡史》這部傑作，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第一項綜合成果。直到1982年，他一直在繼續這種努力。20年來，這部著作已成為經典，從未被世界各國的出版物所超越。在我看來，達到這一成就的原因很明顯：索布爾在倡導細致地、積極地思考10年大革命的同時便解答了一切真正的革命所提出的中心問題：如此巨大的運動如何能夠發生？革命者怎樣、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了世界？他們在改造世界的同時如何進行了自身的改造？另外，此書內容嚴謹，結構均衡，使大革命的發展線索更顯明晰。史實敘述環環相扣，史料可靠，對史料解釋基於廣博的考證知識。全書文筆流暢，語言簡潔，無絲毫造作，所用語匯規範，任何用心的讀者均可從中受益，並會對法國大革命的原因和過程進行深入思考。
作者首先係統地研究了舊製度危機在結構與經濟情勢方麵的基礎。然後以大部分篇幅對推動大革命發展的社會、政治矛盾的性質展開了分析，其中包括從雅各賓時期的民主激進主義到為鞏固法國政治製度而試行的各種形式，從封建主義的殘存到現代社會基本製度的建立。
《簡史》這部綜合性著作的問世標誌著阿爾貝·索布爾史學研究第一時期的完滿結束，成果累累。然而，《簡史》並不意味著研究的終結，它進而提出了一種思考。這種思考後來不斷擴展，以至成為索布爾最新思路的核心，即關於向新社會過渡的道路問題。因此，他在1980年9月26日的《大革命》周刊上談到喬治·馬歇《當今的希望》一書時寫道：“同在政治方麵一樣，在曆史方麵也不存在任何模式，而隻有各種道路。法國通往未來的道路是通過頑強鬥爭開拓出來的。”對索布爾的史學思想中這個新觀念的分析超出了本前言的範圍，因此，我們僅就《簡史》在他的研究和思考中所占的地位加以說明。
索布爾的生平和學術生涯
阿爾貝·索布爾是一位傑出學者。他的著作在法國以至全世界把人們對法國大革命的了解引向更深的程度。他喜歡用“揭開了現代世界的序幕”一語來評價這場革命。索布爾於1914年4月27日出生在阿爾及利亞奧蘭地區的阿米-姆薩一個移民小農家庭。其父輩原籍是法國的阿爾代什省。他自幼因戰亂失去父母，成為由國家撫養的孤兒。後來，他和姐姐被在尼姆的姑母瑪麗·索布爾所撫養。這位教育家曾任女子師範學校校長，現在位於尼姆市大革命廣場的一所學校便是該校舊址。在這種非宗教和典型的共和思想環境中，索布爾受到了以民主精神和為民獻身為最高美德的思想教育。這種教育貫穿著盧梭主義，同時倡導敬重書籍，尤其受珍視的是米什萊、馬迪厄的那些造就人們靈魂的曆史書籍。
結束了尼姆中學和路易大王中學的寄宿學習後，索布爾在1938年獲得正式中學曆史教師資格。他最初與著名中世紀史專家馬克·布洛克的交往令人失望。後來他得到了一年的科研資助金，使他得以初探法國大革命史。1939年，他作為普通一兵應征入伍，在一支馬拉火炮部隊服役。1940年，他隨同一個有6匹馬的炮組從法國北部撤到西南部，蒙受了不戰而退的恥辱。此事在他心靈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複員後，索布爾在蒙彼利埃的霞飛中學任教。1932年他就加入了法國共產黨。1942年7月14日，他在一次愛國遊行中被捕，並立即被“維希偽政權”（索布爾語）解職。此後兩年中，他一邊以臨時職業為生，一邊從事地下活動。解放後，國民教育部將他重新編入巴黎教師隊伍。他先後在馬塞蘭·貝特洛中學和亨利四世中學任教。在1946年至1948年的兩年停薪休假之後，他重新受聘於亨利四世中學。1950年10月至1953年10月，他在國家科研中心任職。此後在讓鬆·德·薩伊中學教書，接著重返亨利四世中學。在那裏，他一直工作到1960年，其間於1958年11月29日通過了國家博士論文答辯。1960年9月28日，他被任命為克萊蒙-費朗文學院副教授。1962年9月1日，他晉升為該校正式教授。1967年，他接替馬塞爾·雷納爾被任命為巴黎大學法國大革命史講座教授。奧拉爾、薩尼亞克、馬迪厄和勒費弗爾都曾在這座享有盛名的學府任教。直到他去世，阿爾貝·索布爾一直獻身於教師、曆史學家和研究導師的工作，從未中斷。他希望從1982年學年起繼續任教兩年，使他的幾個臨近結業的學生得以完成論文答辯。這一要求是合理的：維希政府把他解雇使他有權在任職末期追回叛國政府剝奪他的兩年任教期。但是死亡竟使他的這一願望未能實現。
作為馳名世界的學者，索布爾曾到世界各地任教或講學：拉丁美洲和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蘇聯和德國，他走遍了整個歐洲、非洲和中東。
索布爾生前是布達佩斯科學院和柏林科學院的通訊院士，萊比錫卡爾·馬克思大學、莫斯科大學和澳大利亞及美洲一些大學的名譽博士。在超過1/4世紀的時間裏，阿爾貝·索布爾的名字為法國曆史編纂科學增添了光彩。
以上便是索布爾其人及其作品的扼要介紹。社會出版社懷著雙重感情按我們的建議，以新書名再版這部法國大革命史巨著：一方麵是將此書作為新的寶貴文獻收入“土壤”叢書；另一方麵是向已離去的阿爾貝·索布爾表示敬仰和感激之情。
克洛德·馬佐裏克
曆史學家、社會出版社社長
[1] 為全書體例一致，我們將〔 〕一概省略了。——譯者
[2] 中譯本將此份目錄作為本書的附錄。——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