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議會立即承認了人民的勝利，通過了關於中止王權和召開由普選產生、負責製定一部新憲法的國民公會等決議。8月10日起義的市府將路易十六及其全家囚禁在唐普爾獄，嚴加看守。議會任命了一個臨時行政會議，其中除了原有的吉倫特派大臣（即內政大臣羅蘭，公共稅務大臣克拉維埃爾和陸軍大臣塞爾旺）之外，加入了掌管海軍部的蒙日、掌管對外關係部的勒布倫和掌管司法部的丹東。

Ⅰ.第一次恐怖

1. 8月10日的市府和立法議會

在立法議會最後的6個星期（從1792年8月10日到9月20日）裏充滿了市府和議會的鬥爭。這場鬥爭對於大革命的進程具有重大意義。在以議會為代表的合法權力對麵，崛起了一個革命的政權——8月10日的起義市府。8月30日，新聞記者、《法蘭西愛國者報》（布裏索主持）的編輯日雷-迪普雷致函議會，抱怨說市府傳訊了他，並指控市府篡權，搞獨裁。吉倫特派由此向市府發動進攻。針對讓索內、加代、格朗熱納夫的攻擊，市府於1792年8月31日通過發言人塔利安答辯道：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經過人民批準的……你們若要打擊我們，就請同時也打擊人民吧！正是人民製造了7月14日的大革命，在8月10日又鞏固了這場革命，並將繼續維護這場革命。”

兩個政權的鬥爭一直持續到國民公會召開，而且隨後又在吉倫特派和山嶽派這兩大對抗派別之間繼續進行。8月10日的勝利者們決心貫徹自己的意願。立法議會不得不承認了這個起義的市府。市府通過選舉，使自己在議會中的議員增加到288名。這些議員都來自中小資產階級。但是，議會仍然處在代表大資產階級和法製的吉倫特派控製之下，它對於市府帶頭采取並由山嶽派所繼承的各種革命措施深惡痛絕。

丹東在行政會議裏充當了兩個政權之間的紐帶。對於市府來說，他的革命經曆是一個保證；對於議會來說，他在許多情況下所持的曖昧態度也是一個保證。他於1759年出生於奧布河畔的阿爾西（巴伊管區）的一個檢察官家庭，曾在前國王的參政院任律師。從1789年起，他就以一個民主派的麵目出現，在法蘭西劇院區和科爾得利俱樂部從事革命活動，並由此得以在1791年當選為省政府的官員，後來又當選為巴黎市府的代理檢察長。他被宮廷收買過，這毫無疑問，但他似乎並沒有對宮廷作出過重大讓步。盡管他的作用在8月10日還是模糊不清的，但他在此之後卻的確成了一位首要的人物。他能言善辯，富於人們所喜愛的**又毫不矯揉造作，充滿現實精神。他足智多謀且措施果決，極為寬宏且熱衷於享樂。他隨時都可能勃然大怒但又從不會憎恨別人。他一度由於自己的愛國熱情和對人民的信賴而成為革命法國的化身。他支配了行政會議。

政權就這樣被市府、議會和行政會議這3個互相侵越的權威分享了。這3個相互競爭的權威，依據事態的演變，輪流地執行著各種由形勢和國內外雙重危險所要求的革命措施。這種混亂的專政不具備任何確定的形式，既不體現為一個製度或一個人，也沒有一個黨派或一個階級作它的代表。

首先應當爭取使各省和軍隊擁護新的局麵。在8月10日當天，議會就委派了12名議員，3人一組，分別進駐4個軍。他們“有權暫時停止將軍和一切其他軍官及文武官員的職務”。行政會議還向各省派出了由丹東在巴黎起義者中選出的特派員。市府也派出了另一些特派員，這些特派員采取了革命的行動，如逮捕嫌疑犯、建立監視委員會、清查各權力機關等。各省都必須按首都的榜樣行事。

市府還要求建立一個由巴黎各區選出的法官組成的特別刑事法庭，用它來審判各種反革命罪行。議會盡管對此心存反感，還是在8月17日作出了讓步。早在8月11日，市府就被委以這樣的使命：調查有害於國家安全的罪行，在必要時暫時拘捕嫌疑犯。議會還強令一切官員（包括教士）宣誓維護自由和平等。8月26日，議會宣布：一切拒絕宣誓的神職人員，必須在15天之內離開法國，否則將被流放到圭亞那。8月28日，議會又被迫授權市府進行抄家，以搜尋有嫌疑的公民藏匿的武器。漸漸地，一個非常的統治建立起來了。

2. 9月屠殺

9月屠殺是第一次恐怖的頂點。外部的危險遠沒有消除。8丹26日，隆維淪陷的消息傳到了巴黎。山河步步淪喪，激發了人們的革命愛國熱情。同時，又傳來了旺代即將發生叛亂的情報。到處都是敵人了！

市府在城郊發動人民修築起防禦工事，鍛造了3萬支槍矛，招募了新兵，並解除嫌疑分子的武裝以裝備誌願兵，從而大力推動了國防工作。在此同時，吉倫特派的首領們卻對軍事局勢悲觀失望，企圖和政府一起撤離巴黎。羅蘭主張撤到盧瓦爾河以南。丹東嚴加拒絕：“羅蘭，不要談論逃跑了，當心被人民聽見！”隨之，議會批準的抄家行動於8月30日開始了，一直進行了兩天，其間有3 000名嫌疑犯被捕入獄。不過，有不少人不久就被釋放了，因為在9月2日，9個拘留所裏一共隻有2 800名囚犯，而且其中隻有近1 000人是在8月10日以後抓進來的。

9月2日上午，凡爾登被包圍的消息傳到了巴黎。凡爾登是巴黎和前線之間的最後一個堡壘。市府當即向巴黎人民宣告：“拿起武器，公民們，敵人已來到我們的家門前！”按市府的命令，人們燃放警炮，擂起戰鼓，敲響警鍾，關閉各處的柵欄，號召健壯的男子去馬爾斯校場組成義勇軍營隊。市府的官員們都回到各區去進行鼓動工作。“他們將慷慨激昂地把祖國麵臨的危急局勢、在周圍威脅著我們的各種叛賣活動以及蒙受侵略的法國領土等等情況，告訴同胞們……”

市府再次表現出模範的愛國熱情。在警炮和警鍾所造成的異常激奮的氣氛中，人們對叛賣的擔憂愈加強烈了。誌願兵正準備編隊出發時傳聞四起，說是在他們走後，被捕的嫌疑犯將發動暴亂來接應敵人。馬拉曾經告誡過誌願兵們：在尚未審判人民的敵人之前，不要離開首都。

9月2日下午，一些被送往亞培伊獄的反抗派教士被押解者——馬賽和布列塔尼的聯盟軍處死了。在卡爾默獄，也有一夥人（其中有店員、工匠、聯盟軍和國民自衛軍）衝了進來，把囚禁在這裏的許多反抗派教士屠殺了。隨後就輪到了亞培伊獄的犯人。市府的監視委員會也介入進來，建立了一些民眾法庭。按照公眾的觀念，執行審判是主權的一種表現，人民在必要時可以收回它。在9月2—3日夜間，市府的一位特派員宣布說：“人民在複仇中恢複正義。”在後來的數天裏，在其他監獄，如福爾斯獄、孔西埃熱裏獄、夏特萊獄、薩爾佩特利埃爾獄和比塞特爾獄（9月6日）仍持續進行著這類屠殺。總共有1 100多名犯人被處死，其中3/4是普通法的犯人。

當局對此采取縱容態度。議會完全無能為力。吉倫特派嚇得膽戰心驚。司法部長丹東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保護監獄。據羅蘭夫人說，他當時曾宣稱：“我管不了這許多犯人了，讓他們好自為之吧！”在一份發到各省的通告中，市府的監視委員會為自己的行動進行辯護，並號召全國都采取“這種對於救國極為必要的措施”。“在人民準備向敵人進軍的時候，用恐怖震懾隱藏在我們內部的叛徒集團”，這種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關於9月屠殺，《一位人民婦女的回憶錄》曾寫道：“盡管被屠殺的恐怖景象嚇得發抖，但人們還是把它看成一項正義的行動。”的確，應當根據當時當地的情況來評價9月的屠殺事件。不斷深化的革命危機使民族危機明確和突出了。9月屠殺和第一次恐怖有其民族的一麵，也有其社會的一麵，這兩個方麵是分不開的。外敵入侵（普魯士軍隊已於8月19日侵入法國）是激起人們過**緒的一個有力的因素。1792年8月末到9月初這個時期無疑是大革命最危險的時期，也是民眾國家最強烈地感受到外部危險的時期。但是民族的恐慌還聯係著社會的恐慌：人們為大革命的成敗提心吊膽，對反革命活動萬分擔憂。貴族陰謀在煩擾著愛國者的心。1792年9月12日，在阿爾戈納地區的拉克魯瓦奧布瓦、警衛隊作戰失利之後，龍騎兵馬爾康在他的《記事手冊》中寫道：“必須阻止敵人進入首都，不然他們會在那裏屠殺我們的立法者，恢複路易·卡佩[1]的暴虐統治，並重新給我們戴上鐐銬。”隨著對入侵者的恐懼和仇恨的滋長，對內部敵人、貴族及其擁護者的恐懼和仇恨也滋長起來。這是一種社會的仇恨，而不僅僅是無套褲漢的仇恨。泰納（他的善意是不容置疑的）生動地描繪了當時那種“可怕的憤怒情緒”。這種憤怒情緒，正是由舊製度和封建主義複辟的前景在農民群眾中激發出來的：

“問題不再是在秩序和混亂之間進行選擇，而是在新製度和舊製度之間進行選擇。因為人們在外國人的背後看到了麇集在邊境上的逃亡者。動**是可怕的，尤其是當它發生在那幾乎承受著舊大廈全部重量的地基深處，在那千百萬靠雙手勞作艱難謀生的、……被課稅、被掠奪、被辱罵的、數世紀以來一直世世代代遭受苦難、壓迫和輕視的人民大眾之中。他們通過親身經曆、深知以往的狀況和當時的狀況之間的差別。他們隻需回想一下，就能立刻感到王室捐稅、教會捐稅和領主捐稅的沉重壓力。伴隨著一支支揭露暴君陰謀和號召人民拿起武器的民族歌曲，一種可怕的憤怒情緒在城鄉勞動群眾中洶湧激**。”

大革命的其他任何時刻都沒有像現在這樣鮮明地表現出民族問題和社會現實之間的內在聯係。阿澤馬在1793年6月16日的報告中寫道：“阻止了敵人的進犯後，我們也就阻止了民眾複仇的蔓延，那些複仇行動很快就相繼停止了。”瓦爾米戰役標誌著第一次恐怖的結束。然而，那一天在“民族萬歲”的口號下集合起來的不再是聯邦派資產階級的國民自衛軍，而是一支“裁縫和補鞋匠”的軍隊了。9月屠殺正是這些人幹的。

第一次恐怖和9月的那些日子的後果，進一步加強了8月10日和推翻王權的影響。

在宗教方麵，從8月10日起，議會就決定貫徹所有遭到國王否決的決議，其中包括1792年5月27日關於拘禁和流放反抗派教士的法令。8月16日，市府禁止天主教的一切外部的儀仗和典禮。8月18日，議會下令解散一切尚存的教會組織，並重申1792年4月6日的禁令，不準神職人員在不執行聖職的時候穿教士服裝。8月26日，議會限令反抗派教士在15天之內離開法國，否則將處以流放。這些對付反抗派教士的措施使許多市鎮失去了神甫，從而導致自1792年9月20日起由各市政府負責戶籍製度的世俗化。這一重大改革，作為政教分離的第一步，並不是世俗事務中立化思想的產物，而是迫於形勢需要，出於一種戰鬥精神而實行的。它不僅打擊了反抗派教士，同時也打擊了憲政派教士，因為人們很快就奪去了他們教堂裏的鍾和銀器。後來連教堂工場的財產也被拍賣了。1792年9月20日又製定了準許離婚法。共和派和憲政派教士之間的決裂已為期不遠了。

在社會方麵，原先需要加以贖買的各種封建租稅在8月25日被無償廢除了，除非領主能夠出示證書證明是合法的征收。8丹14日，經決定，正在按7月27日法令被拍賣的逃亡者的地產被分成小塊出售，同時批準了公有土地的分配。為了解決糧食問題，一些地方當局對最必需的糧食實行限價。9月9日及16日，議會最終同意授權各縣政府清查穀物，並進行征購以供應市場，但仍不願實行限價。國民製憲議會在社會方麵的業績也受到人民勝利的很大衝擊。由市府所支持和人民所要求的物價管理逐步實現。對此，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仍然懷有深刻的敵意。於是，吉倫特派和山嶽派之間的衝突也逐漸明朗化了。

在政治方麵，重建君主製看來愈來愈不可能。9月4日，議員們表示希望國民公會廢除君主製。巴黎的選舉大會則指令它的議員必須履行這項職責。國民公會的選舉活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展開的。各選舉大會從9月2日起陸續召開。盡管也給了消極公民選舉權，仍有許多人棄權，不過不能說所有棄權的人都是懷有敵意的。居心不良棄權的隻是貴族和斐揚派。這樣，國民公會的議員實際上是由為數不多的決心捍衛大革命成果的人選任的。

Ⅱ.侵略被製止：瓦爾米之役（1792年9月20日）

第一次恐怖不僅是一次人民的暴烈行動和一種對付內部敵人的統治手段，同時也是對付外部危險的應急措施。它促成了勝利的到來。在市府和議會的影響下，國防工作獲得了強大的推動力。1792年7月12日頒布了一項法令，要求招募5萬人補充前線的軍隊和42個誌願軍新營（共3.36萬人）。在巴黎，7月22日宣布了“祖國在危急中”，一周內就有1.5萬名巴黎誌願者報名入伍。一些省份的愛國熱情也引人注目。在東部各省，7月末以來共征用了4萬名國民自衛軍。9月7日，為鼓動人們報名參軍，多姆山省議會派出特派員去各鄉向集合的國民自衛軍作宣傳，讓他們認識到，“在已經付出了許多努力之後，如果我們再次被套上奴隸的枷鎖”，那該是多麽“痛苦的前景”。特派員們還讓大家不要忘記“這場大革命給我們帶來的好處，如廢除什一稅和各種封建捐稅等等”。要強調說明這場革命戰爭的社會意義，這是最有效的方式了。與1791年的情況不同，1792年參加誌願軍的資產階級人數很少，參軍的基本上都是手藝人、工匠和已經滿師但尚未離開師傅的學徒。

同時，共和二年所實行的保證自我武裝和軍隊裝備的經濟製度已初具輪廓了。巴黎市府征調了武器、供享樂的馬匹、教堂的鍾和銀器，並建立了一些被服工場。9月4日，行政會議還下令對穀物和飼料實行有利於軍隊的征調和限價。這種征調製度嚇壞了信奉經濟自由的資產階級：國防問題的社會影響已經顯示出來，吉倫特派和山嶽派之間的分界線也日益明確了。

普魯士軍隊在逐漸逼近。9月2日，由於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暗中破壞，當地愛國的指揮官，曼恩-盧瓦爾省誌願軍營的博勒佩爾中校被王黨分子謀殺，凡爾登投降了。9月8日，敵軍抵達阿爾戈納，但到處都碰到了迪穆裏埃指揮的法國軍隊。9月12日，一支奧地利軍隊終於奪取了通往拉克魯瓦奧布瓦的隘道。迪穆裏埃南撤到聖默努附近，通往巴黎的大道已經敞開。但9月19日，指揮麥茨方麵軍的凱萊曼同迪穆裏埃會師，法軍由此取得了數量上的優勢（5萬人對3.4萬人）。

瓦爾米之役與其說是一場戰役，還不如說是一場單純的炮戰。布倫斯維克企圖使用一條妙計來包圍法軍，但性急的普王卻命令他立即進攻。1792年9月20日，在一陣猛烈的炮擊之後，近中午時分，普軍像演習似的在凱萊曼占領的瓦爾米高地前擺開了陣式。普王滿以為法軍會倉皇潰逃，然而無套褲漢們不僅巋然不動，反而加強了火力。凱萊曼用劍挑起自己的帽子，一邊揮舞，一邊高呼“民族萬歲！”這一革命口號，從一個營傳到另一個營，很快響徹了全軍。在歐洲最著名的正規軍的炮火下，竟沒有一個人退縮。普魯士步兵止步不前了，布倫斯維克不敢下令進攻。炮擊又持續了一段時間，到傍晚6時，下起了傾盆大雨。雙方軍隊都隻好在各自的陣地上過夜。

普魯士軍隊並未被打垮。瓦爾米戰役並非一次戰略性的勝利，但卻是一次精神上的勝利。無套褲漢的軍隊在歐洲第一流的軍隊麵前挺住了。大革命顯示出了自己的力量。嶄新的、民族的和人民的軍隊頂住了按消極的戒律訓練出來的職業軍隊。聯軍由此發現革命的法國並不是可以輕易戰勝的。歌德當時在場，人們根據厄凱曼的轉述，在瓦爾米戰役紀念碑上鐫刻下他的那句名言：“此時此地，開始了世界曆史的新紀元。”

經過和迪穆裏埃的談判和一段時間的休戰，普軍退卻了，其狀狼狽不堪。由於連日大雨，道路泥濘，行軍甚苦，拖得普軍筋疲力竭，又因染上流行性痢疾而大量死亡，沿途還遭到自發起來打擊侵略者和逃亡者的洛林和香檳農民的騷擾。而迪穆裏埃的部隊卻慢吞吞地尾隨著普軍，無意利用敵軍的困境去消滅之。敵軍這種痛苦的撤退對於剛剛成立的共和國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勝利。10月8日及22日，凡爾登和隆維相繼獲得解放。

1792年9月20日，即瓦爾米戰役的當天，國民公會取代了立法議會。

[1] 波旁王朝是瓦盧瓦王朝（1328—1589年）的支係，而瓦盧瓦王朝又是卡佩王朝（987—1328年）的旁係。在大革命中，人們稱路易十六為路易·卡佩，說明路易十六已被視為法蘭西整個封建統治時代的代表。——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