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公會肩負著為法蘭西製定一部新憲法的使命。它在1792年9月20日下午，也就是瓦爾米戰役結束時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在組織好領導機構之後，它於9月21日在馬內日大廳裏取代了立法議會。它接過來的是一個充滿內憂外患的爛攤子。反法聯軍被擊退了，但沒被製服；反革命勢力受挫了，但沒有被打垮。
自8月10日以來自由派資產階級在保衛祖國和革命的政策方麵被人民所超越。但它通過吉倫特派又在新議會裏取得優勢。它能勝任這一重任嗎？……戰爭的失敗對吉倫特派來說是致命的。共和國軍隊獲得成功時，吉倫特派才能保持政權，一旦軍隊敗北，他們就完蛋了。然而，作為主戰派，當他們感到人民的觀點和自己疏遠了的時候，就試圖通過使衝突普遍化再一次把它吸引過來。吉倫特派想用這種政治手腕或革命理想主義使法國成為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者。這樣，他們促使貴族歐洲的一切利益都為反對這個革命的民族而聯合起來。可是他們不懂如何把戰爭引向勝利。1793年3月的一係列失敗以及由此引起的危急局勢注定了吉倫特派垮台的命運。
Ⅰ.各黨派的鬥爭和對國王的審判（1792年9月—1793年1月）
國民公會，作為普選產生的新的製憲議會，是國家的唯一代表，獨攬了一切權力。而巴黎市府作為一個起義的市政府，隻能在全國的代表麵前讓步。它認識到這一點，便采取溫和的姿態，直至取消了它的監視委員會。因此，黨爭能否停止，取決於在國民公會中占大多數的吉倫特派的態度。山嶽派由於自知力量不足，曾在開始的幾天裏加強了和解的努力。9月22日，馬拉在他的報紙上宣布要采取一項“新的步驟”。丹東試圖同布裏索達成一項協議。
各黨派之間的休戰實際上為時很短。但在一些重要決議上，各黨派畢竟表現了一致的休戰姿態。國民公會在第一次會議中，一致通過既反對獨裁製又反對土地法的決議，這使有產者和民主派都安下心來。決議指出：
“未經人民接受的憲法不得生效，人身安全和財產都將受到國家保護。”
1792年9月21日，國民公會一致讚成廢除王權。建議是科洛·代布瓦提出的，得到了格雷古瓦的附議。格雷古瓦說：“國王之有害於精神，恰如魔鬼之有害於身體。宮廷是罪惡的淵藪、腐化的泉源和暴君的巢穴，各國國王的曆史亦即各國國民的蒙難史。”當天晚上，這一法令在巴黎，在熊熊的火炬下宣布。羅蘭在一份給各行政機關的通令中寫道：“先生們，既然你們要宣布共和，那就請同時宣布博愛吧，因為二者是一回事。”第二天，9月22日，比約-瓦雷恩又促使國民公會通過決議：一切政府文件的日期均改用共和曆法。
9月25日，多姆山省議員庫通提出一著名的原則：“法蘭西共和國是統一和不可分割的。”這項提案經長時間的辯論後得到了國民公會的一致采納。這一原則否決了吉倫特派搞的聯邦主義計劃。1792年12月16日，為了完善這一法令，國民公會又規定：任何人，如若企圖“破壞法蘭西共和國的統一或把法蘭西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割給外國”，將被處以死刑。
1.吉倫特派和山嶽派
休戰的局麵很快被打破了。麵對著勢力尚不強大的山嶽派，吉倫特派在中間派的支持下取得了議會中的多數，便有恃無恐，重啟戰端。參加8月10日起義的手工業者們和那些未能製止他們革命行動的人之間的鬥爭，將一直持續到1793年6月2日，即吉倫特派被清洗出國民公會並被打倒為止。兩派鬥爭達到了白熱化程度。從1792年9月25日起，吉倫特派通過塔爾納省議員拉蘇爾斯之口（“巴黎的影響應該削減到1/83，使它同其他各省一樣”），然後又通過羅訥河口省議員勒貝基之口（“意欲建立獨裁統治的黨就是羅伯斯庇爾的黨”）發起了攻勢。吉倫特派極力打擊他們最懼怕的山嶽派領袖，即所謂“三頭”——馬拉、丹東和羅伯斯庇爾。丹東曾責備馬拉（“我們不應因為某些過激的個人而譴責一個省的所有議員”），並呼籲團結（“奧地利人看到這一神聖的和諧時定會嚇得發抖”），但均屬徒勞。滿腔仇恨的吉倫特派仍一意孤行。
1792年9月25日這天，吉倫特派老調重彈，大罵馬拉想搞獨裁。“人民之友”承擔了這一“罪責”，並予以反擊：
“我作為一個政論家，建議把軍人保民官、獨裁者或三頭政治作為消滅叛徒和阻謀家的唯一手段，這在法國是第一個，可能也是絕無僅有的。”
馬拉還提到他“為拯救祖國而蹲黑牢、遭磨難的三年”。他說：“我熬夜、苦幹、受苦、受難、冒險，到頭來竟落得如此下場！好吧，我就待在你們中間，來抵抗你們的狂暴攻擊！”
辯論急轉直下，吉倫特派不得不接受庫通提出的關於共和國統一不可分割的提案。
對於已經和他們達成和解的丹東，吉倫特派更是背信棄義。1792年10月9日，他的司法部長職務為吉倫特派分子加拉所取代。10日，像所有離職的部長一樣，丹東必須交出自己的賬目。由於把錢作了特殊開支，丹東無法說明撥給他部的20萬鋰秘密經費的使用情況。10月18日，勒貝基又為此事發難，丹東越解釋越糊塗，最後承認道：“這些開支的大部分，我們沒有合法的收據。”11月7日，再次發生辯論，吉倫特派對丹東窮追不舍。終於，國民公會拒絕發給有貪汙嫌疑的丹東清賬證明書。從此，吉倫特派處處拿賬目問題來攻擊丹東。丹東由此變得暴烈起來，政治聲望大為下降。事實證明他的和解政策是行不通的。
1792年10月25日，盧瓦雷省議員盧韋以極端粗暴的態度控告羅伯斯庇爾野心勃勃，想搞獨裁。他說：
“羅伯斯庇爾……我控告你總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偶像；我控告你用陰謀和恐怖的各種手段殘暴地壓迫巴黎省的選舉大會；最後，我控告你明目張膽地篡奪最高權力……”
而羅伯斯庇爾在9月25日就說過：
“我不自認是被告，我自認是一個愛國主義事業的捍衛者……我決不是什麽野心家，我一直在同野心家們作鬥爭。”
11月5日，在答複盧韋的時候，羅伯斯庇爾牢牢抓住辯論的實質問題，為8月10日的事件和革命行動作了辯護：
“所有這些事件都是非法的，恰如大革命、如推翻王朝和摧毀巴士底獄是非法的一樣，恰如自由本身是非法的一樣，我們不能搞一場沒有革命的革命。”
這對吉倫特派來說是又一次失敗。經過辯論，羅伯斯庇爾的影響擴大了，儼然成為山嶽派的領袖。
這些攻擊帶來的最重要的後果，便是促使山嶽派下定了同吉倫特派鬥爭的決心。吉倫特派的攻擊還在吉倫特派和山嶽派之間促成了一個“第三派”的形成。這個“第三派”，被卡米耶·德穆蘭在《愛國者論壇報》上稱為“冷漠派”——“一夥真正的投機分子，他們處於布裏索和羅伯斯庇爾之間，就像處於上升和衰落之間的代斯帕尼亞克修士一樣。”那些來自各省的獨立派議員，盡管對巴黎市府和山嶽派充滿偏見，也因吉倫特派持續不斷的指控和對過去事件的指責而忐忑不安。曾長期追隨吉倫特派的阿納夏爾西·克羅茨斷然同他們決裂了。他發表了一個小冊子，其名雖為《既非馬拉也非羅蘭》，內容卻是專門反對他過去的那些朋友的。“第三派”是在1792年11月初最後形成的，吉倫特派再也不能獨立操縱國民公會了。11月16日，他們連議長的職位都丟了。這一天，一位獨立派議員、憲政派主教格雷古瓦被選為議長。
國民公會是由少數決心拯救革命和祖國的人選任的，所以其中找不到任何擁護舊製度或立憲君主製的保王派。那些創造了各革命日並主張采取各種便利民生的經濟和社會措施的無套褲漢也沒能當上國民公會的議員。但他們在巴黎各區取得了優勢地位，並由此在1793年帶動了國民公會本身。國民公會裏並無有組織的政黨，隻有一些界限模糊不清的派別。這些派別追隨著兩個領導集團——吉倫特派和山嶽派，引起它們之間根本對抗的是不同的階級利益。
右邊的吉倫特派崇尚法製，仇恨由山嶽派和各區活動分子組成的巴黎市府所倡導的革命措施。它代表有財產、從事工商業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要保衛財產權和經濟自由，反對無套褲漢的各種限製要求。在政治方麵，吉倫特派敵視一切救國所必需的特別措施。它發動了戰爭，卻拒絕采取必要的手段來打贏戰爭。為反對權力集中和嚴格的行政管理，吉倫特派求助於溫和資產階級占優勢的各地方當局。在經濟方麵，同商業資產階級血肉相連、對人民群眾疑慮重重的吉倫特派狂熱地要求經濟自由、自由開業和自由利潤。他們仇視無套褲漢所擁護的管製經濟、限價、征用、指券強製流通等措施。吉倫特派滿腦子社會等級觀念，力圖維護和加強社會差別，把財產權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然權利。他們隻為有產的資產階級利益著想，因而對人民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輕蔑的神態，認為人民毫無管理的能力。他們維護本階級的獨占統治。
左邊的山嶽派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人民的各階層，即手工業者、店員、消費者。這些人由於戰爭及其後果（生活費用昂貴、失業和低薪）而備受熬煎。本身來自資產階級的山嶽黨人，認識到法國的危急局勢，要求采取特殊的解決辦法。而這些特殊的解決辦法隻有在取得人民支持時才是有效的。因此，他們便和推翻了王權並通過起義登上政治舞台的無套褲漢結成聯盟。由於比較接近人民、比較了解人民的需要，他們充滿現實主義精神，較少受製於理論，懂得把公眾利益放在私人利益之上。為了大革命的唯一中堅——人民的利益，他們決定對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加以限製。山嶽派的領袖大都是巴黎的議會代表。他們深知首都人民在1789年的第一次革命中和在8月10日的第二次革命中所起的主導作用，並反對吉倫特派因害怕革命群眾而企圖把巴黎的影響削減到“1/83，使它同其他各省一樣”（拉蘇爾斯在1792年9月25掃就是這樣要求的）。
1792年10月，布裏索在《就巴黎的雅各賓社團問題告全法蘭西共和派書》中，把雅各賓派和山嶽派寫成“一夥操縱巴黎社會，並敗壞其聲譽的無政府主義者”：
“這些搗亂分子想把財產、便利條件、食品價格以及對社會的各種服務統統拉平。”
1792年9月30日，羅伯斯庇爾在《致選舉人的信》第1期中曾提出：
“王權已被消滅，貴族和僧侶也已消失，平等的統治開始了！”
他抨擊了那些假愛國者，說他們“隻顧為他們自己而建立共和國，隻想為富人和政府官員們的利益進行統治。”
他把“力圖在平等和公共利益的原則上建立共和國的”真正愛國者同他們進行了對照。
山嶽派的領袖們，尤其是雅各賓派，力求使民族的現實狀況具有能夠團結人民群眾的積極內容。在這方麵，聖茹斯特的轉變很能說明問題。在1791年出版的《論大革命和法國憲法的精神》一書中，尚未擺脫孟德斯鳩影響的聖茹斯特曾寫道：
“哪裏沒有法律哪裏便沒有祖國。因此，那些生活在專製製度下的人民（除非他們輕視和仇恨其他民族）沒有祖國。”
在他1792年11月29日所做的關於生計問題的演講中，聖茹斯特超越了“祖國和自由一致性”這一18世紀的平庸論點，把祖國和幸福等同起來了（這在當時並沒有多大的獨創性）：“不幸的人民是沒有祖國的。”但是，當他強調“使人民從動**不定和敗壞人的悲慘狀況中解脫出來”有助於建立共和國的時候，他走得更遠了。他在譴責“濫發符號券（即指券）”時，對國民公會議員們說：隻要製止通貨膨脹的破壞，保證人民的衣食，並由此把人民的幸福和自由緊緊地聯係在一起，“你們就可以在頃刻間給〔法國人民〕一個祖國”。羅伯斯庇爾的話說得更簡潔。1792年12月2日，他在關於厄爾-盧瓦爾省小麥**的講演中把財產權置於生存權之下，奠定了一個把人民群眾包括在國家之中的理論基礎：
“理論家們把生活最迫切需要的食品隻看成一種普通的商品，他們不在糧食貿易和靛藍貿易之間作任何區分。他們談得較多的是糧食的貿易，而不是人民的生計……他們對於批發商或有產者的利潤考慮得很多，而對於人們的生活則不放在心上……最首要的權利是生存的權利，因而最首要的社會法律就是保障一切社會成員生存手段的法律，其他的一切都應置於該法律之下。”
但是，正當山嶽派由於戰爭需要和民族意識而向無套褲漢靠攏的時候，陷於空前矛盾窘境的吉倫特派卻由於階級本性而同無套褲漢疏遠了。吉倫特派宣布了戰爭，但又擔心求助於人民（非此不足以打敗貴族和反法聯盟）會損害有產者的統治地位。它拒絕作任何讓步。1792年12月8日，繼巴巴盧譴責有人“想製定有害於財產權的法律”之後，羅蘭確立了穀物的貿易自由。1793年3月13日，韋尼奧又通過否定民眾關於自由和平等的概念，更加有力地強調了吉倫特派政策的階級基礎：社會人的平等隻不過是法律上的平等。“它既不是財產的平等，更不是身材、力量、思想、活動、技藝與勞力上的平等。”他是在維護財產權和財富的至上地位。吉倫特派在懷念基於納稅額的國家組織方式嗎？……這裏至少說明了他們對人民的蔑視。
吉倫特派和山嶽派之間的競爭帶上了階級鬥爭的色彩。無疑，大部分山嶽派都和吉倫特派一樣，出身於資產階級。但是，為了保衛國家和革命，他們不得不采納一種有利於群眾的政策——該政策對某些人來說是原則，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權宜之計。山嶽派接受並加以合法化的恐怖，按馬克思的說法，“無非是用來消滅資產階級的敵人，即消滅專製製度、封建製度以及市儈主義的一種平民方式而已”[1]。這場資產階級革命將由此而獲救。這個問題很複雜。首先應確定山嶽派資產階級的社會狀況。山嶽派資產階級往往是上層資產階級，國民公會的財政家康邦是這個階級的典型代表。這些人是一些見勢在必行便欣然為之的政客嗎？確切些說，他們是一些堅定的資產者，拒絕任何妥協。他們認定法蘭西民族和本階級除了勝利別無出路，感到有必要采取這種策略。另外，他們受益於大革命，尤其是國有財產的出售，深知貴族的反攻倒算會使他們喪失一切。但其中的某些分子很快就對那些強製的和恐怖的做法感到厭倦——丹東和寬容派就是這樣的人物。加之，這種保衛國家和革命的政策是由雅各賓派和無套褲漢從外部強加給國民公會的。這個聯盟是革命政府的柱石，羅伯斯庇爾所代表的激進中等資產階級，是這個聯盟的無可爭辯的領導力量。它在無套褲漢群眾的有生力量和那部分要把革命進行到底的資產階級之間建立了必要的聯係。這一立場本身是不無矛盾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導致了羅伯斯庇爾政策的最後失敗。這一立場是由激進中等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決定的。羅伯斯庇爾的房東迪普萊（細木工，優秀的雅各賓派）是這個階級的典型代表。盡管他身處勞動界，然而他至少擁有1—1.2萬鋰的房租歲入。迪普萊實際上是一個生活相當優裕的木器業主。他身上體現了雅各賓派的雙重特點。
最後該說到國民公會的中間派。這個派別是一群遊移不定的分子所組成的，也叫平原派或沼澤派。他們真誠信奉共和製，決心保衛革命。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經濟自由的擁護者，從內心深處懼怕人民各階層。但作為真誠的共和派，他們認識到：隻要革命尚處於危險之中，就決不能和發動過7月14日事件和8月10日事件的人民決裂。他們最終接受了人民所要求的各種措施，但認為這些措施隻是臨時性的，一旦革命勝利它們就應被取消。起初他們傾向於吉倫特派，但吉倫特派的仇視態度以及在消除危機方麵的無能使他們改變初衷。其中有些人，如巴雷爾、康邦、卡諾、蘭代等，歸附了山嶽派，同意該派的救國政策。但大部分人在1792年11月形成了“第三派”。這一派最後還是接受了山嶽派的領導，因為這是拯救革命的唯一有效的領導。
2.對路易十六的審判（1792年11月—1793年1月）
國民公會的分裂因路易十六的審判而加劇。吉倫特派和山嶽派之間的鬥爭也愈發不可調和。
對國王的起訴拖延了很久。吉倫特派想延遲這場審判，因此毫不著急。丹東曾說過：“國王一旦受審就必死無疑”。國民公會實際上已不得不宣布國王有罪，因為不這樣做就等於否定了8月10日起義。1792年10月16日，審判程序問題提交到法製委員會，隨後該委員會進行了長時間的研究。11月7日，梅爾提出一個很有分量的報告，論證了路易十六可以由國民公會來審判。圍繞該報告展開了辯論。吉倫特派的頭頭們都避免卷入辯論，而聖茹斯特在11月13日的講演中把這場辯論提到了政治的高度：
“要求審判路易的人要建立一個共和國；在處罰國王的問題上謹小慎微的人永遠建立不了共和國……就我而言，我看不到任何中間道路：這個人要麽繼續當國王，要麽死亡。……他不可能不搞陰謀地進行統治，他的瘋狂已極為顯然。所有的國王都是叛亂者和篡權者。”
路易十六不是一個普通的公民，而是一個敵人，一個外國人。國民公會與其說應當審判他，不如說應當打倒他。
“他是在巴士底獄、南錫、馬爾斯校場、圖爾內和杜伊勒利宮殺人的凶手。除了他，還有對你們幹過更多壞事的敵人和外國人嗎？”
1792年11月20日，“鐵櫃”（按路易十六的命令秘密地置放在宮殿牆壁中的一隻櫥櫃）及其內藏文件的發現，證實了國王和敵人進行的各種交易。由此，審判再也不能拖延了。12月3日，羅伯斯庇爾重新提起聖茹斯特的論點：
“國王並不是什麽被告，你們也不是什麽法官。你們不是要去判決一個人是否有罪，而是要采取一項救國措施，是要履行一項保衛國家的天職。”
處死國王必將鞏固新生的共和國。
“提議用某種方式來審判路易十六，這是向君主和立憲專製製度的倒退，是一種反革命觀點。因為這樣就使大革命本身成了問題。”
盡管吉倫特派玩弄種種花招，國民公會還是於1792年12月6日任命了一個負責起草《路易·卡佩罪行公訴狀》的委員會。
1792年12月11日，對國王的審判開始了。首先宣讀蘭代起草的起訴書。蘭代的起訴書是按時間順序寫的，揭露了路易十六在大革命各關鍵時刻的偽善表現。12月26日，國王的辯護律師德·塞茲宣讀了一篇措辭優雅，態度認真的辯護詞，重申了1791年憲法所宣布的國王不可侵犯的原則。未能阻止這場審判的吉倫特派試圖用一種新的牽製戰術來搭救國王：他們要求征求人民的意見。韋尼奧強調說，不可侵犯的權利是1791年憲法給予國王的，隻有人民能夠從路易十六那裏收回這種不可侵犯權。他忘記了這一憲法為納稅人服務的性質。1792年12月28日，羅伯斯庇爾提出了反駁。他指出了訴諸人民意願和召集各基層議會的做法將給國家帶來的危險，說這樣會“徒然地引起共和國的動**”。1793年1月初，羅伯斯庇爾在《致委托人的信》中重申了他“關於人民主權和關於路易·卡佩審判的上訴製度”的論點：
“人民已經兩次表明了對路易的態度：第一次是在他們拿起武器把他趕下王位的時候……第二次是在他們把拯救祖國和為全世界作出榜樣的神聖職責——旗幟鮮明地給國王定罪，賦予你們的時候……當在醞釀中的政府遇到危機，當敵人聯合起來向我們逼進的時候，有人要把國家置於危險之中，難道說這不是要通過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使我們回到王政時代嗎？”
審判國王的問題於1793年1月14日交付議決。這一天，國民公會確定了3個議員必須回答的問題，
“路易·卡佩是否犯有陰謀反對公眾自由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是否應當就對他的判決征求國民的意見？應對路易處以何刑？”
除了幾票棄權外，議會一致投票宣布國王有罪。征求人民意見的提議以426票對278票的多數被否決。吉倫特派失敗了。通過一場沒完沒了的唱名投票（該投票從1月16日晚開始，整整進行了24個小時），終於以387票對334票的多數宣判了國王死刑。26名議員投票主張死刑緩期執行。1月18日，議員們又就緩刑的問題投票表決，結果主張緩刑的意見以380票對310票的多數被否定。針對吉倫特派的態度，巴雷爾強調指出：緩刑將會使國內的各種糾紛延續下去，從而使大革命在外敵麵前處於虛弱無力的狀態。
1793年1月21日國王被處死。這在國內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震驚了歐洲。死刑是1月21日11時在革命廣場上執行的。行刑時廣場上軍隊陣勢威嚴，百姓人山人海。在此前一天，一個叫巴裏的前國王侍衛刺死了一個人民代表——勒佩勒蒂埃·德·聖法爾若。這種無力的絕望舉動隻能使國民公會的大多數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政策立場，並為大革命提供了第一個“自由殉道者”。
國王的處死打擊了王權傳統的和近乎宗教性的威望。路易十六像一個普通人一樣被處死了，神授的君權不複存在了。國民公會已切斷了自己的後路。歐洲對這些弑君者們發動了無情的戰爭。在革命的法國和舊製度的歐洲之間，在曾千方百計搭救國王的吉倫特派和山嶽派之間，衝突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實際上，路易十六的處死也使吉倫特派實行的拖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在審判工作進行的時候，他們趁機提出一些對外政策方麵的借口。布裏索曾經宣稱：“在我們的辯論中，我們對歐洲注意得很不夠。”1792年12月28日，羅伯斯庇爾對此駁斥道：“勝利將決定你們是人類的叛亂者還是救星。”吉倫特派熱衷於拯救國王，希望限製同歐洲的衝突。因此，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傾向於同貴族妥協。就這些曾在11月份鼓吹戰爭的人來說，這種態度是很不合邏輯的。通過處死國王，山嶽派使法蘭西民族除了去爭取勝利之外，再無其他生路可尋了。
加來海峽省議員勒巴1793年1月20日寫道：
“我們就這樣勇敢地行動起來了，我們已破釜沉舟。不管願意不願意，我們都必須向前進。現在我們尤其可以說：要麽自由地生活，要麽就死亡。”
Ⅱ.戰爭和第一次反法聯盟（1792年9月—1793年3月）
在瓦爾米戰役後的幾周裏，共和國軍勝利地挺進到阿爾卑斯山脈和萊茵河流域。接著，那些被占領國的命運問題被提上日程：應該解放它們呢，還是應當征服它們？其實戰爭的邏輯和政治的需要早就把解放變成征服了。
1.從宣傳到兼並（1792年9月—1793年1月）
對萊茵河左岸、薩瓦和尼斯的征服使國民公會碰到了一些解決起來頗費躊躇的問題。
1792年9月29日，昂塞爾姆指揮的瓦爾軍進入尼斯。孟德斯基烏同時解放了薩瓦，受到當地人民興高采烈的歡迎。9月25日，他致信國民公會說：“城鄉的百姓們蜂擁而至，人人都佩戴著三色帽徽。”
在萊茵河流域，居斯蒂納9月25日征服了斯皮爾，10月5日征服了沃姆斯，21日征服了美因茲，兩天後又征服了法蘭克福。
比利時也在這時被征服了。瓦爾米戰役之後，奧地利軍隊不得不於10月5日撤去了對裏爾的包圍。27日，迪穆裏埃進入比利時，從瓦朗西埃納向蒙斯挺進。他的軍隊全是由正規部隊組成的，是法國最好的軍隊。1792年11月6日，他在蒙斯的正麵、熱馬普村附近發動了進攻，並攻占了這個村莊。奧地利軍隊敗退了。11月14日，奧軍撤離布魯塞爾，30日又撤離了安特衛普。一個月間，奧軍從比利時一直被趕到拉羅埃爾。熱馬普戰役給歐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瓦爾米隻是一場簡單的戰鬥，而熱馬普卻是共和國軍隊發動並打贏的第一場大戰役。
對君主製歐洲的宣傳戰是在11月宣告開始的。事實上，尼斯人、薩瓦人和萊茵河地區的居民都要求並入法國。可是，國民公會猶豫不決。1792年9月28日，公會收到了孟德斯基烏將軍的一封信，得知薩瓦人要求組成法國的第84個省。卡米耶·德穆蘭叫嚷：“把薩瓦置於共和國的奴役之下，當心我們淪為國王的同類！”德拉克魯瓦插話道：“那誰來償付戰爭費用呢？”吉倫特派本身也意見紛紜。就昂塞爾姆將軍將把尼斯伯爵領地收歸市有一事，拉蘇爾斯10月24日的報告指責：“發號施令就是征服！”有一個由眾多外國難民組成的勢力很大的派別在促進這一征服行動。這一派別是科爾得利俱樂部中最積極的分子，其中有萊茵人、比利時人、列日人、荷蘭人、海爾維第俱樂部的瑞士人和日內瓦人，以及“阿洛布羅日人”俱樂部和軍團的薩瓦人。這是一個成分複雜的集團，其中有阿納夏爾西·克羅茨，他是普魯士臣民、國民公會的瓦茲省議員，被稱為“人類代言人”，還有日內瓦銀行家克拉維埃爾、荷蘭銀行家德·科克和被認為是奧地利首相考尼茨的私生子的比利時銀行家普羅利。
1792年11月19日，國民公會熱烈通過了一項著名的決議：
“國民公會以法蘭西民族的名義宣布，它將向一切要求恢複自由的民族提供兄弟般的援助，並責成政府命令所有將軍援助這些民族和保護那些為自由事業而受到或可能受到迫害的公民。”
議會希望建立一些獨立的姊妹共和國。11月21日，當時任外交委員會主席的布裏索曾考慮建立一條“共和國圈”。26日，他給塞爾旺部長寫信談道：“隻要還有一個波旁家族的成員留在王位上，我們的自由就難以穩固，同波旁家族就決無休戰！”他還進一步說道：“隻有當歐洲，而且是整個歐洲都燃遍烈火，我們才能得到安寧！”格雷古瓦宣稱要建立一個既無堡壘又無國界的歐洲。獲得了解放的民族要充當一切被壓迫民族的保護人。
很自然，兼並戰是宣傳戰的結果。國民公會號召各民族起來造反，它就得出麵保護這些民族。既要保護，除了兼並之外，還有什麽更好的手段呢？這方麵交織著多種考慮。首先是政治上的考慮：宣傳戰喚起了民族野心，法國的軍隊在阿爾卑斯山脈和萊茵地區紮下營盤，奪取自然邊界似乎成了他們的注定目標。照布裏索的說法，“法蘭西共和國必須以萊茵河為邊界。”11月26日，他又指出：
“如果把我國的邊界推進到萊茵河，如果比利牛斯山隔開的隻是自由的各民族，我們的自由就萬無一失了。”
宣傳和兼並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人們越發明確地考慮到：戰爭耗資巨大，怎樣養活占領區的軍隊？駐在尼斯的昂塞爾姆、駐在薩瓦的孟德斯基烏和駐在比利時的迪穆裏埃都盡可能少向當地居民索取財物。而駐在萊茵地區的居斯蒂納卻就地征集部隊給養。直到1792年12月10日，國民公會未就此作出最後決定。12月10日這一天，埃羅省議員、財政委員會委員康邦十分激動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們越是深入到敵人的國土，戰爭就越是費資浩大。我們的哲學原則和寬宏大量使這一情況更為嚴重。……人們總說我們給鄰國帶去了自由，我們還帶去了我們的貨幣、我們的食糧哪！他們還不接受我們的指券呢！”
宣傳政策所碰到的困難和戰爭的需要加速了事態的轉變。薩瓦廢除了舊製度並要求並入法國，但比利時和萊茵地區的大多數居民則並不顯得那麽熱情。最後，還是財政上的考慮占了上風。
根據康邦的要求所通過的1792年12月15日法令，在被征服的國家建立了革命政府。教會和新製度的敵人的財產被查封，並做了指券的抵押品。什一稅和所有封建捐稅均被廢除，舊捐稅被向富人征收的革命稅所取代。人們必須向自由宣誓，然後才有選舉新政府的權利。“向宮廷宣戰！給茅屋和平！”康邦在報告中說：“在我們進入的國家裏，所有享有特權的人，所有暴君，都應被視為敵人！”
這樣，被征服的各民族不得不接受法國的革命專製。12月15日法令需要用武力加以貫徹。除了少數堅定的革命派，人們很快對這種政策產生了反感。在比利時，國民公會因為粗暴地沒收了教會的財產而遭到部分居民的反對。
兼並成了在被占領地區防止發生反革命的唯一可行政策。早在1792年11月27日，國民公會就根據格雷古瓦的報告，以隻有一票反對的絕對多數通過了兼並薩瓦的決議。報告人列舉了人民主權（10月22日，阿洛布羅日人的國民議會在尚貝裏集會，在宣布廢除舊製度之後，還表示了加入法國的意願）、地理、薩瓦和法國的共同利益等方麵的理由。尼斯也按1793年1月31日的決議被兼並了。就在這一天，丹東提出了兼並比利時的要求，並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自然邊界的政策：
“擔心共和國過分擴張疆界是杞人憂天。共和國的疆界是自然確定好了的。我們將在地平線的各個角落——萊茵河畔、大洋之濱、阿爾卑斯山麓達到這些邊界。這些應該是我們共和國的最後疆界。”
在比利時，加入法國的問題是在1793年3月間通過逐城、逐省投票決定的。在萊茵地區，3月17日，並入法國的問題也獲得了在美因茲召開的議會的讚成，並立即得到了國民公會的批準。最後，3月23日，前巴塞爾主教轄區也被並入法國，變成了蒙泰利布爾省。
在這個時期，反法聯盟成立了，戰爭在蔓延，厄運的征兆已經出現。隨著事態的發展，吉倫特派及其政策的命運便同共和國軍隊的命運緊密地聯係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