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倫特派剛被消滅，由山嶽派支配的國民公會就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反革命勢力由於聯邦派叛亂而更加囂張了。同時，被物價高漲激怒了的人民運動也加強了它的壓力。政府機構也顯得無力控製局勢，丹東在救國委員會以談判代替作戰。1793年7月間，國家已處在崩潰的邊緣。
就在山嶽派困於矛盾處境而猶豫不決的時候，廣大人民群眾出於自己的需要和仇恨，挺身而出，強製推行了各項重大救國措施。首先是1793年8月23日的“全國總動員”。為了控製人民的活動，維護同資產階級（唯有這個階級能夠提供必需的幹部）的聯盟，迫切需要建立一個革命政府。在1793年7月到12月這一期間，這個革命政府在無套褲漢和山嶽派或激進民主資產階級這一雙重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該政府的一些最有遠見的領導人準備不惜一切代價地捍衛前第三等級的革命團結（亦即民族團結）。但他們能否克服聯盟中的各種固有矛盾？民族危亡的局勢曾使這些矛盾一度隱蔽了起來。但可以預見，一旦勝利了，這些矛盾就會重新暴露出來。
Ⅰ.山嶽派、溫和派與無套褲漢（1793年6—7月）
山嶽派多虧巴黎無套褲漢的幫助才戰勝了吉倫特派，然而他們並不打算向巴黎無套褲漢的壓力讓步。在6月2日以後的好幾個星期裏，山嶽派一直在考慮怎樣才能在不引起吉倫特派的反動的同時刹住人民的運動。他們對於爭取那部分在自己同吉倫特派鬥爭中保持過中立的資產階級極為關注，因而設法照顧有產者和溫和派。他們決計不實現5月31日起義委員會的平民活動分子們提出的全部政綱——除逮捕吉倫特派以外，還要把所有“上訴派”開除出國民公會，建立一支享受軍餉的、負責逮捕嫌疑犯和保障巴黎糧食供應的革命軍，實行穀物最高限價並把一切生活必需品納入限價範圍，清洗軍隊和行政機構，尤其要罷免貴族分子……山嶽派極力通過拋棄恐怖和保護財產權，通過把人民運動限製在窄小的範圍內來安撫資產階級。但這種平衡是很難實現的。7月份，危機一加劇，平衡就被打破了。
1.山嶽派的和解措施
整個6月份山嶽派都在等待時機。盡管羅伯斯庇爾在1793年6月8日曾推動國民公會否決了巴雷爾和丹東在兩天前提出的撤銷各監視委員會的建議（讓邦·聖安德烈在辯論中曾宣稱：“應該知道，人們可以打著自由的幌子來扼殺自由。”），他們卻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革命軍沒有成立，關於強製公債的討論突然中止。聖茹斯特7月8日關於在押或逃跑的吉倫特派議員的報告也極為溫和：“自由對於被解除武裝和已屈服於法律的人是並不可怕的。”問題在於通過使各省放心和消除對巴黎無套褲漢專政的顧慮來團結各省。
在社會方麵，他們努力通過3項法令來滿足農民的要求。1793年6月3日關於逃亡貴族地產出售方式的法令規定，這些地產應分成小塊以便於貧農購買，而且購買者可以延期10年付款。6月10日關於分配公有地的法令使分配可以隨意進行。據此，公有地將按居民人數平均分配，每人的地塊將由抽簽決定。7月17日關於封建製度的法令通過無償廢除一切封建權利，甚至包括那些建立在原始文書上的封建權利，徹底摧毀了封建製度。那些存放在各市政府書記室的封建文書應予以燒毀。吉倫特派的失敗對於農民說來意味著土地的最後解放。
在政治方麵，山嶽派迅速通過了一部憲法，想以此洗清搞獨裁的罪名，同時使各省安下心來。這部“1793年憲法”是根據埃羅·德·塞謝爾的報告，經過一場短時間的辯論後於6月24日通過的。該憲法確定了政治民主製度的一些基本特征。
該憲法正文前的人權宣言較之1789年的人權宣言更前進一步，因為它的第一條就宣布“社會的目的是公共的幸福”。它還確認了勞動權、生存權和受教育權：
“公共救濟是一項神聖的義務。社會應當保障不幸的公民的生存——或是通過為他們提供工作，或是通過向那些沒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提供生存手段。”（第21條）
“人人都需要受教育。社會應當盡其所能地促進公眾理性的發展，讓所有公民都能夠受到教育。” （第22條）
最後，1793年的人權宣言不僅像1789年人權宣言那樣承認了反抗壓迫的權利（第33條），而且還承認了起義權：
“當政府侵犯人民權利的時候，起義對於全體人民和對於人民的各個部分都是最神聖、最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35條）
羅伯斯庇爾在4月24日提出的財產權的定義是沒有爭議的：“財產權是屬於一切公民的、享受和隨意支配自己的財產和收入以及勞動和產業成果的權利。”（第16條）
1789年的人權宣言隻字未提經濟自由。而1793年的人權宣言第17條明明白白地確認：“公民們做任何工作、栽培任何作物、從事任何貿易，都不得加以禁止。”山嶽派並不願意走社會民主的道路。
該憲法的主要注意力在於保證作為政治民主主要柱石的國民代議製的絕對優勢地位。孔多塞的吉倫特派方案中所考慮的兩級選舉製被否定。人民的直接選舉保證立法權力對行政權力、議員對行政機構的支配地位。立法議會是用直接普選、單名投票和絕對多數當選的方式產生的，任期1年。24人的行政會議由立法議會在各省通過普選指派的83名候選人中遴選產生，因而各部部長是隸屬於國民代議機關的。國家主權的行使由於公民投票製度（這種製度在孔多塞的方案中就有了設想）而擴大了範圍：憲法，某些情況下一些簡明的法律，都應經過人民批準。
1793年憲法在19世紀上半葉成為共和派心目中政治民主的象征。它在付諸人民批準時以180多萬票讚成對1.7萬票反對的多數獲得通過。有10萬多投票人表示要在附加一些帶溫和傾向的修正案後才願意接受該憲法。公民投票的結果於1793年8月10日公布。這一天是君主製垮台的周年紀念日，也是共和國統一不可分割的節日。但是這部憲法（妥藏其本文的“聖約櫃”存放在國民公會的議會大廳裏）將等到和平恢複時才能實施。
2.反革命的進攻
山嶽派國民公會的溫和調解的政策並沒有製止內戰蔓延。吉倫特派在自己控製的各省起來反對國民公會，他們在旺代叛亂愈演愈烈、邊境上反法聯盟軍隊步步進逼的時候，掀起了聯邦派叛亂。
聯邦派叛亂是5月“區民運動”的繼續。巴黎起義和開除吉倫特派的消息在裏昂和波爾多加速了叛亂的步伐，擴大了叛亂的規模。那些被宣布逮捕後逃走的吉倫特派領袖與在一份反對6月2日起義的抗議書上簽過名的75名右派議員聯合起來，策動了各省的叛亂。在布列塔尼和諾曼底，在西南部和南部，在弗朗什-孔泰，各省當局都宣布了分立。原來的區民運動領袖變成了聯邦主義者，他們建立了一些委員會和審判愛國者的特別法庭，關閉了各俱樂部，還企圖招募軍隊。岡城成了吉倫特派西部的首都。已經奪取了裏昂（夏利耶於7月17日在那裏被處死）的叛亂者，又相繼控製了波爾多、尼姆、馬賽和土倫。到6月底，已有大約60個省公開處於反對國民公會的叛亂狀態。但在諾曼底和布列塔尼之間，以及在諾曼底和西南部之間，還存在著一個保王黨的旺代。圖盧茲終於不願步波爾多的後塵，從而阻斷了阿坤廷和下朗格多克兩地區間的聯係。普羅旺斯人的法國南部地區和裏昂之間的德羅姆，在雅各賓分子約瑟夫·帕揚領導下成了愛國者的堅強堡壘。邊境各省份也仍在效忠國民公會。
“聯邦主義”的社會內容較其政治外貌更引人注目。聯邦主義的起因部分地在於地方分立主義持續存在，但主要還是由於階級利益的一致性。早在1793年5月15日，羅訥-盧瓦爾省議員夏塞就寫道：“重要的是生命，此外還有財產。”6月2日起義後，他便跑到叛亂的裏昂，作了叛匪頭目。在被宣布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之後，他便逃亡到國外，直到共和四年才回國。聯邦派叛亂基本上是由掌握了各省行政權力而又擔心財產安全的資產階級搞起來的，同時也得到所有舊製度擁護者的支持。而平民成分較多的各市政府則敵視這種叛亂，工人和工匠決不願為富人作戰。叛亂各省下達的征兵令遭到人民群眾的冷淡和敵意。此外，叛亂的領導人中間很快發生了分裂。真正的共和派不甘心追隨王黨，他們對外國入侵和旺代叛亂深感憂慮，很不情願受反動派利用。但王黨分子很快就在東南部取得了聯邦派叛亂的領導權。尤其是在裏昂，那裏的普雷西伯爵還得到了撒丁國王出兵阿爾卑斯山牽製法軍的允諾。
國民公會積極組織力量鎮壓叛亂。它尤其注重打擊首惡，對脅從則采取寬容政策。最大的威脅來自諾曼底方麵，因為沒有一支軍隊來掩護巴黎。但是，1793年7月13日，在帕西絮厄爾的幾支吉倫特派縱隊一看到從巴黎各區征召來的幾千士兵就潰亂了。他們的首領——比佐、佩蒂翁、巴巴盧等人放棄了岡城，繼而又放棄了布列塔尼，撤到了波爾多。被派到諾曼底的羅貝爾·蘭代在盡量避免鎮壓手段的情況下迅速平定了該地區的叛亂。弗朗什-孔泰地區各省不戰而降，但波爾多卻堅持得比較久，直到9月18日才被攻占。在東南部，人們一度十分擔心馬賽、尼姆的叛亂者同裏昂的叛亂者匯合起來。但德羅姆省仍忠於國民公會，落到尼姆人手裏的聖靈橋又被奪了回來。曾攻克迪朗斯、奪取阿維尼翁的馬賽人也被擊退了。卡爾托將軍的部隊7月27日進占阿維尼翁，8月25日進占馬賽。但8月29日，王黨分子向英國人開放了土倫港，並把地中海艦隊交給了英國人。裏昂也在頑固地堅持叛亂。奪回這些城市需要下決心進行正規的攻堅戰。10月9日裏昂被攻克，土倫直到1793年12月19日才被占領。在這兩個城市中采取的鎮壓手段是極其殘忍的。共和國曾在7月裏處於崩潰邊緣。在8月底之後，危險似乎已經消除了。
聯邦派叛亂的後果同旺代叛亂的後果一樣，都加速了強化中央政權的進程，使各民眾組織加緊控製那些被懷疑敵視或不熱衷於大革命的公民。有些吉倫特派毫不猶豫地同那些跟外部敵人結盟的王黨分子聯合起來。他們以有產階級為靠山，因而這些有產階級成員也成了嫌疑分子。山嶽派和無套褲漢群眾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同共和國融合在一起。
這時旺代叛亂又猖獗起來。自1793年6月9日以來一直控製著索米爾的叛亂分子於7月18日在維耶（屬曼恩-盧瓦爾省）擊潰了共和派軍隊。27日，他們又奪取了蓬德塞，形成脅迫昂熱的態勢。
外敵入侵的危險也越發嚴重。丹東自進入救國委員會之後，以談判代替作戰。但當比利時和萊茵河左岸被聯盟軍奪回之後，法國就再沒有做交易的本錢了。也許正如人們所懷疑的那樣，丹東想利用王後和她的孩子做交易。然而，1793年憲法第121條已明文規定：“法國人民同占領其領土的敵人決不媾和。”
在諾爾省邊境線上，英國人參與了作戰。約克公爵指揮一支由2萬漢諾威人組成的軍團，在1.5萬荷蘭人的支援下，打算進攻敦刻爾克。科布爾指揮的奧地利人則有條不紊地開始進攻諾爾省邊境線的各個要塞。7月10日和28日，孔代和瓦朗西埃納先後失陷。緊接著敵軍包圍了勒凱斯努瓦和莫伯日。擔任諾爾方麵軍統帥的居斯蒂納卻毫無動作，他很快就因此而受到愛國者們的懷疑。
在萊茵河方麵，普魯士人在布倫斯維克公爵指揮下奪取了美因茲。該城市4月份起就遭到圍攻，在克萊貝爾和國民公會特派員梅蘭（蒂翁維爾人）指揮下的2萬法國士兵一直堅持到7月28日才投降。萊茵方麵軍和摩澤爾方麵軍不得不向洛特河和薩爾河撤退。朗多也陷入敵人的重圍。
在阿爾卑斯山方麵，皮埃蒙特人緊逼著凱萊曼的部隊。凱萊曼曾派出一些分遣隊同普羅旺斯和德羅姆山穀的聯邦派作戰，並去圍困裏昂和土倫。這使他的力量受到削弱，費了好大的勁才保住了莫利安納和塔朗泰茲這兩條通道。敵人很快就侵入了薩瓦，尼斯也受到威脅。
在比利牛斯山方麵，西班牙人也突入了邊境，向佩皮尼昂和巴榮納步步進逼。
邊境上的共和國軍隊到處都在退卻。由於指揮不當，軍隊士氣嚴重低落。軍隊指揮官因平庸無能而頻頻更迭。貴族分子居斯蒂納用輕蔑的口吻肆意攻擊無套褲漢陸軍部長、僅領有中校軍銜的布肖特。在旺代，共和國軍隊中一派混亂。負有監督將軍使命的國民公會特派員們互相反目，他們和統帥尼奧爾方麵軍的前貴族比隆發生了意見分歧，有些人支持無套褲漢將軍龍森和羅西尼奧爾；另一些人則控告他們倆，大家都拒絕承擔失敗的責任。局勢似乎毫無希望了。
1793年7月13日馬拉被刺一事具體地暴露出一種巨大的危險。就在革命的巴黎，夏洛特·科代——諾曼底一個年輕的女王黨分子，竟能殺害人民之友。她打算通過這一行動消滅大革命的一個首腦，然而她的行為卻加強了山嶽派的力量，並重新激發了革命的運動。馬拉一貫深切關注無套褲漢的命運，在無套褲漢中深孚眾望。他的被刺引起一陣強烈的激動。人們的複仇願望同對各項救國措施的要求結合在一起。7月15日，巴黎為他舉行了有全體國民公會議員參加的隆重葬禮，他的心髒被懸掛在科爾得利俱樂部大廳的穹頂上。作為“自由的殉道者”，馬拉和1月20日被刺的勒佩勒蒂埃、1793年7月17日被殺害的夏利耶一起，成為革命先賢祠中的神明。
3.革命的反擊
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使山嶽派國民公會的任務更加艱巨，同時也促使人民群眾去采取革命行動。
生計困難和生活必需品危機是人民不滿的主要原因。1793年5月4日通過的穀物最高限價並不曾實行。國民公會承認自己在這方麵的失敗，它於7月間允許各省和特派員暫停該法令的實施。巴黎無套褲漢忍受不了麵包的昂貴。巴黎市府曾借助政府補貼把麵包價格維持在3蘇1斤的水平上。但由於到貨沒保障，儲備日見空虛，麵包鋪前又排起了長隊，群眾人心惶惶。6月2日事件引起外省叛亂後，市場上肉類更加罕見，其他食品也紛紛漲價。較之1790年6月，1793年6月小牛肉價格上漲了90%，一般牛肉的價格則上漲了136%。幾乎到處都發生了由生活費用上漲引起的騷亂。6月21日，在市郊聖安托萬有人高喊：“過去一塊肥皂隻賣12蘇，現在卻賣20蘇，共和國萬歲！過去1斤糖隻賣20蘇，現在卻賣4鋰，共和國萬歲！”這人很快就被逮捕了。
指券的危機加重了生計危機。通貨膨脹有增無已，促使物價飛漲。自從國王被處死和全歐反法聯盟成立以來，紙幣一直不停地貶值，到7月間已降到其麵值的30%以下。指券的失信引起了資本外流、投機盛行和商品囤積，物價上漲也由此加快了。
“忿激派”利用這一局麵煽動普遍的不滿，責難國民公會在經濟、社會方麵消極保守。1793年6月8日，瓦爾萊在市府總委員會上宣讀了他的《關於社會國家裏人權的莊嚴宣言》，希望“用正義的手段”打破“財富不均的狀況”，希望“把那些靠盜竊、投機、壟斷、囤積居奇等手段，通過犧牲公共財產而聚斂起來的財富變為國家的財產”。
6月15日，人權區提出了實行普遍限價和製定懲治囤積者法的要求。25日，雅克·魯向國民公會提交了一份帶威脅性的請願書：
“憲法就要提交主權者批準了。你們在這部憲法中禁止投機了嗎？沒有。你們宣布以死刑懲處囤積者了嗎？沒有。你們確定貿易自由的內容了嗎？沒有。你們禁止出售硬幣了嗎？沒有。那麽好，我們要告訴你們，你們還沒有為人民的幸福作出全部努力。在一個階級可以不受懲罰地使另一個階級挨餓的情況下，自由隻能是一個空虛的幻影；在富人還在通過壟斷對他們的同類操生殺大權的情況下，平等隻能是一個空虛的幻影；在3/4的公民流著眼淚才付得出的食物價格日複一日地助長反革命的情況下，共和國也隻能是一個空虛的幻影……再作一次決定吧！無套褲漢將用他們的槍矛去執行你們的決議。”
第二天，巴黎各碼頭上爆發了肥皂**。在這場持續了3天（26—28日）的**中，洗衣婦們卸空了運皂船，並按限定過的價格瓜分了這些貨物。無套褲漢群眾奮勇前進，山嶽派最終也被裹挾而去。
1793年7月10日，為適應危機惡化的局勢，救國委員會要重新改組。平民活動分子**滿腔，針對麵臨的危險提出了一係列保衛國家和革命的措施。但是，防止極端措施，以使迄今一直支持共和國的革命資產階級不脫離共和國，這也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必須建立一個革命政府，以便把人民運動約束在一定範圍之內。4月間成立的救國委員會表現得平庸無能，既不能打退外敵入侵，又不能防止聯邦派叛亂，也不能解決指券問題和生計危機。它不是在控製各種事件，而是在被各種事件牽著鼻子走，以致局勢日益惡化。7月10日，國民公會更新了救國委員會，丹東落選了。
新救國委員會由唱名投票選出，有9名成員。其中有3人很快就被撤職，他們是：直到最後還在擁護居斯蒂納將軍的加斯帕蘭、某女貴族的情夫且不久就成了嫌疑犯的埃羅·德·塞謝爾和丹東的朋友蒂裏奧。庫通、聖茹斯特，讓邦·聖安德烈和普裏厄（馬恩省人）組成了該委員會的山嶽派核心。來自平原派的巴雷爾和蘭代也歸附了他們。他們已經深信：大革命隻能靠無套褲漢群眾的力量才能取得勝利，因此必須滿足他們的各種要求，給苦於饑饉和物價高漲的城市居民供應生活必需品，調動人民的全部力量來反對貴族和反法聯盟。
1793年7月13日馬拉的遇刺促使山嶽派針對政治危機的加劇采取了更強硬的政策。埃貝爾同忿激派互相爭奪人民之友事業的繼承權。從7月16日起，雅克·魯就急忙把他的報紙變成馬拉《人民之友報》的續編——《人民之友馬拉所庇護的法國大革命政論家報》。7月20日又出現了《勒克萊爾編人民之友報》。7月21日，埃貝爾也在雅各賓俱樂部大聲嚷道：“如果需要有一個馬拉的繼承人，如果需要向貴族提供第二個犧牲者，那麽這個人早已預備好了——那就是我。”各民眾報刊競爭激烈，宣傳往往很富於煽動性。山嶽派中一個以埃貝爾、肖梅特為首的支派，為了不脫離巴黎無套褲漢，主動接受了忿激派的綱領。所有的人都以更激烈的語調譴責“商人貴族、資產階級的和貪財重利的貴族”。由於缺糧情況更趨嚴重，許多麵包商因缺乏麵粉而關閉了店門。市政府區於7月21日建立了配給卡製度，請願書也增多了，店鋪門前的長龍人聲嘈雜，一片混亂。
埃貝爾在《迪歇納老爹報》第263期中寫道：“無套褲漢這幫可憐的人受苦太多，渴望太久了。他們是為了幸福才幹這場大革命的。”
新救國委員會剛成立就遇到了被兩翼夾擊的危險。
1793年7月26日懲治囤積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的。它是國民公會的一個策略上的讓步。比約-瓦雷恩事實上早就提出了一個擺脫困境的計策——他認為解決缺糧問題的辦法不是限價，而是懲治囤積者，死刑的威脅將迫使他們降低價格。7月26日，根據科洛·代布瓦的報告，國民公會通過了以死刑懲治囤積者的法令（囤積者指那種沒有申報生活必需品的庫藏及沒有把這些庫藏列成清單貼在門口公布於眾的商人）。這一法令顯然是對忿激派綱領的一個重要讓步，商業活動從此受製於各區反囤積專員。實際上該法令的貫徹是拖拖遝遝的，它很快便成為給無套褲漢的一種象征性的滿足。
1793年7月27日，早就成為救國委員會辯護人的羅伯斯庇爾被選入該委員會。在國民公會看來，救國委員會的威望遠不鞏固：懲治囤積法未經向它請示就通過了，它的最初一些決定，尤其是7月21—22日夜間關於逮捕居斯蒂納的決定，也曾在國民公會中引起激烈反對。羅伯斯庇爾支持救國委員會，反對它的敵對者。他7月27日進入了該委員會。8月14日，卡諾和普裏厄（科多爾省人）也被選入救國委員會。比約-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又於9月6日進了該委員會。這些人的政治傾向和氣質盡管有差異（卡諾和蘭代在社會方麵是保守主義者，比約和科洛則傾向於無套褲漢），但他們都是正直、有功勞、有威望的人士，求勝的意誌使他們聯合起來，精誠團結了一年，直至勝利之日。這就是共和二年的大委員會。
羅伯斯庇爾憑借他的革命聲望，奮力推動國民公會和雅各賓俱樂部執行救國委員會的政策。這位“不可腐蝕者”（我們這部曆史中隻有他一人有資格享有這一稱號）富於遠見而勇敢無畏（他在反對那場導致宣戰的普遍潮流時孤軍奮戰，就表現了這種品質），能言善辯，大公無私，深得無套褲漢信任。他堅守原則，但作為政治家又懂得運用策略手腕，懂得向現實情況讓步。他把整個革命的權威都賦予了代表國家主權的國民公會。但他也知道，政府要做到堅強有力，就應當依靠人民並和人民建立密切的聯係。在5月31日—6月2日起義期間，羅伯斯庇爾在筆記本裏寫道：
“必須有一種統一的意誌……為了建立共和主義的統一意誌，必須有共和派的部長，有一個共和派的政府。內部的危險來自資產階級。為了戰勝資產階級，必須團結人民……必須讓人民同國民公會聯合起來，讓國民公會利用人民。”
7月13—21日，羅伯斯庇爾向國民公會宣讀了勒佩勒蒂埃（聖法爾若人）的國民教育計劃：
“三年來的一係列革命事件為公民中別的階級做盡了好事，但對於最貧困的階級——除了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公民——卻幾乎一無所為！封建階級被摧毀了，但這並不是為無產者公民幹的，因為在獲得解放的鄉村中他們並無任何財產！捐稅的攤派是比較合理了，可是無產者公民一貧如洗，什麽捐稅也負擔不起……公民的平等已經建立，然而無產者公民卻得不到文化教育……現在，窮人的革命開始了……”
盡管羅伯斯庇爾和救國委員會的成員看清了形勢，但對於應該采取什麽辦法來應付這種形勢卻沒有把握。革命國防的各項重大措施，如全國總動員、恐怖、統製經濟等，都是在1793年8月的危機中由人民運動自下而上地強製推行起來的。
Ⅱ.救國委員會和人民運動的高漲（1793年8—10月）
新救國委員會決心大力加強國防，在它看來這就是保衛革命。但它不想讓人民運動（尤其是忿激派的宣傳）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平民活動分子們看來，要有效地保衛國防，就必須實行統製經濟和全國總動員。救國委員會一度把全國總動員視作幻想，並一直敵視限價和統製經濟、厭惡恐怖。巴黎各區亂哄哄地實行著的直接民主，在他們看來也與建立高效能政府的努力相違。救國委員會在8月間一直不停地玩弄手腕，不斷地退卻，直到1793年9月4日和5日才迫於人民的革命行動而作出最後讓步。
從8月初起，羅伯斯庇爾開始反對忿激派，力圖使政府和國民公會擺脫這個反對派的困擾。1793年8月6日，他在雅各賓俱樂部譴責了那些企圖搞掉人民的老朋友的“新風雲人物和曇花一現的愛國者”。羅伯斯庇爾居心叵測地宣稱：“兩個領人民之敵津貼的、被馬拉譴責過的人，竟充當或自以為充當了馬拉這位愛國作家的接班人！”他對雅克·魯攻擊商人的言論尤為反感，痛加抨擊。為了駁斥忿激派的主要論據，救國委員會派出一些能幹的代表到巴黎附近各省征調勞工收割麥子，積極抓起了糧食工作。1793年8月9日，國民公會根據巴雷爾的建議通過決議：在每個縣建立一座豐收倉。其實這隻是對人民要求的一種表麵上的讓步，因為由各縣征購糧食並不能解決生活費用昂貴的問題。不過巴黎還是有糧食供應了。忿激派由此一度失去了對無套褲漢的號召力。
對於那些要求實施已為人民通過的憲法和進行新選舉（意在促使山嶽派垮台）的溫和派，羅伯斯庇爾奮力予以反擊。8月10日前不久，埃貝爾在《迪歇納老爹報》第219期上出乎意料地支持溫和派的這一願望，使之更加具有危險性。救國委員會主張政府在恢複和平之前一直保持革命狀態，不實施憲法。1793年8月11日，厄爾-盧瓦爾省議員德拉克魯瓦（未來的寬容派分子）推動國民公會通過了根據憲法為普選作準備的選民普查法令。羅伯斯庇爾斷言，這種陰險的建議無非是要以皮特和科布爾的代理人來取代被清洗出國民公會的議員。在粉碎國內叛亂和取得邊境戰爭勝利之前實施1793年憲法會危及整個大革命。就在這一天，基層議會的代表們把這份“神聖文件”送到國民公會，把它裝進一隻雪鬆木櫃便再也不拿出來了，盡管直到1793年10月國民公會才明確宣布該憲法在恢複和平前暫不實行。
1.全國總動員（1793年8月23日）
這時，人民運動在外部危險和內部反革命勢力的逼迫下繼續發展，終於促使救國委員會和國民公會實行全國總動員。
全國總動員符合無套褲漢的革命心理，受到了巴黎各區和各俱樂部的歡迎。這一措施使革命方麵在數量上取得優勢，因而有希望迅速戰勝兵力已受到削弱的敵軍。熱馬普戰役證實了這一點。全國總動員的設想是在1793年7月危機期間，在外敵進攻、聯邦派叛亂、共和國陷於危境的情況下逐漸明確起來的。7月6日，盧森堡區曾提議巴黎各區實行總動員，向叛亂的各省進軍：“讓所有16歲到50歲的公民不加區別地處於被征召狀態，組成武裝力量。”
7月28日，團結區活動分子塞巴斯蒂安-拉克魯瓦重申了這一建議。他的講演已散發出8月23日法令那史詩般的氣息：
“……讓所有車匠、木匠及木工立即停止個人的工作，都去造槍托、炮架、輜重車、運輸車吧！讓鎖匠、馬掌匠、刀斧匠以及所有鐵工都放下工作，都去製造大炮吧！……讓祖國之友們武裝起來，組成浩浩****的隊伍！讓沒有武器的人送彈藥，讓婦女們送軍糧、做麵包，讓祖國的讚歌送來戰鬥的信號吧！”
7月底的一係列失敗使全國總動員的設想成為大勢所趨。這時各民眾報刊也開始進行這種呼籲。埃貝爾在他的第265期《迪歇納老爹報》中寫道：“讓所有能拿起武器出征的男人們同時入伍吧！哪裏有危險，人們就應當衝向哪裏！”
人民群眾關於全國總動員的要求於1793年7月29日在雅各賓俱樂部提出，8月4日又為巴黎市府所重申。8月7日，一些來巴黎接受1792年憲法的基層議會代表也重申這一要求——他們的發言人魯瓦耶8月12日在國民公會要求人民全體動員。救國委員會卻遲疑不決：該怎樣對付總動員引起的大亂？怎麽武裝和供給那些人群呢？8月14日，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宣稱：“這種設想很了不起，但狂熱地推崇全國總動員是無用的。”他補充道：“我們缺的不是人，而是我們將軍的愛國主義道德。”在巴黎的活動分子和基層議會代表們的壓力下，國民公會於8月16日采納了總動員的原則。8月23日，救國委員會終於決定根據巴雷爾的報告提出實施辦法：
“從現在起到敵人被趕出共和國的領土，所有的法國人都始終處於被征召狀態，以便為軍事服務。年輕人得奔赴疆場；已婚男人得鑄造武器和運送給養；婦女們得製作帳篷、軍服和去醫院服務；兒童們得去把舊布撕成繃帶；老人們得去公共場所鼓動戰士們的勇氣，宣傳對國王們的仇恨和共和國的統一。”
雇人代替應征的製度被廢除了。征召在原則上是全民性的，但未婚的或無嗣喪妻的18歲到25歲的男子將首批應召出征。他們營隊的軍旗上將寫上：“法國人民起來反對暴君。”
全國總動員法令完全反映了無套褲漢的意願嗎？盡管他們設想出這個措施，但憑一時的衝動而發起一場進軍邊境的運動卻是不現實的。這也說明羅伯斯庇爾和救國委員會為什麽在這個問題上遲疑不決。因為，僅僅把18至25歲無家庭負擔的男子征召入伍，就需要動員國家的全部資源，需要組織極大規模的武器製造。事實上，軍備和給養很成問題。9月初，《迪歇納老爹報》在製定它的行動方案時就這樣自問：“怎樣同時進行好幾百萬人的進軍呢？怎麽武裝他們、供給他們呢？……我們的當務之急是保證整個共和國的生計……必須把所有和金屬打交道的工人——從馬掌匠到金銀匠統統征集起來，在所有的公共場所建立鍛造工場，日夜不停地製造大炮、步槍、馬刀和刺刀。”
埃貝爾直截提出了一場偉大民族戰爭中的經濟管理問題。為了武裝和供給七屆征召所提供的大量人員，必須要實行統製經濟。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跟國防問題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
2.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
直到1793年8月底，重大的問題仍一個都沒有解決。政治問題依然如故。盡管救國委員會避開了政敵的攻擊，革命政府卻遠沒有鞏固地組織起來。經濟、社會問題也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反囤積法及豐收倉法隻帶來一些虛幻的改善。盡管大革命唯一的財源——指券的命運有賴於限價和統製經濟，國民公會和救國委員會到現在還拒絕采取這些措施。到8月底，隨著生計危機的加劇，人民運動更加風起雲湧。同時，巴黎的活動分子們感到，有必要采取一項新的、旨在把人民意誌強加給政府的行動。
曾一度和緩的生計危機由於旱災的影響重新發生。磨坊的活計越來越少，麵包鋪的門前又排起長龍。每天的麵粉隻有400袋到貨，而巴黎的日消費量是1 500袋。對於埃貝爾來說，缺糧問題是一個強有力的鼓動手段；他把生計問題置於運動的中心地位，提出一係列反對富人和商人的論點以取悅無套褲漢。
埃貝爾在第279期《迪歇納老爹報》中寫道：“祖國，呸……，批發商們根本沒有祖國。他們支持大革命隻是由於看到大革命對他們有利。他們曾支持無套褲漢消滅貴族階級和各高等法院，但這不過是企圖由他們取代貴族的地位。同樣自從取消了積極公民，自從最不幸的無套褲漢同最富有的包稅人享受同樣的權利以來，這些無恥之徒們就背離了我們，開始不擇手段地破壞共和國。他們把所有糧食都囤積起來，或以極貴的價格轉賣給我們，或使我們陷入缺糧的困境……”
1793年9月初爆發的人民運動，其勢銳不可當，且富於獨創性。按阿爾貝·馬迪厄的說法，這是一種“埃貝爾派運動”。無套褲漢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政治目標，能夠明確表達出自己的社會要求，這確是由於受到過各家民眾報刊（雅克·魯的報紙和埃貝爾的報紙起過同樣的作用）的啟發。但這些報刊並不是這種意識的來源。這是一場“民眾運動”，並不是埃貝爾派運動。因為，先是由埃貝爾應聲蟲似的寫作和行動，接著雅各賓俱樂部和巴黎市府相繼開始行動，最後國民公會和救國委員會作出讓步——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無套褲漢的壓力下發生的。
人民運動從1789年春就開始了，應當在1789年以前巴黎小店主、工匠和各行各業勞動者生活物質條件的惡化中去尋找該運動的起因。這場運動在危機爆發的時代曾讓資產階級革命取得突出地位，但它畢竟不同於這種革命（正如1793年9月事件所反映的那樣）。因為它帶有激勵無套褲漢的前資本主義的心態特征。這種心態實質上同在農業資本主義發展麵前熱衷於保衛公社習俗的農民的心態是一致的。無套褲漢對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心態極為仇視，因為這個階級一心要以自由（他們事業的飛躍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條件）的名義取消深為小店主和工匠們所珍視的管製經濟和限價政策。
無套褲漢和資產階級的根本對立反映在他們對財產權的看法上。根據1793年和1789年的人權宣言，財產權是一種絕對的自然權利，是不受任何限製的。但對於無套褲漢來說，隻有建立在個人勞動基礎上並受到公眾需要限製的財產權才是可以理解的。1793年9月2日，在人民運動的**中，巴黎的無套褲漢區（以前的植物園區）向國民公會遞交了一份請願書，其中寫道：議會應“一成不變地限定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工資和工商業利潤……貴族、王黨、溫和派和陰謀家們會對你們說：噯！怎麽搞的！這是損害財產權，而財產權本是不可侵犯的……就算如此吧，可難道這幫壞蛋不知道財產權隻能以人體需要的範圍為依據嗎？”
無套褲漢們要求實行糧食和工資的最高限價：
“……第2條：對所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必須根據舊曆年（1789—1790年底）的價格和它們的不同質量，一成不變地加以規定。第3條：各種原料也應定價，以使受法律限製的工業利潤、工資和商業贏利不僅能夠讓那些工匠、莊稼人和商販得以謀生，而且可以使他們獲得享樂的條件。”
植物園區無套褲漢還特別要求嚴格限製財產權：
“……第8條：必須規定財富的最高限額；第9條：任何人不得擁有超過最高限額的財富；第10條：任何人不得承租超過一定數量的犁鏵所能耕種的土地；第11條：每個公民隻能擁有一個作坊或一爿店鋪。”
這個社會綱領一方麵要保留私有製，一方麵又要限製私有製的後果，因而它本身充滿了矛盾。不過，它同領導大革命的資產階級的綱領是完全對立的。正是這種對立使革命政府在熱月改變中歸於毀滅。但是在當時，出於對共同的敵人，對舊製度、特權和封建貴族的仇恨，並由於反革命的嚴重威脅，無套褲漢和山嶽派資產階級仍緊密地聯合了起來。山嶽派是無法孤軍取勝的。它不得不由反對轉而支持這一平民綱領，而且還不得不強製實行這一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