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在9月初就已形成。當埃貝爾譴責國民公會中的“催眠派”的時候，各區的情緒日益激奮，它們的行動和請願書也與日俱增。在這種熱狂的氣氛中，傳來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土倫被王黨分子交給英國人了！愛國的焦慮，對貴族陰謀的擔憂，加上生計問題引起的不安，構成了引發一次恐怖主義衝動的最合適的因素。9月2日晚，雅各賓俱樂部為了救亡，決心采取行動。
1793年9月4日，一場長期受壓抑的人民**爆發了。從早晨起，一群一群的工人（主要是建築工人和軍工工人）源源不斷地開到沙灘廣場，向巴黎市府要麵包。這些群眾的工人成分是不容置辯的。他們來自無套褲漢中最貧困的階層，屬於這些勞動者中的那些既非小店主、又非工匠的層次。他們的工資是用日益貶值的指券支付的，生活極度痛苦。市府的領導人試圖讓示威者平靜下來，但純屬徒勞。示威者們高呼：“我們需要的不是許諾，而是麵包，而且必須立即就給！”
肖梅特跳上一張桌子，喊道：“我先前也是窮人，所以我很了解什麽是貧窮。這裏發生的是一場富人反對窮人的公開戰爭，他們要把我們消滅掉。好吧！我們要先發製人！應當由我們來消滅他們，因為我們是有力量的！……”
人們決定第二天舉行群眾示威，用人民的心願左右國民公會。
1793年9月5日，各區匯集了一支浩浩****的遊行隊伍，高喊著“向暴君宣戰、向貴族宣戰、向囤積者宣戰”的口號，開向國民公會，把國民公會包圍起來，然後以和平的方式湧入議會大廳。議員們在人民眾目睽睽之下議事。首先，帕施代表巴黎市府和各區譴責囤積者的陰謀勾當和有產者的利己主義行為。隨後，肖梅特宣讀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建立一支革命軍來保證農村的穀物征調，並安全地把征集到的穀物運到巴黎。比約-瓦雷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建議逮捕嫌疑分子，這在無套褲漢看來是很有必要的措施。國民公會不經征求救國委員會的意見就徑直作出讓步：不僅通過了逮捕嫌疑分子的法令，而且決定清洗那些負責查尋嫌疑分子的革命委員會。這就把恐怖提上了日程。根據巴雷爾的報告，國民公會還通過了一項關於建立一支由6 000名步兵和1 200名炮兵組成的革命軍的提案。國民公會最後又通過了丹東的一項提議：限定各區每周隻得舉行兩次集會，參加集會的公民每人發給40蘇的津貼。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是人民的勝利。無套褲漢強迫政府采取了他們長期要求的措施。不過這個勝利並不徹底，因為9月5日的那些決議特別富於策略性。9月4日國民公會也隻是作了建立普遍限價製度的許諾，而這種製度是人民群眾最基本的要求。巴黎無套褲漢由於保持對國民公會的壓力，才爭取到穀物和飼料的全國最高限價（9月11日）和普遍最高限價（29日）的實行。山嶽派資產階級同樣也不情願損害經濟自由。
這是人民的勝利，同時也是政府的勝利。因為法製得到了維護，合法的恐怖壓倒了直接的行動。救國委員會也挺住了，它懂得及時退向自己所選擇的陣地，結果它擴大了權力，革命政府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3.人民的成就和政府的鞏固（1793年9—10月）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之後，人民仍保持著自己的壓力，國民公會和救國委員會隻好違心地走上恐怖和統製經濟的道路。這場人民運動的影響是兩方麵的。它同時也使革命政府陷於同國民公會內部強大反對派的鬥爭，從而延緩了革命政府鞏固的進程。各區和各俱樂部的活動分子要求通過廣泛清洗行政機構，清除公共生活中的嫌疑分子，擴大鎮壓規模等方式強化恐怖統治。持續的生計危機從另一方麵促使他們堅持主張實行對經濟的全麵管製，實現早已許諾、但一再被推遲的普遍限價。
9月裏，救國委員會一直在玩弄手腕，時而利用人民運動來控製國民公會，時而操縱國民公會來阻止人民運動。它作出一些必要的讓步，同時一步一步地加強自己的地位。9月6日，曾支持過人民要求的比約-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被任命進入救國委員會。13日，被改組，從此它的成員名單須由救國委員會向國民公會提出。對於其他各委員會也作出了同樣的決定，政府權力由此進一步集中。救國委員會占據了主導地位。在此之前一直和它平起平坐的各委員會均被它控製。救國委員會成為政府行動的中心。
9月5日被提上日程的大恐怖是由人民群眾的行動一步一步強行實現的。在各區的控製下，各行政機構都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洗運動。陸軍部的清洗在該部秘書長樊尚推動下搞得特別引人注目。市府總委員會改組了所有的革命委員會，從而使它們不再受各區當局的控製。各區的議會和委員會也從自己的成員中清除了溫和派、 “冷漠派”和不冷不熱的分子。國民公會和政府各委員會與其說領導了這場清洗，不如說接受了這場清洗。人民群眾對鎮壓比對清洗更熱心。由於各政府機關不下決心實行全麵鎮壓，人們的恐怖主義要求變得更加強烈。9月中旬的時候，各革命委員會已在巴黎市府推動下著手逮捕嫌疑分子，街上出現了要進行屠殺的流言蜚語。9月8日，一些被解往亞培伊獄的犯人就表示過他們對去年舊事重演的擔心。國民公會也感到這種危險，感到事態有可能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793年9月17日，為了防止對9月5日通過的各項方針政策濫加解釋，國民公會根據梅蘭（杜埃人）的報告，通過了“懲治嫌疑犯法”。該法律給嫌疑犯下了很廣泛的定義，使之能牽涉一切革命的敵人。據此，逃亡者的親屬（除非他們曾表現出擁護大革命）、所有被拒絕發給公民證的人、被停職或被開除的公職人員均被視為嫌疑犯。從更普遍的意義上講，所有在舉止或交往上，言談或文字方麵頗似“暴政或聯邦主義擁護者和自由之敵”的人，所有不能說明自己有正當謀生手段的人（這是針對投機商而言的）也都被視為嫌疑犯。一切革命委員會都負有開列嫌疑犯名單的責任。
在9月4日被原則上通過的統製經濟也是在巴黎群眾的壓力下才最後建立起來的。人們認為9月11日規定的全國穀物和麵粉最高限價解決不了所有問題。9月中旬，麵包鋪門前又聚集起了人群，請願書也增多了。9月22日，巴黎各區在市府的支持下，向國民公會遞交了一份請願書：“你們在原則上通過了要對一切生活必需品實行限價……人民窮困難熬，正在急不可耐地等候著你們的決定！”同時，救國委員會也在同國民公會內部的一個激烈的反對派搏鬥。為了利用人民運動的威力（人民運動的要求已由此得到了一些滿足）來製服國民公會，救國委員會決定加強對經濟的管製。1793年9月29日，普遍限價法通過了，由此限定了食品和工資的價格。最必需的食物的價格在各縣都被限定在比1790年的平均價格高1/3的水平上，違章者以嫌疑犯論處。要限定食品的價格就不能不限定勞動日的價格，所以該限價法也把各市鎮的工資額限定在比1790年的工資高一半的水平上。此法的推行非常困難，需要更嚴厲的手段、更高的集中化。恐怖和專政由此得到決定性的發展。
與此同時，忿激派被肅清，國民公會中反對派被迫緘口。救國委員會的地位鞏固了。
肅清忿激派的先決條件是民眾的分裂。雅克·魯、勒克萊爾和瓦爾萊冒險地走到了前列。擔心控製不住局麵的政府很容易把他們作為打擊的目標。1793年9月19日，半官方的《山嶽派報》寫道：
“人民的運動隻有當暴政使它成為必要的時候才是正當的……那些壞蛋發起凶殘而不正當的運動來為我們的敵人服務，或滿足他們的特殊利益。他們終將受到世人的恥笑和鄙視。”
救國委員會為了保證自己的政策獲得成效，不願繼續容忍那些“不正規”的運動——往往鬧得過火的民眾運動。經檢舉，雅克·魯於1793年9月5日再度被捕，這次他再沒有能夠獲釋。瓦爾萊的命運也是一樣，由於領導過人權區反對限定區議會每周召開兩次的法令，他於1793年9月18日被下令逮捕。他曾這樣慷慨陳詞：
“你們想蒙住人民的眼睛、削弱他們的監督嗎？眼下是什麽時候？正是祖國麵臨危險，人民不得不把大權交給你們的時候，而這種大權是需要加以有效監督的！”
當時勒克萊爾正在他的《人民之友報》上繼續進行反政府運動。他在雅各賓俱樂部受到譴責和逮捕的威脅，遂於9月21日將報紙停刊。最後還剩下女演員克萊爾·拉孔布領導的革命共和派婦女協會。該協會在1793年10月20日被解散，同時遭禁止的還有一切婦女結社。救國委員會就這樣遵循著事變發展的邏輯，製服了各民眾組織。對於那種至少是無套褲漢所理解的主權，政府是不太關心的。從長遠後果看，這隻會使那些民眾組織與政府疏遠。
經過一場極其激烈的議會辯論，國民公會內的反對派一度被迫緘口。1793年9月24日，布肖特宣布撤銷諾爾方麵軍統帥烏夏爾的職務（他曾在翁德斯考特獲勝，但後來在默南失利）。這是一個進攻的信號。9月25日，已退出救國委員會的蒂裏奧猛烈抨擊政府的政策，指責統製經濟和清洗運動。他最後指出：“必須製止這股把我們卷向野蠻狀態的狂潮。”這一指控反映了國民公會的隱衷。瓦朗西埃納地區投降時正在當地任特派員的布裏耶受到國民公會的歡迎，並被補充進入救國委員會。這反映了國民公會當時的精神狀態。羅伯斯庇爾在這場辯論中充分運用了自己的威望和辯才：
“……我向你們宣布：那個當敵人進入瓦朗西埃納時正待在該地區的人是不能充任救國委員會委員的……這似乎很冷酷，但更冷酷的還是兩年來由於叛變和軟弱而導致10萬人喪生這一事實。我們之所以吃虧，就是因為我們對待叛徒太手軟了！”
國民公會被征服了，表示繼續信任救國委員會。
通過辯論，救國委員會加強了權力。1793年10月10日，國民公會根據聖茹斯特的報告，宣布法國政府“直到和平恢複前一直保持革命的狀態”。革命政府的基礎（即在救國委員會統一領導下實行一整套特別措施）是在9月份奠定的。現在，經濟方麵的需要和普遍最高限價的實施要求確立這種政府。1793年10月10日的法令便是朝這個方向邁進的第一步。
聖茹斯特曾宣稱：“這些法律是革命的，而執行法律的人們卻並不革命……必須用統治者的意誌去壓製少數君主主義者，用征服的權利去統治他們，才能建成共和國……對於不能用正義去統治的人，就得用武力去統治……如果政府本身不是以革命的方式建立起來的，要貫徹這些革命的法律是不可能的。”
結果，所有的部長、將軍和法定社團都被置於救國委員會監督之下。救國委員會還同作為新行政組織支柱的各縣建立直接通信聯係。專製的原則勝過了選舉製原則。
人民運動把恐怖提上日程，它通過懲治嫌疑犯法組織了政治恐怖，通過普遍限價法組織了經濟恐怖。9月危機有力地推動了革命政府。救國委員會得到了鞏固，它已掌握最高權力。但這種最高權力的最後確立還須經受一些新的考驗。
Ⅲ.雅各賓救國專政的組織（1793年10—12月）
宣布直到和平恢複前一直保持革命狀態後，政府一步一步地健全起來。它全力爭取邊境戰爭的勝利和消滅國內反革命勢力。在政治上，救國委員會力求使鎮反正規化，把恐怖維持在合法的範圍內，並控製人民的運動。然而請願運動仍在繼續，而且主要涉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鎮壓問題。9月份采取的那些措施使無套褲漢得到某些滿足，但並沒有使他們解除武裝。他們的影響在1793年10—11月期間仍十分強大。但政府已表現出把人民運動限定和維持在狹小範圍內的意圖。突然間，爆發了非基督教化運動，人民運動由此重新高漲。救國委員會極力加以阻止，由此加深了同無套褲漢之間的裂痕。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穩固了救國委員會的權力，加強了它的統治，同時也承認了6月2日以來的演變趨勢。
1.大恐怖
1793年9月著手組織的大恐怖，10月裏才在人民運動的壓力下付諸實施。截至9月份，260名被送到革命法庭的人犯中有66名被處以死刑，約占1/4。無套褲漢運動的勝利開始了革命法庭的一個新階段：9月5日，該法庭一分為四，其中兩個分庭同時工作。救國委員會和聯合擬訂法官和陪審員名單。富基埃-坦維爾仍然擔任公訴人，埃爾芒被任命為庭長。
10月份開始審理一些重大政治案件。10月3日，根據阿馬爾的報告，吉倫特派被送交革命法庭。同時，瑪麗-安托瓦內特也根據比約-瓦雷恩的報告被送交革命法庭。王後10月6日上了斷頭台，她的處死成了“迪歇納老爹最大的樂事”。對21名吉倫特派的審判10月24日開始。當辯論似乎要沒完沒了地拖下去的時候，國民公會決定：陪審員可在3天後表態。這幫吉倫特派於10月31日被處決。埃貝爾整個秋季都在搞恐怖主義宣傳，有力地激發了無套褲漢的懲罰意誌。奧爾良公爵菲利普-平等11月6日被處死後，《迪歇納老爹報》又向革命法庭提出忠告，要求“法庭趁熱打鐵把叛徒巴伊、無恥的巴納夫……連連送上斷頭台。”該報第312期讚揚了神聖斷頭機的美德，告誡人們不要有任何手軟行為。羅蘭夫人、巴伊和巴納夫相繼於11月8日、10日和28日被處死。在1793年的最後3個月裏，395名被告中被判死刑的有177名，占45%。1793年8月底，被拘於巴黎各監獄的囚犯約有1 500人，到10月2日增至2 398人，到12月21日又猛增到4 525人。
在外省，恐怖的規模取決於叛亂的嚴重程度和國民公會特派員的氣質。沒有內戰的地區往往沒有恐怖，至少在1793年年底之前是如此。在諾曼底，聯邦派叛亂被擊潰後，就沒有判過死刑，蘭代曾在那裏號召普遍和解。在備受旺代叛亂**的西部各省，雷恩、圖爾、昂熱、南特等主要城市都有5人軍事法庭在活動。他們對於手執武器的叛亂者，在驗明身份後即行處死。在南特，國民公會特派員卡裏耶縱容人們不經審判便在盧瓦爾河淹死犯人。他用這種方式在12月到次年1月間處死了2 000—3 000人，其中有反抗派教士、嫌疑犯，也有土匪和違犯普通法的人。塔利安在波爾多，和弗雷隆在普羅旺斯也領導了鎮壓運動。和弗雷隆曾在土倫實行過大規模集體處決。在裏昂，叛亂給共和國帶來過多大的危險，恐怖就相應具有多大的規模。為了製服叛亂，從1793年8月9日到10月9日進行了整整兩個月的圍攻。10月12日，根據巴雷爾的報告，國民公會決定夷平該城市：“所有富人住宅均得摧毀，隻留下窮人的房屋及被殺害或被流放的愛國者的住宅；……這些保留下來的房屋群今後應取名為‘解放市’。”
起初庫通隻讓人們拆毀貝勒庫爾廣場上的幾所房子。但11月7日來到裏昂的科洛·代布瓦和富歇卻組織了大規模鎮壓。審判過於寬大的原人民司法委員會被一個革命委員會所取代。1 667人被判死刑。執行死刑時用斷頭機來不及，還輔以步槍排射和機槍掃射。
恐怖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往往也由於當時的形勢而帶上一定的社會意義，因為國民公會特派員沒有無套褲漢群眾和雅各賓派骨幹分子的支持就不能立足。許多特派員都以組織全國總動員為主要使命，他們堅決貫徹各項於國防和國內安全必不可少的措施。擔任其他特派員也通過向富人征稅、組織革命軍、創設工場和濟貧院等措施，使他們的革命行動帶上顯著的社會意義——伊佐雷和夏斯勒在諾爾省、聖茹斯特和勒巴在阿爾薩斯省、富歇在涅夫勒省……都是這樣做的。共和二年霧月10日（1793年10月31日），聖茹斯特和勒巴下令向斯特拉斯堡的富人征稅900萬鋰，其中200萬用於滿足貧民愛國者的需要。霜月1日（11月21日），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匯報聖茹斯特執行任務的情況時指出：“你們看，他為窮人的生計搞垮了富人。這種做法喚起了革命的力量，鼓舞了愛國者的鬥誌。貴族都被推上了斷頭台。”
大恐怖在經濟上也有鮮明表現。在巴黎，市府主要通過建立麵包定量供應卡製度控製了食物的分配，同時授權各區反囤積專員進行挨戶搜查，並采取鎮壓措施迫使人們尊重限價法。1793年9月9日決定成立、10月初組建起來的革命軍各分遣隊，穿梭巡回於巴黎周圍各產糧區，農民們紛紛交出糧食。然而政府仍拒絕向巴黎各區的壓力作出讓步，堅持現行的反囤積立法。1793年10月23日，巴黎各區要求國民公會建立一個選自貧窮公民的懲治囤積者特別陪審團，這一行動沒有成功。在外省，最高限價法的貫徹需要更嚴厲的手段，大恐怖通過威懾提供了這種手段。純經濟的動機不構成死罪。大部分城市都仿照巴黎建立起麵包的定量供應製度，往往還發展到把麵包坊收歸市有。配給製度必須以正常的供應為前提，因此救國委員會於1793年10月22日倡導成立物資委員會，以協調商品流通，促進生產發展。該委員會擁有極廣泛的權力，可以支配生產、貿易和運輸。救國委員會由此控製了國家的整個經濟生活。它的代理人和國民公會特派員所擁有的強製力使它得以將統製經濟製度強加給工商業者。
正當恐怖統治在救國委員會日益嚴格的控製下逐漸正規化的時候，救國委員會還不得不去應付一種新形式的人民運動。這場運動，差點兒奪去了它的統治地位，也險些動搖了革命政府的根基。
2.非基督教化運動和對自由殉道者的崇拜
非基督教化運動的根源，既應當到1790年以來宗教政策的某些方麵中去探尋，也應當到民眾心態的某些特征中去探尋。從1790年起，反抗派教士就站到貴族一邊。到1792年，連憲政派教士也受到許多革命派的懷疑。除了那些表示過擁護人民運動的神甫（如雅克·魯），大部分憲政派教士仍然保持著君主主義傾向，為8月10日事件，尤其為國王的斷頭而痛心疾首。這一情況在1793年表現得更為突出，因為作為溫和派的憲政派教士很自然地傾向於吉倫特派和聯邦主義。由此，人民群眾對他們的敵意有所加強。許多政治家認為已沒有必要繼續教士法的嚐試。1792年11月，康邦提議停發教士的薪水。但這些政治家也很難想象國家可以不要教堂、人民可以拋棄宗教儀式。一種革命的崇拜在1790年初具輪廓——7月14日的聯盟節便是這種崇拜最初的壯麗表現。通過公民節慶、紀念儀式（如7月14日的典禮）、盛大葬禮（如為米拉波舉行的葬禮）等，這種新宗教的各種教儀慢慢約定俗成地建立起來。教士也參加了這些活動。但是，1793年8月10日創立的全國統一和不可分割節則是純世俗性的。與此同時，圍繞著“自由殉道者”——勒佩勒蒂埃、夏利耶，尤其是馬拉，形成了一種真正的群眾崇拜熱。
在非基督教化運動爆發前的幾個月裏，巴黎發生的一些事件，就已反映出某些活動分子的非基督教化意向，如1793年6月聖體瞻禮期間發生的事件，尋找貴金屬和解取教堂的鍾製造兵器的事件。1793年9月12日，法蘭西先賢祠區要求開辦“自由學院”，每個星期天都要在那裏宣傳“盲信的可怕”。所以，非基督教化運動是應一種潮流而生的。這種潮流的各種表現自無套褲漢參與政治生活以來尤其引起人們的注意。反宗教的情緒和國防的需要交織在一起，共同推動著這場運動。貴金屬可以維持指券的信用，教堂大鍾的銅可用以鑄炮。非基督教化運動還具有一種經濟意義。“搜尋金銀”往往既是該運動的一個起因，又是它的一個結果。
革命曆的采用在奧拉爾看來是大革命最富於反基督教色彩的措施。它表明，國民公會和革命資產階級的情緒在這方麵跟人民先進分子的情緒是一致的。1793年10月5日，國民公會通過了羅姆關於從共和國的第一天——1792年9月22日——開始建立共和紀年的報告。據此，1年分為12個月，每月30天，分為3旬。另加5天或6天補足日，最初叫作“無套褲漢日”。這樣，每旬的第10天代替了禮拜天。這些旬末節衝擊著宗教禮儀。1793年10月24日，法布爾·代格朗蒂納（《下雨了，下雨了，牧羊女》的作者）又作了一個關於曆法的報告，為每個月都發明了一個富於詩意的名稱（葡月、霧月、霜月、雪月、雨月、風月、芽月、花月、牧月、獲月、熱月、果月）。這種使日常生活非基督教化的嚐試由霧月15日（11月5日）法令補充完成。該法令創立了一整套公民節日。法案的報告人瑪麗-約瑟夫·謝尼埃對議員們說：
“你們擺脫了偏見，有代表法蘭西民族的資格。你們知道怎樣在被打倒的各種迷信的廢墟上建立一個唯一普遍的宗教。該宗教既無秘訣也無奧義，其唯一的信條就是平等，其布道者就是我們的法律，其高級神職人員就是我們的法官。該宗教隻在祖國——我們共同的母親和神明——的祭壇前燒大家庭之香。”
但直到此時，天主教崇拜仍未遭到打擊，至少仍未遭到合法的打擊。
嚴格意義上的非基督教化運動，是在某些國民公會特派員的推動下，首先在外省搞起來的。1793年9月21日，富歇在納韋爾大教堂主持了布魯圖[1]胸像的落成典禮；9月26日，他向穆蘭的民眾社團宣稱要用對共和國和自然風尚的崇拜取代“那些迷信的和虛偽的崇拜”。10月10日，富歇終於禁止了一切教堂外的宗教儀式，並把葬儀和墓地世俗化了。他下令在墓地入口處題字：“死亡是永久的安眠。”在羅什福爾，勒基尼奧把教堂改成了真理廟；在索姆省，迪蒙禁止各機關過禮拜天，把它改為旬末日；德魯埃在莫伯日下令沒收用於宗教的各種珍貴物品，說這些東西是“盲信和愚昧的裝飾物”。有些特派員還鼓勵教士結婚。
非基督教化運動是從外部強加給國民公會的。肖梅特曾在9月底回家鄉涅夫勒省作了一趟旅行，還同富歇一起出席了21日的典禮。他後來建議巴黎市府采取類似的一些措施。10月14日，市府禁止教堂外的各種宗教禮儀。不過市府的舉措很審慎，埃貝爾到10月末才在第301期《迪歇納老爹報》上指責教士。運動的動力來自別處。共和二年霧月9日（1793年10月30日），科爾貝依附近的裏斯市市府向國民公會宣布該市已用布魯圖取代聖布萊斯做自己的保護神；霧月16日（1793年11月6日），同一個縣的曼納西市的一個代表團宣布放棄天主教崇拜，要求取消本教區，並在國民公會會場上搞起反宗教的假麵舞會活動。裏斯和曼納西的無套褲漢為什麽行動起來呢？也許是受反對憲政派教士的各種反革命陰謀的挑動，也許是迫於那些受革命軍部隊支持的、在科爾貝依縣征集穀物的本省和行政會議特派員們的壓力。……就在霧月16日這一天，國民公會作出決議：各市鎮有放棄天主教信仰的權利。
非基督教化運動由此加快步伐。霧月16日晚，議員萊奧納爾·布爾東在雅各賓俱樂部發表了激烈攻擊教士的演說。民眾社團中央委員會（德菲厄、佩萊拉、普羅利等極端分子在其中活動）隨之宣讀了一份關於取消宗教信仰預算的請願書草稿。在霧月16—17日夜間，這一請願活動的倡導人在議員阿納夏爾西·克羅茨和萊奧納爾·布爾東陪同下，找到巴黎主教戈貝爾，強迫他放棄教職。戈貝爾主教遂於霧月17日（1793年11月7日）和他的助理司缽們一起來到國民公會莊重地辭去了教職。肖梅特立即到市府匯報了“教士的狂熱和把戲在臨終時哀鳴的難忘場麵”，並推動人們作出決定：在前大主教教堂——巴黎聖母院舉行自由神節慶活動。霧月20日（1793年11月10日）舉行了這一節慶活動：祭壇上聳起一座象征性的山嶽，一位女演員在那裏扮作自由神。參加這一活動的國民公會應肖梅特的要求，當即通過決議把聖母院改為理性廟。非基督教化運動在幾天內席卷了巴黎各區。17日晚，杜伊勒利宮區在議員蒂裏奧的要求下放棄了基督教信仰；19日，格拉維利埃區在萊奧納爾·布爾東推動下作出了同樣的決定。各革命委員會和民眾社團也行動起來。霜月5日，首都所有的教堂都改成理性廟。霜月3日（1793年11月23日），巴黎市府決定關閉所有教堂，從而認可了這一既成事實。
對自由殉道者的崇拜隨著非基督教化運動發展起來。不過，非基督教化運動是在無套褲漢之外的一些人發動下搞起來的，而對殉道者的崇拜來自人民群眾對馬拉的崇敬。在1793年夏季危機中，無套褲漢通過這種崇拜表達自己堅定的共和主義信念、人民的同心同德以及革命信仰的勃發。新宗教崇拜的盛典以某種方式取代了傳統宗教崇拜的盛典。傳統的宗教崇拜仍有人搞，但這種活動越來越惹眼，不久就被限製到教堂內，最後終被禁止。1793年8月間，巴黎許多區和民眾社團都參加了紀念馬拉的盛大葬儀和馬拉、勒佩勒蒂埃胸像的揭幕儀式。新宗教信仰的各種特征由此開始明確起來。在9月裏，由於無套褲漢最終取得了優勢地位，這種新宗教信仰也開始普遍化。聖壇和儀仗陸續出現。由此，各種共和主義的典禮有了一種真正宗教式的排場。公民宗教儀仗在10月裏日益增多。馬拉、勒佩勒蒂埃，加上在裏昂被反革命分子殺害的夏利耶，形成了一個革命的3人偶像群。非基督教化運動成為殉道者崇拜的推動力。這種崇拜在巴黎各區都確立起來。教堂一旦被封閉，該崇拜便成為民眾活動分子在天主教廢墟上建立共和主義宗教信仰的組成部分。對自由殉道者的崇敬和對理性神的崇拜融為一體。盡管理性神以一位歌劇院小姐的形象表現出來，它仍是一個極為抽象的神明。在已變成理性廟的各教堂裏，3位自由殉道者的畫像取代了天主教諸聖人的畫像。但從1793年秋季起，政府當局，尤其是山嶽派資產階級的某些派別就感到了崇拜這些殉道者的危險性：這種崇拜極力宣揚馬拉以極端方式表現出來的革命情緒。救國委員會對非基督教化運動展開反擊，遏製了這種崇拜。
非基督教化運動從12月初就開始刹車。共和二年霧月21日（1793年11月11日），當民眾社團中央委員會的一個代表團要求國家不再向任何宗教信仰提供俸祿時，國民公會拒絕表態。霧月27日，羅伯斯庇爾在關於共和國內部形勢的報告中指出，非基督教化運動的危險在於會失去那些中立分子。霜月1日（11月21日），他又在雅各賓俱樂部大力主張信仰自由。盡管他並不擁護天主教，但他覺得廢除這一宗教是一個政治錯誤。因為即便不使一大部分信奉傳統宗教的人民群眾起來反對大革命，大革命的敵人也已夠多了。羅伯斯庇爾指出了一些“外國代理人”，即德菲厄、佩萊拉、普羅利“這些不講道德的人”，他暗示人們：那些推翻天主教祭台的人很可能就是以煽動家麵目出現的反革命分子。他說：
“想阻止天主教信仰的人和做彌撒的人是同樣的盲信之徒……國民公會不允許迫害老老實實的宗教使者。但是一旦這些使者膽敢利用他們的職能欺騙公民，挑起各種偏見和君主主義情緒來反對共和國，國民公會就將嚴懲他們。”
丹東自10月起一直住在阿爾西。“外國人陰謀”的揭露引起了他的不安，促使他回到巴黎。丹東回來後，加強了政府在這方麵的立場。霜月6日，丹東激烈攻擊反宗教假麵舞會，要求“人們加以製止”。霜月8日，羅伯斯庇爾再次指出非基督教化運動的危險性。第二天，發現風向有變的肖梅特促使巴黎市府認可信仰自由。但由於不再給教士發薪，市府仍把教會和國家分離了開來。共和二年霜月16日（1793年12月6日），國民公會也通過一項法令，莊嚴地重申信仰自由的原則。但霜月18日，議會又根據巴雷爾的建議明確表示無意觸動已經采取的措施，尤其無意改動議員們的決定，由此限製了霜月16日法令的影響。被封閉的教堂仍緊閉著大門。非基督教化運動仍在繼續，但采取了潛在的方式，因地區及國民公會特派員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平衡的發展狀況。在1794年春，開門的教堂越來越少。
盡管成就有限，救國委員會還是取得了優勢。它遏止了人民的運動，沒有讓非基督教化運動把自己陷入困境。差不多與此同時，軍事形勢的不斷好轉也加強了救國委員會的地位。
3.最初的勝利（1793年9—12月）
革命政府以爭取勝利作為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和目標。救國委員會若不迅速取得對敵鬥爭的勝利，就不可能成功地樹立自己的權威，甚至無法維持自己的生存。
在無套褲漢陸軍部長布肖特的積極配合下，救國委員會調整了對戰爭的領導，有力地推動了戰事。1793年8月14日，職業軍官卡諾和科多爾省的普裏厄進入救國委員會主持軍務。前者負責指導作戰，後者負責製造軍火。但戰役的計劃、將軍的任命都須經過救國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羅伯斯庇爾（據他的筆記本中的記載所示）和聖茹斯特在指導戰爭方麵起著重要作用。讓邦·聖安德烈在長期任職中領導並發展了鑄造工場、步槍製造工場、硝石工場和船艦製造工場。蘭代在物資委員會中勤勤懇懇地從事對軍隊和製造工場的供應工作。卡諾被稱為“勝利組織者”是當之無愧的，但這是跟全體救國委員會的努力分不開的。所謂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和庫通沒有參與妥善組織勝利的說法，純係救國委員會的幸存者製造的熱月黨傳說。這些幸存者企圖把大恐怖的責任推到這些被拋棄的人身上，把保衛共和國安全的光榮歸於自己。
1793年夏天開始進行物資動員。當時什麽都缺，商店和軍械庫都空了。而軍隊的兵員7月份前就已增至65萬人。所有以往可以從國外購買的東西都不得不在國內征集。救國委員會把當時最好的學者同自己的努力結合了起來，科學研究第一次被係統地用來為國防服務。當時優秀學者中首屈一指的蒙日可謂多才多藝。他在共和二年霧月撰寫了《大炮製造工藝》一書，和哈森弗拉茨一起組織了巴黎規模宏大的武器製造工程，並在以革命方式采集硝石和發展火藥生產等方麵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化學家貝爾多萊也曾忙於造火藥。旺代蒙德編寫了一本《白刃製造程序》的小冊子。礦務工程師哈森弗拉茨曾擔任過負責軍火製造的特派員……在巴黎，為了組織武器大生產運動，所有的鐵業工人都受到征召，所有的花園和廣場都建起煉鐵爐。步槍產量到共和二年年底每日近700支。在1793年12月間，發動了以革命方式開采硝石的運動，要求公民們把各自地窯裏含硝土都收集起來，要求各市政府建立工場來衝洗硝土以提取“殺暴君的火藥”。無套褲漢在硝石采集運動中表現出高漲的愛國熱情。這種巨大的努力到1794年春才真正產生結果。在此期間，救國委員會應付了最緊急的情況，並擊退了敵人的入侵。
在軍隊中實行的大恐怖也起了促進作用。救國委員會之所以能夠征集、裝備、武裝和供養14支軍隊並帶領它們走向勝利，應歸功於全國總動員、征用、最高限價、全民軍火製造以及對指揮人員的清洗和迫使將軍們俯首聽命等措施。但若不是革命政府擁有恐怖所賦予的權威，所有這些措施不可能得到貫徹並取得成效。參謀部和指揮人員受到了清洗，從原第三等級的不同成分中和窮貴族中選拔出新一代軍事幹部。然而救國委員會始終不願意用一刀切的措施開除所有貴族的軍職和公職。生於1762年的儒爾當被任命為諾爾方麵軍統帥；生於1761年的皮什格呂被任命為萊茵方麵軍統帥；生於1768年的奧什則做了摩澤爾方麵軍的司令。將軍們均被置於文官政權的嚴格控製之下，必須服從領導。1793年憲法第110條規定：“不設最高統帥。”一切人，無論是將軍還是士兵，都必須遵守同樣嚴格的革命紀律。烏夏爾將軍於1793年9月6—8日在翁德斯考特打了勝仗，攻占了默南。但他不聽救國委員會的指示，突然下令撤退，結果撤退變成了潰逃。結果，烏夏爾被解除職務並送上革命法庭，最後以破壞戰役計劃的罪名於1793年11月15日被判處死刑，押上了斷頭台。但是，不能認為壓在將軍們頭上的是一個缺乏理智的上級。當摩澤爾方麵軍的奧什強攻凱澤斯洛泰恩失利後，救國委員會就曾安慰並鼓勵過他。由於國民公會特派員積極鼓動士兵們的愛國主義熱情，軍隊重振了士氣。“不勝利毋寧死”成為共和國軍隊的口號。
勝利的形勢在1793年秋即已明確。
攻克裏昂標誌著聯邦派叛亂的結束。對裏昂的圍攻持續了很久。該城市在普雷西公爵和王黨分子的煽動下進行頑強的抵抗，使得圍攻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消耗了阿爾卑斯方麵軍不少力量。1793年9月29日，共和派占領了富爾維埃爾，但直到10月9日才進入這座被改名為解放市的城市。隨後，救國委員會才騰出手來加強對土倫的圍攻。迪戈米埃指揮這場圍攻戰，當時有炮兵上尉波拿巴輔助他。1793年12月15日開始進攻，19日即克之。後來土倫改名為山嶽派港。
旺代叛亂也是由於救國委員會采取了有力措施才被粉碎的。戰功卓著的美因茲衛戍部隊開到旺代，對天主教和王黨的軍隊給以決定性的打擊。所有共和派武裝力量被合編成西部方麵軍，由萊謝爾指揮，克萊貝爾輔佐之。兩支強大的共和派縱隊從尼奧爾和南特出發追趕叛匪，會師於肖萊，後於1793年10月在當地殲滅了叛亂的旺代人。但拉羅舍雅克蘭和斯托夫萊帶領2萬—3萬人跨過了盧瓦爾河，一直竄到格朗維爾，打算奪取一個港口以便求助於英國人。11月13—14日，他們攻打國民公會議員勒卡爾龐蒂埃負責守衛的格朗維爾城失敗，遂掉頭南竄，12月3—4日又受挫於昂熱城下，最後奪路逃往勒芒。1793年12月13—14日，馬爾索和克萊貝爾率部經過一場激烈的巷戰粉碎了這股匪徒。旺代叛軍的殘部於12月23日在盧瓦爾河河口的薩夫內被擊潰和消滅。旺代戰爭就此告終。當然，拉羅舍雅克蘭和斯托夫萊又渡過了盧瓦爾河，夏雷特也一直占領著馬萊，但旺代叛亂畢竟再也不能構成直接危險了。
侵略軍的撤退也是救國委員會奮鬥的結果。國境線曾到處都被敵人突破。在諾爾省沿海，約克公爵率領的英荷聯軍8月底封鎖了倫敦政府要不惜一切代價奪取的敦刻爾克。在桑布爾河一帶，科布爾親王率領的神聖羅馬帝國軍隊占領勒凱斯努瓦要塞後，9月底又向莫伯日發起進攻。在薩爾，布倫斯維克公爵率領的普軍尚不甚活躍，但烏爾姆塞爾率領的奧軍卻向萊茵河大舉進犯，10月13日攻占“維桑堡防線”，封鎖朗多並侵入阿爾薩斯。救國委員會向各處發布了進攻令。
烏夏爾的軍隊在翁德斯考特戰勝了掩護圍攻敦刻爾克的弗雷塔格部隊，從而解救了由蘇昂和奧什英勇守衛著的敦刻爾克。這場戰役從1793年9月6—8日打了3天之久，戰局混亂，又沒有獲得全勝——烏夏爾坐視弗雷塔格部隊逃之夭夭，沒能切斷進攻敦刻爾克的英軍後路。不久烏夏爾就在默南吃了荷蘭人的敗仗，隨後被撤職並被砍了腦袋。然而，翁德斯考特戰役卻是共和國軍隊長期來的第一次勝利。
1793年10月16日，儒爾當（在卡諾輔佐下）統率的諾爾方麵軍在瓦蒂尼獲捷，莫伯日也由此得救。國民公會特派員和將軍們一起身先士卒，衝鋒陷陣。而莫伯日要塞司令在戰鬥過程中卻毫無動作，結果被撤職並且上了斷頭台。奧軍則撤往蒙斯。這次勝利並不是決定性的。但繼翁德斯考特戰役之後的瓦蒂尼戰役證明救國委員會政策是正確的，它進一步加強了軍隊的信心。
解救朗多拖的時間較久。當奧地利將軍烏爾姆塞爾入侵阿爾薩斯的時候，布倫斯維克及其在薩爾的普軍仍按兵未動。聖茹斯特和勒巴被派到阿爾薩斯，博多和拉科斯特被派到洛林。救國委員會重組了東部的軍隊並加強了皮什格呂指揮的萊茵方麵軍。奧什被任命為摩澤爾方麵軍司令後，曾於11月28—30日在凱澤斯洛泰恩向布倫斯維克發動進攻，但未得手。奧什被提升為兩軍最高統帥之後，又發起攻勢，1793年12月29日奪取維桑堡防線，封鎖朗多，並進占斯皮爾。普軍向美因茲敗退而去，奧軍也撤到萊茵河右岸。
到1793年底，入侵敵軍已在全線撤退。西班牙軍隊在比利牛斯山脈西段被趕到比達索阿河邊，在東段被趕過特克河。凱萊曼在10月裏解放了薩瓦。這時物資動員也開始顯出成效：全國總動員征召的兵員匯集到一起，軍工生產開始上馬，並於11月初向國民公會展示出它們生產的第一批步槍。事實證明救國委員會的國防政策行之有效。
4.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
1793年12月初，人民運動日趨穩定。政府對非基督教化運動的攻擊使各區和各俱樂部的活動分子們張皇失措。救國委員會從6月2日起一直極力遏製和引導的群眾**被打了下去。同時，調整政府在各省的行動也勢在必行。恐怖統治表現出多樣性。國民公會特派員一般都依靠雅各賓俱樂部和各民眾社團，信賴當地的無套褲漢。所以，不同人的不同傾向產生出錯綜複雜的勢力爭鬥，恐怖措施的貫徹也由此呈現出極大的不同。各地的特派員和雅各賓派固然成功地維持了民族的團結，但他們的行動缺乏紀律和協調性。這兩種行政權力——一種是選舉產生的，另一種則來自革命的運動——並存的狀況往往加劇局勢的混亂。看來，規定各種權力的範圍，使之服從中央的權力，把群眾的革命自發性明確地導向革命政府指定的目標，這的確很有必要。
這種必要性，由於經濟形勢的迫切要求而顯得更加突出。由各縣建立的普遍最高限價帶來很多不平等現象。1793年9月29日法令未提到的，諸如運輸價格、批發商和零售商的利潤等方麵，也有限定的必要。有些地區，如南部已在發生饑荒，而有些地區糧食卻多得吃不完。由此出現混亂和麻煩的局麵。救國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加強中央集權，以便整頓經濟管理，統一最高限價，實行對外貿易國營化，從而實現各省之間的平均分配。經濟上的需要和政治上的迫切性都促使救國委員會去確立自己對整個國民生活的絕對權力。
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的憲法性法令是和這一目標相吻合的。由此確定了戰時共和國的臨時憲法，建立了中央集權製度。
“國民公會是領導政府工作的唯一核心”（第1條）。但“根據1793年10月10日法令，一切行政司法機構和公職人員都受救國委員會直接監察。根據1793年9月17日法令，對於所有與個人有關和涉及一般治安及國內治安的事務享有特別監察權”（第2條）。
巴黎市府的檢察長變成了“國家官員”，成為革命國家的一個普通代表，由各政府委員會管束。各縣都有一名指派的而非民選的國家官員任縣長，因而基本上成為一個行政區域。各省隻能起次要作用了。政府保留了派遣特派員的權力，禁止各法定權力機關通過特派員搞串聯和組成中央議事會。民眾社團也同樣不許這樣做。盡管仍保留著中央革命軍，各省自己的軍隊卻解散了。各種革命稅收也被禁止。
事變本身的邏輯導致中央集權的重建，導致政府的穩定和政府權力的強化。這些正是救國委員會所執著追求勝利的先決條件。但是，人民運動的行動自由就此完結了。
與此同時，形勢發展使這種專製性中央集權重新受到懷疑。大革命勝利了。12月19日收複了土倫，23月粉碎了旺代叛亂，29日解了朗多之圍。恐怖統治難道不可以就此鬆懈、專政難道不可以就此緩和嗎？向往和平生活的人，向往經濟自由的人，都希望救國委員會放鬆約束，削減權限。然而，還在持續的戰爭和春季重新發動的戰役卻仍然需要這些保障勝利的條件。如果救國委員會向日益公開的寬容派攻勢退讓（它突然製止非基督教化運動的行動似乎已經是這種退讓了），它還能保持無套褲漢的信任這一勝利的基本條件嗎？革命政府剛剛站穩腳跟就遭到了反對派的兩麵夾擊。
[1] Brutus（Marcus Junius，約公元前85—前42年）古羅馬政治家，因刺殺搞獨裁的愷撒而著名，在大革命中被共和派奉為偶像。——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