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果月政變和康波福米奧和約之後,督政府在國內廣泛采用了專製的辦法。它取得了某些成效,同時也為以後的執政府作了行政上的準備。但是,政治上的穩定被證明是不可能的,現政權的社會基礎同熱月黨的社會基礎同樣狹窄。隻要大陸和平繼續維持,現政權便能存在下去。但這必須以損害共和三年憲法的自由實施為代價。第二次反法聯盟的組成和重新開戰引起了最終的危機。霧月18日既恢複了國家的權威,又維護了顯貴資產階級的社會優勢。但是政變既訴諸於軍隊的力量,資產階級的顯貴們也由此失去了政權。

Ⅰ.鎮壓與改革(1797—1798年)

政府的組成在果月政變後有了變動,但是在人員和機構方麵仍然很不穩定。政府成員部分地更新了。督政府內卡諾和巴泰勒米分別由弗朗索瓦·德·納夏托(他僅是一名優秀的管理人員)和杜埃人梅蘭(有一定的政治影響)替代。在前部長中隻有拉梅爾留任,其餘的部長除了接替司法部長梅蘭的比利時人朗布雷奇外都很平庸。實際上,執行機構的行動總要受共和三年憲法中有關自由主義的規定所鉗製。它對議會兩院和國庫沒有任何法定的幹預權。於是產生了加強執行機構權力的想法。但是修改憲法的程序極其複雜,根據憲法第338條,這需要9年的時間才能完成。整個問題擺在那裏,一切都可能被每年一度的選舉結果否定掉。

1.特別政策

果月政變後建立起來的特別政權雖然被稱作“督政府的恐怖”,但它不過是共和二年政權蒼白無力的返照。對於熱月派資產階級來說,不可能實行救國委員會曾實施過的經濟獨裁,並且督政府始終不具備革命政府所特有的“強製力”。確實,由於實現了大陸和平,並且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已蛻化為小股的匪幫,當時的危險並不嚴重。一些軍事委員會粉碎了果月18日以後在聖靈橋、卡龐特拉和蒙托邦等地發生的騷亂。共和六年雪月30日(1798年1月19日)的法律規定,凡兩人以上合夥謀殺者將判處死刑。鎮壓的治安性質比恐怖成分更明顯。搜查住宅、行政拘留、幹涉通信秘密、限製報刊的自由(並未恢複檢查製度,而是取締了大量報紙,如在共和四年霜月16日和27日,即1797年12月6日和17日)、監視劇院、清洗行政人員,所有這些措施主要是針對流亡者和教士這兩類人。它們並不是根據新的立法,而是嚴格執行現存的法律。

對付流亡者,隻需使用根據果月19日法律重新生效的一係列立法。共和六年,各軍事委員會下令槍決了160名歸來的流亡者,其中有些人,如絮爾維爾確實曾在阿爾代什重新拿起過武器。有的人可能走得更遠。西埃耶斯在這方麵象征著既要摧毀貴族,又要摧毀民主的革命資產階級。他提出要消滅一切貴族。他的主張未被接受,但是根據他的提議卻通過了共和六年霜月9日(1797年11月29日)法律,把貴族置於和外國人等同的地位:

“前貴族和被授予爵位的人,隻有在具備根據憲法第10條關於外國人(加入法國國籍)的條件和期限後,才能在各地初級議會、市鎮議會和選舉議會裏行使法蘭西公民權,才能被任命擔任公職。”

這項法律的實施細則從未規定,其原因是很明顯的。

1792年和1793年針對教士的法律繼續有效。但是,對於歸國的被流放教士不再流放到圭亞那,即“不流血的斷頭機”,取而代之的是默許的死刑。一些被列入流亡者名單的教士因此被槍決。此外,督政府可以通過個人簽署的法令,把即使遵紀守法但拒絕根據果月19日(1797年9月5日)規定宣誓憎恨王政的一切教士流放。大約有1 700—1 800名教士受到這些措施的製裁。263名教士被流放到圭亞那,1 000名教士被拘禁在雷島或奧萊隆島。

果月18日政變後,督政府的宗教政策是激烈地反教會的。果月19日法律的第25條要求嚴格執行共和四年葡月7日(1795年9月29日)法律關於宗教崇拜活動及其治安問題的規定:任何公開儀式,任何崇拜的外部標誌都被禁止。共和六年熱月17日(1798年8月4日)法律規定必須遵守10天一旬製;果月23日(1798年9月9日)的法律又規定必須使用共和曆。它是“人類思想的偉大和美妙的創造”,現在稱作“共和國年鑒”,無論平民和官員都必須遵守。共和六年雨月17日(1798年2月5日)的法律規定,私立學校,主要是教會學校必須接受市政當局的視察,“以便了解那裏是否遵守10天一旬製,是否慶祝共和國的節日,是否對公民的名稱引以為榮”。人權和憲法的權利應該是“學校啟蒙教育的基礎”。由國民公會規定的旬末節和全國性節日必須按期慶祝。有的人甚至想走得更遠,使共和國成為與天主教對立的一種真正的世俗宗教。督政府的大多數拒絕重新搞“最高主宰”崇拜。但是拉勒韋利耶爾卻竭力推薦由書商舍曼於1797年1月創立的“對上帝的崇拜者和人類的朋友頂禮膜拜”的“有神博愛教”。這種新教宣揚,“地球上一切民族的信條和道義”,它企圖“通過宗教把人們同自己的家庭責任和社會職責聯係起來”。雖然它在資產階級共和派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它從未能觸及到普通老百姓。拉勒韋利耶爾被督政府的大多數成員譴責為鼓動宗教狂熱。

督政府終於激怒了廣大的信徒。但是它遏製了教會反對派和那些拒絕宣誓憎恨王政的教士們的反對。特別措施使它能在一段時間裏削弱反革命勢力。雅各賓派想利用當時的形勢,督政府則準備用特別措施對付他們。

2.共和六年花月22日(1798年5月11日)和對雅各賓派的鎮壓

準備共和六年選舉很快成為果月18日後督政府主要關心的事情之一。被開除的議員加上兩院1/3任期已滿的成員,共有473名議員要被替換,其中包括一半前國民公會議員。這一變動的意義極為重要。現政權通過共和六年雨月12日(1798年1月31日)的法律做好了防備,法律授權現任的兩院審查新當選議員的權限(應當理解為清洗)。然而很快就顯示出來,威脅政權的危險主要不是來自被果月鎮壓嚇壞的、並已經瓦解的保王派,而是來自左麵的反對派。

果月18日以後,“新雅各賓派”的宣傳主要通過各“立憲派聯誼會”迅速開展起來。大量被任命替代被清洗分子的特派員和各行政長官都支持這些聯誼會。督政府感到了危險,於是就利用社會上對當時被稱為恐怖主義者的新雅各賓派的恐懼,提前下手把任何民主的企圖置於死地。風月9日(1798年2月27日),在平等宮“立憲派聯誼會”(又稱薩爾姆俱樂部),邦雅曼·貢斯當提出了4點政綱:“為恐怖主義恢複榮譽;警惕專製危險;給王政主義應有的鄙視;準備選舉以鞏固共和國。”這裏的共和國是指共和三年建立在財產權之上的共和國。“立法者的一切手段都在於維持、鞏固和確保”財產權。

督政府在選舉前給全體法國人(雨月28日,即1798年2月16日)、各地初級議會(風月9日,即2月27日)和各地選民(芽月4日,即3月24日)的致詞裏都闡明了同樣的論點。它揭露了兩重危險,即“來自兩方麵的反對派”,並提出了:“既不要恐怖,也不要反動!既不要王政,也不要專政!”的口號。督政府不顧關於共和派的分裂將產生有害後果的警告,以反對雅各賓主義和過激為借口,準備清除反對派,加強自身的權威。

共和六年的選舉是在政府加強了行政壓力並經過精心準備的前提下進行的。在選舉過程中,在各選舉議會裏發生了由梅蘭挑動的多起分裂,這使得督政府可以隨心所欲地宣布選舉結果有效與否。在巴黎,當左派占多數的選舉議會在奧拉托利大廳集會時,另一個在政府授意下由609名選舉人中的212名“分裂分子”組成的大會卻在法蘭西研究院召開。新當選的議員沒有任何可以恐嚇資產階級的手段,而督政府卻認為自己掌握了一個順從的多數派。兩院裏擁護督政府的議員支持由分裂派選出的議員,並要求宣布他們的當選有效。花月8日(1798年4月27日),雷尼耶在元老院宣稱:“為了保證法國不再看到革命恐怖重新出現在法蘭西大地上,你們必須宣告,戴紅帽的保王派的危險性毫不次於戴白帽徽的保王派。他們將不得進入此地,除非從你們身體上踩過。”花月18日(5月7日),謝尼耶同時譴責“保王亂黨”和“無政府亂黨”。五百人院的多數派和督政府串通一氣,不顧儒爾當將軍的抗議,通過了開除新當選議員的名單。元老院也屈從了。

政府揭露了一起“分為兩股的陰謀”後,共和六年花月22日(1798年5月11日)的法令宣布並沒有發生過分裂的8個省的選舉結果無效;對19個省由分裂派議會選出的議員給予承認;取消了60名法官或行政官員的當選議員資格。總共有106名議員被宣告當選無效。相反,政府提出的191名候選人被選入兩院。其中85名是督政府任命的特派員和官員,另106名是法官和行政官員。他們在理論上是經選舉當上議員的,但實際上其中很多人是由政府安插的。督政們就這樣掌握了兩院大多數,但由於采取了這些虛偽的暴力措施,政府的威信則更為下降。政府的威望並不因為它在花月27日(1798年5月16日)改組時任命特雷拉爾接替弗朗索瓦·德·納夏托而有所回升。新任督政官是律師、前立憲派和弑君派國民公會議員。他是個第二流的人物,並且是一個拙劣的政治家。然而執行機構在一段時期裏還是得到了加強,這使它能把果月政變後開始的改革繼續進行下去。

3.第二督政府進行的改革

從共和六年花月到共和七年芽月的選舉,從1798年春到第二年春天將近一年的時間裏,督政府重新獲得了某種平衡和力量。經過清洗的兩院不再是反對派了。在這種政治氣氛裏,法國的經濟和財政改組開始了。有兩名部長為此作出了很大努力。他們是財政部長拉梅爾和內政部長弗朗索瓦·德·納夏托。這項主要在行政方麵進行的持久性改革事業為波拿巴後來的改革作了準備。共和六年和七年的法律為執政製奠定了基礎。

財政的複興和稅務的改革在果月政變後立即開始。

“2/3破產法”(又稱“拉梅爾清算法”)通過共和六年葡月9日(1797年9月30日)的財政法解決了登入“公債大冊”裏的債務問題,通過霜月24日(1797年12月14日)的法令解決了國家拖欠的債務問題。有1/3的債務因被登入“公債大冊”而得到保證,過期未付的款項不用硬幣支付,而是用“1/3保證票”的票據來代替。持票人能以此繳納稅收或作為購置國有財產支付手段的貨幣部分。“1/3保證票”免征一切稅收。其他2/3被調整的債務用國庫發的票據支付,持票人可用來作為購置國有財產支付手段的其餘部分。這樣,國家預算減輕了1.6億多,以此作為償還2/3債務的利息的費用。實行破產使形勢好轉。後來的執政府得益匪淺,它還通過一次補充破產清算了過去遺留的問題。1801年3月,“2/3調整票”被兌換為債券,其利息為5%,按本金的0.25%計算,這意味著它比共和六年的麵值損失了95%。

稅收的改革旨在增加收入並使之經常化,從而使預算得到平衡。

直接稅的管理機構進行了改組,1789年以來的有關原則被廢除了。製憲議會曾規定隻有民選的機構才能製訂直接納稅人名冊並征收稅金。共和六年霧月22日(1797年11月12日)的法令決定在每省建立一個隸屬於財政部長的“直接稅辦事處”,由督政府特派員以及負責決定課稅基數和收稅的官員組成。這一項法律為波拿巴共和八年的改組提供了模式。

稅務製度徹底改革了。共和七年霜月4日(1798年11月24日)的法令設立了一項新的直接稅——門窗稅,這是根據住宅規模大小估算的、對收入的一種總稅收。1798年秋起,現有的各類稅收都進行了調整,如營業稅(10月份)、土地稅(11月份)、動產稅(12月份)。間接稅也稍有恢複。五百人院通過的鹽稅遭到元老院否決,對進口煙草的稅金略微有所提高。此外還規定對公路征收所謂“買路錢”以及對公共車輛座位征收相當票價10%的稅金。印花稅額有所增加,並且還擴大到報紙和廣告。共和七年葡月27日(1798年10月18日)的法令恢複了巴黎的入市稅,以保證公共救濟資金的來源。共和七年霜月22日(1798年12月12日)的法令改革了稅收登記辦法。以上的改革都很有成效,這些稅務法令的基本部分直至今日仍然有效。

但是財政赤字尚未消滅。共和六年赤字達到2.5億。拉梅爾估計共和七年赤字為6 600萬。於是隻得采用傳統的辦法:出售國有財產、借貸、剝削被占領國家(遠征埃及的部分經費由伯爾尼金庫支出)。督政府現在完全受氣焰囂張的金融家、供應商和實業家的擺布。貪汙腐化日益成風,在陸軍部長謝雷的周圍尤為嚴重。這種惡習根深蒂固,甚至連波拿巴的專製製度也未能加以製止。

經濟上的困難部分地抵消了政府卓有成效的努力。通貨緊縮引起了信貸利率的上升和物價的下跌,而這些又妨礙了經濟的複蘇。市場上流通的硬幣很少,人們的積蓄使它更為減少。在共和九年執政府時期,市麵上隻有10億左右的硬幣流通,而1789年時的流通量為25億。

信貸利率很高,通常每月至少為10%,短期的為7%。雖然1796年佩勒戈和雷卡米埃建立了“來往賬戶銀行”,1797年建立了“商業貼現銀行”以及在魯昂等地也開辦了幾家銀行,銀行機構仍不能滿足需要。這些銀行的主要業務是對股東的貼現。

通貨緊縮引起的物價下跌,由於1796年到1798年連續豐收而更為嚴重了:農產品的價格一般要比豐收的1790年低1/4到1/3。供應的矛盾不尖銳了,麵包降到2個蘇1斤,這有助於社會的安定。但是,通常擁護政府的選民——大地主、大農場主等農業生產商的不滿情緒卻增長了。政權的威信再次受到了損害。

同樣,農業危機也影響到工業。工業從戰爭的影響中艱難地恢複過來,但很難適應擴大了的邊界。在1788年雇傭360名工人,而在共和六年隻雇傭60名工人的裏爾毛紡織廠主,抱怨受到來自蘭堡、韋爾維耶、埃克斯-拉-夏佩爾等地的粗呢的競爭,這些都是被占領或新兼並的國家和地區。農產品價格的低廉削弱了農村廣大群眾的購買力,因此也限製了市場的繁榮。信貸的缺乏則挫傷了人們的事業心。公路狀況不良和完全無保障也阻礙國內貿易的發展。

對外貿易陷於癱瘓狀態。1797年,遠洋貿易船隊的載貨量隻有1789年的1/10,與海外諸島之間的貿易處於停頓狀態。隨著對埃及的遠征,和地中海東岸國家的貿易也中斷了。雖然兼並了不少地區,但共和八年的出口量降到幾乎隻有1789年水平的一半。這時英國商品充斥德意誌市場,但法國工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家卻竭力反對建立一個包括衛星國在內的統一市場。他們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忠實信徒,並且很想對那些姐妹共和國實行專有殖民體製。共和七年花月9日(1799年4月28日)的關稅法重新使用了1791年的條款,並且更為嚴厲:對製造品都課以進口稅;對奢侈商品或法國生產的商品出口則課以原料稅。這種關稅製度將成為執政府時期海關政策的基礎。

督政府的經濟事業(其主要倡導者為弗朗索瓦·德·納夏托)在這種條件下隻能在很狹窄的範圍內展開。內政部長的活動是多方麵的,但是他主要是提出建議,而不是強迫命令。納夏托主張建立新型農業,淘汰無用的牧場,改組和重新劃分市鎮。但他隻限於下達通報,鼓勵生產。為促進工業生產,他於1798年秋在馬爾斯校場舉辦了第一屆全國博覽會,並取得很大成功。他對人口開展係統普查,進行農業統計調查,增辦中心學校,改善公共救濟,還在每個市鎮設立“慈善辦公室”。但是這一切收效甚微。工業生產低於1789年的水平。主要表現在棉紡織業的技術發展緩慢。毛紡織業和冶金業處於停滯狀態。資本主義的財富積聚主要表現在商業裏。布瓦耶-豐富雷德、理查與勒努瓦爾、泰爾諾,以及更老的沙普塔爾、奧貝爾康夫等實業巨頭,都是老式的資本家。他們通常把活計分到各戶加工,而不是集中在工廠生產。除了製造業,他們還經營商業和銀行業務。法國仍然像個農村,主要的生產是農業。盡管已經宣布了圈地和種植的自由,老式的農村卻仍然維持著,馬鈴薯、飼料根塊等新作物發展得很慢。

督政府時期經濟上的軟弱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它在政治上的困難。共和二年那樣的統製經濟和對利潤的限製已不複存在。因此,隻得靠被征服國家來維持政權和軍隊。而當共和七年的失敗把軍隊重新帶回法國國土時,督政府隻得進一步加重納稅人的負擔,因此更失去民心。政治問題再次提到了首要的地位。

Ⅱ.第二督政府與歐洲(1797—1798年)

康波福米奧和約簽訂後,隻有英國仍堅持反對法國。為推動反英鬥爭,看來有必要維護來之不易的大陸和平。然而,督政府推行了一套大陸擴張政策,迅速破壞了外部穩定的一切可能。更有甚者,它還被拖入了對埃及的遠征,從而把衝突擴大到地中海。這種冒險政策終於使國內改革的努力付諸東流。

1.反英鬥爭

共和六年霧月5日(1797年10月26日),督政府決定建立一支由波拿巴指揮的英國方麵軍。督政府在霜月1日(1797年11月21日)的宣言中,表示了法國的不滿,譴責聖詹姆斯內閣是“歐洲最腐蝕人和最腐敗的政府”。它指出了與此相關的經濟利益,尤其是航海和殖民地方麵的利益:“這個內閣必定渴望戰爭,因為戰爭使它致富。”它還追述了英國對法國的殖民地和盟國的巧取豪奪。瓜德羅普於1794年被維克多·於格重新征服。但是,馬提尼克、聖盧西亞島和多巴哥卻丟失了。在聖多明各,即使圖森·盧韋爾蒂爾趕走了英國人,督政府的權威也很微弱。西屬特立尼達與荷屬圭亞那都被英國人占領,在這之前他們已經在錫蘭和開普敦紮下了根。法國的殖民地貿易遭到徹底破壞,外貿航運在英國的包圍下處於癱瘓狀態,海軍也十分虛弱。宣言還痛斥卑鄙的阿爾比榮[1]:“在它的財富裏凝聚著各國人民的血和淚,它是在人民的屍骨堆上致富的。”在政治上對英國的不滿同樣很強烈。督政府還指出,英國用金錢資助反法聯盟軍以及土倫、吉布隆和旺代等地的叛亂:“讓英軍到倫敦去下達和平令吧!”大約5萬名法軍在布雷斯特集中了。

然而,法英之間的鬥爭主要是經濟性的。一直對製造商有利的、重商主義方式的封鎖變得更為嚴厲了。盡管1793年3月1日國民公會法令在理論上禁止英國商品的進口。但是,法國商品需要出口,法國工業原料,尤其是棉花需要進口,這使法律在執行過程中不得不靈活變通。現在,法國對封鎖的設想更加具有戰爭性了,企圖把它作為迫使英國破產,阻止英國出口的一種手段。共和五年霧月10日(1796年10月31日)通過的一項法令下令截獲運載被禁英國商品,特別是紡織和五金產品的任何船隻。然而,必須再次考慮製造商和中立國的利益。但是在果月18日政變後,任何隨和的做法都被擯棄了。共和六年雪月29日(1798年1月18日)的法令宣布,凡是接受過英國檢查或運載英國商品的中立國船隻,都要截獲。海上行劫大為增加。中立國的船隻在法國港口幾乎絕跡了,於是隻得轉向和美國的貿易。這樣,主張對成品禁運的工業家抗議原料的匱乏,而那些富有的消費者則抱怨來自殖民地食品的消失。

麵對法國的威脅,英國的對抗更強硬。對外國入侵的害怕激起了民族感情。皮特政府通過增加稅收,特別是對1799年收入200鎊以上者征收10%所得稅,來籌集資金。軍事努力繼續進行,津貼製的建立,使入伍者增加,但由於不實行義務兵役製和兵員缺乏,不可能對大陸進行任何重大的征戰。艦隊是英國實力的基礎,它保證英國的製海權和對殖民地貿易的壟斷,它將挫敗法方任何登陸的企圖。英國艦隊打敗荷蘭艦隊後,1797年2月14日又將一支西班牙艦隊在聖樊尚角擊敗,卡迪斯港被封鎖。納爾遜艦隊進入了地中海,而法國的布律耶斯艦隊竟然無法穿過地中海返回布雷斯特。

波拿巴風月(1798年2月底)的報告,放棄了入侵英國的計劃。波拿巴一切都為了他的東方幻想,正在加緊準備遠征埃及。而督政府卻把手漸漸伸向西歐,其結果是導致第二次反法聯盟組成。

2.偉大民族和姐妹共和國

康波福米奧媾和以後,督政府的對外擴張政策不久就引起了各大國,尤其是奧地利的不安。這是包括意識形態、政治和經濟等諸方麵因素的擴張。果月18日政變後革命熱情重新高漲,給宣傳注入了一種新的推動力,其目標仍然是把各國人民從貴族和暴君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偉大民族”的周圍將是各姐妹共和國。它們是政治上被奴役,經濟上被剝削的衛星國。反英鬥爭也助長了擴張政策:必須從英國手裏奪取大陸市場,檢查各主要港口和通道以肅清走私。1798年,自由城市牟羅茲被並入法國,日內瓦則成為萊芒省的省會。

果月18日後,1798年1月22日,法國駐海牙代表德拉克魯瓦、巴達維亞軍隊總司令達昂代爾和占領軍司令儒貝爾一起發動了一次同樣性質的政變,巴達維亞共和國被重新改組。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建立起來,各級官員必須宣誓“憎恨原執政官、聯邦主義和無政府狀態”。但是花月22日後,中央集權的民主派被譴責為無政府主義者,政府進行了清洗,顯貴們又占了上風。

瑞士共和國取代了由資產階級貴族統治的、各獨立州組成的舊聯邦。瑞士的愛國誌士,如巴塞爾人奧克斯和沃州人拉阿爾普,主張結束寡頭政治,建立中央集權的共和國。經過一番陰謀策劃之後,沃州被法國占領。波拿巴在其中起了作用。他已把瓦爾特利納並入倫巴第,並希望通過瓦萊地區保障山內共和國同法國的交通往來。1798年2月13—14日夜間,布呂納的部隊向伯爾尼進軍,占領了它的國庫。一部督政式的憲法被在阿羅召集的議會所接受。但是還必須撲滅施維茨、於裏、恩特瓦爾德等山區各州的起義。為了鎮壓反抗,督政府駐瑞士方麵軍的特派員拉皮納於1798年6月16日運用自己的威望發動了一場政變。奧克斯和拉阿爾普被選為瑞士督政官,從而加強了民主派的力量。

1798年2月21日山內共和國被迫接受一項同盟條約和一個貿易協定,它將繼續被一支2.5萬人的軍隊占領,並供給其費用。為使上述條約得到批準,督政府幹預並清洗了山內共和國的議會兩院。1798年6月,督政府對駐米蘭的特命全權公使特魯韋的指示表明了它企圖對各姐妹共和國維係臣屬政策:山內共和國必須“隻為法蘭西共和國的利益效勞,並且幫助它成為整個亞平寧半島上一切政治爭執的仲裁人。山內共和國必須相當強大以助我們一臂之力,但永遠不能強大到損害我們利益的程度”。必須使山內共和國的當局保持“自卑感”。督政府特別仇視領導山內共和國,主張意大利統一的雅各賓派。因為,一個共和製的、然而又是分散的意大利對它的政策更為有利。

1797年12月28日,在意大利愛國誌士發動的一次暴動後,建立了羅馬共和國。但是其結果卻轉為有利於反對派。於是他們就攻擊對此負有責任的法國人,迪福將軍被殺。於是,意大利方麵軍司令貝爾蒂耶向羅馬進軍(那裏的革命者宣布成立了共和國)。教皇被遷往西也納。有多努和蒙日參加的一個公民委員會強行通過了一部督政式的憲法。馬賽納取代了貝爾蒂耶,羅馬共和國遭到了供應商和將軍們的洗劫。

皮埃蒙特雖然在1797年有過一次革命嚐試,但被殘酷地鎮壓了下去。後來還發生過山內共和國愛國者挑起的**,但是它仍然維護了自己的獨立。果月18日之後,撒丁國王批準了一項同盟條約。1798年6月27日,督政府特使迫使撒丁國王接受一項準許法國部隊占領都靈的協議,這對當地革命者的**十分有利。

康波福米奧和約規定的、旨在決定萊茵河左岸命運的拉斯塔特會議,在1797年11月16日開幕。在前奧屬比利時、列日前主教區以及被兼並的前荷蘭領土上(分為9個省並實行法國革命法律),法國的統治是很牢固的。在萊茵河地區,被占領的地方建立了4個省份。奧地利首相蒂居對法國的擴張采取忍讓政策,期望得到法國的回報。法國特使特雷拉爾要求得到包括科隆在內的萊茵河左岸全部領土。對此,1798年3月9日德意誌帝國議會原則上表示同意。奧地利全權代表科本茲爾立即要求得到補償,特雷拉爾拒絕了。4月在維也納,一些搗亂分子襲擊了升著三色旗的法國使館。人們以為兩國要斷交了。

花月22日消除了這種印象。督政府開始追捕左派。在各姐妹共和國它同雅各賓派鬧翻了。尤其在意大利,它樹敵很多,並且還損害了法國的利益。但是反雅各賓的反動勢力光靠自己不可能使法國同奧地利和解。督政府拒絕在它的禁獵地意大利對奧地利作出補償,於是就把它逐步推向了英國方麵。而這時對埃及的遠征又使共和國樹立了許多新的敵人。

3.在埃及的冒險(1798年)

遠征埃及的根源在某種程度上要追溯到波拿巴的“東方幻想”,這有他在康波福米奧表示的要確保法國占領愛奧尼亞群島的打算為證。顯然,在共和六年選舉前夕,督政府對於能擺脫一名令人捉摸不定的、野心勃勃的將軍,並不惱火。名義上臣屬蘇丹的埃及對法國來說並不是陌生的地方。馬賽的商人和那裏一直保持著傳統的貿易往來。早在1796年,法國駐開羅領事馬加隆就建議占領埃及,認為這是輕而易舉的事。於是產生了用埃及補償在安的列斯群島的損失的想法。共和五年獲月15日(1797年7月3日)塔萊朗在法蘭西研究院的演說裏,對這一想法作了進一步發揮:《論目前形勢下在新殖民地可以得到的好處》。塔萊朗在這一事件裏的作用同樣也令人捉摸不透。他主張同英國締約,因此不會不了解,征服埃及必然會引起英國對通往印度道路的安全產生憂慮,還會促使土耳其反對法國。難道是為他的朋友波拿巴的榮譽錦上添花?或者像他情婦格朗特夫人的信裏所說,把英國方麵軍的威脅引向一個更遠的目標,從而“有利於他的英國朋友”?共和五年熱月9日(1797年8月16日),波拿巴已經在談論占領埃及的好處了:“在不遠的將來我們一定會感到,要真正摧毀英國,我們必須奪取埃及。”共和六年風月5日(1798年2月23日),波拿巴向遞交了一份計劃,督政府於15日(3月5日)批準了這份計劃。

遠征的準備工作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在極度秘密的狀況下進行。在兩個月內,由55條戰船組成的一支艦隊以及280條運輸船集中到土倫。遠征軍共5.4萬人,其中3.8萬人為作戰部隊。波拿巴帶著一個龐大的參謀部和一個由187名學者、作家、藝術家組成的委員會。

遠征埃及於共和六年花月30日(1798年5月19日)啟程。6月6日艦隊經過馬耳他,不經戰鬥馬島就落入法軍手中。艦隊避開納爾遜,抵達亞曆山大港,並於7月2日攻占了該城。部隊直奔開羅。當時的埃及名義上由貝伊政府統治,實際的主人是剝削這個國家的“馬穆魯克”[2]。7月21日在金字塔下,他們的騎兵被布成方陣的法國步兵擊敗。由於缺少騎兵,波拿巴未能乘勝追擊。7月23日他進入了開羅。但是,1798年8月1日,納爾遜率領的英國艦隊襲擊了阿布基爾附近的由布呂耶斯率領的法國艦隊,並把它一舉殲滅。隻有兩條戰艦得以幸免。一下子,英國成了地中海的主人,而波拿巴當了自己征戰的俘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