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霧月政變，一直沒能實現的最後穩定的時刻終於來臨。新的現實在許多方麵與資產階級在1789年所表示的願望還相差甚遠。社會還在融合，新的社會等級製度尚未完善。國家的各個機構雖然經過督政府努力改革，但仍然效率低下。行政機構的組織也很不完善。持續不斷的戰爭可能使一切都成為泡影。然而，主要的成果已經取得。盡管有過1799年夏那次最後的恐懼，建立在產業基礎上的顯貴們的至尊社會地位已經不容置疑。在社會方麵，自從1795年春巴黎的無套褲漢運動被粉碎以來，革命就終止了。從社會的繼承性和機構的確立這兩方麵來看，執政府時期是這場革命悲劇的必然結局。
革命事業雖然沒有完成，但它對於法國和當時世界的命運來說，仍不失為一項偉大的事業，並且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毫無疑問，資產階級社會之所以能在歐洲和世界上確立起來，主要是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勝利。這一勝利的具體方式因各國的特定條件而異。早在1789年前，英美兩國的革命已經使盎格魯-薩克遜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其影響是不可低估的。然而共和二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以及爭取平等的偉大嚐試，賦予了法國革命完全不同的意義。
通過摧毀封建結構、宣告經濟自由，大革命為資本主義掃清了道路，加速了它的進程。此外，貴族的反抗、內外戰爭也迫使革命的資產階級把摧毀舊社會的事業進行到底。為了團結民眾各階層，它隻得把原先隻是為反對貴族而提出的權利平等原則置於首位。因此，法國革命事業在它後來的進程中表現出許多矛盾方麵。這使它更加光輝，更加偉大。1789年大革命為建立資產階級社會和國家奠定了基礎。但是在共和二年，它曾勾畫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和平等社會的輪廓。它是爭取資產階級平等和民族團結統一的革命。但是，共和二年的製度曾試圖超越這種表麵平等，並且給團結統一賦予社會內容，即把民眾各階層真正納入國家範圍內。這是一項由於矛盾重重而注定要失敗的宏偉事業。但是它曾使全世界為之發抖，其反響至今仍在延續。
Ⅰ.新社會
假如考慮到1789—1799年這個時期社會衝突深刻的統一性，舊社會的複雜性以及人民革命潮流的重要性，並試圖對法國革命作出總結，人們就會發現，任何簡單化的模式都與實際情況格格不入。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革命摧毀了舊的生產體製及其相應的社會關係，它推翻了舊的統治階級——土地貴族（但需要具體說明其程度）。但是，特別是由於通貨膨脹，革命也同時摧毀了在不同程度上和舊製度融為一體的那部分資產階級。此外，革命依靠經濟自由確保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勝利，但它也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與傳統生產體係緊密相連的那些社會階層的衰亡，盡管資本主義在當時尚未牢固地確立下來（尤其是在農業生產領域）。
1.封建貴族的滅亡
土地貴族及其特權是革命資產階級在農民和無套褲漢運動的幫助下，經過異常激烈的鬥爭之後被摧毀的。
貴族的土地基礎通過取消封建捐稅和什一稅以及出售國有財產被摧垮。
封建捐稅的收益極不相同，但不容忽視。它是許多貴族家庭收入的重要方麵。使農民附屬於貴族的針對人身的捐稅權從8月4日夜裏起就和什一稅一起被取消了。1790年3月15日首先宣布針對土地的封建捐稅可以贖買。立法議會在1792年6月18日宣布，取消沒有原始文書證明的額外捐稅，並不必贖買。8月25日又取消了對任何封建捐稅的贖買。最後，國民公會於1793年6月17日永久地取消了一切封建捐稅，並下令銷毀一切封建契據。
出售國有財產對貴族也是沉重的打擊。從1789年11月2日起，國有財產的首要來源——教會產業被收歸國有。8月10日後一切例外都被取消，先後被沒收的有教會工場的產業（1792年8月19日），馬耳他修士會的產業（1792年9月2日），各聖職人員團體的產業（1793年3月8日）以及救濟機構的產業（1794年7月12日）。1792年2月9日，國有財產的第二來源——流亡者的產業被收歸國有，這一法律在3月30日被再次重申。1792年7月17日決定出售這部分產業。
由於歸還被貴族以及新的繼承法強占的鄉村公社產業，貴族的地產更少了。1790年3月15日，製憲議會取消了在公社產業中實行了30年的“財產分類”辦法。1792年8月28日，立法議會承認各市鎮對公共土地的所有權。在財產繼承方麵，新的繼承權引起了財產的分散。1790年3月15日的法律取消了“長子權和男性特權……以及根據人的身份差異導致的分配不平均”。1791年4月8日的法律規定，在無遺囑繼承時分配必須平等。共和二年霧月5日和雪月17日（1793年10月16日和1794年1月6日），山嶽派的法律重申要平均分配。立遺囑人有直係繼承人時隻能支配1/10財產，隻有旁係繼承人時可以支配1/6財產，而且這部分財產隻能授予非繼承人。1793年6月4日，國民公會同意私生子參加分配其父母的財產。共和二年霧月12日（1793年11月2日）的法律規定，他們可以得到和合法子女同樣的份額。這些法律的效力可追溯至1789年7月14日。然而熱月黨的國民公會廢除了追溯效力。
貴族的人身和他們的財產一樣也受到了打擊。不算群眾性的屠殺與合法的處決，僧侶和貴族作為社會等級消亡了。8月4日夜，把法國人分為3個等級的製度取消了，1789年11月7日的法令肯定了這一做法。貴族和平民之間的一切差別都不複存在。從此貴族降到了和普通公民同樣的地位。1790年6月19日，製憲議會廢除了世襲貴族、稱號和紋章。而且，封建製的廢除、administrative reform 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取消了領主對農民的一切特權，在法律上，他們和普通人等同了。1789年人權宣言的第6條宣告，一切公民都可在國家機構擔任公職，甚至要職。1790年2月28日的法律對軍銜又重申了這一原則：出身不再享受任何特權。隨著危機的加深，貴族除了對革命有過重大貢獻者外，都被逐漸革去公職。盡管人民大眾不斷呼籲，救國委員會卻從未同意通過普遍措施剝奪貴族的公民權。反對貴族的立法在熱月黨和督政府時期都繼續維持。這一點再次表明，即使在熱月黨執政後，階級鬥爭的意識始終未變。共和四年霧月3日（1795年10月25日）的法律禁止流亡者的家屬擔任公職。此項法律被共和五年的保王派多數廢除，果月18日政變後又重新恢複。在西埃耶斯的提議下，當局甚至考慮要驅逐在舊製度下擔任過職務的貴族，並把其他貴族降到和外國人等同的地位。即使共和六年霜月9日（1797年11月29日）的法律隻采納了這些措施的第2部分，而且也從未實施過，它們的意義仍然是深遠的。
穿袍貴族的消亡不僅是由於對貴族產業的打擊，而且更可能是由於取消了買賣官職，並且規定用貶值的指券按官方價格償還這些官職。建立在選舉原則基礎上的行政和司法改革，其首當其衝的受害者通常是這類無職位的官員。
然而我們也不能言過其實。貴族從未被完全和永久地剝奪財產。即使所有貴族因廢除封建製度和領主特權而遭到損失，但隻有流亡者的土地被沒收。許多貴族經過這場革命並無重大損失，而且還保留了地產。當然這些地產現在已成為從封建製下解放出來的資產階級類型的產業。此外，假離婚、通過頂替人贖買等方法也使一些流亡者保留或收回了部分地產。這樣，一部分舊貴族保存下來。他們盡管失去了頭銜，但仍然保持了一部分傳統的地位。到19世紀，他們便和上層資產階級融合在—起。
2.經濟自由和民眾各階層的命運
和摧毀貴族一樣，革命的資產階級也在頑強地摧毀著同資本主義企業發展水火不容的舊的生產和交換體係。顯然，共和二年他們不得不向無套褲漢運動妥協，並重新接受限價和經濟統製，但這隻是反對貴族的鬥爭所必需的一段插曲。熱月9日以後，在人民運動的廢墟上，自由經濟成功地確立起來，其後果對傳統的平民各階層尤為嚴重。
毫無疑問，從取消間接稅到恢複入市稅之前，城市各平民階層一直能得到某些好處（間接稅是使他們生活費用昂貴的原因）。但是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這種好處。這種情況至少一直維持到督政府後期糧食豐收、物價下降時為止。1791年2月2日的“達拉爾德法”廢除了行會。在手工業者裏，如果說幫工從此可以自己開店，因而感到很民主，那麽該法律卻損害了師傅的利益。廣大工資勞動者的工資雖有提高，但持續的失業、救濟機構的瓦解、尤其是納稅人政權和勒夏普利埃法使他們的低下地位合法化，這些因素造成他們的生存條件不斷惡化。
自由經濟促使資本主義高速發展，並由此加快企業的集中。隨著社會生活的物質條件不斷改變，傳統平民各階層的結構遭到了破壞。當然，不應該過分誇大革命時期資本主義的進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局勢發展，尤其是戰爭的限製。並且，資本主義隻是在某些部門，如棉紡織業裏發展得比較迅速。但是，促使資本主義經濟迅猛發展的條件已經具備，它將必然使廣大的無套褲漢淪為無產者。資產階級革命把不能自衛的城市人民各階層交給了新經濟形式的領導者。1791年6月14日的“勒夏普利埃法”禁止“結社”和罷工，它成為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有效工具。
無套褲漢的分化是因革命加速了經濟發展而形成的。在構成1793—1794年間民眾運動骨幹的中小生產者和商人裏，有的人發財致富成為工業資本家；有的人仍然是手工業者和小店主；大部分人則逐漸被淘汰，從而壯大了無產階級的隊伍。手工業者和幫工預感到等待著他們的命運（從手工業者上升到工業資本家的過程中有多少人慘遭失敗啊！ ）。幫工知道機器會增加他們的失業；手工業者則明白資本主義的集中會導致他們的工場倒閉，使他們淪為雇傭勞動者。在整個19世紀，手工業者和小店主竭盡全力維護自己的地位。應該指出從1848年6月到1871年巴黎公社這一時期，他們一部分淪為無產階級，另一部分則變為傳統的人民階層是很有意義的。人們從中可以看到這些階層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勝利而退化的程度，同時可以了解19世紀曆次革命嚐試的某些動機和弱點。
3.農民的解體
大革命中的土地改革給農村各階層帶來的好處是不平衡的。把這些階層聯結起來的主要因素（消滅封建製）一旦實現，他們各自利益的差別就開始加大。革命極大地增強了有地農民的力量。隻占有小塊土地或無產業的小農經過激烈的鬥爭，在革命後不像城市人民各階層那樣一無所有。即使革命加速了農村公社的瓦解，但它卻沒能把它完全摧毀。
有產業的農民獨自享受到廢除什一稅、封建實物捐稅以及實行稅收平等的好處。各類佃農和無地農民隻能從取消奴役和涉及人身的特權中得到好處。國有財產出售的具體方式有利於加強已經擁有地產的自耕農、大農場主以及大農業發達地區的佃農的產業。即使在對農民最有利的時期——山嶽派製定法律的時期，國有財產拍賣也隻對有產業的農民有利。1793年6月10日法律規定分配公共土地，這有可能使貧困農民成為私有產業擁有者，進入農業集約化的渠道。但實際上，不分年齡和性別，按居民人頭分配土地會造成地產分散，因此遭到大部分農村公社的反對。因為他們覺得每人得到的份額太小，而共同經營牧場則更為有利。為了滿足農民對土地的需要和小農的利益，正像喬治·勒費弗爾指出的，還有別的牌可打（如分割大農場）。“以前從未這樣做過”，也不可能通過資產階級革命這樣做。有產階級把大部分國有財產都據為己有。在諾爾省，教會的地產不複存在（在1789年它高達總數的20%）；貴族的地產在1802年從22%降到了12%，由此可見特權階級毀滅的程度。在這同一時期裏，諾爾省資產階級的地產從16%上升到28%以上；農民的地產從30%上升到42%以上。但是，隻有考慮到當時北方農村人口急劇增長，我們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上述結果。
新確立起來的財產權的觀念是有產業農民的觀念，即資產階級的觀念。農村廣大群眾並不仇視個人產權的原則，但是他們認為個人產權絕不能超越集體權利，即共同放牧權和二茬草權、拾落穗權、森林使用權。公有地被小農認為是公共財產。製憲議會宣告了耕種和圈地的自由，廢除一切規章限製，導致“強迫輪作”和“義務輪作”在原則上被淘汰。人工草場即使不圈圍欄也不能實行共同放牧權。這樣，大革命加強了大地主和大農場主的地位（除規定最高限價時期外），自由貿易進一步壯大了他們的實力。當然，農民永遠頌揚大革命使他們的村莊結束了貴族統治。土地革命雖然表麵激烈，其實際效果卻很溫和，甚至“保守”（勒費弗爾語）。從此，少數強大並忠於新秩序的有產業農民在保守的抉擇方麵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了。
貧苦農民的條件沒有得到很大改善，但他們保住了其傳統地位的主要方麵。從總體來看，他們沒能獲得地產。但是，革命中的曆屆議會沒有敢永久地摧毀農村公社，廢除公共產業和集體使用權。圍圈土地是準許的，但並不強迫。這一規定在整個19世紀一直保持著，未被淘汰，因為至今仍然有效的1892年法律規定共同放牧權的廢棄取決於全體村民的意誌。因此，革命在這一領域裏隻達成了一項妥協。但是，當人們把法國農業的發展和英國農業的發展進行比較時，就可發現其全部意義。集體使用權按照農民的意願被保留下來，然而土地和經營的分散卻大大妨礙了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村小生產者長期維持自給自足，給法國的政治史帶來某些獨有的特點。假如圈地和地產重新組合像在英國一樣被強行規定，那麽資本主義在農業領域將會和工業領域一樣獲得徹底勝利。封建貴族頑固地反對革命，在長時間裏阻止了資產階級同它達成任何政治妥協，並迫使資產階級向農民，甚至向貧苦農民讓步，因為資產階級的反封建鬥爭會使貧苦農民變得更加令人生畏。
還有必要在這裏指出一些細微差別，在舊製度時的農民社會結構裏就可以見到這些差別。在大規模農業生產發達的地區，農場主都積極要求農業資本主義化。農村公社因其主要成分外流而很快瓦解：迅速地無產階級化的貧苦農民成為現代農業和大工業必要的勞動力。在進展緩慢的小規模農業生產地區，農村公社因其內部有地農民和竭力維護土地和樹林使用權的貧苦農民之間的對立而遭到破壞。於是兩種經濟形式互相對峙，一種是過時的舊形式，一種是體現資本主義生產者的個人主義的新形式。這是貫穿整個19世紀的隱約的、尖銳的鬥爭。它經常通過傳統的農村騷亂表現出來。最後一次鬥爭發生在1848—1851年間，這既不是最緩和也不是最一般化的鬥爭。
4.新老資產階級
準備並進行了這場大革命的資產階級是革命的主要的受益者。但是，不同的階層受益程度各不相同。資產階級仿佛經過了徹底的改造，它的內部平衡也發生了變化。在它的隊伍裏，原來擁有巨額財富的人地位最為顯赫，現在他們已讓位於那些商人、企業家以及領導生產和交換的人了。
舊製度下的資產階級，即和舊的經濟、社會體係融為一體的資產階級，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和貴族同樣的命運。擁有封建領地並一直依靠各種土地收入過著闊綽生活的資產階級喪失了封建捐稅收入，而他們收取的房租和地租一直被用貶值的指券來支付。共和三年熱月2日（1795年7月20日）的法律才規定地租的一半必須用穀物繳納。“官員”資產階級和穿袍貴族一樣，也因廢除了買賣官職而毀滅。從事自由職業的資產階級也因1793年8月8日取消了律師等級、地方學院和大學而遭到打擊。商業大資產階級則因廢除了間接稅的承包製而受到影響。1793年8月24日國民公會甚至取消了股份公司。大金融集團也因交易所被關閉，兌現銀行消失而深受其害，如同共和二年受到限價和管理條例，即限製利潤的約束一樣。革命捐稅和強迫借款對已有的財產是沉重的打擊。此外，還應看到革命對某些部門的資產階級的打擊以及通貨膨脹造成的災難性的後果。傳統的資產階級比工商業資產階級更喜歡把餘錢用於發放抵押貸款或購買公債券。共和三年，指券的垮台促使債務人用貶值的紙幣歸還本金，了結抵押債務。共和三年獲月23日（1795年7月10日）的法律禁止索還1792年7月1日以前的債務和提前索還其他債務。國民公會時期康邦的“清理永久和終身債務法”以及督政府時期拉梅爾的“2/3破產法”（即“清理法”）對他們又是新的打擊。這些事實都說明為什麽大部分舊製度時的資產階級站到了反革命一邊，並且和貴族有著共同的命運。然而，如果他們的財富主要是地產，而動產隻占其財富的一小部分，這些資產階級隻要沒有逃亡，就保住了他們的大部分產業。混亂的局麵結束後，他們重新有了收入。他們的至尊地位雖然因擁有地產而得到社會認可，但卻遠不如從前那樣無可爭議了。
一種新的資產階級成為頭麵人物了，這就是金融和經濟巨頭。從事投機活動，出售國有財產，提供軍隊的裝備、武器、供應以及對被征服國家的剝削，這些給工商業者提供了擴展事業的新機會。與此同時，資本主義財富積聚不斷發展。當然，資本主義的進展是緩慢的，企業的規模通常都不大，商業資本主義仍占優勢。然而，主要在紡織行業裏已出現了一些大企業，例如：巴黎的理查-勒努瓦爾、帕西的博溫斯、波爾多的拉舍夫蒂耶爾、亞眠的雅奈特等開辦的工廠。多菲內的佩裏耶（又名米洛爾）、圖盧茲的布瓦耶-豐弗雷德都是大工業家。但是這些新的巨大財富的來源主要不是工業生產，而是投機倒把和軍需供應。大量“公司”利用督政府的軟弱掠奪國家財富：朗謝爾公司和博丹公司專長軍需供應；弗利斯公司專長服裝；莫納隆公司專長炮兵車輛。資產階級因吸收了這些“新富豪”而更新了隊伍，其中金融家烏弗拉是最典型的人物。這些人經常給督政府這家“大公司”定調。他們是新社會真正的冒險家，通過他們的事業精神和冒險欲望使領導階級複蘇。他們是資產階級的鼻祖，從他們的行列裏出現了一批工業資本的創始人，他們撇開投機事業，把資本投入生產。
當時的形勢使那些比資產階級低一等的大量小商人和少部分手工業者擴大了經營，增加了生產，積累了財富，從而脫離了平民行列而進入資產階級隊伍。在這方麵，投機經常是社會地位上升的手段。新的領導階級不久就在這個中產階級隊伍裏吸收各級公共行政機構的官員和自由職業者。
經過10年動亂，新社會的各種特點尚未最終定型，但是它們的輪廓已經很清楚。有產者要求恢複秩序的願望，無論是為了保護拯救下來的原有財富，還是為了和平地享受新積聚的財富，都有助於執政府的穩定。新社會的結構在拿破侖時期得到鞏固。於是，在建立保證資產階級優勢地位的國家機構時，開始了新統治階級各類成員的融合：煥然一新的資產階級和歸順他們的貴族在富有農民的協同下把國民和財產等同起來。這樣，1789年人們為大革命確立的目標之一終於達到了。
5.意識形態的衝突：進步與傳統，理性與感情
思想運動在整個革命時期反映了社會、政治衝突。傳統的社會框架解體後，許多人無法適應新的社會秩序。社會變遷引起不同人之間的混雜以及人們的思想易於激怒。所有這一切都有助於提高非理性的威望和力量。革命是啟蒙時代的結局。反革命用權威和傳統來對抗理性主義，並訴諸感情和本能的潛在力量來反對它。聰明才智的優勢地位受到了直覺的挑戰。反理性主義的反動也擴展到文學藝術領域。如果說，古典美學和古代的影響通過達維德還繼續有力地統治著造型藝術，那麽傳統的文學形式卻被抽空了全部實體。古典的科目很難抵禦社會變遷、個人解放以及感情的激怒帶來的衝擊。像整個社會一樣，文化生活也處在動**之中。
科學研究仍然主要是理性主義的天下。1789年出版了拉瓦西埃的《化學論》，1796年拉普拉斯發表了《行星體係闡述》，1799年蒙日發表了《畫法幾何論》。這是人類思想的發展和進步史上3個重大的年代。拉瓦西埃分析了空氣和水，並創立了普遍原理，如物質不滅的原理，總結了當時化學研究的全部成果。拉普拉斯為了解釋世界的起源，提出了星雲說的假設，即星雲的逐漸凝聚可能產生恒星和行星。至於蒙日，他創造了一門新的數學學科——畫法幾何學。在自然博物館任教的是當時最著名的博物學家：居維埃、若弗魯瓦·聖依萊爾、拉馬克。共和八年，即大革命末期，居維埃發表了《比較解剖學教程》，這是劃時代的科學綜合。而一直主張物種不變學說的拉馬克在1794—1800年這一期間構想了物種變異論的偉大假設（他的《動物學哲學》1809年才出版）。
人文科學領域是“思想家”們的沃土。他們維護了理性和經驗的首要地位。1795年後，這些“思想家”雲集在法蘭西研究院的第二分部，即道德和政治科學部以及國民公會創辦的各高等學府裏。他們擁有《哲學旬報》，並通過其門徒掌握各中心學校。他們對傳統和恢複宗教仍然持反對立場。
德斯蒂·德·特拉西在介紹迪皮伊的著作，即出版於共和三年的《一切崇拜的根源》時指出：“神學是世界幼年時代的哲學，現在到了它讓位於理性時代的時候了。它是想象的成果……而另一種哲學則是建立在觀察和經驗基礎上的。”
因此當時的思想意識處於18世紀的哲學和實證主義之間。1795和1796兩年，卡巴尼醫生在法蘭西研究院宣讀了組成《人的肉體與精神之關係》（1802年）的12篇論文中的前6篇。由此可見，他是心理生理學的創始人。另外，他也很關心建立道德科學，認為這和人體科學一樣可靠，能夠為獨立於宗教信條的道義提供堅實的基礎。硝石製造所的醫生皮奈爾在同一時期創立了心理病理學。1798年他發表了《論精神錯亂或癡想：醫理與哲理的探討》。許多關於習俗研究或思想史的著作仍然充滿18世紀的精神。繼伏爾泰的《論各民族的習俗與精神》（1756年）之後，曾以故事集《埃及和敘利亞遊記》（1787年）聞名的沃爾內，於1791年當製憲議會的議員時發表了《論毀滅或關於古帝國的衰亡的沉思》[1]這一巨著。他在作品裏重申了18世紀反宗教的全部論點。斯塔爾夫人以她的著作《論文學與社會製度的關係》（1800年）為擴展文學批評作出了貢獻。她指出：“我試圖分析宗教、道德和法律對文學的影響”。這是把曆史批評引入文學作品的研究。
然而本世紀哲學的最後一部傑作是由孔多塞撰寫的。他同吉倫特黨人一起被捕和監禁，於1794年寫出了《人類精神進步之概述》，對人類可以盡善盡美並無窮盡地進步表現了堅不可摧的信念。他認為，科學領域的進步也是無止境的：
“隨著人們對更多事物間眾多聯係的認識，他們就能用更簡單的語言來表達它們，並能用可以舉一反三的形式介紹它們。”
在從屬於科學的技術領域裏，進步同樣是無窮盡的。在道德科學裏，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同樣受一些可認知的規律支配。為了對笛卡兒這位思想和方法的革新家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國民公會於1793年10月2日通過法令，把他的遺骸遷入先賢祠：“勒內·笛卡兒不愧享受偉大人物應有之榮譽。”
反理性主義的反動潮流和反革命勢力勾結在一起。那些因種種原因曾遭受革命衝擊或苦於舊社會的瓦解的人很快就把他們的不幸歸咎於本世紀的思想。這種對啟蒙時代的譴責，從1794年起在流亡者中間表現出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神父薩巴蒂耶·德·卡斯特爾在他意味深長的著作《用以了解政府真正原則的道德和政治的思想與觀察》裏寫道：“人民越是受到啟蒙就越是不幸。”權威、傳統、啟示宗教、壁壘或庇護所再度流行起來。歸咎於啟蒙思想和革命的那些錯誤被認為來自一種虛假的信仰，即以為原則是由人類製定的，而實際上原則是不能分析，並且是超越理性微不足道的能力的。
這一運動在法國本土還很弱小，而它在國外流亡者中間卻越來越大。一些人隻滿足於非理性地解釋事態的發展。巴呂耶爾神父在他1797—1799年發表於漢堡的《關於雅各賓主義史的回憶錄》裏，把法國革命歸結為共濟會的一次可悲的陰謀：
“在這場法國革命裏，所有事態，以至最駭人聽聞的罪行，都是經過事先預謀、策劃、安排、決定和規定的。一切都是最卑鄙的行為造成的後果。因為這都是由那些慣於在秘密社團裏策劃陰謀，並且善於選擇時機促使陰謀得逞的人準備並引導的。”
另一些人把災難的責任歸咎於天數或“事物的力量”。夏托布裏昂在他1797年發表於倫敦的《革命的曆史、政治、道德麵麵觀》裏頻繁地引述“事件的命定性”，“支配著各帝國的天數”，“這種叫做事物力量的必然性”。但他最終發現自己對此不能理解和無法解釋：
“盡管我們百般努力去了解造成各國動亂的原因，但我們仍然感到有些事情無法解釋。有一種我不了解的、不知隱藏在何方的因素，而它仿佛是一切革命的動力因。”
加入英籍的日內瓦人馬萊·迪龐表現了同樣的反理性主義。他用“事件的命定性”、 “事物的強製性，即這種獨立於人和政府的力量”來解釋大革命。從“事物的力量”到“上帝的旨意”隻相差一步。
反革命的理論基礎首先是由1796年同時出版的、大同小異的兩部著作構成的。一部是博納爾子爵的《論世俗社會裏政治與宗教的力量》；另一部是約瑟夫·德·梅特爾的《論法國》。
在《論法國》裏，約瑟夫·德·梅特爾肆無忌憚地用神力來解釋事件的發展：
“我們大家都被一條看不見的鎖鏈拴在上帝的寶座上。這條鎖鏈拴住我們但並不勒緊……在革命的年代，拴住人們的鏈子突然縮短，因此人們的行動受到局限，開始感到力不從心……是法國革命牽著人們的鼻子走，而不是人們在進行革命……建立了共和國的人們是不由自主的，並且不知道自己幹了些什麽。他們被事態的發展推到這一步……他們隻是受到某種更英明的力量的驅使而已。”
上帝“懲罰是為了使人再生”；法國違背了基督教的感召，因此必須要接受血的洗禮以獲得新生；反革命將在上帝規定的時刻發生。這些係統觀點為“聖彼得堡之夜”做好了理論準備，對於戰爭更是如此。“戰爭本身是神聖的，因為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規律”。正統王權派找到了理論家，王位僭望者獎給約瑟夫·德·梅特爾50枚金路易以資鼓勵。
在《論政治和宗教的力量》裏，德·博納爾提出了一種超越；事物發展和擺脫偶然性的社會實體的理論：
“人們不能給予宗教或政治社會任何結構，正如他們不能給予物體重力或給予物質體積一樣。”
君主製是典型的“法定社會”，它的特點是權力的統一，具有必要的社會區別和等級，篤信基督教。法國君主專製的成功與失敗，曆來取決於它是否忠於內在的構成法則。《論政治和宗教的力量》尤其以盡力抽象為特點，是流亡者隊伍中理論複興的第一次重要嚐試。
這些著作都發表在國外，因此起初在法國鮮為人知。法國國內的反革命勢力主要利用頑固的反理性潮流。盧梭頌揚的感情和直覺的潛在力量是人們對付當時苦難的一種手段。此外還有從神秘學和天啟論演化而來的秘傳學說，以及雖已分裂但仍然起作用的傳統宗教。盡管在社會方麵很保守的政府和共和派資產階級繼續仇恨天主教，在人民群眾裏宗教活動已明顯減少，但是傳統的宗教對許多人來說仍然是一個庇護所和一種安慰，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一座壁壘和一種保障。這些態度為波拿巴恢複宗教提供了有利條件。
文學運動也表現出同樣的對立。革命的衝擊造就了一些新的形式，但是政治的**沒有能力更新舊有的古典形式。然而語言經曆了深刻的變化，單詞被賦予一種新的感情色彩。人們喜歡用的詞有國民、祖國、法律、憲法……厭惡的詞有專製、貴族……它們仿佛被一種內在力量改變了麵貌。
傳統的形式——戲劇與詩歌，除了一些反映現實的作品外，由於一味效仿過時的古代模式，僵硬地拘泥於形式和規範而陷入絕境。
在詩歌方麵隻有一些二流的詩人，如德利爾神甫（1758—1813年）、埃庫沙爾-勒布倫（又名勒布倫-潘達爾，1729—1807年）。後者的主要詩作是《“複仇者”號頌》（1794年）。對愛國主義的頌揚和政治的**導致一些更加有力，更加振動人心的作品問世。祖國成為新的崇拜對象。羅熱·德·利爾的《萊茵軍戰歌》（《馬賽曲》，1792年4月25日）和瑪麗-約瑟夫·謝尼埃的《出征歌》（1794年7月14日）的詩句都是奉獻給祖國的。自由和愛國主義激勵著安德烈·謝尼埃（1762—1794年）的靈感，他於1791年寫出了《網球場誓言》。不久，他的革命熱情衰退。由於被懷疑，共和二年風月17日（1794年3月7日）謝尼埃被捕入獄。他寫出了《年青的女囚》和《諷刺詩》，它們在形式上借鑒古代詩歌，並且洋溢著個人的狂熱感情，開創了浪漫主義抒情詩的先河。
戲劇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了時代的衝擊。形式仍然是古典主義的，但是內容變成了民族的和共和主義的。1791年1月13日，製憲議會廢除了王政時代的審查製度和戲劇方麵的一切特權，“任何公民都可以開設公共劇院，上演各種形式的戲劇”。巴黎開設了約50座劇院，藝人由舊製度下的賤民變為演員公民，他們在革命運動中經常發揮重要的作用。1793年，劇院成為培養公民責任感的學校。8月2日，國民公會下令在各市政府指定的劇院每星期演出3場“關於布魯圖斯、威廉·泰爾的悲劇以及其他表現革命光榮事件和自由捍衛者高超品德的戲劇。每星期有一場的演出費用由國家支付。任何劇院如上演敗壞公眾思想，喚起對王政可恥的迷戀的劇本將被關閉。”
共和二年風月20日（1794年3月10日），法蘭西劇院改為人民劇院。有些劇本不折不扣地取材於當時的時事，如西爾萬·馬雷夏爾寫於1793年的《對國王們的最後審判》是一部獨幕散文預言劇。劇中表現所有的君主都被流放到一座島上。最多產的劇作家是瑪麗-約瑟夫·謝尼埃（1764—1811年）。他的悲劇或取材於古代（《卡依於斯·格拉絮斯》，1792年；《蒂莫萊翁》，1791年），或取材於民族曆史（《查理九世》，1789年；《讓·卡拉》，1791年），但都洋溢著革命精神，影射時政。然而，除了過時的形式外，這些豐富的應時劇無一能流傳後世。
一些與革命運動直接有關聯的新形式應運而生。文學藝術為鬥爭服務，它通過報章雜誌和議會及俱樂部的講壇表現出來。然而這些新形式同曆史的關係比文學更為緊密。
如夏托布裏昂所說，政治雄辯是“革命的成果，它在革命過程中無需培養就能自動發展起來”。確實，雄辯是革命的一種新的文學形式。雄辯受到啟蒙哲學的培育，有時很抽象，充滿了對古代的回憶；有時不免富於誇張，而通常又是熱烈和燃燒著**的。米拉波到1791年4月2日去世前始終以他那運用自如的力量、他那強壯的體魄和剛勁的醜陋統治著製憲議會的講壇。他《關於1/4捐稅》和反對破產的演說（1789年9月24日），以及他對控告者的回答（1790年5月22日）一直堪稱佳作。韋尼奧的雄辯更加優美、流暢，這位吉倫特派的雄辯家喜歡大段發揮和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麵，並樂意使用普通的修辭手法，如重複，譬喻，回顧希臘、羅馬等。丹東以即興演說著稱，他不太考慮演講藝術和篇章結構。他的風格類似米拉波（人們給他的外號是“平民的米拉波”）。羅伯斯庇爾的雄辯盡管常常缺少自發性（他總是預先精心準備他的演說），但他卻以邏輯性強和原則的堅定性，以及熱烈而有節製的**使人信服。聖茹斯特的雄辯術更為有力，他的文體有時更為艱澀，充滿了經過精心推敲的句子（如“把自由變得冷酷無情”）。在資產階級共和國時期，政治雄辯的學院氣變得較重，漸漸失去了光彩。到了執政府專製時期，雄辯之風告終。
由於新聞自由，政治新聞業從1789年起得到了巨大發展。1792年以後實際上對報刊有所限製，但仍然阻擋不了其發展趨勢。舊製度時期以文學為特色的刊物（《法蘭西報》是周刊；《信使》為月刊）由新聞報刊所取代。它們無疑是革命時期真正的文學形式。保王派的報紙被迅速淘汰。裏瓦羅爾為之撰稿的《全國政治報》從1790年起停刊；《使徒行傳》於1791年10月停刊；魯瓦尤神甫的《國王之友》於1792年5月停刊。從1789年起，愛國者的報刊在政治和文學上占據統治地位。它們主要是：埃利澤·盧斯塔洛的《巴黎的革命》、馬拉的《巴黎政論家報》（從第6期開始改為《人民之友報》）以及卡米耶·德穆蘭的《法國和布拉邦特的革命》。此外還有米拉波的《普羅旺斯郵報》（1789—1791年）、孔多塞為之撰稿的《巴黎編年史報》（1789—1793年）、布裏索的《法蘭西愛國者報》（1789—1793年）以及羅伯斯庇爾在1792年5—8月出版的《憲法捍衛者報》。共和二年霜月 （1793年12月），卡米耶·德穆蘭創辦了後來隻出過7期的《老科爾得利報》。在這些政治新聞報刊上可以看到革命雄辯的特點，如對主義執著追求，激烈地論戰，比較講究修辭，引述古代曆史。《老科爾得利報》的第3期仿佛就是塔西佗文章的改寫。平民新聞的主要代表是馬拉的報紙以及1790年11月由埃貝爾創辦的《迪歇納老爹報》。埃貝爾是一位滿腔熱情、富於想象的優秀記者。他文體色彩濃豔，努力反映人民的願望並成為其代言人。熱月政變後，報刊從整體上看是反雅各賓的和保王的。以上這些大量的政治報刊能保留下來的很少。值得一提的有3份：創辦於共和二年花月的《哲學、文學與政治旬報》；潘庫克的《民族報》（又名《世界導報》），它創刊於1789年11月24日，至1803年改為官方報紙；《辯論與法令報》，它的第1期出版於1789年8月29日，其後來的曆史相當悠久。
如果說大革命在文學創作方麵不可否認地受到一些製約，那麽在藝術領域裏卻出現了能夠滿足偉大時代和廣大公眾要求的表現形式。在繪畫、音樂、國家節日慶典的布置圖和壯麗場麵等方麵，大革命都達到了藝術的最高峰。這些藝術不是以引起少數玩賞家的興趣，而是以激發團結一致的人民的革命熱情為目的的。
經常有人指責大革命破壞了文物。如果說確實有許多文物遭到破壞，那麽曆屆革命議會為保護國家藝術遺產所作的努力卻是始終如一的。在製憲議會時期，文物委員會曾派代表到全國各地考察和審定一切值得保護的文物。在國民公會時期，公共教育委員會和臨時藝術委員會也起到同樣的作用。1791年5月26日，製憲議會責成盧浮宮匯集一切科學和藝術傑作。共和二年雪月27日（1794年1月16日），國民公會決定這一藝術寶庫由4個部分（繪畫、雕塑、建築、古代文物）組成的博物館加以保管。亞曆山大·勒努瓦爾把大量藝術珍品，尤其是因民眾憎恨王政而摧毀的聖德尼修道院[2]裏的雕像，集中到小奧古斯坦修道院。共和二年果月15日（1794年9月1日），國民公會以此為基礎創建了法國文物博物館。
藝術家也獲得了解放。在達維德的推動下，他們從1790年起對於法蘭西學院法蘭西學院壟斷羅馬學校和美術作品展覽表示了強烈的不滿。美術作品展覽從1791年起向全體藝術家開放。1793年8月8日，繪畫與雕塑學院和其他所有學術院、大學同時被取消。在這一領域裏，革命的衝擊也使創作者的靈感為之一新。
1793年的美術作品展覽說明上寫道：“莊嚴樸素的共和派也許感到驚奇，為什麽在歐洲聯盟包圍自由之土的時刻，我們仍然致力於藝術……我們決不同意這句名諺：戰火之下無藝術。我們很願意重提一件往事：在被圍困的羅德斯城中，普羅托熱納[3]專心描繪著一幅傑作。”
在最危急的時刻，這短短幾行字表明了整個革命時期鼓舞著大多數藝術家的精神力量。藝術不能脫離爭取自由的總鬥爭。1793年3月19日，在向國民公會贈送一幅表現米歇爾·勒佩勒蒂·埃因投票讚成處死國王而被刺殺的油畫時，達維德宣告：
“我們每人都應以大自然賦予的才華為祖國盡責。盡管形式不同，但大家的目標必須是一致的。真正的愛國者應該竭盡全力用一切手段啟發同胞，不斷向他們呈現英雄主義和德行的最崇高表現。公民們，上天把財富贈給了他所有的孩子，他要求我用繪畫的手段表達我的靈魂和思想。”
達維德（1748—1825年）作為畫家和共和國節日的組織安排者統治著革命藝術。遵循溫凱爾曼的教導（他出版於1764年的《古代藝術史》在1766—1793年曾3次被譯成法語），達維德轉向仿古。他在描繪隻能感覺得到的顏色和掌握易於理解的形式上達到了高超的技藝。達維德同法國18世紀的藝術傳統決裂。他首先以古代的係列作品出名：《賀拉斯三兄弟宣誓》（1784年）於1791年在美術作品展覽中重新和《蘇格拉底之死》（1787年）、《布魯圖斯》（1789年）一起展出。此外還有《薩賓婦女》（1799年）以及完成於1800年至1804年的《列奧尼達斯》。達維德一度曾放棄描摹古代形象，讓他的藝術為革命服務。他勾畫了《網球場誓約》的草圖（1791年在美術作品展覽會展出），繪製了國家節日慶典的許多布置圖，創作了《自由的殉道士勒佩勒蒂埃》和《馬拉之死》。在畫中，馬拉躺在浴缸裏，身上蓋了一幅被單，胸膛被刺穿，為國殉難。畫麵上可以看到馬拉**的上身和流血的傷口，纏著白色馬德拉斯布的腦袋垂在肩上，嘴角仿佛發出了痛苦的微笑，在下垂著地的手裏還緊握著他用來寫作的筆。地上是凶手的匕首……這幅動人的名畫懸飾在國民公會大廳。它頌揚公民的高尚品德，喚醒代表們警惕救國事業所處的危險。從達維德的古代畫到他的革命畫，其統一性來自高尚的精神和英雄主義氣概。
然而，18世紀的藝術繼續存在。特別“敏感”的畫家格勒茲（1725—1805年）仍活著，此外還有更為細巧而又是無可比擬的畫家弗拉戈納爾（1732—1806年）和喜歡描繪廢墟的浪漫主義畫家於貝爾·羅貝爾（1733—1898年）。羅貝爾的某些作品表現了現代生活的確切含艾。普律東（1758—1823年）和達維德一樣醉心於描摹古代形象，但是他的作品裏已經表現出浪漫主義前期的某些特征。最後，在雕塑領域裏有以仿古雕像並尤其以人物塑像著稱的烏東（1741—1828年）。
音樂方麵也表現出同樣的雙重性。通過格雷特裏（1741—1813年）和達萊拉克（1753—1809年），18世紀的傳統得到了繼承。但與此同時，革命的**使得靈感和方法為之一新。戈塞克（1733—1829年）、梅於爾（1763—1817年）以及格雷特裏創作了大量讚歌，在國家節日時由龐大的群眾合唱隊演唱，歌頌愛國主義熱情和共和國的公民責任感。《7月14日之歌》的曲調取自戈塞克為瑪麗-約瑟夫·謝尼埃的《聯盟節頌歌》譜的曲，它始終是最優秀的歌曲之一。梅於爾為瑪麗-約瑟夫·謝尼埃的歌詞譜寫的《出征歌》和《馬賽曲》一樣，都是熱月反動時期和督政府時期共和派戰士對抗保王派歌曲《人民的覺醒》的戰歌。戈塞克首先倡議成立國立音樂研究院，該倡議於共和二年霧月18日（1793年11月8日）被國民公會采納而得以實現。共和三年熱月16日（1795年8月3日）這所研究院改名為音樂學院，以“演奏和教授音樂”為目的，其領導核心由5名督察員組成：戈塞克、格雷特裏、梅於爾、勒絮爾和謝呂比尼。這足以說明，在這一領域和其他領域一樣，各種形式平分秋色，18世紀的藝術和新的表現形式在一起共處。
因此，知識界和藝術界同整個社會一樣，其特點是既有決裂也有繼承。理性主義和傳統，智慧和感情互相衝突。古典藝術形式始終占統治地位，但是浪漫主義已經開始探索自己的道路。瑪麗-約瑟夫·謝尼埃翻譯了奧西昂的作品。斯塔爾夫人在1800年申明她偏愛北方文學：“北方人民遭受的苦難比享受到的樂趣更多。但他們的想象力卻因此更為豐富。”這時還出現了無視時代苦難，以騎士和行吟詩人為主題的、關於“美好的古代”的傳說。這種傳說很快又加上了夏托布裏昂大力宣揚的對傷感的天主教的追憶。通過這種感覺和思想的更新，貴族和流亡者隱隱約約地尋找使自己融合進新秩序的辦法。新的資產階級同樣懷有尋求穩定的願望。它並不關心思想意識，對原則也很漠然，隻考慮享受和往上爬。因此，它特別要求維護既得的新特權：這也是革命事業的主要成果。要求社會穩定的願望超過了思想意識的對立。富有的資產階級和平靜下來的貴族準備支持能保障他們優勢地位（這種優勢地位或是新近取得的或是部分地恢複的）的強有力政權。
Ⅱ.資產階級國家
革命摧毀了舊製度建立在神授權力理論基礎上並保障貴族特權的君主專製國家，代之以建立在國民主權和公民平等原則基礎上的自由和世俗國家。按照納稅多寡來執行這些原則，從而使新建立的機構和革命後的社會結構協調一致。因此，新國家隻能是一個保護新統治階級特權的資產階級國家。
1. 國家民主權和納稅組織
8月4日夜晚實現了在法律方麵摧毀舊的國家機器。所有公民不論出身如何一律平等。“各省、公國、地方、縣、市和居民區的特權”也都被永久取消。買賣官職被廢除。1789年11月3日的法令決定無限期關閉各級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一切限製國家權力的因素都被掃除，包括特權、中間體；地方主義、舊自主的殘餘等。舊的國家機器垮台了。經過根本的改造，國家以嶄新的麵貌出現了。
國家的改造及其權力的削弱源於國民主權這一原則。國家不再是君主的私有產業，當家做主的人民是國家的本源。根據天賦權利的理論，社會建立在其成員之間自由契約的基礎上；從此，國家也建立在政府和被統治者之間契約的基礎之上。因此，國家必須為公民服務，正如1789年人權宣言第2條指出的，國家應該保證維護人的天賦權利。1791年的憲法把君主置於國民之下，把執行機構從屬於立法機構，並把權力嚴格分開。通過選舉，它把國家機器置於公民手中。於是，中央權力因公共機構重新組織而被削弱。在地方，自治也取代了中央集權。1789年12月14日關於市政府組成的法律，12月22日關於初級議會和行政議會組成的法律，都規定了最廣泛的權力分散。國家被解除了武裝，稅收不再由它掌握，維護治安也由各市政當局負責。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然而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國民主權隻掌握在納稅人手中，積極公民依附於顯貴，國家成為資產階級的私產。貴族的反抗和內外戰爭考驗了這個新的結構。但它自1792年8月10日後便不複存在。
國家權力的加強是和革命政府的建立與穩固同時實現的。1792年8月10日王政垮台後，執行機構得以在新的基礎上重建。不折不扣地貫徹國民主權的原則和實行普選把國家擴大到全民的範圍，而恐怖又消滅了敵對分子。在這個新的社會基礎上，共和二年的雅各賓民主國家不得不再次成為專權的國家，為了拯救國家必須這樣。它的專權主義還因1789年事業的兩個特點，即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而得到加強。但這兩個特點直到1793年才取得了合乎邏輯的後果。根據理性主義，國家機構必須服從於一種嚴格合乎邏輯的思想。國家是理性的工具。任何人和事都必須服從理性，它的權威大為加強。根據個人主義，中間體、組織與社團都被取消。新國家隻承認個人，並直接掌握他。麵對權力不受任何限製的國家，公民的權利不再得到保障。“自由的專製主義”建立後，公民就無能為力了。羅伯斯庇爾在共和二年雪月5日（1793年12月25日）關於《革命政府的原則》的報告裏，對此作了解釋：
“立憲政府主要關心公民的自由；而革命政府則關心公共自由。在立憲製度下，幾乎隻需保護公民不受濫用公共權力的損害；而在革命製度下，公共權力本身被迫實行自衛以對付各個亂黨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