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89年，法國正處在被後人稱為“舊製度”的框架之中。
這個社會在本質上仍是貴族性的，它基於門第特權和土地財富。但是，經濟演變使流動財富逐步增加，資產階級的實力不斷加強，從而侵蝕著傳統的社會結構。同時，實證知識的發展和啟蒙哲學的勃興正動搖著現存秩序的思想根基。18世紀末的法國固然仍是個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的國度，但是大規模size 規模貿易trade 貿易的**和大工業的出現（盡管是局部和初發的）正在改變著傳統的經濟。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經濟自由的要求必然激起那些依賴於傳統經濟秩序的社會階層的強烈反抗。然而在資產階級看來，這種發展和要求卻是必不可少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也製定出一套符合其社會和政治利益的理論。盡管貴族階級在社會正式等級中仍居首位，但它在經濟實力和社會作用方麵卻相對沒落。
人民各階層，尤其是農民承受著舊製度和封建殘餘的全部重壓。這些階層尚不知什麽是它們的權利和它們強大到何種程度。在它們眼中，有強大經濟支柱和精神威望的資產階級才是當然的領導者。18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創立了一整套與其曆史、作用和利益相適合的哲學。這種哲學旨在抨擊和摧毀舊製度，它的視野極為廣闊並牢固地依據理性，因而具有一種普遍價值。它把所有法國人和整個人類作為傳播對象。
啟蒙哲學以社會幸福的理想取代了傳統的生活與社會的觀念。這種理想基於對人類精神和科學知識發展的無限性的信念之上。人重新獲得了尊嚴。經濟、政治及一切領域的完全自由應該激發人的活動。哲學家使人把了解自然以便駕馭自然和增加財富總量作為奮鬥目標。這樣，人類社會將得以充分發展。
在這種新的理想麵前，舊製度被迫退居守勢。當然，王朝仍舊保持著神授權利的色彩，法國國王仍被視為上帝在人間的代表，並享有絕對權力。然而，這種絕對君主製已不得人心。路易十六最後還是把他的絕對權力分放給貴族。所謂“貴族革命”（隻不過是“貴族階級的反動”，更恰當地說是一種不惜使用暴力和叛亂risings in叛亂手段的“貴族的反動”）自1787年起成為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行政人員往往很出色，但在高等法院和省三級會議這些貴族堡壘的頑固抵製下，馬肖、莫普Maupeou， René Nicolas de（1714-92） 莫普和杜爾哥Turgot， Anne Robert Jacques， Baron de L'Aulne（1727-81） 杜爾哥進行結構改革的企圖全部歸於失敗。因此，行政組織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行政組織毫無改善，舊製度仍然是未竟之業。
君主政體的各種製度大致最終形成formation of 形成於路易十四時期。路易十六用與其祖輩同樣的政府和禦前會議進行統治。路易十四把君主製度的權威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他卻沒能使之成為一個合理與協調的整體。民族統一的進程在18世紀有較大發展，這種發展得益於交通和經濟聯係的加強、中學教育對古典文化的傳播和沙龍、思想團體及閱讀reading 閱讀活動對哲學思想的推廣。然而，這種民族統一尚未臻於完善。不少城市和省份仍然保留著各自的特殊權利。北部地區保持著舊有習俗；南部地區遵從著羅馬法Roman law 羅馬法。度量衡單位千差萬別，國內路卡關稅重重，民族統一受到阻礙。有的法國人在自己的國家內竟被當作異族對待。行政組織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行政組織的特點是雜亂無章，司法、財政、軍事、宗教各部門的區劃相互重疊，各行其是，鉤心鬥角。
當舊製度的結構在社會和國家中處於勉強維持之際，一場“名副其實的情勢革命”（埃內斯特·拉布魯斯語）加劇了社會緊張狀態：人口增長與物價上漲二者雙管齊下，使危機更為嚴重。
在18世紀，尤其是1740年以後，法國的人口開始增長。和前一時期的停滯狀態相比，這種增長顯得很突出。實際上，這種增長可謂一般。據估計，如果按1789年時的疆域，法蘭西王國的人口在1700年前後為2 080萬，1790年為2 760萬。內克Necker 內克在《法國的財政管理》（1784年）一書中提到的2 470萬的數字似有些偏低。如果按2 700至2 800萬計算，人口增長應是32%左右。這種增長因地區而異，在埃諾Hainault埃諾和阿爾薩斯Alsace 阿爾薩斯較快，在諾曼底Normandy 諾曼底則較慢。英國在同期的居民總數不超過900萬，其人口在一個世紀內增長了80%。西班牙當時的人口為1 050萬。法國的出生率比較高，達到38‰。然而，減少生育的傾向也有所表現，尤其在貴族家庭以及巴黎市和巴黎盆地Paris basin 巴黎盆地的平原地區。死亡率每年的起伏變化很大，可能很少甚至完全沒有下降。盡管從1750年以後開展了醫療衛生宣傳運動，這個時期的死亡率仍高達35‰左右。[1]大革命前per-Revolution 革命前夕，法國人的平均壽命增長到29歲左右。這一人口增長始於18世紀20年代，其主要原因是17世紀由營養不良、饑荒famine 饑荒和流行病（如1709年的“嚴冬”）所造成的嚴重危機已不複存在。從1741—1742年以後，這種“饑荒famine 饑荒”型危機已趨於絕跡。出生率雖保持原水平，死亡率卻下降了。於是人口開始大量增加，在下層人民各階層和城市中尤甚。人口增長在城市比在農村更為突出。1789年，法國已有1萬居民以上的城市60餘個。如果按2 000人以上的居民點為城市的標準計算，城市人口的比例最少為16%，最多可達20%。人口的增長增加了對農產品的需求，促使物價上漲。
在18世紀的法國，物價和收入的變動主要表現為1733—1817年期間的長期上升。按照西米昂的術語，這是“A階段”，在此之前的“B階段”是從17世紀至1730年的蕭條時期。這個長期的上升運動開始於1733年左右（鋰的價值在1726年被穩定下來，大革命前per-Revolution 革命前一直沒有發生過任何貨幣波動）。1758年前這種運動的發展尚且緩慢，但在1758—1770年間（路易十五的“黃金時代”）則急劇進行。此後，上升運動曾趨於穩定，到大革命前per-Revolution 革命前夕又重新出現高峰。歐內斯特·拉布魯斯對24種食品和商品的價格prices價格進行了計算：把1726—1741年間作為基礎，其指數定為100。1771—1789年這一長時期的平均上漲率為45%，而其中1785—1789年間的上漲率達到65%。價格prices價格的上漲因商品而異：食品價格prices價格上漲高於製成品，糧食比肉meat 肉類上漲多。這些特征表明農業經濟仍占主導地位。糧食在人民開銷中的比重極大。糧食產量增長有限，而人口迅速增加，外國穀物grain 穀物又不得介入競爭。1785—1789年間，小麥價格prices價格增長了66%，黑麥價格prices價格增長了71%，肉meat 肉類價格prices價格增長了67%。木柴價格prices價格的增長創最高紀錄：91%。葡萄酒的情況較特殊，隻有14%。許多葡萄農不生產糧食，麵包靠購買，葡萄酒釀造業利潤下降的後果便更顯嚴重。紡織品（毛織物為29%）和鐵（30%）的價格prices價格上漲率處於平均水平以下。
周期性的波動（1726—1741年、1742—1757年、1758—1770年和1771—1789年各為一個周期）與季節性的波動在此期間相互交錯，加劇了物價上漲。在周期的最高點1789年，小麥上漲達127%，黑麥達136%。關於糧食，好年景時季節性價格prices價格波動不很明顯；壞年景時，波動便會加劇。從秋季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價格prices價格可以增加50%至100%，甚至更多。1789年，季節性波動的最高點在7月頭15天：小麥價格prices價格上漲150%，黑麥上漲65%。經濟情勢主要通過生活費用表現出來，它所產生的社會後果便可想而知了。
經濟波動的原因是多方麵的。關於周期性波動、季節性波動以至危機，其原因應該從總的生產條件和交通狀況中去尋找。各個地區全靠自給自足，生活費用的高低完全取決於收成多少。產量不高，缺乏儲藏技術而使糧食不能保存到來年。工業的結構主要是手工業型的，它很少出口exports 出口，隻服從於國內消費，並受農業波動的直接影響。長期的價格prices價格上漲產生於四組相互作用現象的綜合效應。首先是貿易trade 貿易關係的密切和生產商品化的加強，其次是金屬貨幣流通的擴大和匯票、記名本票等形式的短期信貸的發展。金屬貨幣流通的擴大是由於巴西的金礦和墨西哥的銀礦得到開發。它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並促進了這種發展。人口增長同樣起了作用，它擴大了需求和勞動潛力，刺激了商業和生產。最後，在這種物質環境下勃興的經濟投機精神助長了長期的通貨膨脹inflation 通貨膨脹。
以上便是舊製度的危機在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麵的種種表現。對此問題的研究即是勾畫出大革命發生的深刻根源與偶然起因，並且預先指明大革命在法國近現代史中的特殊意義所在。
[1] 原書為35%，似有誤。——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