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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從縣城開往黑山鎮的公共汽車上，車窗外的一切像是電影裏的快鏡頭，在眼前浮現。記憶的閘門又一次被打開——他想到了父親方保國。
父親方保國曾是一位民辦教師，在他們家所在的黑山鎮遠山村小學任教。那時候，民辦老師家裏都有責任田，方保國除了上課，還要抽時間去種自家的責任田。上班時間，方保國去學校給孩子們上課；放學之後，他還要去幫著妻子幹農活。
方心寧還有個姐姐，大他10歲，叫方心靈。自從家裏添了這兩個孩子以後，方母被拴在家務上的時間長了，地裏的農活隻好由讓父親一個人幹。白天擠不出時間，父親就在晚上下地。澆水，割麥子，很多活兒都是方保國乘著月色一個人在那裏忙。正是這個原因，方心寧走夜路時見到月夜趁涼收麥子的人，總會停下來，在一旁聽一聽那“喳——”“喳——”的割麥聲，似乎這樣就會看到父親直起腰來，用胳膊捋一把臉，向他笑。這“喳——”“喳——”聲，正是父親亦師亦農的生活節奏，以至於方心寧的回憶裏總少不了這種聲音。而每當這種聲音在耳畔響起，方心寧就會覺得父親的目光就在身後，正看著自己向前走。
方心寧很小的時候，父親偶爾帶他去學校。那是村子裏最寬敞的一個院子，成排的平房，高聳的白楊，蔥綠的冬青，青磚砌出花邊的花圃，還有木樁上釘塊板做成的簡易籃球架。學前的方心寧最樂意在這裏跑跑跳跳，享受一個小學生才有的快樂。有時候，到辦公室裏，撿幾顆粉筆頭，隨心所欲地畫個什麽圖形，接受方保國的兩個同事——小梁老師和老黃老師——的誇獎。在幼小的方心寧心裏，那是世上最愜意的事了。
往事的細節多已淡忘，但有一回，黃老師指著小方心寧說過：“孺子可教，是有誌之士。”語出突兀，小梁老師和父親不解地看著他。他指了指方心寧的脖子後麵，惹得大家都大笑起來，原來，彼“誌”乃“痣”。後來，方保國還真就常拿這個痦子常常給兒子礪誌。現在想起來，父親那些教育他的話，仍然如在耳邊。
方心寧有時趴在窗外聽父親講課。父親用他那帶有濃重鄉音的辛縣普通話，抑揚頓挫地講著，聲音洪亮，能讓每一個學生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學生們都很喜歡他，喜歡他的博識，喜歡他的和藹，特別是他在課堂上那保持始終的微笑。
在這所隻有三個老師的學校裏，學生並不多。師生們天天生活在一起，早已融入了更多的親情。每當雨雪天裏，父親總要想辦法把學生們全都送回家之後，自己才離校。有時帶去的午飯勻給了學生，他隻好餓著肚子捱到傍晚。
一次，天又下了大雨，父親正在上課，發現漏雨的房頂嘩啦啦地落東西。父親忙指揮大家趕緊往外跑。房頂忽地坍下一大片，一根房梁重重地擊中了他的背。門距他站的地方隻有一步之遙，輕輕一邁即可出去，但他不能這樣做，因為屋子裏還有學生，他得指揮他們全部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好在父親福大命大，在家躺了幾天，總算躲過一劫。上級聽說了房頂坍塌的事情後，要獎勵那位勇於救人的好老師。就在同一天，學校裏年齡最大的黃老師在校門口泥水裏不小心滑了一跤，把腿摔得骨折了，正為醫藥費發愁。身為教學點負責人的父親就把黃老師的名字報了上去。再後來，上級不僅為此給黃老師痛痛快快地報銷了醫藥費，作為獎勵，還特地優先把他轉成公辦教師，沒過多久，又為他辦理了退休手續，這都是後話。
這個秘密，隻有遠山村小的三個老師知道，他們不說，外界永遠無人知曉。
上級又給學校蓋了幾間新房子。這把父親給樂壞了，在學校裏樂不夠，到了家還“嗬嗬嗬嗬”地笑個沒完。母親不高興了，數落他：“把功勞讓給別人咱不說，房子塌時你不會先跑出來嗎？你有個三長兩短的讓我們娘兒們怎麽活？”父親很幹脆地說：“我是老師嘛。”
還有一次，幾個上一年級的小學生調皮，敲著他們家的後牆一遍又一遍起勁地唱：“老師老師老老師，逮住老師炒炒吃。”當時姐姐聽了非常生氣，撿起一塊石頭追了出去，方心寧跟她後麵。父親剛好在家，喊住他們兩個，說：“鬧著玩的，當真就沒意思了。”他出去，笑著對孩子們說：“誰編的？還怪押韻哩。”聽了這話，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地蜂散了。
父親當然最疼自己。每次放了學回家，不進大門就喊：“寧寧，寧寧。”這時，父親必定給方心寧帶回來好吃好玩的東西了，或者一個甜果，一個糖人，也或者一隻蟈蟈，一條小魚。這些東西，有的是人家給的，有的是自己買的或親手捉的。
那時，父親在鎮裏一直是一個典型人物，經常出去開會。回來，他就把鎮裏縣裏的新鮮事講給兒子聽，拿出開會發的皮包和各種本本，指著上麵的字，細說開的什麽會，得的什麽獎。他不止一次說：“寧寧，等我轉正了，一定帶你去縣城逛逛。”
父親一連串的美好設想，為方心寧的童年增添了不少生趣。
方母有時埋怨丈夫，學校裏開不了幾個錢，地裏的莊稼也常常給耽誤了。這時，父親就一聲不吭，隻默默地聽著。其實方母隻是心疼他忙裏忙外，怕他受不了那份罪。被說急了，父親就隻一句話：“我是老師嘛。”言外之意是說，我別無選擇。方母也就沒法再與他吵，歎口氣走開。
有一回，父親見妻子不再跟他計較，就帶著勝利的笑意，對方心寧說：“每個人都是一朵花，你也是，對不，兒子？”
幼小的方心寧就問爸爸：“爸爸，你呢，是朵什麽花？”
父親想了想，說道：“從來都是有狀元學生沒有狀元老師，我呢，就算是無花果吧。”
父親說了很多，但自己記著的隻有這些，尤其是他說這些話時的神態，方心寧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這些話，讓他深深地銘刻在心，讓他明白父親為什麽整天那麽有幹勁，讓他在一種無奈的語氣中，聽出了一些別的東西。
其實，父親曾有三次機會可以不幹這個民辦教師。一次是附近的煤礦讓他去做文書，他本來報了名並且已經去了，可思前想後，總覺得舍不得這夥孩子，在礦上待了不到兩天，就又跑了回來；一次是村裏的老會計年齡大了，村裏要他去當會計，可他總不能按村裏幾個領導的意思辦事，跟人家鬧了矛盾，索性又回到學校；第三次是鎮裏某辦公室要找一個文化人去寫材料，村裏推薦了他，可他說什麽也不去了，賴在了學校裏。
方心寧終於上了小學，每天跟父親一同去學校。
然而，有一天，在去學校的路上，父親突然暈倒。方心寧嚇的大哭，引來了大人才把他送去醫院。可是，這一去，他就再也沒有活著回來。醫生說，他得的是肝裏的病，跟焦裕祿當年得的一樣，這種病到了那種地步，很疼很疼。
老黃牛一樣能幹而又能忍耐的人走了。很少有人去想，看上去身體健壯、吃苦耐勞的老黃牛，倒下去的時候會是轟然墜地，那麽突然，甚至不留絲毫挽救的餘地。
母親帶著孩子呼天搶地地把父親的屍骨從鎮衛生院迎了回來。出殯那天，他的學生能來的都來了，有小學生，也有青壯年，陪著他們，安慰他們，跟他們一起落淚。
親眼看著父親倒下去，自己說不清心裏有多難過：以後，誰還會“寧寧”“寧寧”地喊著，給自己帶來那些稀罕的玩意？誰還會答應帶自己去縣城？
在方心寧的眼中，那時的父親，簡直就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台機器，一台不用保養又不知停歇的機器，也難怪當時鎮裏都稱他為“教育戰線的鐵人”。而對於方心寧來說，關於父親的一切，從此都變成了記憶。家中的頂梁柱就這樣倒下了，家庭的重擔全壓在了母親的肩頭。
父親去逝不久，全縣的民辦教師開始陸續轉正。父親為了等這一天，整整等了20年，這一天來了，他卻已長眠地下。
辛苦一生，平淡一生，父親對人生所有的渴望，都隨著他人生句號的突然出現而如煙一般散了。
那時的方心寧才上三年級，已經有了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