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博學的漫畫家，他喜歡這樣反問自己：對於這個世界，地滾球、填字遊戲卡、小提琴、煮洗的衣服和門前的擦鞋墊怎樣看呢?
在戰爭中，有許多人做著各種奇怪的工作，我隻想知道受命操縱大型現代化攻城炮的人的心理反應。因為沒有比發射貝爾塔型巨炮更加荒誕的工作了。
別的士兵多少還知道自己在於什麽。
從飛騰而起的紅光中，飛行員可以判斷出是否擊中了煤氣工廠。
通過遺棄的殘骸，潛艇指揮員可以在返回後，判斷成功的程度。
知道堅守在塹壕裏便是守住了陣地，壕溝裏的可憐蟲也會沾沾自喜。
甚至，看不見目標的野外炮兵射擊後，也用耳機詢問藏在7英裏外一棵枯樹上的同伴，所射擊的教堂是否有坍塌跡象，是否需要變換角度重打一次。
隻有使用貝爾塔型巨炮的人，他們生活在虛無縹緲的孤獨世界中。冒冒失失地把炮彈射往天空，連知識淵博的彈道學教授都無法預見炮彈的命運。它們或許擊中了目標，落在了兵工廠或要塞中心；或許打中了教堂和孤兒院；或許安靜地潛入河底，紮入墓穴，而沒有造成任何傷害。
依我所見，在許多方麵，作家與攻城炮兵類似。他們也在操縱一門重炮，他們發射的文學炮彈也許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起革命或動亂。不過，一般發射的隻是靜臥在附近田野裏的啞彈，最後成為廢鐵，或製成雨傘架和花盆。
確實，把大量的紙漿都消耗在這樣短的時間內，這在曆史上是空前絕後的，這就是我們說的“文藝複興”時期。
許多人都迫不及待地印刷自己的作品，所用的紙張都是12開以上的。像意大利半島上的托馬索、裏卡多和恩裏格，條頓大平原上的托馬西醫生、裏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裏希。而模仿希臘人寫動人的十四行詩的托馬西諾，學著羅馬祖先的佳篇文體寫頌歌的裏卡蒂諾，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另外，熱衷於收藏古幣、雕塑、塑像、圖畫、手稿和古代盔甲的人更是不計其數。嘔心瀝血地把整整3000年從前輩的廢墟裏挖掘出來的東西分類、整理、製表、登記、存檔和編纂，再配上美麗的銅版和精製的木刻，用無數對開紙印出集子。
穀登堡因印刷術的發明毀了，但弗勞本、阿爾杜斯、愛琴尼等新印刷公司卻從強烈的求知欲望中大撈油水，發了橫財。不過，文藝複興的文學產品在作家們生活的15世紀和16世紀並沒有產生巨大影響。貢獻出新思想的人隻是少數的幾個鵝毛筆英雄，他們像那些開大炮的朋友一樣，沒有親眼看到自己的成功和作品造成的破壞。但是，總的來說，他們鏟除了進步道路上的各種障礙，我們應當感謝他們，是他們徹底地清掃了堆積如山的阻礙我們思想進步的垃圾。
然而，嚴格地說，文藝複興最初並不是“向前看”的運動。它鄙視過去，上一代的著作被他們稱為“野蠻”之作或“哥特式的野蠻”之作(因為哥特人曾一度和匈奴人一樣名譽掃地)。文藝複興的誌趣主要在藝術品上，因為藝術品裏蘊藏著一種名為“古典精神”的物質。
文藝複興確實大大振興了良知、自由、寬容和更為美好的世界，但這並不是運動的領袖們想做的。
波希米來農民和英格蘭自由民用哪國語言祈禱，用哪種精神學習耶穌的教誨，為自己的放縱付出多少代價，甚至讀什麽書和怎樣教育子女，都是羅馬主教強行規定的，對此很久以前就有人提出質問。這些人公開蔑視這個超級王國的力量，卻被它打得粉身碎骨。他們甚至還領導過一場民族運動，但都以失敗告終。
為了讓全世界都知道教皇體製仍然是至高無上的，偉大的簡·胡斯的骨灰還沒涼就被扔進了萊茵河。
威克利夫的屍體被官方焚燒了，它暗示列斯特夏的下層農民，檢察院和教皇的手還能伸到墳墓裏。
很明顯，直接攻擊是行不通的。
“傳統”是15個世紀以來巨大的權威逐漸精心建成的一座堅固堡壘，想靠外力攻打占領它，是癡心妄想。傳統中也有很多不光彩的事。3個教皇為爭奪聖彼得唯一合法繼承人而大動幹戈，腐敗透頂的羅馬和阿維尼翁教廷製定法律隻是為了斂財，君主的生活驕奢**逸，貪財謀利之人以日益加劇的煉獄恐怖來要挾死了孩子的父母繳費……所有這些人所共知，但教會的安全絲毫不受影響。
然而，一些人對基督教事務沒一點興趣，對教皇和主教也沒有深仇大恨，他們隨意開了幾炮，卻使這座陳舊的大廈倒塌了。
布拉格的“瘦小蒼白的人”向往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可他沒能完成的事卻被一群烏合之眾實現了。這夥人沒別的要求，隻想做聖母教會的虔誠弟子，活著時隻想做一些善事的讚助人，等老了安靜地死去。
他們來自歐洲各地，是各行各業的代表，如果他們所作所為的真正目的被當時的曆史學家道破，他們會惱羞成怒。
以馬可·波羅為例。
他是個非凡的旅行家，看到過奇光異景，因此被局限於西方城市巴掌大的地方的人們稱為“百萬美元的馬可”。他告訴人們，他看到的金色禦座有寶塔那麽高，大理石牆有從巴爾幹到黑海那麽長，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馬可·波羅沒辦法了，然而他在曆史的發展進程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的文采並不好，對文學也有同時代同階層的人的偏見。一個紳士應該做的是揮舞寶劍而不是耍鵝毛筆，因此他不願意當作家。但是，戰爭讓他進了熱那亞監獄。他向同牢的一個可憐作家講述自己一生的傳奇故事以消磨無聊的時光，通過這種間接的途徑，歐洲人終於了解了很多過去一無所知的事情。馬可·波羅頭腦簡單，他堅持自己在小亞細亞見過一個虔誠的聖人把一座山挪動了兩英裏，他想以此告訴異教徒“真正的信仰能做到什麽”。他也輕信了許多流傳的故事，講沒有腦袋的人和三隻腳的雞，但他講述的事情超過了以前的一切，推翻了教會的地理學理論。
馬可·波羅一生都是教會的忠誠信徒，如果有人把他和同時代著名的羅吉爾·培根相提並論，他會勃然大怒。培根是個地道的科學家，為了追求知識，他忍痛割愛，10年沒寫作，還被在監獄裏關了14年。
而兩個人中，馬可·波羅的危險更大。
隻有十萬分之一的人會跟隨培根追逐天上的虹，用娓娓動聽的進化理論來顛覆當時的神聖觀點，而學過ABC的人都可以通過馬可·波羅知道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這些東西是《舊約》的作者從未想過的。
當然，我並不是說在世界尚未獲得自由之前，僅靠一本書就能顛覆《聖經》的權威性。普遍的啟蒙開化是幾百年艱苦準備的結果。但探險家、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樸實宣言卻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大大促進了懷疑論精神的興起。懷疑論是允許人們去發表一些言論，而這些言論在幾年前還會使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爪。這是文藝複興後期的特點。
例如薄伽丘的奇特故事，他的朋友從佛羅倫薩出發，開始有趣的長足旅行，第一天就聽到了這些故事。說所有的宗教體製都是對錯參半的。可是，如果這個結論成立的話，那許多觀點就無法證明其正確與否，既然這樣，為什麽要把不同觀點的人送上絞架呢?
著名學者洛倫佐·瓦拉的探險更傳奇。他死時是羅馬教會政權中深受崇拜的政府官員。世界上有康斯坦丁大帝曾把“羅馬、意大利和西方所有省份”贈給西爾敏斯特教皇的傳說，曆代教皇都以此為依據，在整個歐洲作威作福。洛倫佐在鑽研拉丁文時斬釘截鐵地證明說，這個傳說隻是個糟糕的騙局，是皇帝死去幾個世紀後，教皇法庭裏的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編造的。
還有更實際的問題，看看一直受聖奧古斯丁思想影響的那些虔誠的基督徒。聖奧古斯丁曾教導他們說：“地球另一端的人的信仰是異端邪說，那些可憐的生靈不可能看到第二次基督降臨，所以他們根本沒有理由活著。”但是1499年，達·伽馬首航至印度歸來，描繪了他在地球另一端發現了人口密集的國度，這時候，那些虔誠的基督徒該怎樣看待聖奧古斯丁的教義呢?
一直有人告訴這群頭腦簡單的人：我們的世界是平麵圓盤子，宇宙的中心是耶路撒冷。但“維多利亞”號環球航行後平安回來，表明《舊約》中的地理理論有很多嚴重錯誤，這些人該相信誰呢?
我再重申一下：文藝複興不是自覺鑽研科學的時代，遺憾的是，在精神領域中也缺乏真正的誌趣。這300年來，美德和享受是一切事物的主導。教皇雖然強烈反對一些臣民的異端教旨，但隻要這些反叛者能侃侃而談，有印刷和建築學知識，他也非常願意和他們共進晚餐。盲目鼓吹美德的人，如撒沃那羅拉，和不可知論者的危險同樣大，年輕的不可知論者很聰明，他們在詩歌和散文中對基督信仰的基本觀點的抨擊言詞激烈，絕不和顏悅色。
人們表露的是對新生活的向往，但骨子裏卻蘊藏著一種潛在的不滿，他們反對現在的社會，反對擁有無上權力的教會對人類思想發展的限製。
薄伽丘和伊拉斯謨之間隔了差不多200年。在這段時間裏，抄寫匠和印刷商一直在忙碌。除了教會自己的圖書外，差不多所有的重要著作都在不停地暗示：希臘和羅馬的古代文明已被野蠻入侵者造成的混亂局麵取代了，無知的僧人統治了西方社會，整個世界陷入了水深火熱的災難之中。
倫理學並不能引起馬基雅維利和羅倫佐·美第奇時代人的興趣。他們比較現實，最會利用現實世界。他們表示要與教會和平共處，從不試圖改革或對管轄他們的製度提出質詢，因為它的組織強大，到處都是魔爪，那樣會帶來很大的害處。
但是，他們總是如饑似渴地探求過去的事情，不斷追求新的刺激，思想極為活躍。這個世界上的人們從小就認為“我們知道”，但過一段時期又反問道：“我們真的知道嗎?”
對後世來說，這要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詩集和拉斐爾的畫集更有紀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