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任何書籍都會有危機，或在前50頁，或在稿子結尾。確實，一本書若沒有危機，就像一個孩子沒有出過天花一樣，這也許正是問題所在。
這本書的危機出現在幾分鍾前，因為想在1925年撰寫著作來論述寬容思想好像非常荒誕，也因為到現在為止，我花費在這部書基礎研究上的諸多寶貴時光和艱辛勞苦可能要徒勞無功了。我很想燒了伯裏、萊基、伏爾泰、蒙田和懷特的書，也很想把自己的著作丟進火爐燃成灰燼。
這是怎麽回事呢?
原因很多。第一，作者與自己定下的命題朝夕相處，一起生活了這麽久，勢必會感到乏味。第二，懷疑這類書沒有一點實用價值。第三，我擔心這本書會成為不那麽寬容的同胞們的借口，書中的一些不很重要的史料會被他們用來為自己的卑鄙行徑作辯解。
以上這些問題在大多數嚴肅圖書中確實存在，除了這些，這本書還有一個無法解決的困難，也就是它的“結構”。
一本成功的書，總要有頭有尾。這本書倒是有開頭，但結尾呢，能有嗎?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我可以列舉出很多聳人聽聞的罪行，它們表麵上打著公正無私的旗號，實際上是不寬容的產物。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裏，不寬容的地位被抬舉得至高無上，這一點我可以描述。
我可以大聲斥責和嘲弄不寬容，直到讀者大聲齊呼：“打倒這個可惡的東西，讓我們全都寬容吧!”
但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不清楚怎樣才能實現我努力的目標。現在有多種多樣的手冊向我們講述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從飯後的閑談到如何表演口技，不勝枚舉。上周日我看到一張函授課程廣告，題目超過了249個，學院保證學生用很少的錢就能達到爐火純青的水平。但是，用40或4000個課時講明白“怎麽做到寬容”的問題直到現在也沒有人提出來。
據說曆史是能解開許多秘密的鑰匙，但卻不能幫助我擺脫困境。
的確，人們可以寫出鴻篇巨著，談談奴隸製啦，自由貿易啦，死刑或哥特式建築啦，因為這些問題是非常明確具體的。即使一點資料也沒有，我們至少還可以研究自由貿易、奴隸製和哥特式建築中支持者或反對者的生平。我們從這些佼佼者講述他們命題的方法，他們的個人習慣和社會聯係，對飲食和煙葉的嗜好，甚至穿的馬褲，就可以對他們積極讚揚的或惡意詆毀的理想得出某些結論。
可是，從來沒有人以寬容為職業。即便有也是在追求別的東西時，出於很大的偶然性，無意中從事了這項偉大的事業，他們的寬容隻是一個副產品。他們可能是政客、作者或國王，也可能是物理學家或謙虛的美術家，所以，為寬容而奮鬥不是他們的畢生事業，隻是在國王的事務中，在行醫和刻鋼板中，有時間為寬容美言幾句，他們對待寬容就像對下象棋和拉小提琴一樣。盡管一般來說不論是從戎、探測還是拯救世界的人，從事共同工作的人都有共同的性格，但這夥人卻魚龍混雜(比如，斯賓諾沙、弗雷德裏克大帝、托馬斯·傑弗遜和蒙田竟會是好朋友)，幾乎不可能找到他們性格中的相同點。
因此，作家很想向警句求助。世界的某個地方有一句警句，能適用於各種進退兩難的困境。但《聖經》、莎士比亞、艾薩克·沃爾頓和老貝哈姆都沒給我們留下任何東西來對付這個特殊問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也許喬納森·斯威夫特接近了這個問題，他說：“大多數人都能根據足夠的宗教信仰去憎恨別人，卻不能愛別人。”可惜的是，這條警世箴言還不能完全解決我們目前的困難。有一些人對宗教的熟悉不亞於任何人，對別人的仇恨也最深；有些人一點宗教信仰也沒有，卻對野貓、野狗和基督世界的人類充滿真情。
不行，我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答案。思考沒有多少把握，但是必要地，我要講述一下我自己認為的真理。
為寬容而戰的人，不論彼此之間有怎樣的不同，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信仰總是伴隨著懷疑，他們一方麵相信自己的正確；另一方麵又不能使自己的懷疑變成堅固絕對的信念。
在講愛國主義的今天，我們總是振臂高呼要絕對相信這個，絕對相信那個，但是，我們可以看一看大自然給我們的啟示，它似乎始終很反對標準化的理想。
完全靠人喂養長大的貓和狗是純粹的傻瓜，因為假如沒有人把它們從雨裏抱走，它們就會死。百分之百的純鐵早已被混合金屬鋼取代，沒有哪個珠寶商會浪費心力去搞百分之百的純金、純銀首飾。小提琴再好，也畢竟是由六七種木材組成的。如果一頓飯百分之百是蘑菇，那非常感激，但我實在沒福消受。
總之，世間絕大多數有用的東西都成分複雜，不明白為什麽信仰卻不同。我們“肯定”的基礎裏如果沒有“懷疑”的成分，那我們的信仰就會像純銀的鍾總是叮當亂響，或像銅製的長號一樣刺耳。
寬容的英雄們之所以和他人各奔東西，正是因為他們對此深信不疑。
若論人品的正直，諸如忠於信仰、忠於職守以及其他廣為人知的美德，他們中的大多數在新教徒法庭看來都可稱得上完美。更深一點說，他們中最少有一半的人本可以進入聖人的隊伍，無論生死，可是因為他們特殊的思想，他們被迫成為某一個機構公開的敵人，而這個機構自稱隻有自己才有資格封普通百姓為聖人。
這些英雄不相信天國的神靈。
他們知道(像古羅馬人和古希臘人)自己所麵臨的問題不勝枚舉，一個正常人並不指望能夠解決。一方麵，他們期望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確的，最終能把他們引向成功的彼岸。另一方麵，又不相信這是唯一的出路，其餘的都是歧途。他們認為這些足以使愚蠢的人陶醉其中的歧途，盡管非常迷惘，卻不一定是通往死亡的罪惡之路。
這種觀點聽起來與《宗教問答手冊》和倫理學教科書上的迥然不同。這些書宣傳說，絕對信念的火焰是純潔的，它照耀下的世界具有絕對的美德。可能是這樣，但幾個世紀以來，那團火焰始終以最強的亮度熊熊燃燒，普通大眾的生活卻不是幸福美滿的。激烈的變革不是我想要做的，但為了變換一下，試一試別的光亮也無妨，靠著它，寬容行會的兄弟們一直在審視世事。如果試驗失敗，我們還可以回到父輩的傳統裏。如果新的光亮能把一縷宜人的光芒帶到世上，帶來更多的仁慈和克製，讓社會少些醜惡、貪婪和仇恨，那麽收獲肯定頗豐，我肯定，這樣付出的代價也會小很多。
一點忠言，待價而沽。而我必須繼續講曆史。
最後一個羅馬人被埋葬後，世界的最後一個公民(最廣泛意義上的)也消失了。古代世界充滿了古老的人道主義精神，這是當時先進思想的特點，隻是經過很久，它才安全地重返大地，社會的安全才又一次有了保障。
正如所見，這是文藝複興時發生的。
國際商業的複蘇給西方貧窮的國家帶來了新的資本、新的城市和新的階層。他們慷慨解囊，資助藝術，購買圖書，為隨著城市繁榮而興起的大學投資。有的“人道思想”的支持者高舉反叛旗幟，打破舊式經院哲學的局限，與舊思想分道揚鑣，大膽地對整個人類進行試驗。因為他們對古人智慧和原理的興趣，在舊的虔誠之徒看來隻是邪惡肮髒的好奇心。
在這一小隊先驅者中，有一些人站在了前排，後麵我們所講的都是他們的故事，其中值得稱道的是伊拉斯謨——那個溫順的靈魂。
雖然說他很溫順，但他卻是敵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因為他參與了當時所有的文字大論戰，並且精確地操縱了最厲害的武器——幽默遠程大炮。
伊拉斯謨式炮彈裏裝著由智慧製成的芥子氣，直接射向敵人的國土。炮彈表麵看來毫無害處，卻花樣翻新，危險重重。它像絢麗多彩的花炮，沒有劈啪作響的明顯導火索，可以讓人把它拿回家給孩子把玩。毒氣肯定會在孩子的幼小心靈中紮根，而且根深蒂固，整整400年後都可以看到它給孩子帶來的後遺症。
讓人感到奇怪的是，伊拉斯謨的出生地竟是坐落在北海淤泥沉積的東海岸邊的一個平凡小鎮子。15世紀時，因為水災這還沒有達到獨立富足的全盛時期，隻是一些無足輕重的小公國，尚處於文明社會的萌芽時期。他們經年累月聞著鯡魚味並以它為食。即使偶爾有客造訪，也隻是個觸礁沉船無路可走的水手。
這樣惡劣的環境會形成童年的恐懼，但也會刺激好奇孩子的潛力，使他最後擺脫困境，成為時代的著名人物。
他出生就處處不如意。他是個私生子。中世紀的人們與上帝和大自然感情真摯，但對這種事非常在意。他們為此深感遺憾，這種不應該發生的事他們當然反對。但他們的思想單純，並沒有想到去懲罰搖籃裏的小生命，因為錯不在孩子。伊拉斯謨特殊的出身對他沒有造成多少麻煩，它隻是表明他父母太糊塗。局勢迫使無能的雙親把他和他哥哥留給了親戚，可這些親戚不是笨蛋就是流氓。
他們不知道怎樣處理兩個孩子。母親死了，孩子也就沒家了，首先他們被送到德漢特的一所著名的學校。那裏的幾個老師加入了“共同生活兄弟會”，但通過伊拉斯謨的信件，我們可以說這些年輕人曲解了“共同”。接著，兩個孩子分散了，弟弟被送到了豪達，接受拉丁文學校校長的直接監督——被指定管理孩子、繼承薄產的監護人有3個，校長是其中之一。如果當時的學校像4個世紀以後我參觀過的學校一樣糟糕的話，我隻能同情這些孩子。更糟糕的是，孩子的錢已經被3個監護人揮霍一空，為了逃避法律的製裁(當時的荷蘭法律對這類事情一點也不通融)，他們匆忙送他去了修道院，讓他出家修行，還因孩子“有了自己的前途”而向他祝福。
從這些可怕的經曆中，曆史的神秘磨盤終於磨出了飽含文學價值的東西。在中世紀末期，修道院中大多數人都是沒有一點文化的鄉巴佬和滿手老趼的農民，這個年輕人由於過於聰明倒顯得非常孤獨，一想到常年與這些人朝夕相處，真讓人心裏難受。
慶幸的是，施泰恩修道院紀律鬆散，伊拉斯謨可以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拉丁文手稿上，這些手稿被前任修道院長收藏在圖書館裏，它們早已被遺忘了。他貪婪地閱讀著浩如煙海的著作，最後成了古代學問的活的百科全書。這對他以後的幫助很大，因為他可以把找圖書館參考書的時間用在活動上隻憑借自己的記憶即可加以引用。他的著作有10大本卷宗，人們隻要讀過這些著作，或隻讀其中的一部分(由於現在人的生命過於短暫了)，肯定會驚歎於15世紀所說的“古典知識”。
最後，伊拉斯謨還是離開了那個古老的修道院。因為，他這樣的人不僅不會受到環境的束縛，而且還會用根本不成器的材料創造出自己的環境。
伊拉斯謨最後的時光是絕對自由的，他苦苦尋找一個清靜的地方，以使慕名來訪的客人不至於影響他的工作。
可是直到行將就木之時，他才飽嚐了一會兒“真正的清閑”，這時，由於對童年時代“活生生的上帝”的緬懷，他的靈魂陷入了死亡的沉睡中。對於緊步蘇格拉底和塞諾後塵的人來說，這種佳境幾乎沒有人得到過的。
這些過程在很多著作中都被寫過，我就不細說了。每當人們以真正智慧的名義湊在一起時，遲早會有伊拉斯謨出現。
他是個窮學者，曾在巴黎求學，因為饑寒交迫差點死去。他還在劍橋教過課，在巴塞爾印過書，還想(幾乎是白費力氣)衝破壁壘森嚴的正統或偏執，把啟蒙之光帶進遠近聞名的盧萬大學。在倫敦，他過了很長時間，並獲得了都靈大學神學博士學位。他對威尼斯大運河非常熟悉，像咒罵倫巴第一樣咒罵新蘭島的糟糕道路。他對羅馬的天國、公園、人行道和圖書館記憶深刻，甚至萊瑟河水也不能把這座聖城從他的記憶中抹掉。他隻要還在威尼斯，就可得到慷慨的年金，並經常被聘為新辦大學的教授，哪怕他不願任教任何課程，隻要偶爾光臨一下校園，對學校來說也是莫大的恩惠。
這樣盛情的邀請，他拒絕了，因為這裏麵有種威脅：限製和依賴。世間萬物他第一要的是自由。他討厭破舊的屋子，喜歡舒適；討厭愚蠢的人，喜歡與有趣的人為伴；他知道布爾根迪的美味佳釀和亞平寧的淡紅色墨水的差別。他要自己安排生活，如果不情願地稱別人為“大師”，那一切就都破滅了。
伊拉斯謨儼然是地地道道的知識探照燈。在時事的地平線上，不管什麽情況，他智慧的光芒都會照在上麵，竭力揭穿偽裝，揭露愚蠢和他痛恨的無知，讓人們認清事實。
伊拉斯謨在曆史最動**的時期，既避開了新教狂熱者的憤怒，又沒得罪宗教法庭的朋友。因此，他經常被人們指責。
提到古人，後代們對殉道者的感情更真摯。
“這個荷蘭人為什麽不挺身而出支持路德?為什麽不寧死也要和別的改革者站在一起?”好像至少有12代的飽學之士被這個問題所困惑。
“他為什麽一定要這樣做呢?”這就是回答。
伊拉斯謨的本意並不是使用暴力，他也從沒把自己看成什麽運動領袖。雖然他要告訴全世界以後的1000年該怎樣實現，這的確是一大特點，但他從沒自詡絕對正確。他還認為，每次我們覺得有必要重新布置住所時，不一定非得拆掉舊房子。確實，地基亟需整修，下水道也亟需改進，花園裏異常零亂，很久以前搬走的人扔的垃圾堆積如山。可是，如果房主履行諾言，花些錢做些立見成效的改進，房子就會容光煥發。這才是伊拉斯謨要做到的。就像敵人譏諷的那樣，盡管他“中庸”，但他的功績卻不遜於甚至高於那些“激進派”，世界上本來隻有一個暴君，激進派卻帶來了兩個。
像一切真正的偉人一樣，伊拉斯謨對製度沒有一點兒好感。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於每個人的努力，人都改造好了，世界也就改造好了。
於是，他采用很高明的手段，向現存的流言飛語發起攻擊，向廣大平民呼籲。
首先，他寫了很多信。那時，信封上還不需要蓋郵戳和寫上發信人的地址，他拿起筆洋洋灑灑一寫就超過8頁，他把這些信寄給國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長、騎士和惡棍，寄給每一個想接近他的人。
其次，他編輯了大量古文。這些古文由於常常被傳抄，已經詞不達意，為了搞好編輯，他不得不嘔心瀝血地學習已被教會禁用的語言——希臘文，以致許多虔誠的大主教對他大加指責，說他像真正的異教徒一樣壞。這聽起來雖然荒唐，卻是事實。在15世紀，這門禁用的語言絕不是體麵的基督徒夢想學習的對象，因為它會使人一步步陷入困境。開始，人們會禁不住**把福音書的譯文與原文作比較，而這些譯文早已被公認為是原文的忠實再現。不久，他又會到猶太區去學希伯來文法，這幾乎要公開叛教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一本畫得稀奇古怪的文字書，就可以成為秘密革命的物證。
長老會的頭目經常闖入屋子搜查違禁品，一些拜占廷的難民為了生存暗地裏教一點本國語言，就會被趕出借以棲身的城市。
伊拉斯謨克服了這些阻礙，學會了希臘文。在編輯塞浦路斯和其他教會神父的書時，他加入了一些注釋，把許多對時事的評論巧妙地隱藏其中，因為這些評論如果作為一本書的主題是絕對不會被印出來的。
但是，注釋像一個頑皮的精靈，它出現在伊拉斯謨創造的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學形式即眾所周知的希臘和拉丁文成語收藏中。為了讓當時的孩子都能學會古文，變得高雅，他把成語歸納到一起。那些所謂的“矛板”中充滿了睿智的評論，而保守派絕不會認為它出自教皇朋友的手筆。
最後，他寫了一本書，是時代精靈孕育的最怪異的一本小書。伊拉斯謨並沒想到這種書能在古典文學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因為這本叫做《愚人頌》的書是為了幾個朋友一笑而作的。我知道它是怎樣寫成的。
1515年，一本小冊子轟動了世界。這本書寫得妙不可言，讓人弄不清它是對僧侶修道生活的攻擊還是保衛。封麵上沒有署名，但熟悉作者的人把它認了出來，它的作者是烏爾裏克·馮·赫頓——一個古怪的人。沒錯，這個被稱為有才幹的人、桂冠詩人、奇怪的城市遊民的年輕人在這本書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他寫了全書最滑稽的部分，他自己也引以為豪。聽說他的書受到了英國新學領袖托馬斯·莫爾的稱讚，他便寫信給伊拉斯謨，就一些細節向他求教。
伊拉斯謨對馮·赫頓沒有什麽好感。他的頭腦條理清晰(因為他的生活有條理)，厭惡不修邊幅的條頓人，這些人白天為啟蒙事業瘋狂地舞筆弄劍，然後便逛到附近的小酒館裏，不顧時間的流逝，不停地喝大杯的酸啤酒。
但馮·赫頓確實是個才子，有自己的路子，伊拉斯謨的回信也彬彬有禮。馮·赫頓在信中稱讚起了倫敦朋友的美德，覺得托馬斯爵士的家庭永遠是別人的表率，所以描繪了一幅美滿家庭的動人圖景。而在回信中，伊拉斯謨還提到，賦予他最初寫作靈感的非凡幽默家是莫爾，莫爾創作了一個鬧劇，一個真正的諾亞方舟，有兒子，有兒媳，有女婿，有鳥、狗，有私人動物園，私人業餘演出和業餘小提琴樂隊。他說，極有可能正是這個善意的鬧劇啟發了他，使他寫出了令人興奮並使他一夜成名的作品。
這使我記起了英國木偶劇《龐奇和朱迪》。好幾個世紀以來，它一直是荷蘭兒童唯一的娛樂。它裏麵有許多粗野庸俗的對話，但它的格調卻是嚴肅高雅的。“死神”操著空洞的嗓音出現在舞台上，它衣著襤褸，是主角，演員們陸續來到它麵前，進行自我介紹。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被人用大棒敲了頭，然後被扔進假想的垃圾堆裏，這是最令小觀眾們開心的。
《愚人頌》一書，細致地剝去了整個時代的社會偽裝。它如同受到啟發的驗屍官，站在群眾的陣營，用評論讚揚他們。其中人物形象豐富多彩，整個“中世紀主要街道”裏的合適形象全部包括在內。當然，當時的野心家，大談特談要拯救世界的僧人，連同他們故作虔誠的說教和鄙陋淺薄、嘩眾取寵的語言也全在書中被鞭撻了，這是忘不了的，也是饒恕不了的。
書中還用好幾章的篇幅描寫教皇、紅衣主教和主教，這些人是與加裏利的貧苦漁民和木匠背道而馳的後代。
但是，出自伊拉斯謨之手的《愚人頌》具有的人性比玩具畫式的幽默文學更突出。在整本書中(其實在他寫的每一句話中)，他都在宣傳自己的哲理，我們可以稱它為“寬容的哲學”。
“待人寬則人亦待己寬”的道理；對神聖教規實質的重視；把宗教當做倫理學而不是某種統治形式。正是因為這些理論，伊拉斯謨被頑固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痛斥為“不信上帝的騙子”，被說成所有真正宗教的敵人，被認為“玷汙了基督”，但小冊子中有趣的詞句後麵的內涵他們卻一字不提。
攻擊一直到伊拉斯謨去世，但沒有任何成效。在那將官方文件增減一個字就會被判絞刑的時代，這個尖鼻子矮個子的人卻活到了70歲。他公開說，自己對風光一時的英雄全無興趣。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神學上的小爭執就能導致世界範圍的宗教戰爭，那世界將要冒多大的風險，所以他也從沒想過從劍和火繩槍裏得到什麽東西。
因此，他就像個龐大的海狸，不分晝夜地建築理智和常識的大堤，消極地希望能把不斷上漲的愚昧和偏激的洪水擋在外麵。
他當然沒有成功。因為險惡用心和仇恨就像從日耳曼山峰和阿爾卑斯山上衝下來的洪水，根本不可能擋住。
但是，因為他的不斷努力，無數沉船的骸骨又被衝到了後代人的岸邊，成了永不服輸的樂觀主義者們的好材料，他們堅信，我們會建起長堤，擋住洪水。
1536年6月，伊拉斯謨逝世了。
他死在出版商家裏，一直陪伴著他的是他的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