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動**創造了奇怪的夥伴。
伊拉斯謨的名字可以出現在讓人肅然起敬的書中，讓大家閱讀，但在公共場合談到拉伯雷卻極為不雅。這家夥確實很危險，為了避免天真的兒童接觸到他的邪惡作品，我國還通過了一項法律，在許多國家裏，隻能從更膽大的書販那裏得到他的書。
當然，這隻是一件荒唐事，是騙人的官僚用恐怖統治強加於我們的諸多荒唐事的其中之一。
第一，對於20世紀的平民來說，拉伯雷的書就像《湯姆·瓊斯》和《七麵山牆的房舍》一樣乏味，能讀完又臭又長的第一章的人很少。
第二，他的語言沒有目的明確的啟發性。拉伯雷的語言在當時很通俗，現在已經不常用了。但是在田園年代，絕大部分人與土地很有緣分，因此，鐵鍬還是鐵鍬，母狗還是母狗。
許多優秀人物對遭受過生活打擊的人都無比厭惡，所以，現在對拉伯雷著作的反對意見非常深刻，而不僅僅局限於對他所用的豐富但太直率的用語。
在我看來，人類可以分為兩種：一種人對生活說“是”，這種人接受生活，並有勇氣利用命運對他們的廉價賜予；另一種人對生活說“不”，這種人也接受生活，但看不起命運的賜予，還有些煩惱，好像一個小孩得到一個小弟弟，而他想要的其實是木偶或小火車。
“是”派的弟兄們很快樂，能接受鬱鬱寡歡的鄰居對自己的評價，即使“不”派在大地上撒滿悲傷，推起失望的高山，也能夠忍讓他們，不去阻攔。相反，第二種人卻極少向他們獻殷勤。
如果第一種人想走自己的路，第二種人會立即把他們清除幹淨。
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於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嫉妒心，“不”派便不停地迫害那些認為世界屬於活人而不屬於死者的人。
拉伯雷大夫是第一種人，他的病人(或稱他的思想)從來沒有想過墓地。這在當時是件令人遺憾的事，就像人們不能都成為挖墓人。如果世界上到處都是哈姆雷特，那將會非常可怕，因而必須有樂觀派存在。
拉伯雷的生活沒有什麽神秘色彩。我們可以相當準確地了解他的一生，雖然由他的朋友撰寫的生平裏有些遺漏，但這些情節可以在他敵人的書裏找到。
拉伯雷是伊拉斯謨的下一代人，但他出生時，仍由僧人、修女、執事和無數托缽僧掌控著世界。拉伯雷生於芝儂，父親不是藥商就是酒販(當時這是兩種不同的職業)，家庭富裕，可供他在好學校就讀。杜貝拉—蘭格家族在當地頗有名氣，年輕的弗朗西斯在那裏結識了這個家族的後裔，這個男孩天資聰明，能文能武，像他的父親。他們老於世故(我在這裏是褒意)，是國王的忠誠侍從，身兼數職。成為主教、紅衣主教和大使，翻譯古文，編輯炮兵訓練材料，出色完成了貴族應做的許多任務。而其中任何一個頭銜都可以因承擔眾多責任和義務而使生活毫無樂趣。
杜貝拉家族後裔對拉伯雷的友情表明，拉伯雷並不隻是一個花天酒地的有趣食客。他一生坎坷，但總能得到老同學的幫助和支持。隻要他同上司發生摩擦，杜貝拉家族古堡的大門就向他敞開；有時在法國出現了對他不利的情況，杜貝拉家族就正好需要一個既懂醫學又對拉丁文有研究的秘書到國外去。
這些瑣碎事就不細說了。有很多次，拉伯雷這位有學問的大夫的生命似乎馬上就要不幸結束了，但他總能被有權勢的老朋友從巴黎大學神學院的憤怒或加爾文主義者的怒火中解救出來。加爾文主義者原本把他看做同夥，但他卻像在楓蒂南和馬耶薩斯諷刺老同事那樣在大眾麵前無情地嘲諷加爾文派大師的偏見和十足的熱情。
巴黎大學神學院當然是兩個敵人中最危險的一個。加爾文可以任意地大聲疾呼，可是隻要在瑞士州疆界之外，它就像爆竹一樣沒有任何意義了。
與此相反，巴黎大學神學院和牛津大學堅決支持正統派和“舊學”，他們對挑戰自己權威的人毫不留情，並總與法蘭西國王和絞刑吏合作。
哎呀，一離開學校，拉伯雷就成了人們注目的焦點。其原因倒不是他愛喝好酒、愛講同伴僧人的有趣故事，而是比這更糟的：他沒有抵製住邪惡的希臘文的**。
他所在的修道院的院長聽到傳聞後，便決定對他住的地窖進行搜查。他們在那兒找到了成堆的禁讀物，其中《荷馬史詩》、《新約》、希羅多得的書各一本。
這是個非常可怕的發現，經過他的有權勢的朋友四處活動，他才脫離險境。
這是教會發展史中一個奇妙的階段。
正如我前麵所述，修道院最初是文明的先驅，在提高教會利益上，僧侶和修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有很多教皇預見到，修道院體製發展得過於強大會非常危險。可是，跟以往一樣，正因為大家都明白應該對修道院采取措施，才遲遲未見行動。
新教徒似乎認為天主教會是個穩定的組織，由極少數目空一切的貴族悄無聲息、理所當然地掌控著，從未發生內亂，而其他由普通百姓組成的組織卻內訌頻頻。
世間萬物，我們距離真理最遠。
也許出於和前麵同樣的原因，這個看法是曲解了一個字的意思。
一聽說有“永遠正確的人”，充滿民主理想的世界就大吃一驚。
人們說：“一個大組織隻要有一個一把手，而其餘人都俯首帖耳，那管理起來是易如反掌。”
正確全麵了解這個錯綜複雜的問題，對於在新教徒國家長大的人來說，是很困難的。但是，如果我沒弄錯，教皇“一貫正確”的言論就像美國的《憲法修正案》一樣寥寥無幾。
而且，重要決策都要經過充分討論，而教會的穩定常常被決定之前的爭論動搖。這樣產生的宣言就像我們的《憲法修正案》一樣，是“一貫正確”的，因為它們是“最後”的，隻要明確地並入最高法律，所有爭執都將偃旗息鼓。
人們在關鍵時刻都會站在憲法一邊，如果因此就說管理美國很容易，就像因為天主教徒在重大的信仰問題上都承認教皇的絕對權威，就認為他們一定是溫馴的羔羊會放棄自己擁有獨特想法的權力一樣，大錯特錯了。
如果真是這樣，那住在拉特蘭和梵蒂岡宮殿裏的人倒是能過好日子了。但是，隻要粗略研究一下1000多年來的曆史，就會發現事情截然相反。那些主張信仰改革的人在著書立說的時候，好像認為羅馬當局對路德、加爾文和茨溫利滿懷仇恨抨擊的罪惡毫無察覺，其實真正不知道事實真相的是他們，或者說他們不能保持自己對美好事業的熱情。
艾德裏安六世和克萊芒七世這樣的人完全了解教會的腐朽。但是，就連不幸的哈姆雷特最後也隻有承認，指出腐敗是一回事，改正又是一回事。
那個可憐的王子是美好幻覺的最後一個受害者，他以為幾百年的錯誤統治憑一個誠實的人的無私的努力就能在一夜間得到糾正。
統治帝國的舊式官僚結構已經腐化，喪失了效率，對民族安全構成威脅，這一點許多有頭腦的俄國人都知道。
他們做了暴風驟雨般的努力，但都以失敗告終。
不是代表式的而是民主式的政府是共和國的創立者們的向往，它最終會導致一係列混亂，可是有多少同胞在經過思考之後仍然看不清啊!
可他們還能怎麽樣?
自從引起人們關注以後，這些問題一直非常複雜，隻有經曆一場社會動亂，才能解決。但這種社會大動亂很恐怖，很多人都會望而卻步。這些人寧可一邊修補陳舊衰老的機器，一邊祈盼機器開動時奇跡發生，也不肯走向極端。
中世紀末期最臭名遠揚的罪惡是教會建立和維持的專橫的宗教社會的專製製度。
很多年以來，軍隊總是和總司令最後一起逃跑。說明白點，教皇已經完全不能控製形勢。他能做的隻是站穩腳跟，改進自己的組織，同時安撫那些行乞修道士——他們共同的敵人、不滿的人。
教皇常常派人保護伊拉斯謨。無論是盧萬刮起狂風下起暴雨還是多明我會暴跳如雷，羅馬一直毫不退讓，指著這個違背命令的人悲哀地說：“由這老頭去吧。”
通過上麵的介紹，下麵的情況就不會使我們驚訝：拉伯雷思維靈敏但狂傲放肆，在上司要懲處他時，他常得到羅馬教廷的支持，當他的研究工作接二連三地受到幹擾而他忍無可忍時，他能順利地被批準離開道貌岸然的修道院。
他長籲了一口氣，撣去腳上的灰塵，來到彼利埃和裏昂學醫。
他的確才智非凡，沒用兩年時間，他就由獨身的僧人搖身一變成了裏昂市醫院的內科主治醫師。但他一取得新的榮耀，不安分的思想馬上活躍了。他沒有放棄醫學，但是除了學和希臘文一樣危險的解剖學外，他還學起了文學。
位於羅納河中心的裏昂是致力於純文學者的理想城市，它和意大利相鄰，離普羅旺斯也不遠。雖然特魯巴杜爾的古代樂園被宗教法庭破壞殆盡，但壯觀的古老文學傳統卻沒有完全喪失。另外，裏昂的印刷廠很著名，產品精致，還藏有最新的出版物。
主要印刷商中有一個叫塞巴斯蒂安·格裏弗斯的，他要找人編輯中世紀古收藏品，就想起了自稱學者的新醫生。他雇用了拉伯雷，讓他開始工作，卡朗和希波克拉蒂教派的論文出售後，接下來又是曆書和注釋。正是這個不起眼的開始，才產生了那個奇特的大卷本，使作者成為當時名作家。
追求新事物的天賦不僅使拉伯雷成為著名的內科醫生，而且讓他成為一個成功的小說家。他做了前人不敢涉足的事：打破千年的舊傳統，不再用粗俗的平民看不懂的文字寫作，開始用老百姓的語言寫作。他用的是法語，並且不加任何修飾地采用1532年的方言。
卡岡都亞和龐大固埃是拉伯雷兩個心愛的主人公，至於他們是何時、何地、如何被作者發現的，我想讓文學教授們去研究，可能他們是異教的上帝，憑借本性，苦熬1500年來對基督教進行迫害和鄙視。
可能拉伯雷是在狂歡中發現這兩個主人公的。無論怎麽說，他對民族的歡樂做出了巨大貢獻，人們讚美他增添了人類笑聲的色彩，其他作家都不可能得到這樣的美譽。但他的書也有嚴肅的一麵，現代的可怕字眼“趣味書”不能與它相提並論，它通過對人物的描寫為寬容事業打出了有力一拳。書中的人物充滿諷刺性，是教會統治者的真實寫照，而16世紀上半葉不計其數的痛苦正是這種恐怖統治造成的。
拉伯雷是訓練有素的神學家，為避免招惹麻煩，他成功地避開了一些直接評論。他的寫作原則是：1個監獄外麵活潑的幽默家，勝過10個鐵窗裏麵臉色陰沉的改革者。所以他對極不正統的觀點都沒有過分表露。
但他的意圖敵人非常清楚。巴黎大學神學院一針見血地對它的書加以斥責，並上了國會的禁書黑名單，轄區內所有能找到的文本都被沒收或焚燒了。盡管絞刑吏如此猖獗(當時，絞刑吏也被官方派出去毀書)，《巨人傳》仍然暢銷，400年以來，能夠從妙趣的智慧中汲取樂趣的人們，一直能從中受到啟發。有人認為真理女神嘴邊一旦露出微笑，就成了壞女人，所以這本書總讓他們心神不安。
至於拉伯雷本人，一直被人們看做是因“一本成名而天下知”的人。他的朋友杜貝拉家族對他一直忠心耿耿，他的惡毒著作也是由於這個大人物的“特別照顧”才得以發表，但拉伯雷一生謹慎，對他們總是敬而遠之。
他冒險去了羅馬，卻沒有遇到任何困難，相反還受到了熱烈歡迎。他於1550年回到法國的默頓，3年後逝世。
當然，我們不可能準確地衡量他的正麵影響，畢竟他是個人，既不是電流，也不是一桶汽油。
有人說他隻是在摧毀。
或許是這樣。
可是，在他從事這項工作之時，正是迫切需要一支能摧毀社會的隊伍而人們大聲疾呼的年代，伊拉斯謨和拉伯雷正是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
誰也沒有想到，還會有許多像舊房子一樣齷齪難看的東西，被他們用來建起一座座大廈。
無論怎樣，這是後輩的過錯。
我們應該責備這些晚輩。他們本來有機會東山再起，這樣的良機非常難得。而他們卻沒有把握住這個機會。還是讓上帝寬恕他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