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中世紀的城市空氣對自由是有益的。
確實是這樣。
躲藏在高高石牆後麵的人完全可以對男爵和教士不屑一顧，他們是安全的。
不久，歐洲大陸的條件有了很大的轉變，國際商業又成為可能，於是，另一種曆史現象應運而生。
用3個雙字詞組表示就是：生意益於寬容。
在一周內的任何一天，你都可以改變這個觀點，尤其是星期天。
紐約不能像溫斯堡和俄亥俄一樣支持三K黨。紐約人如果掀起一場運動，把所有的猶太人、天主教徒和外籍人都驅逐出境，華爾街就會亂成一團，勞工運動就會衝天而起，一切都將化為廢墟，無法收拾。
中世紀後半期正是這樣，莫斯科是一個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觸怒新教徒。但是在國際商業中心的諾夫格羅德卻要做事謹慎，否則就會惹惱前來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蘭芒商人，他們就會被趕到維斯比去。
一個純農業國可以泰然地用一整套豐盛的份飯來款待農民，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熱那亞人和布呂赫人在他的地方開始屠殺異教徒，那麽，代表外國公司的人就會立刻外流，然後抽回資金，城市就會陷於破產。
很多國家並不能從根本上吸取教訓(像西班牙、教皇統治區和哈普斯堡的領地)，依然被所謂的“對信仰的忠誠”所束縛，他們把信仰的敵人無情地驅逐出境。結果，他們不是滅門就是縮小到第七等國家。
不過，商業國家和城市的掌管人通常對既定事實都很尊崇，他們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精神世界上始終保持中立，天主教、新教、猶太人和中國主顧都能既照常經商，又繼續忠誠於各自的宗教。
為了表麵的光彩，威尼斯通過了一項反對加爾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十人內閣卻謹慎地告訴憲兵，不必太認真地執行這條法令，讓那些教徒各行其是吧，隻要他們不真的動手把聖馬爾可抓到他們自己的會場去，信仰什麽都行。
他們在阿姆斯特丹的摯友也這樣行事。每個星期天，新教牧師們都大聲斥責“****女人”的罪孽。但是在旁邊的街道裏，在一個不起眼的房子裏，可怕的天主教徒也在默默地做彌撒，外麵還有新教警長巡邏，以防參加會議的有價值的法國和意大利客人被突然闖入的日內瓦宗教手冊的狂熱崇拜者嚇跑。
這並不是說，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們已經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會的忠誠信徒。和以前一樣，他們依然是好天主教徒或新教徒。隻是他們沒有忘記，漢堡、呂貝克或裏斯本的10個經商的異教徒的美好願望的價值遠遠超過了日內瓦或羅馬的10個寒酸教士的允許，因此，他們就方便做事了。
蒙田有開明、自由並且不隻一種的見解，而他的父親和祖父卻是經營鯡魚的生意人，母親是西班牙猶太人的後裔，把這兩者聯係起來似乎有些牽強，但是照我看來，蒙田的觀點受商人長輩的影響很大。作為戰士和政治家，他的特點就是對盲信和偏執深惡痛絕，這要追溯到離波爾多主要碼頭不遠的一家小魚鋪。
我如果當著蒙田的麵這樣說，他是不會感激我的，因為他出生的時候，一切生意的痕跡都從華麗的家族文章裏被細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親得到了一處名為“蒙田”的地方的產業，為了讓兒子成為紳士，便無節製地花錢。蒙田剛剛會走路，他的可憐的小腦瓜裏便被私人教師塞滿了拉丁文和希臘文。6歲的時候他被送到高級學校，不滿20歲，他就成了波爾多市議會中很成熟的一員了。
然後，他參軍入伍，還在法院工作過。38歲時父親死了，他這才從所有的外界活動中退出來，除了有幾次違心地短期介入政治外，剩下的21年時光他都消磨在馬匹、狗和書上麵，而且在這些方麵都很有研究。
蒙田堪稱劃時代的人物，但也有幾個弱點。他從沒有從某些感情和禮儀中徹底擺脫出來，這個魚販的孫子相信這才是真正的紳士風度。直到死去的時候，他還一直說自己隻是個鄉村紳士，而不是真正的作家，隻在冬天沒有事情做的時候，才把一點稍有哲學內容的雜亂思想草草記下。這沒有一句不是廢話。如果說有誰把他整個的靈魂、美德和罪惡以及一切都獻給自己的書，那就是這位開明的紳士，他可以和不朽的達爾塔昂相媲美。
因為這個慷慨豁達、深有教養和修養的人也有靈魂、美德和罪惡，所以他的所有作品要比文學作品更勝一籌，它們以常識和實際的日常體麵為基礎，已經發展成為明確的生活哲理。
蒙田從生到死始終是天主教徒，年輕的時候還加入過天主教貴族聯盟，那是法國貴族為把加爾文主義逐出法國而成立的一個組織。
蒙田的命運在1572年8月確定了。教皇格列高裏八世歡慶殺死3000名法國新教徒，從這以後，蒙田永遠離開了天主教會。他一直沒有加入另外一個教派，而且為了避免旁人饒舌，某些重大禮儀他還繼續參加，然而，自從聖巴塞洛梅慘案之夜以後，他的所有作品都與馬爾庫斯、奧裏利厄斯、愛比克泰德或其他十來個希臘羅馬哲學家的著作同出一轍了。其中有一篇題為《論良知的自由》的文章，很值得緬懷，行文的語氣就像出於古時伯裏克利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國皇後凱瑟琳·德·美第奇的臣民，他還以背教者朱利安為例，闡明真正寬容的政治家應該取得的成績。
文章很短，最多5頁，在第2冊的第19章你可以找到。
蒙田已經看夠了眾多頑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倡導的絕對自由，在當時的環境中，這種自由隻會導致新的內戰。但是，隻要條件許可，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睡覺時枕頭下麵不再放著手槍和兩把匕首了，英明的政府就該盡量避免幹涉別人的思想，應該允許所有臣民按照最能使自己心靈獲得幸福的方式熱愛上帝。
產生這種想法並大膽地把它公諸於世的法國人很多，蒙田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早在1560年，凱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麥克爾·德·豪皮塔爾和好幾個意大利大學的畢業生就曾經說過，對異端者隻適合用文字論戰，他們因此而被懷疑是受了再洗禮教的感染。蒙田的讓人吃驚的觀點是，良知有自己的本來麵目，不是武力可以改變的。兩年後，他促成了《皇家寬容法》的誕生，這項法律使胡格諾教派有召開自己的集會、舉行宗教會議討論本宗教事務的權力，儼然一個自由獨立的教派，而不是仰人鼻息的小派別。
巴黎律師讓·保丹保衛了私人財產，反對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裏表達的共產傾向，他是個令人尊敬的公民。他的觀點也是這樣，不讚成國王有運用武力強迫臣民進這個或那個教堂的權力。
很少有人歡迎大臣們的演講和政治哲學家的論文，但以智慧之士座談會的名義聚在一起的文明人卻很推崇蒙田的書，他們閱讀、翻譯和討論達300年之久。
由於他的業餘身份和他隻為樂趣而寫作的說法，他深得民心，否則，他的那本被官方列為“哲學”的圖書絕不會被人們或買或借來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