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社會”把“整體”的安全放在所有考慮的前麵，而智力或精力不凡的人卻不相信所有變革，認為世界迄今的發展不是靠集體，而是全仗個人的努力，所以個人的權力要比集體的權力重要得多，他們之間代代相傳的衝突正是爭取寬容的鬥爭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認為這個前提是正確的，那麽一個國家的寬容程度就與大多數居民的個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從前，偶爾會出現非常開明的統治者，他對孩子說：“我堅信‘待人寬則人亦待己寬’的原則。我希望所有可愛的臣民們都對別人施以寬容，否則就會自食惡果。”
於是，急性子的臣民們就急忙收藏上麵刻著壯麗的“寬容第一”的官方徽章。
但是，這個出於對國王絞刑吏的畏懼而產生的突然轉變是不會長久的。要想取得成果，國王隻有在恫嚇的同時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級教育的明智體係，並把它當做每天的政治活動。
16世紀後半葉，荷蘭共和國出現了這種幸運的環境。
這種國家有幾千個半自給自足的城鎮和鄉村。大部分居民是漁夫、水手和商人。這三種人習慣於一定程度的獨立行動，職業的性質迫使他們做出決定時從不優柔寡斷，他們按照自己的利弊判斷出工作中的機遇。
我不是說，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他們更聰明，心胸更開闊。但是，艱苦的工作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幹勁使他們成為整個北歐和西歐穀物魚類的搬運夫。他們知道，天主教徒的錢和新教徒的錢一樣好用，付現錢的土耳其人讓他們喜歡，要賒購半年的長老會教徒惹他們討厭。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每個人都能各得其所，可謂天時地利人和。於是乎，這裏成了進行一點寬容試驗的理想國度。
寡言的威廉是“意圖統治世界的人必須了解世界”這一古老格言的光輝典範。開始時，他是個穿著時髦、財大氣粗的年輕人，社會地位令人羨慕，給當時最大的君王當機要秘書。在晚宴和舞會上他揮霍無度，娶了好幾個很著名的妻子，生活放浪不羈，醉生夢死。他不很用功，對他來說，競賽圖表的吸引力遠遠超過宗教小冊子。
在他眼裏，宗教改革引起的生活動**不安起初不過是雇用者之間的又一場爭吵，隻要稍用手段，再擺出幾個身體魁梧的警察就能解決了。
可是，等到他了解了造成君臣之間鬥爭的實質時，這個和藹的貴人搖身一變成了很有能力的領袖。實際上，他即將從事的事業當時已完全失去了優勢。在很短的時間內，宮殿、馬匹、金盤和鄉間地產都被他賣掉了(或者立即予以放棄)。布魯塞爾的這個花花公子成了普斯堡最頑固最成功的對手。
然而，他的個性並沒有因財產的變動而改變。在倉滿囤流的時候，威廉是哲學家，當住著兩三間出租的房子、到了周末還沒有錢付洗衣費時，他還是哲學家。過去，有一個主教想建造足夠的絞架，要處死所有的新教徒，這個企圖經過他的不懈努力終於被挫敗了。現在，熱情的加爾文教徒想絞死所有的天主教徒，他同樣要盡力刹住他的幹勁。
他的心血幾乎毫無指望。他的努力就要白費了。
已經有兩三萬人慘遭殺害，新的犧牲品把宗教法庭的監獄都裝滿了。遙遠的西班牙正在招募軍隊，想在叛亂還沒有在歐洲其他地方蔓延的時候就把它平息。
有人說，對剛剛絞死自己父兄、叔叔和爺爺的人應該熱愛，當然對這種說法也有人堅決反對，而到底是誰在反對，這裏無須說明。但是，通過親身經曆和對反對者的和解態度，他已經向信徒表明，有個性的人應該超脫律法，不再睚眥必報。
在爭取實現公共道德的論戰中，有個傑出的人支持了他。你在豪華的教堂裏，會看到一段極為奇特的簡短碑文，這裏記載著德克·孔赫特的美德，埋葬著他的遺體。孔赫特是個挺有意思的人，他是富家子弟，年輕時長年在國外，得到了關於德國、西班牙和法國的第一手資料。回國後，他立即愛上了一個窮困潦倒的姑娘。他處事謹慎的荷蘭父親不同意他們的婚事，而他依舊結了婚。在這種情況下，父親便做了長輩應做的事：對兒子的忘恩負義大加指責，並剝奪了他的繼承權。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年輕的孔赫特隻能自己謀生了，這雖有些困難，但多才多藝的他學會了一門手藝，成了一名銅雕匠。
哎呀，荷蘭人是永遠都要說教的。一到晚上，他急忙把雕刻刀換成鵝毛筆，將一天的大事記下來。雖然他的文筆不夠我們現在常說的“引人入勝”，但他的書中有許多易於接受的道理，就像伊拉斯謨所闡述的一樣。這使他廣交朋友，和沉默寡言的威廉也有了接觸，他的能力受到了威廉的高度讚賞，威廉雇他做機要顧問。
當時，威廉正因一樁奇怪的爭論而奔忙。由教皇撐腰，國王菲利浦要消滅人類的大敵(當然也是他的敵人)威廉。他找人去荷蘭殺死這個頭號異端者，報酬是2．5萬金幣、貴族頭銜和赦免凶手的一切罪行。威廉已經遇險5次，可是，他認為用一套小冊子駁倒菲利浦國王是他的責任，他得到了孔赫特的幫助。
他們的矛頭直指哈布斯堡內閣，但是，要指望內閣會因此而變得寬容，那是妄想。然而，威廉和菲力浦的決鬥受到了全世界的矚目，小冊子也被譯成了各種文字，被廣泛閱讀，其中許多現熱烈討論的題目，在過去人們隻敢低聲談論。
遺憾的是，時間不長爭論就結束了。1584年7月9日，2．5萬金幣的報酬被一個法國天主教徒拿到了，6年後，孔赫特沒有把伊拉斯謨著作譯成荷蘭文的工作完成，就去世了。
在以後的20年中，烽煙四起，炮聲隆隆，不同觀點的神學家之間的叱罵被戰爭湮沒。最後，把敵人逐出了新共和國的邊界。但這時的內部事務卻沒有威廉這樣的人來掌管。在大批西班牙雇傭軍的壓力下，暫時很不情願地和解的不同教派現在又要彼此勢不兩立，兵戎相見了。
他們的爭鬥當然要有個說辭，可是，有哪個神學家一點牢騷也沒有呢?
萊頓大學的兩個教授見解不同，這既不新鮮也不特別。但是嚴重的是，他們不同意人有意誌的自由。興奮的人們立刻參加到討論中去，不到兩個月，全國上下分成兩派敵對勢力。
一派是阿米尼斯的朋友，另一派是戈馬魯斯的支持者。
後者雖然出生在荷蘭家庭，卻在德國度過了一生，是條頓教育體係的出色產物。他知識淵博，但又缺乏最基本的常識。他的大腦對希伯來律學的奧秘很精通，而其心髒卻對阿拉米語的句法頗有研究。
他的對頭阿米尼斯卻截然相反。他出生於奧德沃特，這是個離斯特恩修道院(伊拉斯謨不愉快的少年時代生活的地方)不遠的小城市。他幼年時和鄰居結成忘年之交。這個人叫魯道夫·斯內裏斯，是馬古堡大學著名的數學家和天文學教授。阿米尼斯被他帶回德國，接受良好教育。當這個孩子第一個假期回家時，卻發現家鄉已被西班牙洗劫一空，親戚也都遇難了。
他的學業似乎要因此結束了，幸虧一些善良的有錢人聽說了這個年幼孤兒的不幸，慷慨解囊，把他送到萊頓大學學習神學。他刻苦勤奮，6年後學完了全部課程，又去尋找新的知識源泉了。
當時，學生中的佼佼者總能找到肯為他們前程花錢的資助人。阿米尼斯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幾個行會給他開的介紹信，他興高采烈地去南方尋找受教育的機會。
作為一個很受尊敬的神學繼承人，他首先到的是日內瓦。加爾文已經死了，像天使的牧羊人一樣，他的仆人西奧多·貝紮接替了加爾文。他嗅覺很靈敏，是個捕捉異端邪說的老手。他馬上聞出了這個年輕荷蘭人教旨中的拉姆主義氣味，所以縮短了對他的拜訪。
對現代讀者來說，“拉姆主義”這個詞沒有任何意義。但熟悉《米爾頓文集》的人知道，它在3個世紀以前被看成十分危險的宗教新說。它的發明或創始人(用詞隨你)是彼爾·德·拉·拉姆。他還是個學生時，對老師的陳舊的教學方法就十分反感，於是，他以《亞裏士多德教誨的一切全是錯誤的》這個讓人很驚訝的題目作為他的博士論文。
這個題目當然得不到老師的好感，幾年以後，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寫進幾卷頗有才華的書裏，這注定了他必死的命運，聖巴塞洛梅屠殺的第一批犧牲者裏就有他。
不過，並不能把惱人的書隨著作者一起殺掉，拉姆的書殘存了下來。西歐和北歐也歡迎他驚異的邏輯體係。但是，“拉姆主義”被真正虔誠的人看成是通往地獄的通行證，於是有人建議阿米尼斯去巴塞爾。在那個多難的城市，“自由派”被當成好樣的人物，因為這個城市墜入了伊拉斯謨的魔網，對一切事物都持探索態度。
得到警告後，阿米尼斯便啟程北行。但是，他又作出了一項極為不正常的決定。他大膽進入敵人的境內，在帕多瓦大學學習了幾個學期，還到羅馬去了一趟。這使他在1587年返回故鄉時成為國人眼中的危險分子。但是，他好像既沒長角也沒長尾巴，於是漸漸博得大家的好感，得到擔任阿姆斯特丹新教牧師的許可。
他不但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在瘟疫肆虐的時候還贏得了英雄的美譽。他很快得到人們的真心擁護，受到委托重建城市的公共教育體係。1603年，他作為德高望重的神學教授被調往萊頓，首都的所有居民對他都戀戀不舍。
他不知道在萊頓等待他的是什麽，如果他知道，我保證他不會去。他到達那時，正是下拉普薩裏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薩裏安派教徒之間的鬥爭最激烈的時候。
阿米尼斯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薩裏安派的。他的同事戈馬魯斯是上拉普薩裏安派的，他原想不帶任何偏見地對待同事，但是，兩派的差異水火不容。迫不得已，阿米尼斯宣布自己是真正的下拉普薩裏安派教徒。
當然，讀者會問我：“這兩派是什麽啊?”我不知道，而且也沒辦法了解這些東西。但據我所知，兩派的爭論由來已久，阿米尼斯所在的一派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人們有意誌的自由，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以索弗克利斯、加爾文和戈馬魯斯為首的另一派認為，人一生中的一切是在出生之前就注定了的，命運決定於造物時聖骰的一擲。
1600年，大部分北歐人都是上拉普薩裏安派。他們喜歡聽布道，說大多數人命中注定是要進地獄的，但自己除外。假如哪些牧師敢膽大包天地宣講善意和仁慈的福音，那麽他們就會立刻被懷疑患有罪惡的軟弱症，就像有些軟弱的醫生一樣，因為心慈手軟不能給人們開利於病的苦藥，卻因而將病人置於死地。
阿米尼斯下拉普薩裏安派教徒的身份被萊頓的許多長舌婦一發現，他的作用也就消失了。從前的朋友和支持者對他大肆攻擊謾罵，把他折磨到死。接著，兩派都參與政治，這在16世紀似乎是必然趨勢。在選舉中獲勝的是上拉普薩裏安派，被宣布是公共秩序的敵人和國家叛徒的是下拉普薩裏安派。
這場荒謬的爭戰還在繼續，奧爾登·巴內維爾特用兩腳夾住腦袋死了，他曾是沉默寡言的威廉的助手。格羅蒂斯對共和國的建立有功，也曾經以他的溫和節製成為國際法律公正體係的首個偉大倡導者，但此時也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宮裏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寡言的威廉所獻身的事業似乎半途而廢了。
但是，加爾文主義者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
荷蘭共和國隻是名義上的，事實上是商人和銀行家的樂園，被幾百個很有勢力的家族控製著。平等和博愛引不起這些紳士的興趣，他們信仰的是法律和秩序，教會得到他們的承認和支持。每到星期天，他們興致勃勃地來到四壁潔白的聖物存放地，那裏是新教徒的布道廳，在過去是天主教堂。但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去拜見市長大人和議員們，想憤憤不平地說說誰好誰不好的時候，官員們卻又不能接見這些虔誠的人，因為他們在“開會”。如果虔誠的人始終堅持，召集數千名忠誠的教民在市政大廳前“示威”(這種事並不少見)，他們也會受到禮遇，他們抄寫的整齊的訴苦書和建議書也會被官員們接過去。不過，最後一個穿黑袍的請願者離開後，關上大門，那些文稿就被官員們用來點煙鬥了。
“一次足矣，下不為例”這則實際有效的格言已經被他們采納。他們被上拉普薩裏安教派掀起的大規模內戰的恐怖年月嚇壞了，因此宗教狂的發展受到了他們堅決的壓製。
後代並不總是誇讚這些貴族。顯然，國家被他們視為私有財產，祖國的利益和他們個人的利益常常被他們混淆。他們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塗，因為他們缺少從整個帝國角度宏觀看問題的能力。不過，他們做了一件值得我們由衷佩服的事。他們變國家為國際交換站，持各種思想的人物在這裏可以隨心所欲地去說、去想、去寫、去出版，他們享有最廣泛的自由。
我並不想描繪得太動人。市議員常受到內閣否決的威脅，因此，他們也會被迫沒收一本過於囂張的異端派印發的小冊子，或鎮壓天主教的秘密協會。但一般情況下，隻要不爬到市場區中央的肥皂箱上對宿命論的宗旨大聲詆毀，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帶到公共餐廳裏，對南方衛理公會的上帝的存在不否認，就可以保證一定程度的太平。在將近200年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會有很多人因為思想而受到迫害，而荷蘭共和國卻成為他們的名副其實的天堂。
這裏又重新變成天堂的消息不脛而走。在以後的200年裏，形形色色的熱情者擠滿了荷蘭的印刷所和咖啡館，他們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軍的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