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很有根據的說法，世界大戰是沒有軍銜的軍官們的戰爭。將軍、上校和三星戰略家坐在某個無人光顧的大別墅的大廳裏，守著孤獨的光亮，凝視著長達幾英尺的地圖冥思苦想，直到想出一點新戰術，然後以3000人的性命為代價換得半英裏的領土。而同一時刻，在一些聰明的士兵的幫助和鼓動下，下級軍官、中尉、下士卻在做著所謂的“黑活”，最後導致了德國邊線的崩潰。
它與為精神世界獨立進行的偉大征戰幾乎沒有區別。
沒有投入數十萬人的直接交鋒。
沒有破釜沉舟的衝鋒，所以敵人的炮兵也失去了順手的靶子。
更進一步說，這次戰役大多數人根本就不知道。出於好奇心，人們會不時地尋問誰在早晨被燒死了，明天下午又將把誰絞死。之後，他們或許會發現，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從心底裏讚成的幾項自由原則，幾個亡命徒仍在抗爭。但我認為，人們對這個消息隻會稍感惋惜。如果落得如此下場的是自己的叔叔，那親戚們肯定會悲慟萬分。
為了自己的事業，他們獻出了生命，而業績不能簡化成數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和馬力的概念表示。可能情況隻會這樣。
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很勤奮，他們會認真閱讀《喬達諾·布魯諾文集》，耐心地收集一切感情豐富的言語，比如“人們想什麽，國家無權幹涉”和“社會不應該用劍懲處對通常公認的教理持反對意見的人”，通過它們寫出易於被人們接受的論文，題目為《喬達諾·布魯諾和宗教自由的原則》。
但是，對這樣重要的課題不再研究的人，看問題的角度也有所區別。
在最後的分析中，我們說過，有一批虔誠的人起來反叛，因為他們對當時的宗教深表震驚，也為人們頭上的枷鎖所震驚，各國百姓被迫生活在枷鎖之下。他們真是窮透了，幾乎一無所有，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保障，隻剩下背上的披風。但是，他們的心中有聖火在燃燒，他們到處奔波、演講、寫作，連高深學府的資深教授都被拉進他們的爭論。在鄉間普通的酒館裏，他們和鄉巴佬進行普通的辯論，並堅持宣講善意、理解和仁慈的道理。他們穿著破衣爛衫，提著書和小冊子四處奔走，最後，要麽在波美拉尼亞的窮鄉僻壤患上肺炎悲慘而死，要麽被蘇格蘭小村裏的酒鬼私自處死，要麽被車輪碾死在法國的大道上。
假如我說到喬達諾·布魯諾，他的生活、思想和對自以為正確的東西所產生的不息熱情，是所有先驅者的典型。當然，我並不是說他是這類人的唯一，但的確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布魯諾家境貧寒，隻是個普通的意大利孩子，因資質一般，按慣例被送到了修道院，後來也成為多明我會的僧人。因為多明我會教徒對所有的迫害行為都大力支持，而且都很機警，當時被稱為“真正信仰的警犬”，所以布魯諾與他們格格不入。異端者不用把觀點寫出來，隻需一個眼神、一個手勢、一聳肩膀，就能讓追蹤的暗探聞出味來，因此常常露出馬腳，使他們與宗教法庭打上交道。
在布魯諾成長的環境中，一切都要俯首帖耳，我也弄不明白，他為什麽丟棄了《聖經》而捧起塞諾和阿納克薩哥拉的著作，成了叛逆。但是，這個奇怪的新手還沒把規定的課程學完，就被逐出了多明我會，使社會上又多了一個流浪者。
他翻過了阿爾卑斯山這個古老的山口。在此之前，也有無數人冒險穿過這裏，夢想在羅納河和阿爾弗河交匯的大森林裏找到美好的自由。
而他們又心灰意冷地離開了，因為他們發現所有人的心都被一個內在的精靈迷惑住了，而改變一個教義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改變人們的心靈。
在日內瓦，布魯諾住了不到3個月。城裏到處都是意大利難民，他們給這個同鄉弄了套新衣服，還找了份兒校對員的工作。晚上，他就開始讀書寫作。得到一本德·拉·拉梅的書後，他覺得找到了誌同道合的人。和他一樣，德·拉·拉梅相信，隻有打碎中世紀教科書中宣揚的暴政，世界才能進步。布魯諾走得沒有著名的法國老師遠，並沒有把希臘人的教誨全盤否定。但是，早在基督出生前400年就寫下的字句，為什麽還能束縛著16世紀的人呢?這到底為什麽呢?
正統的信仰支持者回答他：“因為自始至終都是這樣。”
這個年輕的反傳統觀念者答道：“我們和祖先有什麽關係，他們又和我們有什麽關係呢?死者已矣。”
警方很快找到他，讓他最好背起行李到別處去碰碰運氣。
布魯諾一直沒有找到稍稍自由和安全的地方讓他生活和工作，所以無休止的旅行成了他以後生活的主要內容。他從日內瓦到了裏昂，又到了圖盧茲。當時，他已經開始研究天文學，成了哥白尼的熱情支持者。在那個時代，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人們都在嚷著：“世界圍繞太陽轉動，世界隻是普通的行星?呸!誰聽說過這種胡言?”
圖盧茲也讓他感到不高興。他橫穿法國，徒步來到巴黎，然後以法國大使私人秘書的身份來到英國。但是等待他的還是失望，英國的神學家並不比大陸的好，他們可能更實用一點。比如，在牛津大學，對違反亞裏士多德教誨的學生，他們並不懲處，而是罰他10個先令。
布魯諾變得愛諷刺挖苦了。他開始寫一些短篇散文和對話。他的散文，文采斐然卻又非常危險；他的對話以宗教哲學政治為內容，把整個現存秩序弄得顛三倒四，使之受到細致但毫無奉承之意的檢查。
他還向學生講授他喜愛的學科：天文學。
但是，對學生歡迎的教授，學院的領導幾乎是不給笑臉的。布魯諾再次被趕走。他回到法國，又到了馬爾堡。在那裏，關於虔誠的匈牙利伊麗莎白地堡裏發生的化體的實質，路德和茲溫格爾剛剛停止爭論。
布魯諾人還沒到，“自由派”的大名卻早到了。他被禁止授課。維藤貝格算是好客的了，但加爾文大夫的教徒剛剛把持了這座路德信仰的堡壘，此後，有布魯諾自由傾向的人也失去了立足之地。
他又向南到了約翰·赫斯的地盤，想在那裏碰碰運氣，可等待他的卻是新的失望。布拉格成了哈普斯堡的首都。哈普斯堡一來，自由便逃走了。再走回大路吧，到遙遠的蘇黎世去。
在蘇黎世，一個名叫喬瓦尼·莫塞尼哥的意大利年輕人給他寫了一封信，請他去威尼斯。我不明白布魯諾為什麽會接受邀請，或許是貴族名字的光彩把這個意大利農民迷惑住了，收到邀請後，他受寵若驚。
喬瓦尼·莫塞尼哥的前輩敢於蔑視蘇丹和教皇，可他卻不是這塊料。相反，他意誌薄弱，膽小如鼠，在宗教法庭的官員們要將他請來的客人布魯諾帶到羅馬時，他連手指頭都沒敢動一下。
威尼斯政府一直注意保護自己的權力。如果異國軍隊敢在他們的轄區內抓人，他們可能會發起戰爭，如果布魯諾是個日耳曼商人或荷蘭船長，他們或許還會強烈抗議。可是，他們有什麽必要為了一個除思想外不能給城市帶來任何好處的流浪漢而觸怒教皇呢?
不錯，他自稱學者，他們也深感榮幸，但他們自己的學者已經足夠了。
與布魯諾作別吧，願他的靈魂得到聖馬可的憐憫。
在宗教法庭的監獄裏，布魯諾待了整整7年。
1600年2月16日，布魯諾被燒死在火刑柱上，骨灰隨風而去。
坎普迪菲奧利是他受刑的地方，從這個短小而美妙的比喻中，懂意大利文的人能獲得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