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曆史中的事情,有一些我一直沒搞明白,過去年代中一些藝術家和文人的工作量便是其中之一。現代的作家有打字機、錄音機、秘書和自來水筆,每天能寫3000字到4000字。莎士比亞的精力被十多種工作分散,同時,有個嘴尖舌頭快的老婆,連蘸水筆也不好用,他怎麽能寫37個劇本呢?

洛浦·德·維加是“無敵艦隊”的一個老兵,一生都是忙忙碌碌。他從什麽地方弄來的墨水和紙張寫下1800個喜劇和500篇文章呢?

那個奇怪的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有10個孩子在他的小屋裏吵鬧,而他創作的樂曲之多足夠普通學生練一輩子的,有5個清唱劇、190個教堂大合唱、3個婚禮大合唱、12支聖歌、6支莊嚴彌撒曲、3部小提琴協奏曲(而僅憑其中的一支就能讓他永垂青史)、7部鋼琴管弦樂隊協奏曲、3部兩架鋼琴的協奏曲、2部三架鋼琴的協奏曲、30部管弦樂譜,還有為長笛、豎琴、風琴、提琴、法國號管寫的曲子,他哪來的時間呢?

還有,倫勃朗和魯本斯在30年中差不多每個月都創作4幅畫或4幅蝕刻畫,他們究竟是如何勤奮用功才做到這一點的呢?安東尼奧·斯特拉地瓦利隻是一個平民,那麽平凡,但他在一生中卻做了540把小提琴、50把大提琴和12把中提琴,他是怎樣做到的呢?

我現在不是討論他們的頭腦怎麽能想出所有的情節,聽出所有的旋律,看出各種顏色和線條的組合,選擇所有的木材。我隻是對他們的體力感到很奇怪。他們怎麽能應付得了呢?難道他們不睡覺,不打幾小時台球嗎?他們不疲倦嗎?沒聽說過“神經”這個東西嗎?

這種人在16世紀和18世紀到處都是。他們對健康法則漠不關心,對有害的東西大吃大喝,對作為光榮的人類的一員所負有的崇高使命根本不知道,但他們時間非常充裕,藝術的才智發泄起來特別嚇人。

在煩瑣和反複推敲的神學上,也出現了藝術和科學的情形。

假如到2個世紀前的圖書館,你會看到8開、12開和18開的宗教小冊子塞滿了天花板和頂樓,用皮革、羊皮紙和紙張裝幀的布道書、討論集、駁論、文摘和評論四處堆集,可早就被人們忘記了。但是,這些書包含的知識是廣博的,也是無用的。

其中有很多在現代人看來已經失去了意義的談論題目和大量詞匯。可是,這些變質的匯編的目的卻很重要。即使它們一事無成,也還淨化了空氣,因為它們或者解決了討論的問題,讓有關人士滿意;或者使讀者相信那些問題用邏輯推理和辯論無法解決,於是幹脆隨便扔在某個地方算了。

這些恭維話聽來似乎是諷刺挖苦式的。但是,我希望將來30世紀的批評家也能這樣仁慈地評價我們殘留的文學和科學成就。

這一章的主角是巴魯克·德·斯賓諾莎。他在數量上沒有追求當時的潮流,三四個小本子和幾捆信劄就是他的全集。

但是,必須經過大量的學習才能用正確的數學方法解決他的倫理學和哲學中的抽象問題,這會讓普通的健康人不知所措。這個不幸的人之所以死於結核病,正是這個緣故,因為他試圖通過乘法口訣表來理解上帝。

斯賓諾莎是猶太人,不過,那時的猶太人還沒有受過猶太隔離區的侮辱。在西班牙半島還是摩爾人居住的一個省時,他們的祖先便在那裏定居。西班牙征服以後,引進了“西班牙屬於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後,斯賓諾莎一家因國家陷入崩潰,被迫離開了老家,他們從水路來到荷蘭,在阿姆斯特丹買了一所房子,辛勤工作,積攢錢財,很快就名聲大振,成為“葡萄牙移民”中最受尊敬的一員。

如果說他們的兒子魯克意識到了他們的猶太血統,那麽其原因除了鄰居小孩的嘲諷外,更重要的是在塔爾穆德學校受的訓練。外來的民族可以在北海和須德海的海岸找到避難所,過上寧靜祥和的生活,因為荷蘭共和國被階層的偏見所束縛,沒空顧及種族偏見。這是荷蘭生活的一大特點,現代的旅行者在撰寫“遊記”時絕不會忘記這一點,這是有充分原因的。

在歐洲其他大部分地區,甚至到了很晚的時代,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關係還是非常不理想。他們之間的爭吵簡直達到無可挽回的地步,因為他們都對也都錯了,都可以說是對方專橫和偏見的受害者。寬容是自我保護的一種方法,這在這本書裏已經說過,按照這個道理,顯然,隻要基督徒和猶太人對各自的宗教忠誠無比,就會把對方當做敵人。第一,雙方都堅持自己信奉的上帝是唯一的真正的,其他民族的其他上帝是假的。第二,雙方是危險的商業對手。像最初到巴勒斯坦一樣,猶太人是到西歐尋覓新家園的移民。當時的工會也就是“行會”不讓他們找到職業,所以,他們甘心開個當鋪和銀行以解經濟上的燃眉之急。在中世紀,這兩種行當非常接近,在人們眼裏,這一行業不是正派人該幹的。直到加爾文時期,教會對金錢始終深惡痛絕(稅收除外),認為拿利息是罪孽,這真很難理解。當然,任何一個政府也不會容忍高利貸,早在400年以前,巴比倫人就通過了一項法律,對那些企圖從別人錢中謀利的金錢交易者給予嚴懲。在2000年前寫下的《舊約》的幾章裏,我們可以看到,摩西曾經強力禁止追隨者以高利息借錢給別人,但借給外國人除外。以後,包括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在內的希臘大哲學家都表示反對從別人的錢中生出錢來。對這種事,教會神父的態度更明確。整個中世紀人們一直鄙視放債人。在地獄裏,但丁為他的金融界的朋友們專門準備了一個小壁龕。

開當鋪和開銀行的人是不受歡迎的公民,這在理論上可以證明,世界如果沒有他們該多好啊。但是,隻要世界不再隻有農業,那麽沒有信用貸款就連最普通的生意都做不成。於是,按照基督徒的看法,放債人成了大家需要的魔鬼,人們需要的行當讓注定要下地獄的猶太人做(他們也是不得已),但體麵人絕不會問津。

這樣,可憐的出走者無奈幹上了不光彩的行當,這使他們很自然地成為富人和窮人的對頭。他們一發跡,對方就馬上翻臉侮辱謾罵,毫無情麵,他們被鎖在城市最髒的地方,對方一衝動,他們還會被當做不信教的惡棍絞死或作為基督叛徒燒死。

真是愚昧無知。猶太人並沒有因為無休止的攻擊和迫害而喜歡上基督徒。直接的結果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智慧從公共交往中退出了,數以萬計的很有天賦本可以在商業和科學中進取的年輕人卻把智慧和精力浪費了,浪費在了無用的研究那些深不可測的難題和吹毛求疵的詭辯的舊書上。數以百萬計的沒有依靠的男女青年注定要在發臭的小屋裏過著不正常的生活,一邊聽老人講他們是一定會繼承大地和所有財富的上帝的選民,一邊卻又聽到別人一個勁地罵他們是隻配上絞架或刑車的豬玀,並為此而嚇得魂飛魄散。

要想讓他們——在這種逆境中生活的人,不管是誰,用正常的眼光看待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猶太人一次次被逼得對基督徒同胞采取瘋狂行動,最激烈時對壓迫者奮起反抗,於是他們又被稱為“叛徒”、“不報恩的惡棍”,受到更嚴重的欺侮和束縛。但是,這種束縛的結果隻有一個,那就是增多心懷怨恨的猶太人,其他人意誌消沉,使猶太區成為受挫雄心積累仇恨的可怕棲身地。

斯賓諾莎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大部分親戚生來就遭到的苦難,他幸運地沒有遭受。他首先被送到猶太教堂(“生命之樹”這個稱呼更適合)掌管的學校,把希伯來文的動詞變化學會以後,就被送到知識淵博的博士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範·登·恩德那兒攻讀拉丁文和科學去了。

正如名字所示,弗朗西斯科博士出身於天主教徒家庭,傳說他畢業於盧萬大學,據城中最為廣博的教堂執事說,他是偽裝的耶穌會成員,是個危險分子。但這是謠言。範·登·恩德年輕時的確在天主教學校待過幾年,但他對功課漠不關心。從家鄉安特衛普離開後,他來到阿姆斯特丹,自己開了一所私立學校。

他的鑒別能力很出眾,擅長想辦法讓學生們喜歡古文課,因為這個學校的孩子在六韻步詩和變格上總比別的學校的學生強。所以不顧他過去與天主教的關係,阿姆斯特丹的加爾文派自由民情願把孩子托付給他,而且以此為榮。

範·登·恩德教小巴魯克拉丁文,但他熱衷於追求科學領域的最新發現,十分佩服喬達諾·布魯諾,因此毋庸置疑,他把一些正統猶太家庭一般不應提及的事情教給了這孩子。

小斯賓諾莎違反當時的習慣,沒有與其他同學同住,而是住在家裏。他的豐富的學識很讓家人驚奇,親戚們都自豪地把他叫做小先生,非常慷慨地給他零用錢。這錢沒被他浪費在煙草上,而是用來買哲學書了。

有一個作者最讓他感興趣。

那就是笛卡爾。

法國貴族出身的雷內·笛卡爾出生在圖爾和布瓦蒂耶交界處,查理曼的祖父曾在這裏擋住了穆罕默德征服歐洲。不到10歲,笛卡爾就被送到耶穌會受教育,一待就是12年,因為他喜歡思考,拒不接受沒經過證明的東西,所以人們討厭他。這種難管的孩子耶穌會會士能調理,他們既不被挫傷又訓練有素,他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這樣的人。要檢驗布丁就要吃一吃,辦教育也是一樣。假如現代教育家把耶穌會羅耀兄弟的方法學會了,我們也會有幾個自己的笛卡爾了。

20歲時,笛卡爾開始服兵役,他到了荷蘭。在那裏,他的軍事體係曾經被納索的莫裏斯徹底完善,這使他的軍隊成為有誌當將軍的年輕人的進修學校。笛卡爾並不常去納索親王的司令部。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怎麽能當新教徒首領的奴仆!這聽來就像叛國罪。但笛卡爾感興趣的不是宗教和政治,而是數學和炮兵。荷蘭和西班牙的戰爭剛結束,他就辭職了,來到慕尼黑,在巴伐利亞的天主教公爵麾下作戰。

但是,那場戰爭較短,在拉羅謝爾附近進行的戰鬥是唯一一場,也是至關重要的。那時,胡格諾派正在抵禦黎塞留。笛卡爾回到法國,想學一點高級攻堅戰。可是,他厭倦了軍營生活。他決定結束戎馬生涯,致力於哲學和科學研究。

他自己有一筆不大的收入。他不想成家,也沒有什麽奢望,隻想過平靜愉快的生活,而且他的願望實現了。

我不清楚他為何選中荷蘭作為居住地。但是,在這個國家,印刷商、出版商和書店到處都有,隻要不公開攻擊政府和宗教,有關出版檢查的法律簡直如同一紙空文。雖然荷蘭的文字對真正的法國人來說學起來並不難,但他卻從未學會,所以他避開了不必要的夥伴和無聊的閑談,每天大約20小時的時間都被他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對於當過兵的人來說,這太乏味了。但是,笛卡爾有生活的目的,他對這種自我折磨的背井離鄉的生活很滿足。隨著時光的流逝,他漸漸相信,深不可測的無知依然籠罩著世界,被稱做“科學”的東西其實連真正科學的邊都不沾,不首先鏟平陳舊的錯誤和荒謬,就不能實現總體的進步。這可是個大命題。但是,笛卡爾很有耐性,到了30歲,他開始將嶄新的哲學體係奉獻給我們。他被自己的工作深深鼓舞和激勵,把幾何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加進了最初的提綱裏。之所以天主教徒宣布他是加爾文派,而加爾文派又罵他是無神論者,是因為在工作中他毫不偏袒。

天主教徒和加爾文派對他的評價傳到他的耳朵裏,他卻絲毫不受幹擾。他平靜地繼續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爾摩和瑞典女王談論哲學,最後在城裏安詳地死去。

就像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達爾文主義,笛卡爾主義在17世紀的人們中引起了很大轟動。在1680年,做一名笛卡爾主義者是件可怕的事,很不光榮。它表明某人是社會製度的敵人,是索西奴斯教徒,是自認不能與體麵人為伍的下等人。但知識界大部分人如饑似渴地接受笛卡爾主義的行為並沒得到阻止,就像我們的前輩接受達爾文主義一樣。不過,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統猶太人中,沒人提及這類題目。在塔爾穆德和托拉赫,笛卡爾主義也無人問津,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但一旦表明斯賓諾莎的頭腦裏有它,結局就注定了,隻要猶太教堂的資深人士一出麵調查這件事,采取官方行動,斯賓諾莎同樣也不複存在。

那時,阿姆斯特丹的猶太教剛剛經過一場嚴重的危機。小斯賓諾莎15歲的時候,一個叫尤裏爾·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來到這裏。他果斷地把在死亡威脅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給拋棄了,又回到了前輩的宗教。可是,這個艾考斯塔不是普通的猶太人,而是個慣於在帽子上插根羽毛、腰上挎一把劍的紳士。他驚訝和惱怒於那些在日耳曼和波蘭學校受過訓練的荷蘭猶太教士所表現出的自高自大,他也很自傲,但從不屑掩飾自己的觀點。

在那種小的社會組織裏,這樣公開的蔑視是不能容忍的。一場勢不兩立的鬥爭開始了,一方是清高的半先知半貴族的夢幻者;另一方是鐵麵無私的法律捍衛者。

悲劇的結局。

首先,在當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指控是幾本不承認靈魂不滅的褻瀆聖靈的小冊子的作者。這讓他與加爾文派教士發生衝突。但很快澄清了事實,撤銷了控告。於是,這個強頭的反叛者被猶太教會逐出了教會,他的謀生之路也被剝奪了。

在以後的幾個月裏,這個不幸的人流浪於阿姆斯特丹的街頭,最後,貧困和孤獨又迫使他回到教會。但要被批準重新入會,首先他要當眾認罪,任憑所有猶太人鞭打腳踢。這侮辱使他喪失了理智。他買了一支手槍,自己的腦袋被打開了花。

對於自殺事件,阿姆斯特丹市民議論紛紛。猶太團體覺得不能冒險再引起另一場風波。當“生命之樹”中最有前途的學生已經毋庸置疑地受到笛卡爾的新異端思想汙染的時候,猶太教會馬上行動起來,企圖加以掩飾。他們找斯賓諾莎談話,他可以得到一筆年金,隻要他答應聽話,去猶太教堂,不再發表或散布任何反對法律的言論。

妥協是斯賓諾莎最討厭的,他幾句話就回絕了這些事。結果,按照著名的古老《懲處準則》(毫不給人思考的餘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時代的詛咒謾罵的字眼),他被逐出教會。

這對猶太教士威信的打擊很沉重,他們雖然乞求神靈約書亞和伊萊沙的保佑,但在短短的幾年裏,仍有人再次向他們公開挑戰。他們急衝衝地向市政廳提出訴訟,要求和市長見麵,把斯賓諾莎這個剛被趕出教會的人確實是個危險分子的情況告訴市長,說他是個不可知論者,不信仰上帝的人,在阿姆斯特丹這樣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團中,這種人是不該被容忍的。

那些大官們有個好習慣,什麽事都推給基督牧師的小組委員會去辦理,自己不插手。通過研究,這個研究小組發現斯賓諾莎並沒做對城市法律有害的事,於是,向市政府的官老爺如實匯報。但他們又覺得一個教派的人能這樣團結一心不是壞事,就向市長建議,讓這個好像獨立性很強的年輕人離開阿姆斯特丹幾個月,等風平浪靜了再回來。

從此,斯賓諾莎的生活就像他從窗中看到的大地一樣一直是平坦的。他離開了阿姆斯特丹,在萊頓附近的萊茵斯堡小村裏租了一間房子,白天修磨光學儀器的鏡頭,晚上抽著煙鬥,讀點或寫點自己喜歡的東西。他始終是單身。有謠言說他和拉丁文老師範·登·恩德的女兒關係曖昧,可是這實在不大可能,因為那孩子10歲時斯賓諾莎就離開了阿姆斯特丹。

他的幾個摯友,每年至少兩次提出要接濟他,以便他能把全部時間用於研究。他都婉言謝絕了,他說他更願意獨立,除了一個富有的笛卡爾主義者每年給他80塊錢外,多一分他也不要,生活在真正哲學家應有的受尊敬的貧窮中。

他曾經有去德國當教授的機會,但他謝絕了。著名的普魯士國王給他寫信,願意給他資助和保護,他也沒有答應,繼續過著平靜快樂的流亡生活。

在萊茵斯堡住了幾年後,他搬到海牙。他的身體始終不好,他的肺被半成品鏡頭上的玻璃沫感染了。

至少6輛宮廷豪門的私人馬車陪伴著這個“無神論者”直到墓地,這使當地教士很憤怒。兩個世紀後,紀念他的雕像落成的時候,為了保護參加這個隆重儀式的人不被成群的狂熱的加爾文教徒的怒火所害,背運的警察不得不大批出動。

這就是他,他有什麽影響呢?難道他隻是把沒完沒了的理論塞進成摞的書裏?難道他隻是語言能把奧馬爾·卡雅姆氣得臉皮發青的勤奮哲學家嗎?

不!不!

他絕不是靠發揮才智或用巧言善辯正確闡述自己的理論才取得這樣的成就。他因為勇氣才偉大。有一種人隻知道一種法則,那是在早已被忘卻的遙遠的黑暗年代裏為那些自命可以解釋聖理的職業教士創立的不可更改的一套規矩,是一種精神專製體係,他就屬於這種人。

在他生活的世界中,知識自由的思想幾乎等同於政治上的無政府。

這一點他是知道的。他一直沒有動搖過。

所有問題都被他看成普遍問題,無一例外地被看做一個無所不在的意誌的體現,是純現實的表現,它將像適用於創世紀那樣適用於最後審判日。

他就這樣為人類的寬容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像前麵的笛卡爾一樣,斯賓諾莎摒棄了舊宗教設下的狹隘界線,卻以百萬星辰為基石,建立起了自己的全新的思想體係。

這樣一來,從希臘和羅馬時代就被歪曲的人類的真正形象——作為真正的世界一員的形象,被他恢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