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常被稱為專製的年代。無論多麽開明的專製，在如今信仰民主的年代裏也不是理想的政府。
曆史學家總是說人類的好話，但他們卻會對路易十四國王伸出責難之指，還是讓我們自己得出結論吧。在天主教和基督教勢均力敵之時，這個聰明的國王繼承了王位。經過100年的相互殘殺(基督教吃了虧)，兩派終於停止戰爭，雙方許諾，盡管雙方互相不受歡迎，但既然是躲不開的鄰居和公民，就隻能承認其存在。1598年，雙方發布了“永久的和不可改變的”《南特法令》，其中包括達成的各項協議：天主教為國教，基督教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不得因其信仰而遭到迫害，準許他們建造自己的教堂和擔任公職。天主教為表示對他們的依賴，還批準基督教掌管法國境內200個要塞城市。
當然，這個安排是不可能實現的。胡格諾派教徒不是天使，交給敵視政府的政黨200多座繁榮的城市和鄉村，簡直就像我們交給民主黨人芝加哥、舊金山和費城來換取他們接受共和黨人的統治一樣荒謬。
這一點被黎塞留看出來了，他是統治過這個國家的一個聰明人。經過不懈的奮鬥，他剝奪了基督教徒的政治權利，不過，雖然他的職業是大主教，卻一點也不幹涉他們的宗教自由。胡格諾派教徒沒有機會與國家的敵人進行單獨的外交談判了，但他們享受的權利卻沒變，唱讚美詩，聽布道，全都悉聽尊便。
馬薩林是下一個執行類似政策的法國統治者，但是1661年他就死了。年輕的路易十四開始當政，人心向善的時代終止了。
這個國王很聰明，可人們對他卻議論紛紛，似乎非常不幸的是，他一生中隻與正派人士被迫交往了一次，卻落入一個叫弗朗斯·多碧娜的宗教狂的女人手裏。這個女人是禦用文人斯科隆的遺孀，在宮中，她是路易十四和蒙特斯丹的7個私生子的家庭教師，以此發跡。等到原來那位夫人的**失效，國王開始表露出膩煩的時候，這位女教師就鳩占鵲巢。與以前國王的所有情婦唯一的區別是，她搬入國王的居室時，巴黎大主教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宗教儀式。
在以後的20年裏，國王的權力全部被這個女人操縱，而她又聽憑她的懺悔神父的左右。黎塞留和馬薩林對基督徒的和解態度始終沒有得到法國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原諒。現在，這些神職人員終於有毀掉那些明智政治家成就的機會了，於是大刀闊斧地行動起來，因為他們不但是王後的官方顧問，而且還是國王的銀行家。
這又是一個奇怪的故事。
在前8個世紀裏，修道院把法國的大部分財富積攢了下來，他們擁有大量的剩餘財產，因為他們不顧國庫開支的日益增長，拒不向國家交稅。榮耀比信譽大得多的國王陛下抓住了這個機會，把自己的金庫重新填滿了。作為報答，他給支持他的教士一些好處，他允許教士可以隨意向教會借錢，想借多少就借多少。
這樣，就把不可更改的《南特法令》逐項地改變了。最初，基督徒還沒有被禁除，但是，堅持胡格諾派事業信仰的人總是不得安寧。據說有些省份裏的錯誤教義非常頑固，龍騎兵的人馬就去肆意橫行，他們住在老百姓家，頤指氣使，惹人厭煩。他們大吃大喝，偷走勺子和叉子，打破家具，調戲良家婦女，就像在被征服的國土上一樣作惡多端。主人們極度失望，就衝到法庭請求保護，誰知卻被嘲弄一番，還被說成是咎由自取，自己應該知道如何擺脫這些討厭的來客，重新博得政府的好感。
聽從勸告到附近的鄉間牧師那裏接受天主教洗禮的隻是極少數人。絕大部分淳樸的人還是堅持自幼就信仰的理想。等到最後教堂次第關閉，教士被送上十字架，他們才知道命中注定要倒黴。他們不願投降，想一走了之，但到邊境後才知道任何人都不許離境，抓住就被絞死，連幫忙的人都可能要上絞架。
很明顯，當時發生的事後人永遠不得而知。
其實，從法老的時候起，邊境就不時地被政府“關閉”，卻總以失敗告終。
隻要不惜冒險，決意要走的人總可以找到路。通過“秘密途徑”來到倫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巴塞爾的法國基督徒成千上萬。當然，這些外逃者錢不多，但他們是以踏實肯幹聞名的商人和藝術家，精力充沛，信譽好，沒過幾年便重新繁盛起來了。但法國在經濟上卻失去了無法估算的價值，雖然這繁盛本來應該屬於法國。
如果說取締《南特法令》是法國大革命的前奏，是非常中肯的。
法國雖然一直很富有，但商業和宗教卻從來沒能合作。
法國的政權一旦被女人和教士所掌握，命運就已經注定。後來，寫下驅逐胡格諾教徒法令的那支筆，又用來簽署了路易十六的死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