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9月20日晚上，一場戰鬥打響了。這次戰鬥交戰雙方是法國的革命軍和前來剿滅這場可怕暴動的君主聯盟軍。
這次戰鬥，革命軍取得勝利，而且戰果輝煌。在瓦爾密村滑溜溜的山坡上，聯盟軍的步兵施展不開，戰鬥變成了連續不斷的炮戰，可是，叛軍比皇家軍隊射擊得更猛烈迅速，這樣皇家軍首先撤退，晚上向北方撤走了。參加這次戰鬥的人中有一個叫歌德的，他是世襲魏瑪王子的助手。
幾年後，年輕的歌德把對這一天的回憶錄出版了。他那時站在洛林的泥漿裏，泥漿又稠又黏，雖然沒過腳踝，他卻變成了一個先知。他預言，經過這場炮戰，世界將永遠也不會是原來的樣子了。他說得一點也沒錯，在永遠值得紀念的那一天，受上帝青睞的君主權力被扔進了垃圾堆。參加人權運動的鬥士們並沒有像人們預想的那樣像雞一樣落荒而逃。他們扛著槍，穿山越嶺，把“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傳播到歐洲最偏遠的角落，把這種思想帶到了整個大陸的每座城堡和教堂。
我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寫下這樣的言辭。這場革命的領袖已經死去大約150年了，我們盡可以拿他們來取樂。甚至我們還可以感謝他們，感謝他們為這個世界做了好事。
可是，人們經過那些日子的煎熬——他們曾在某一天早晨聚在自由之村高興地手舞足蹈，隨後又像城市下水道裏的耗子一樣被到處追趕長達3個月——不可能對這場動亂采取漠然的態度。他們剛剛從地窖和閣樓裏爬出來，把亂得像雞窩似的假發梳理一下，就開始想方設法避免這種可怕的災難重演。
但是，他們必須先掩蓋過去，以對抗敵手的成功。這個過去並不是曆史學意義上那個含混的說法，而是自己偷偷閱讀伏爾泰先生的書並公開表示對百科全書派的欽佩的“過去”。如今他們把伏爾泰先生的書堆放在閣樓裏，而把狄德羅先生的書當成廢品賣掉，把曾經虔誠拜讀過的提示真理的小冊子扔進了煤箱。他們想盡一切方法加以掩蓋，以便使他們曾在自由主義領域裏逗留過的痕跡不至於暴露，真可以說用心良苦。
哎呀，這些懺悔人忽視了一件事，那就是戲劇舞台，就像摧毀一樣文字材料的常見情況一樣，這比那些說東道西的謠傳更加糟糕。為了《費加羅的婚禮》，他們曾經說了成套的好話，現在再說從不相信人人平等的理想會實現，未免過於幼稚。他們一直堅持認為宗教寬容是政府軟弱的表現，但他們曾為“聰明的南森”流過淚，所以現在也無法再次證明這點。
這出戲及其成功所證明的東西，與他們所說的截然相反。
這出著名的戲劇在18世紀後期迎合了民眾的感情。作者是德國的戈思霍爾德·伊弗雷姆·萊辛。他曾在萊比錫大學攻讀神學，但是他不願意以宗教為職業，因此經常逃學。他的父親是路德派的牧師，聞訊後把他叫回家，問他是馬上退學還是寫一份到醫學係學習的申請書。戈思霍爾德感覺當醫生還不如成為牧師，因此父親的每項要求他都保證做到。但他回到萊比錫後，繼續為一些他喜愛的演員朋友們做借貸擔保。這些人後來從城裏銷聲匿跡了，為了避免因負債而被捕，萊辛被迫逃到了維騰貝格。
他的逃跑意味著要經受長時間的步行和忍饑挨餓。首先，他來到柏林，有好幾年為幾個稿費很低的神學刊物寫稿。後來，他的一個有錢的朋友準備做環球旅行，請他做私人秘書。而他們剛一起程，7年戰爭就爆發了。這個朋友被迫從軍，坐上了回家的第一輛馬車。再次失業的萊辛流落到了萊比錫城。
但萊辛非常善於交際，很快又找到了一個名叫艾德華·克裏斯蒂娜·克萊斯特的新朋友。這個朋友白天做官，晚上寫詩，是個敏感的人，他把敏銳的洞察力給予了這個饑餓的神學家，使他看到了慢慢來到這個世界的新精神。可是，在庫內夫戰役中，克萊斯特被打死了，這又把萊辛逼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隻好當一名報刊專欄作者。
接下來，萊辛又做了一段時間的私人秘書，主人是布雷斯勒現在稱為弗羅茨瓦夫城堡的指揮官。因為駐防生活很枯燥，他就以認真鑽研斯賓諾莎的著作為消遣，這位哲學家的著作流傳到國外時，他已經去世100年了。
然而，日常生活還是解決不了。萊辛這時已經將近40歲了，他想結婚。他的朋友們提議任命他為皇家圖書館的館員。而此時，因為多年前的事，萊辛已經深受普魯士宮廷的歡迎。第一次訪問柏林時，他就結識了伏爾泰。這個法國哲學家非常慷慨，樂善好施，沒有一點架子。他允許萊辛借閱當時已經準備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紀》的手稿。糟糕的是，萊辛離開柏林時，因為匆忙，非常偶然地把手稿打在了自己的行李裏。於是，本來就對吝嗇的普魯士宮廷的劣質咖啡和硬板床很惱火的伏爾泰立刻嚷嚷自己被盜了，他的最重要的手稿被那個年輕的德國人偷走了，要求警方必須監控邊界等，完全是一個客居外國的情緒激動的法國人的樣子。幾天內，他丟失的稿件被郵遞員送來了，裏麵還附有萊辛的一封信，在信中，這個直率的年輕條頓人對敢於對他的誠實進行質疑的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按理說，人們應該很快忘記這場發生在巧克力罐裏的風波，但是在18世紀，巧克力罐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所以直到20年以後，弗雷德裏克國王還是不喜歡他那位愛找碴的法國朋友伏爾泰，當然也就不會同意萊辛到宮廷來。
離開了柏林，萊辛到了漢堡。這裏有要新建—個國家劇院的謠傳。但是這項規劃沒能實現，絕望中的萊辛接受了一個工作，是在世襲大公爵布倫斯威克的圖書館裏當館員。那時，他居住在沃爾芬布泰爾，這是個不大的城市，不過，大公爵的圖書館在德國卻是一流的。它存有1萬多部手稿，其中好幾部是曆史上基督教改革運動的最重要的文獻。
惡意誹謗和流言飛語的主要根源當然是無聊。在沃爾芬布泰爾城，人們都不十分信任當過藝術批評家、報刊專欄作者和戲劇小品文作者的人，很快，萊辛再次陷入困境。原因不是他做了什麽事，而是有人傳聞他出版了一係列文章來攻擊老一派路德神學正統言論。
這些文章是以布道的形式出現的，其實它們是漢堡一位前任教長寫的。布倫斯威克大公爵命令他的圖書館館員小心行事，避開一切爭論，因為他對在自己的領地裏開展一場宗教戰的前景感到惶恐不安。萊辛按主人的要求做了，但是對這個問題，沒有任何人立場鮮明地加以論述，於是，萊辛開始通過戲劇形式重新闡述他的看法。
這出戲誕生於小鎮子的娛樂室裏，名為《聰明的南森》。這個主題非常古老，我在前麵提到過它，喜歡古典文學的人在薄伽丘的《十日談》中能找到它，在那裏，它的名稱是《三個戒指的悲慘故事》。情節如下：
很久以前，有一個伊斯蘭教的王子，他想從他的一個猶太臣民那裏榨取一大筆錢。但是讓他苦惱的是，沒有剝奪這個不幸的人的財產的正當理由，於是，他想了一個詭計。他派人找來這個受害者，大力讚賞他的學識和智慧，然後問他，在土耳其教、猶太教和基督教這三種流傳最廣的宗教中，他認為哪個最真實。這是個令人尊敬的老人，他沒有直接回答王子，而是說：“噢，偉大的蘇丹，我來給你講個小故事吧!從前，有一個富翁，有一個漂亮的戒指。他在遺囑裏寫道，他死的時候，這個戒指戴在哪個兒子手上，他的全部財產就由哪個兒子繼承。後來他的兒子也立了同樣的遺囑，孫子也一樣，戒指一代代傳下去，一直完美無缺，長達好幾百年。但是，最後有一個主人，他有3個兒子，而且他都很喜愛，他無法決定這無價之寶該由誰來繼承。於是，他讓一個金匠做了兩個和自己手上的那隻一模一樣的戒指。臨終時，他躺在**，叫來3個孩子，為每個人祝福，他們也都把自己當做了那個戒指繼承人。父親的葬禮結束後，他們都宣布自己是繼承人，他們都有戒指。這製造了許多爭吵，最後把這件事交給法官處理。因為3個戒指一模一樣，法官也無法鑒別真偽，所以案件就拖了下來，而且一拖再拖，很可能要拖到世界末日。阿門。”
這個古老的民間故事被萊辛拿來證明他的“沒有一種宗教可以壟斷真理”的信念。和表麵上遵奉某種規定的儀式和教條相比，人的內心世界更有價值，所以，人們的任務就是友好地相處，誰也沒有權力把自己視為完美無缺的偶像讓別人崇拜，也沒有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為隻有我掌握真理”的權力。
這個思想雖然在1778年備受青睞，但在小諸侯國裏卻不得人心。在大風暴中，小諸侯們想方設法保住殘存的財產和牲畜，他們為了使喪失的聲望得以恢複，拱手把土地交給警察管轄，並期望憑借他們謀生的牧師先生成為精神支柱，幫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這場實實在在的反動取得了徹底的成功，那些想按照半個世紀前的宗教寬容模式重新塑造人們思想的努力，最後終於失敗了。結果也隻能是這樣。事實上，各國大多數人對革命和騷亂，對議會和那些毫無意義的講演，對把工商業徹底破壞和各種關稅都已經感到厭倦了。他們需要和平，為了和平不惜任何代價。他們想做生意，坐在自己的客廳裏喝咖啡，不再受到住在家裏的士兵的騷擾，不再被逼喝從橡樹上擠出的惡心的汁液。隻要能享受這種幸福愉快的生活，他們寧可對一些不方便的小事加以容忍，比如向每個戴有銅紐扣的人行禮，在每個皇家信箱前麵鞠躬，對官方打掃煙囪的助手都用“先生”來稱呼。
但是，完全是出於需要才有這種謙卑的態度，人們經過漫長的動**年代要有一個短暫的喘息機會。當時，新製服、新的政治講台、新政策和既屬於上帝又屬於平民的新統治者每天早晨都會出現。然而，僅僅從這種一般的奴性狀態和對上帝任命主人的高聲歡呼中，就斷定人們在心靈深處，已經把曾激勵過他們的頭腦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動徹底忘記，那可就錯了。
反動獨裁者都玩世不恭，他們的政府也具有這種思想，對於人們的精神生活不以為然，主要要求表麵的墨守成規和秩序，因此，平民百姓就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挾著一大本《聖經》去教堂，一周剩餘的時間就可以自由地思考。但他們不準把個人的見解公開，必須保持緘默，發表言論之前要仔細看一看，先要保證沒有暗探藏在沙發底下或爐子後邊。但是，他們一方麵可以饒有興趣地談論當時發生的事情；另一方麵又從被正式檢查、反複斟酌、消過毒的報紙上得知新主人又采取了某種新的愚蠢方法來保證王國的和平，把人們帶回到1600年，於是，他們就又會悲慘地搖搖頭。
自從公元1年以來，所有對人類曆史一無所知的主人們所做的事情，他們的主人在類似的情況下又在做。由於有人站在裝餅幹的大桶上言辭激烈地攻擊政府，這些主人命令搬走大桶，認為這樣就能摧毀言論自由。一有可能，出言不遜的講演家就被他們送進監獄，並處以50年或100年的監禁，使這些可憐人得到烈士的美譽。但在許多方麵，這些主人隻是輕率、浮躁的傻瓜，因為他們隻讀過幾本書和一些他們根本看不懂的小冊子。
其餘的人受到這種例子的警告，都會回避公共遊憩場，躲在偏僻的酒館裏或城市中擁擠不堪的公共旅店裏怨聲載道，因為他們相信這裏的聽眾更加謹慎，影響比在公共講台上也更大。
上帝以其智慧賦予某人些許權力，又時刻害怕自己的官方聲望就此喪失，這應該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事了。國王可以失去他的王位，並且會因為這種單調乏味的生活被這個小插曲打斷而高興。因為不論他是戴上男仆的褪色圓頂禮帽，還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仍然還是一個國王。但對一個三等城市的市長來說，如果被剝奪了小木槌和辦公室的徽章，就會成為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可笑的自命不凡的人，一個受人們嘲笑並陷入困境的人。所以，要是有人敢接近當時的掌權人卻沒有明顯向他表示應有的尊敬和崇拜，災難就會不期而至。
但是，對於那些在市長麵前依然昂首挺胸的人，那些用學術巨著、地質手冊、人類學、經濟學對現存秩序公開質詢的人來說，他們的處境就糟糕透頂了。
他們的謀生之路立即被羞恥地剝奪了，被從他們散布有毒教條的鎮子裏驅逐出境，妻兒全部留給鄰居們照看。
這種反動情神的爆發給某些人帶來很大不便，那是一大批真摯的想根除許多社會弊病的人。不過，時間是偉大的清潔工，這些和善學者們製服上的能被地方警察發現的汙漬全被它除去了。今天，人們能夠記住普魯士的弗雷德裏克·威廉，主要原因是他幹涉了—個人的學說，這個人是危險的激進分子伊曼紐爾·康德。根據康德的教誨，我們的行動準則要能變成宇宙規律，按警方的記錄，他的教導隻能受到“嘴上沒毛的年輕人和一無所知的傻子”的推崇。昆布蘭公爵在做漢諾威的國王時，把一個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流放了，因為這個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國家憲法》的抗議上簽過字，因為這昆布蘭公爵臭名昭著。梅特涅的聲譽也很差，因為他對音樂領域有了懷疑的行為，審查了舒伯特的音樂。
不幸的奧地利!
既然奧地利已經死亡而且消失了，“快樂帝國”博得了整個世界的好感，這個國家曾經有過積極的學術生活，已經被人們忘記了，有比光彩有趣的鄉村集市上的物美價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約翰·施特勞斯作曲和指揮的迷人的華爾茲更重要的東西。
更進一步，我們可以說，在整個18世紀中，在傳播宗教寬容方麵，奧地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教改革運動後，新教徒馬上找到了用武的地方，那是多瑙河和喀爾巴阡山脈之間的一塊沃土。可是，等到魯道夫二世成了皇帝，這一切全變了。
這個魯道夫是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國化身，這個統治者認為和異教徒簽訂的條約一點意義也沒有。魯道夫受的是耶穌會的教育，但他懶得出奇，不可理喻，他的帝國卻因此而免於政策上的劇烈變動。
等到選費迪南德做皇帝時，這種變動就發生了。因為他是哈普斯堡皇室中唯一多子的人，所以有了當君主的資格。在統治初期，他還參觀了1219年被一群從拿撒勒到達馬爾提亞的天使們搬遷到意大利中心的著名的天使報喜館。在宗教熱情的爆發中，費迪南德發誓要把他的國家變成純粹的天主教國家。
他言而有信。1629年，他再次宣布天主教是奧地利、施蒂裏亞、波希米亞和西西裏亞的官教和唯一信仰。
同時，匈牙利和這個奇怪的家族建立了裙帶關係，每個新妻子的嫁妝都是大量歐洲地產。費迪南德於是著手把新教徒從馬紮爾人群居的地區趕出去。但是，直到18世紀下半葉，新教徒還能在匈牙利保持獨立，因為他們擁有特蘭西瓦尼亞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異教徒的支持。這時，奧地利內部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廷的忠實支持者，可是對於教皇的不斷幹涉，就連這些思想呆滯的人最後也厭煩了，他們很想冒險製定一項違反羅馬意願的政策。
我已經在本書的前一部分裏說過，在許多中世紀的天主教徒看來，教會體製是徹底錯誤的。評論家們認為，因為教會是由年長者和主教掌管，而他們又是教區居民推選出來的，所以在殉道者時代，教會是真正的民主機構。由於羅馬主教自稱是聖徒彼得的直接繼承人，在教會委員裏享受優惠的待遇。因此他們接受他。但他們固執地認為，這隻是一種榮譽性的權力，因此教皇不應該認為自己和其他主教相比可以高高在上，而且不應該把自己的影響擴展到應有範圍之外。
為了對付這種思想，教皇使用了各種訓令、詛咒、逐出教會的懲罰方法，結果由於大膽地倡導聖職下放，不少勇敢的改革者因此而喪命。
這個問題在18世紀中葉以前一直沒有明確解決，後來，這種思想被約翰·範·抗泰姆給複蘇了。他是財大氣粗的特利爾主教的代理主教，以弗布羅紐斯這個拉丁文的筆名而著稱。他受過自由思想的教育，曾在盧萬大學學習幾年，後來離開家人到萊頓大學求學。他到那裏時，正趕上純加爾文主義被懷疑在老城堡中存有自由派。後來，法律部成員傑勒德教授被允許進入神學界，還發表了讚揚宗教寬容理想的講演，就在此時，這種懷疑成為公開的罪證了。
最起碼，抗泰姆的推理方法具有獨創性。
他說：“隻要上帝願意，就可以隨意引導人們的思想，讓人們在宗教問題上具有相同的觀點。因為上帝是萬能的，他可以製定出萬能的科學定律，使人們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都適用。而上帝並沒有這樣做。所以，假如我們用武力迫使別人相信自己是正確的，就違背了上帝的明確意願。”
抗泰姆是否受到了伊拉斯謨的直接影響，這很難說。但是，在抗泰姆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伊拉斯謨唯理主義思想的一些蛛絲馬跡，後來，他在主教和分散羅馬教皇權限的問題上把自己的思想發展了。
很快，抗泰姆的書於1764年2月就受到了羅馬教廷的譴責，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這時他得到了瑪麗亞·泰雷茲的支持，因為這符合她的利益。這場運動在奧地利繁榮起來，被稱為費布羅尼主義或主教統治主義，最終形成了實用的《寬容專利權》，1781年10月13日，瑪麗亞·泰雷茲的兒子約瑟夫把它賜予自己的臣民。
約瑟夫是他母親的大敵，也是普魯士的弗雷德裏克的化身，他的驚人天才可以在錯誤時刻做出正確的決定。最近200年以來，要想讓奧地利的孩子們再把新教徒當做自己的手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家長在哄孩子睡覺時就嚇唬說，要是不睡就讓新教徒把他們領走，這使孩子認為，新教徒是長著角和一條又黑又長尾巴的人。同樣，約瑟夫可憐、誠實、勤奮、易犯錯誤，他身邊總是包圍著那些高薪厚祿的主教、紅衣主教和女執事的伯父、伯母和表兄妹，因此，他突然表現出的勇氣很值得讚揚。在天主教統治者中，他是大膽宣布寬容是治理國家的理想實用財富的第一人。
3個月以後，他做了更駭人聽聞的事。1782年2月2日，他頒布了涉及猶太人的著名法令，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被他擴展到了猶太人那裏，讓他們可以和基督徒的鄰居們呼吸同樣的空氣，這些猶太人直到現在還認為自己是幸運兒。
寫到這裏，我們應該停筆了，讓讀者們相信這個好事還沒有結束，對那些希望按自己的良心行事的人來說，現在奧地利成了他們的天堂。
但願這是真的。在常識問題上，約瑟夫和他的幾位大臣可能有一個飛躍，但奧地利的農民一直認為猶太人和新教徒是他們的天敵，這種偏見已經根深蒂固，因為古往今來他們一直被教導說猶太人是他們的天敵，新教徒是反叛者和背教者。
傑出的《寬容法令》已經頒布一個半世紀了，但和16世紀相比，天主教會以外的人地位依然不利。按理說，猶太人或新教徒可以指望當首相或成為軍隊總司令。事實上，他們就連和皇帝的擦皮鞋匠吃頓飯都不可以。
對這份一紙空談的《法令》就說到這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