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首詩歌在某地流傳，它的大意是：上帝在神秘地活動，在創造著奇跡。
這個說法對研究過大西洋沿海地區曆史的人來講，它的真實性是顯而易見的。
在17世紀的前半葉，美洲大陸北部住著一批人，他們對《舊約》理想崇拜得五體投地，不知內情的參觀者並不把他們當做基督徒，而認為是摩西的追隨者。這些開拓者和歐洲國家被寬闊寒冷、波濤洶湧的大西洋隔開了，他們在美洲大陸建立了一種統治，是一種恐怖的精神統治，這在對馬瑟家族的大規模搜捕和迫害中達到了極點。
乍一看，似乎不可能說這些令人尊敬的紳士對寬容傾向有很大功績。而英國與從前殖民地之間曾有過的敵對情緒，在對抗爆發之前的《美國憲法》和其他許多文件裏，這種寬容傾向被講得很明白。事實是，因為17世紀的鎮壓很恐怖，就注定導致了一種強烈的反作用，這作用對自由思想是相當有利的。
這並不是說所有的殖民主義者突然間都派人去找索茲尼的選集，也不代表他們不再用罪惡之地和罪惡之城的故事來嚇唬孩子們。不過，他們的頭領差不多都是新思想的代表，他們都很有能力、很有謀略，他們的寬容思想都建立在《羊皮宣言》的基礎上，而且在這上麵，新的獨立民族的大廈就要拔地而起。
如果他們的對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也不會這樣成功。但是，在美洲北部建立移民區的事情始終錯綜複雜。瑞士路德派的人開辟了一部分土地，法國的一些胡格諾教徒被派來了，荷蘭的阿米尼教徒占領了一大塊土地，而在哈德孫灣和墨西哥灣之間的荒野也被英國的各個宗派相中，他們都想在那裏建立自己的小天堂。
這對各種宗教的發展很有幫助，不同宗教之間很平衡，各派移民者的頭上都被強加了一種互相忍耐的形式，這是一種最原始最初級的形式，要是在一般情況下，他們非打個你死我活不可。
有一些體麵的紳士是靠坐收漁利發財的，這個發展對他們來說實在可惡。在新的仁慈精神出現多年之後，他們還在為維持舊的正直理想而戰鬥。雖然他們沒得到什麽，但卻成功地使年輕人疏遠了一種好像是從比它野蠻的印第安鄰居的仁慈善良的概念借用的信條。
值得慶幸的是，在這場長期的爭取自由的鬥爭中，在我們國家，那些很少卻勇氣十足的反對者是最易受攻擊的。
思想傳播得很快，甚至要傳播一種能使整個大陸陷入混亂的新見解，隻需一隻小小的80噸重的雙桅帆船就足夠了。雖然18世紀的美國殖民主義者沒有什麽雕塑和大鋼琴，但他們卻有充足的書籍。在13個移民區中，有一些聰明的人開始明白這個大世界正在受到震撼，這在星期日的布道中聽不到。他們的先知是那時的書商。他們表麵上的生活還是原來的樣子，也不公開脫離已有的教派，但是時機一到，他們立刻表示自己是特蘭西瓦尼老王儲的最忠實的信徒。那個老王儲以上帝已經明確地給了他做三件事的權力為理由，拒絕迫害唯一神論的臣民，這三件事是“有能力進行從無到有的創造。知道未來。支配人的良知”。
公共輿論是一個社會的最高法庭，當需要製定一個將來治理國家的具體的政治和社會綱領時，這些勇敢的愛國者的思想就被他們寫進文件裏，被置於這個最高法庭麵前。
弗吉尼亞的公民是善良的，他們洗耳恭聽的一些講演是自由思想者直接操縱的，而他們之間是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一點弗吉尼亞的公民並不知道，否則，他們一定會被嚇得魂飛魄散。然而，托馬斯·傑弗遜，那個最成功的政治家就是一個很有自由觀點的人，他宣講的一些理論，比如說宗教不能用武力或暴力，隻能用道理和說服力來管理；所有的人都有按照自己的良知自由運用宗教的同等的權利等，都隻是以前伏爾泰、拜勒、斯賓諾莎和伊拉斯謨的思想和作品的重複。
後來，人們又聽到“在美國謀求任何公職都不需要把宣布信仰作為條件”、“國會不應用法律來幹涉宗教的建立或禁止自由運用宗教”之類的邪說，這種做法得到了美國反叛者們的默許和同意。
這樣一來，美國成為第一個政教明確分離的國家，成為第一個公職候選人接受任命時不需出示主日畢業證的國家，在法律上成為第一個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
不過，就像奧地利或其他類似地方一樣，這裏的平民百姓比領袖保守得多，領袖們隻要稍稍偏離老路，他們就掉隊了。在許多州，那些不屬於主導宗教組織的百姓還繼續受到限製，而且，紐約、波士頓和費城的人置本國憲法於不顧，依然排斥持異見者。所有這些不幸很快降臨到一個叫湯姆·佩恩的頭上。
湯姆·佩恩對美國的事業的貢獻是巨大的。
他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宣傳員。
他體內流的是英國人的血，是個水手，在天性和訓練上是個叛逆者。
他在40歲時訪問各移民區。在倫敦時遇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被建議“西行”，他接受了。1774年，帶著本傑明的親筆信，他起航前往費城，幫助理查德·貝奇創立了《費城公報》雜誌。理查德是富蘭克林的女婿。
湯姆是個資深的業餘政治家，他很快發現自己處在了旋渦中，那是考驗靈魂的重大的旋渦，但他的頭腦很清晰。有關美國人不滿情緒的淩亂材料被他收集到一起，融入一本小冊子中，很短卻很親切。它通過普通“常識”，使人們相信美國的事業是正義的，應該得到所有忠心愛國者們同心協力的合作。
這本小冊子立刻傳到英國，傳到歐洲大陸，很多人第一次聽說有個完全自由的民族，它叫“美國”，它具有神聖的職責：向母國宣戰。
獨立戰爭一結束，佩恩就回到歐洲，把政府的種種愚蠢行為告訴給英國人民。當時，在塞納河兩岸正發生著恐怖的事情，體麵的英國人開始用不信任的眼光審視海峽對岸的情況。
一個叫埃德蒙·伯克的人被這一切嚇破了膽，他發表了《對法國革命的見解》。此文剛一發表，佩恩馬上義憤填膺地予以回擊，寫了《人的權利》一文，結果，他被英國政府通令受審，罪名是叛國罪。
與此同時，崇拜他的法國人選他進入國會。佩恩對法文一竅不通，但他非常樂觀，接受這項榮譽，來到了巴黎。他住在這，一直到被羅伯斯庇爾懷疑才離開。佩恩急忙完成了他關於人生哲學的一本名為《理智時代》的書，因為他知道自己隨時隨地有被捕或砍頭的可能。在即將入獄時他發表了書的第一部分，然後在10個月的監獄生活中完成了書的第二部分。
佩恩把真正的宗教稱為“人性的宗教”，他認為，無神論和盲信主義是真正宗教的兩個敵人。在表達這個思想時，他又受到了大家的攻擊，1802年，他回到美國後，受到了人們的極端仇視，被人們稱為“又肮髒又可鄙的無神論者”，直到他去世一個多世紀，這名聲還繼續著。
他沒出什麽事，既沒有被絞死，又沒有在輪子上被分屍，這千真萬確。隻是沒有人理睬他，當他鼓起勇氣要出門時，大家就鼓動小孩子向他吐舌頭。他去世的時候，已經被人們唾棄和遺忘。為了發泄自己的憤怒，他寫了一些小冊子，那是一些反對獨立戰爭中其他英雄人物的愚蠢的小冊子。
相對於好的開端來說，這個結局好像是最悲慘的。
但這種典型的事例，在近2000年的曆史中屢次地發生。
個人的不寬容在公眾的不寬容的憤怒剛剛發泄完時接踵而來。
官方已經終止了死刑，但又誕生了私刑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