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教會組織非常簡單，當人們明白世界末日不會立刻來臨、最後的審判日也不會在耶穌死後立刻降臨、基督教還要在淚穀裏繼續掙紮很久時，便開始覺得應該建立一定形式的統治體係。
起初，因為都是猶太人，基督徒聚會地是猶太教堂。因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隔閡，非猶太人在別人的空屋子裏聚會，有時找不到夠大的房子來容納所有虔誠的、好奇的信徒，便在露天或廢石場集會。
最初，會議都在周六舉行。隨著他們之間感情的惡化，非猶太基督徒廢棄了星期六安息日，而把死者複活的星期日定為聚會的時間。
儀式很莊嚴，完全體現了公眾的特點和感情。沒有不變的講演和說教，也沒有教士，所有人(不論男女)隻要感到內心被聖火激勵都可以祈禱、懺悔。照保羅的描述，他的心中之所以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是因為這些信徒們雄辯的口才。他們大部分是平民，沒什麽文化，所以，他們的即興發言是發自內心的，這一點毋庸置疑，但他們常激動地大喊大叫，像瘋了一樣。教會雖然受得了迫害，但承受不了人們的冷言冷語。於是，保羅、彼得及其繼承人不得已隻好大費周折地維持秩序，平息人們因急於表達精神世界和神聖熱情而引發的紛亂。
開始時，因為規章製度和民主精神互相矛盾，這些努力成效很小。但是，最後人們還是從實際出發，同意集會按固定儀式進行。
為了安撫可能在場的猶太基督徒，集會開始先是一首讚美詩。然後，所有教徒高聲歌唱為羅馬和希臘崇拜者新近創作的歌曲。
演說是唯一預先擬好的耶穌的著名禱文，它傾注了耶穌一生的哲學思想，但幾百年來，布道是自發的，隻有感到內心有話要說的人才能登台說教。
但是，隨著集會越來越頻繁，一直對秘密團體高度警惕的警察開始注意並幹涉了，因此信徒必須推選某些人來代表基督徒和外界打交道。保羅曾對這些領導的才能做過高度的評價，他用驚濤駭浪中的小舟來比喻他在亞洲和希臘走訪的小團體，要闖過波濤翻滾的大海，就一定要有絕頂聰明的舵手。
於是，這些虔誠的基督徒們又聚在一起，選出男女執事。早期基督徒關心的事情中有一件是要照顧病人和窮人的生活，選出的男女執事不但要做到這一點，而且要把集體財產管理好，還要處理好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煩瑣小事，他們就是整個團體的“用人”。
後來，教徒越來越多，管理工作也越來越複雜，必須選出專門的執事，被推舉擔當此任的是幾位“老者”。希臘叫“長老”，我們的稱呼就是“神父”。
又過了些年，教堂遍布每個村莊和城市，這時必須製定人人都要遵守的綱領。大家又選出了主教，讓他們監督教區的工作，並代表教區與羅馬政府交涉。
不久，帝國的各主要城市像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羅馬、亞曆山大和雅典都有了主教這種著名的當權人物。
最初，耶穌生活、罹難、去世以及受尊敬的廣大地區都由主教掌管，但是，耶路撒冷被毀、期待世界末日和天國成功的一代人從地球上消失以後，不幸的老主教在他狼藉的宮殿裏被剝奪了原有的權威。
“總監”順理成章地成了虔誠信徒的首領，“總監”就是羅馬大主教，他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衛著西方大聖徒保羅和彼得當年殉教的地方。
和別的主教一樣，他也被稱做“神父”或“聖父”，這是對聖職人員的一般稱呼，表示熱愛和尊敬。但以後的幾個世紀裏，在人們的書目中，“聖父”這個頭銜變成了主教管區首領的代名詞，人們口中的“聖父”指的不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隻是羅馬大主教，即教皇。這種變化是很自然的，就像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總統”一詞，無須在前麵加“美國”一樣，因為我們知道這指的是政府首腦，而不是別的什麽賓夕法尼亞鐵路局長、哈佛大學校長或國聯主席。
“教皇”這個詞最早被載入史冊是在公元258年。當時，帝國的首都還在羅馬，皇帝篡奪了主教的權力。但之後的3個世紀中，愷撒的後代不斷受到內憂外患的威脅，開始尋找新的更安全的地方。他們找到了拜占廷——國土另一端的一個小城，坐落在幾條割開歐亞大陸的海峽之畔。名字來源於一個傳說中的名為拜紮斯的英雄，據說，特洛伊戰爭結束不久，拜紮斯曾在這裏登岸，因此而得名。它緊挨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商業要道，控製著幾家絕無僅有的工商業中心，是個商業重鎮。斯巴達人和雅典人曾為它爭得你死我活。
但在亞曆山大時代以前，拜占廷一直是獨立的。自落入馬其頓人之手後不久，就被羅馬吞並了。
如今，經過1000年的財富積累，上百個國家的船隻都聚集在這個被稱為“金號角”的海港裏，這裏自然成了帝國的中心。
被拋棄的羅馬的臣民任人宰割，任哥德人、範達爾人、天知道還有哪些野蠻人的**。羅馬的皇宮多年來空無一人，政府部門也陸續搬到了遙遠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之濱，首都的居民卻還要遵照千裏之外的法律，看到這些他們感到已經到了世界末日。
但在曆史的長河中，什麽事都有失必有得。皇帝走後，主教就成了城中的最高統治者，他們是實實在在的皇位繼承人。
他們牢牢地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沒有束縛的機會。意大利的所有學者都被教會的聲望和影響力所吸引，這使主教又成了精明的政治家。他們認為自己是大家的精神領袖，因此不用急於求成，而是采取潛移默化的方法，看準時機、出奇製勝，而不像許多人因為急於求成造成壓力，匆忙決斷，結果亂中出錯，導致失敗。
不過重要的是，主教們的目的隻有一個，以頑強的毅力隻向一個目標前進，他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為了使在人間代表上帝意願的教會更加強大。
後來，上千年的實踐證明，主教們的努力沒有白費。
當時，歐洲大陸遭到了野蠻人的血洗，在暴風驟雨的衝擊下，結果兩敗俱傷，整個帝國的圍牆漸漸坍塌了，上千個巴比倫平原才有的古老的體製都如垃圾般零落了，隻有教堂幸免於難，在各個時代尤其是中世紀，穩如磐石，巋然不動。
最終，取得勝利的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基督教雖然“出身”於馬廄，但宮殿卻成為它的“歸宿”。它的初衷是抗議政府，後來自稱能使人和神溝通的神父卻讓所有的凡世俗人做到絕對服從。本有變革色彩，但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裏卻發展成了新的神權政治集團，古老的猶太國反而成了幸福無慮的臣民自由的安樂窩。
然而這一切是合乎邏輯、肯定會發生的。下麵我還要進一步說明。
大多數來羅馬遊覽的人都會看到，在飽經滄桑的科利西姆的圍牆裏，有一塊凹地，數千名基督徒在這裏因為羅馬的專製而犧牲。
但是，這些對新信仰倡導者的迫害與宗教的專橫無關。
迫害的根源是政治。
作為一個教派，基督教享有最廣泛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卻公開以宗教道德為借口拒服兵役，甚至國難當頭時還吹捧和平主義，而且在任何場合都肆意公開詆毀土地法，於是他們被當做國家的敵人處決了。
基督徒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教義做事的，但普通的警官卻不管這些，他們也根本聽不懂基督徒對自己道德本質的解釋。
畢竟是凡人，羅馬的警官突然發現，他應召來審判，可是犯人的陳述讓他覺得這些事根本不值一提，弄得他茫然了。長期的經驗告訴他，他應以超然的態度對待神學中有爭論的問題，他還記得很多皇帝命令公職人員對付新教派要世故、圓滑，於是，他使出渾身解數企圖說理。可是爭論涉及某個原則問題時，一切邏輯方法都失靈了。
是放棄法律尊嚴還是堅持國家最高權力的並不夠格的絕對的懲治職能?這是行政長官麵臨著的最後抉擇。不過，那些教徒堅信生命的開始是在死後，他們為能離開邪惡世界到天國享受快樂而熱烈歡呼，就連監獄和折磨也奈何不了他們。
於是，政府和基督徒之間爆發了痛苦而漫長的遊擊戰爭。我們沒有全部關於死亡總人數的官方資料。在亞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3世紀的著名神父奧利金的一些親戚被殺死了，據他說：“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數目是可以統計出來的。”
如果認真研究一下早期聖人的生平，就會發現很多充滿血腥的故事，我們不禁產生這樣的疑問：在血雨腥風中，一個屢遭迫害的宗教是怎樣保留下來的?
不論我提供的數字怎樣，都會有人指控我是心術不正的騙子。對此我保留自己的意見，就讓讀者自己去定論吧。人們隻要了解一下德西厄斯皇帝和瓦萊裏安皇帝的一生，就可以比較清楚地看清迫害最瘋狂時羅馬專製的本性。
另外，如果讀者沒有忘記，就連馬可·奧勒留這樣開明智慧的君主都不得不承認自己在處理基督徒問題上的無能，那麽，那些處於帝國邊遠地區的默默無聞的小官的艱難處境就可想而知了——本想盡忠職守的他們，要麽背棄自己就職的誓言，要麽處死自己的親朋好友，隻因為這些親朋好友違背了帝國政府的法令，即使這隻是政府為保存自己而製定的幾項簡單法令。
同時，基督徒沒有被異教徒表麵傷感的偽裝所迷惑，他們繼續穩步擴大自己的影響。
4世紀後期，羅馬元老院裏的基督徒上訴說，在異教偶像陰影下的日子很傷感，請求皇帝霍希恩搬走勝利女神像。於是，在愷撒建立的宮殿裏已矗立了400年之久的神像從此客居他鄉了。幾個元老曾表示抗議，但最終以失敗告終，並且還導致一些人被流放。
這時，有人寫信提出一個折中的方案，這個人就是著名的忠誠愛國者昆塔斯·奧裏利厄斯·希馬丘斯。
“為什麽我們異教徒不能與基督徒友好相處呢?”他問道，“我們站在同一片藍天下，抬頭能看見同樣的星辰；我們腳踩同一塊土地，各人選擇尋求最終真理的道路不同又如何呢?生存的奧妙高深莫測，通向真理的道路千萬條。”
其實，認識到這個道理、看出古羅馬傳統的開放政策受到威脅的人並不隻他—個。在羅馬勝利女神像被搬遷的同時，立足於拜占廷的兩個敵對基督教派發生了激烈的內訌。這場爭執引起了有史以來最激烈的關於“寬容”的才智勃發的討論。討論的發起人是哲學家西米思蒂厄斯，他雖然忠誠於祖先信奉的上帝，但當瓦斯林皇帝在這場正統與非正統的基督徒論戰中袒護一方時，他感到有必要讓皇帝理解他的真正職責。
他說：“有一個美德之國，個人宗教信仰之國，任何統治者都不能在那裏逞強示威。在這個國家裏實行強製一定會導致建立在欺騙上的虛偽和皈依。所以，統治者還是應寬容一切信仰，因為隻有那樣才能防止公眾衝突。而且寬容是神聖的，上帝自己就已經表明容忍多種宗教的意願。上帝能夠明白人類理解神聖玄機的方法，上帝喜歡被崇拜，喜歡基督徒和一種禮儀，但希臘人和埃及人的其他禮儀他也喜歡。”
這確實是至理明言，可惜根本沒有人聽。
古代世界連同思想和理想都已經死了，任何時鍾都不能讓時間倒流，曆史不可改寫。生活意味著進步，進步意味著磨難。舊秩序迅速崩潰，軍隊被外國雇傭，成了叛徒。邊境發生公開叛亂，野蠻人攻占了英格蘭及其他邊沿地區。
最後，災難爆發的時候，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從事國家公職的聰明的年輕人發現，晉升之路隻剩一條，就是從事教會生涯，別的都已被堵死了。在西班牙，地方長官的權力操縱在基督主教手中，隻要是從事有關基督教理論研究的基督教作家就會擁有廣大的讀者。如果願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宮裏代表羅馬教皇或願意冒險到高盧、斯堪的那維亞博得野蠻人酋長的友情，外交官就會平步青雲。要是當了基督教的財務大臣，還可掌管那片曾使拉特蘭宮的占有者成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人家的領地，可以大發橫財。
在過去的5年中，我們見過很多本質相同的事情。直到1914年，那些好高騖遠的歐洲青年人仍想躋身政府機關，在不同的帝國和皇家陸軍、海軍當官。他們把持法庭重要職位，掌握財政，或在殖民地當幾年總督或軍事司令官。他們不奢望富有，但他們的官職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威望，隻要聰明、勤奮、誠實，就能獲得美滿的生活和幸福的晚年。
戰爭接踵而來，舊封建結構的殘渣餘孽被它**滌殆盡，下層人民掌握了政權。原來的一些正式政府官員上了年紀，不能改變一生的習慣，便典賣了自己的勳章，遺憾地離開了人世。但大多數人都能相時而動。這些人從小接受教育，認為經商是非常丟臉的事而對它不屑一顧。也許生意不足掛齒，但人們又總得找個職業謀求生計。很少有人為堅持信念而餓肚子的，因此動亂後沒幾年，我們發現無數官員心甘情願地做起他們以前鄙視的生意來，由於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官宦世家，指揮別人易如反掌，因此，生意做得一帆風順，生活比以前更好。
生意在今天的情形，就是教會在16個世紀以前的寫照。
一些青年把自己看成是赫爾裏斯神、羅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戰爭英雄的後代，因而要讓他們接受一個奴隸的兒子、一個樸素牧師的教誨實非易事。但他們非常渴望得到的東西，正是奴隸出身的樸素牧師所奉獻的東西。如果雙方都能智敏通達(也許就是這樣)，就能迅速和睦相處，互相促進。表麵的變化越大，就越一成不變——這是曆史的又一奇怪法則。
“少數聰明人統治多數普通人”，是從人類形成之時起，始終不可避免的一個規律。兩種人在各個曆史時期的稱呼不同：代表力量和領導的一方稱為帝國、教堂、騎士、君主，代表軟弱和屈從的一方稱為民主、奴隸、農奴、無產者。但無論是在莫斯科，還是在倫敦、馬德裏和華盛頓，操縱人類發展的神秘法則是大同小異的，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製。它總是以怪異的形式出現，笨拙地給自己披上愛人類、忠實於上帝、造福人類的偽裝，其漂亮外表下的內心卻埋藏並堅守著這樣一個原始而嚴酷的真理：人的第一職責是生存。一些人對於人類出生於哺乳動物世界的理論很反感，更不願承認這一事實，他們用“實利主義者”、“憤世嫉俗者”等稱呼我們，一直把曆史當做娓娓動聽的神話故事，所以當他們發現曆史也是一門被其他事物無可動搖的規律操縱的科學時，便萬分詫異，他們可能還會反對平行線法則和乘法口訣表吧。
我奉勸他們，對規律還是服從的好。
隻有這樣，曆史對於人類才會有實用價值，而不是一些從種族偏見、部落專橫和廣大居民的無知中坐收漁利的人的聯盟。
如果誰不相信，就請到我幾頁前所寫的這幾個世紀的曆史中去尋找證據吧。
去研究一下最初4個世紀教會領導者的生平就會發現：教會頭目都出身於古老的異端社會，在希臘哲學家的學校裏學過哲學，後來必須要選擇一個職業來謀生時才迫不得已加入基督教。當然有幾個受了新思想吸引的人是誠心誠意地做基督徒，而大部分人之所以由效忠凡世主人改為效忠天國統治者是因為那裏晉升的機會多。
教會一方也是通情達理的，並不追究新教徒加入基督教的動機，而是對每一個人都仁至義盡。教會提供機會給那些向往庸俗生活的人，讓他們在政界和經濟界大顯身手。教會給對信仰情深義重的人提供幽靜的場所，讓他們遠離擁擠不堪的城市去思考生存的弊端，去追尋對靈魂的永恒幸福至關重要的個人聖境。
這種信守上帝、潛心靜修的生活方式在開始時顯得逍遙自在。
基督教在成立的最初幾百年裏，隻是對遠離權力中心的普通百姓稍有約束。當教會繼帝國之後成為世界的主宰，成為擁有大片土地的強大的政治組織後，隱居生活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許多善男信女就開始向往過去逍遙自在的生活，那時，做善事和禱告是所有真正基督徒的權利。為了追尋幸福，他們想人為創造條件，再回到過去自然發展形成的局麵。
爭取修道院式生活的運動最早出現在世界的東方，它對後來1000年的政治、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也為教會鎮壓不信教者和異教徒提供了一支忠實有用的突擊手。
對此，我們不必大驚小怪。
位於地中海東岸的文明古國具有悠久的曆史，但人們卻開始厭倦這種古老的文化。僅在埃及就有10種不同文化此消彼長，自從第一個居民在尼羅河穀住下來，這些文化就以不同方式循環往複，在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平原也不例外。路旁無數的廟宇和宮殿的廢墟，證明了當時人們生活的空虛和徒勞無功的努力。基督教體現了歐洲青年對生活的期望，激發了他們的精力和熱情，因此被他們接受。但是，埃及人和敘利亞人對自己宗教生活的看法卻不同。
對他們來說，宗教是一種盼望已久的解脫。他們懷著對死亡的快樂時辰的期待，逃避記憶，躲避現實，隻與悲傷和上帝做伴，把現實置之度外。
由於某種特殊的原因，改革對士兵總是充滿**。他們比所有人都更直接地接觸到文明的野蠻和恐怖的一麵。另外，他們還明白，沒有紀律就一事無成。查理五世軍隊中的一個上尉是為教會而戰的最偉大的勇士，他第一個把精神落伍者組成團體。他就是帕肖米厄斯，是埃及人，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的軍隊中當過兵。一個叫安東尼的人和他來自同一個國家，這個人是一個隱居者組織的頭目，帕肖米厄斯在兵役結束後加入了這個組織。他離開城市，來到了沙漠，同豺狗和睦相處。但隱居生活常常會使他思想矛盾，引起某些可悲的過分的虔誠，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頂上或荒蕪的墳墓裏度日，這會成為異教徒的笑料，使真正的信仰者悲傷。於是，帕肖米厄斯決定把這個運動建立在更為實際的基礎上，他成了第一個宗教秩序的先驅。從那時起，即在4世紀中葉，住在一起的隱居者都要服從“最高統帥”，而“最高統帥”有權任命修道院的院長，有權把修道院稱為“主的堡壘”。
346年，帕肖米厄斯死了，在他臨終前，亞力山大時代的阿塔納修斯主教把他的修道院思想從埃及帶到了羅馬。成千上萬的人開始借機逃離現實，逃避現實的邪惡和無休止的勒索。
歐洲的氣候和人們的本性，使創始人必須根據實際情況修改原來的目標。這裏的天氣不像尼羅河那樣好，冰天雪地，饑寒交迫，而且西方人很現實，在他們看來，神聖的東方理想齷齪不堪，沒有絲毫啟迪的作用，反而讓他們覺得思鄉。
意大利人和法國人捫心自問：“教會早期嘔心瀝血所做的善事又得到了什麽呢?難道住在深山老林的潮濕帳篷裏禁欲苦行就能使寡婦、孤兒和病人從中受益了嗎?”
西方人想把修道院體係改變得更加合理，而這都要得益於本尼迪克特，他被人們通稱為聖人本尼迪克特。他是納西亞鎮人，住在亞平寧山脈，曾在羅馬求學，但這座城市使他的基督心靈感到非常恐怖，於是，他逃到阿布魯齊山的蘇比亞克村，躲在尼魯時代的一座古老鄉間行宮裏。
在那裏他過了3年與世隔絕的隱居生活，便美名遠播了。一些願意和他接近的人很快就名揚天下。於是，許多隱居者慕名前來，多得足以再組建十幾座修道院。
本尼迪克特隨後離開了鄉下的住所，成了修道生活的製典人。他首先立法，所有的法令都顯示出了他的羅馬血統。那些曾發誓遵守他製定的院規的僧人別指望無所事事，他們不但要做祝福和禱告，還要耕田種地。幹不了體力活的老年人，負責教育年輕僧人如何做一個好的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他們恪盡職守，使本尼迪克特的教育千百年來獨樹一幟，且在中世紀的很長時間裏有資格、有權力教育和培養才能卓著的年輕人。
僧人們得到的回報是體麵的衣服、豐富可口的食品和舒適安逸的床鋪，每天沒事的時候還能睡兩三小時。
但是，從曆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僧人是上帝的奴仆，而不能隻是逃離現實世界和義務為來世靈魂祈禱的凡夫俗子。在漫長痛苦的試用期內，他們必須使自己名副其實，成為傳播上帝力量和榮耀的骨幹精英。
在歐洲傳教的初步工作已經完成，要鞏固教徒的成果，他們就要得到當地民眾和官員們有組織的支持擁護。於是，僧人們扛著鐵鍬、斧頭，捧著禱告書來到德國、斯堪的那維亞、俄國和遠方冰島的不毛之地，耕耘、收獲、布道、辦學，第一次為遠方的土地帶去了文明之音，在這以前，那裏的人對這些隻是道聽途說。
羅馬教皇是所有教會的最高執行首腦，他用這種方法激發了各種人的精神力量。
就像做夢的人能得到叢林中幽靜的幸福生活一樣，那些務實的人最終也會美名遠播。所有的努力不會白費，它最終導致力量的增長。很快，執政者如果不能體察自稱是基督追隨者的要求，就有被推下台的危險。
取得最後勝利的方法很有趣，因為它表明基督教的勝利是事出有因的，絕不像一般人想象的心血**迸發出來的浩**的宗教狂熱的結果。
在戴奧裏先皇帝時代，爆發了對基督徒的最後迫害。
奇怪的是，在借近衛軍的力量統治歐洲的眾多君主中，戴奧裏先並不是最壞的，可是，古往今來統治者受到的非難他都沒能幸免。其實，他連最起碼的經濟知識都一竅不通。
他發現自己的帝國正在瓦解、衰敗，而且一落千丈。羅馬的軍事體製內部有致命的弱點，這一點，戎馬一生的他當然知道。這個體製把邊防地區的防衛任務交給領地的早已喪失鬥誌的士兵，這些士兵變成了悠閑自在的鄉下人，把白菜和胡蘿卜賣給那些應該拒之門外的野蠻人。
這種風雨飄搖的體製，戴奧裏先無力去改變。為解燃眉之急，他把一些年輕機敏的戰士組成一支新型野戰軍，一旦有人入侵，無論在什麽地方，他們都能在幾周內迅速趕到。
這個主意雖然很好，但像一切有軍事色彩的主意一樣，需要高額的費用，而這些費用要靠向內地百姓征稅來獲取。正像他們預料的那樣，這項活動激起了民憤，人們聲稱再繳錢就一無所有了。皇帝一邊向百姓解釋說他們誤解了官方的意思，一邊交給收稅官“格殺勿論”的權利。但一切都於事無補，因為老百姓辛辛苦苦忙了一年，最後卻賠了本，便都背井離鄉，聚集到城裏或淪為流浪漢。可是，皇帝卻幹脆又頒布了一項法令用來解決實際困難，他使各行各業都變成了世襲的職業，官員的兒子不管自己是否願意都要當官，麵包匠的兒子即使有音樂或典當天賦也要子承父業，水手的兒子即便在台伯河劃船都暈船也一生不能改行。苦力雖然是自由職業者，但像奴隸一樣行為受到限製，不得越境一步。這一切都表明古羅馬帝國深深墮入了東方專製主義，並且已經到了極點。
一些人對法規是遵守還是違背，完全根據自己的好惡，這是自信心極強的統治者不能容忍的。我們在評價戴奧裏先對基督徒的粗暴時，務必記住，他已經進退兩難，成千上萬的臣民對他無比忠誠，可是他卻不相信，認為他們隻是在皇帝的庇護下醉生夢死，對國家的危難漠不關心。
早期的基督徒從沒寫過任何東西。他們認為花錢費時地寫東西是徒勞無功的，因為他們期望世界隨時滅亡，認為文學成果會在幾年內付之一炬。遺憾的是，新教的預言並沒有應驗。經過百年的等待後，基督的故事被人添油加醋地口耳相傳，已經麵目全非，教徒也因無法識別真偽而手足無措了。於是，人們感到有必要出一本權威性的書，把耶穌的傳記和聖徒信件的原稿綜合成一卷，這就是《新約》。
《天啟錄》是其中的一章，裏麵有關於建立在“七山”之中的城市的引證和預言。在羅慕路斯時代，人們就知道羅馬建立在七山之中。匿名作者謹慎地把那個城市稱為他深惡痛絕的巴比倫，但帝國官員還是理解了書中的意思。在書中，那座城市被說成是“妓女的母親”和“地球的汙點”，沾滿了聖人和犧牲者的鮮血，是一切惡魔的棲身地，是所有肮髒可惡的鳥類的卵巢……類似的不敬之詞還有很多。
“一個可憐的狂熱者想起了50年來被迫害的許多朋友，他因為被憐憫和憤怒蒙蔽了雙眼而口不擇言。”這些言論可以這樣解釋。然而宣讀這些言論是教堂莊嚴禮拜儀式的一部分，每周都要在基督徒聚會的地方傳誦，旁觀者自然會認為，它表達了基督徒對台伯河畔大城市的真實感情。我的意思不是說基督徒沒有產生旁觀者所說的感情的理由，我是說我們不能因為戴克裏先沒有產生這種熱情而責備他。
但這並不是全部。
羅馬人對“異教徒”這個從未耳聞的概念日益熟悉起來。最初，“異教徒”三字隻是指那些願意相信某些教旨的人，或用來指一個“教派”。但它的意思逐漸縮小到指那些不信仰教會權威製定的“正確”、“合理”、“真實”、“正統”的教旨的人，用聖徒的話說，就是指那些“異端、謬誤、虛假和永恒錯誤”的人。
因為幾個死守舊信仰的羅馬人隔膜在基督教徒之外，而且準確地說，他們也得不到機會解釋自己的觀點，所以可免遭異端邪說的罪名。同樣，《新約》中也有傷害皇帝自尊的話，比如“異端邪說是可怕的、邪惡的，像通奸、猥褻、****、崇拜、巫術、怒火、爭鬥、凶殺、叛亂、酗酒”，還有更多，出於禮貌，就不再多講了。
所有的這些引發了摩擦、誤解，接著導致了迫害，基督囚犯擠滿了羅馬監獄，劊子手瘋狂地殺害基督教徒，結果血流成河卻一無所獲。最後，黔驢技窮的戴克裏先放棄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回到家鄉達爾馬提亞海岸，專心過起了逍遙自在的生活——在後院種起了大圓白菜。
戴克裏先的繼承者看到用武力消滅基督教是根本不可能的，便不再采用鎮壓政策，開始進行肮髒的交易，想靠收買人心來贏得敵人的好感。
313年，基督教會首次得到了君士坦丁大帝官方的承認。
假如有一天我們有一個“國際曆史修改委員會”，所有享受“大”字稱號的，包括皇帝、國王、總統、教皇、市長，都要以特定的準繩來衡量，那麽君士坦丁大帝最需要站在這個法庭前進行審慎研究。
君士坦丁是個狂野的塞爾維亞人，他瘋狂地馳騁在歐洲的各個戰場，揮舞著長矛從英格蘭的沃克一直打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拜占廷。妻子、姐夫、侄子都被他殺死了，他還屠殺了一些地位卑微的親戚。即使這樣，他還是贏得了“第二個摩西”的美名，亞美尼亞和俄國教會都推崇他為聖人。因為他在麵臨最強大的敵人莫克讚蒂厄斯時不知所措，心慌地為獲得基督徒的支持而大加許願。他死活都是個野蠻人，雖然表麵上接受了基督教，但一直企圖用蒸祭祀羊的五髒卜測未來。可是人們把這些都忘了，隻看到了《寬容法》——皇帝用來保護可愛的基督臣民“自由表達思想和集會不受幹擾”權利的虛偽之書。
我在前麵已經說過，4世紀上葉的教會首領都是實用政治家，他們終於讓皇帝簽署了這個值得紀念的法令，從而使基督教由小教派一躍而成為國教。但是，成功是怎樣取得的?他們知道，君士坦丁的後裔也清清楚楚，他們想極力用語言來掩蓋真相，但機關算盡仍不能瞞天過海。
內斯特主教對狄奧西皇帝說：“交給我吧，強大的統治者，把教會的全部敵人都交給我吧，我將給你天堂。和我一起，把反對我們教義的人打倒；我們也將和你在一起，消滅你們的敵人。”
在過去的20個世紀中，也有過別的交易。
但是，這個不光彩的妥協使基督教從此大權在握，這種事在曆史上是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