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基督教就征服了西方世界，其速度之快，使人們以為基督教的這種思想來源於天國。對這個問題我不想多加評論，隻是想說，多數羅馬人窮困潦倒的生活與基督教的成功傳播不無關係，類似於窮困潦倒的生活導致了神學的成功。
士兵、政客和企業家代表了羅馬世界的一個局部，他們的住所包括拉特山山坡、坎帕尼亞山峰峽穀和那不勒斯海灣。這些幸運兒過著幸福的生活。
他們代表的隻是一個方麵。
在隨處可見的貧民窟裏，幾乎找不到高呼太平的詩人，也看不到把魔鬼說成天神的演說家。
在一排排一眼望不到邊的淒慘的租賃區內，人頭攢動，臭氣熏天，勞苦大眾的生活是永無止境的饑餓、流放和痛苦。在他們心目中，隻有一個木匠講的故事是可信的，他住在大洋對岸的小村莊，辛勤勞作、自力更生，他熱愛貧苦人，卻因此而被殘暴、貪婪的敵人殺害了。不可否認，米思拉斯、愛西斯和艾斯塔蒂家喻戶曉，但他們千百年前就都死了，人們對他們的了解也隻是局限於千百年前的人留下的傳聞。
可是不久前，約書亞，基督，也就是所謂的救世主還在。當時世人幾乎都知道他，在台比留皇帝當政時期，偶爾去過敘利亞南部的人可能還聽過他的演講。
此類事例還有很多。在阿皮恩大道旁邊一個黑暗的小花園裏，一個麵包師和一個水果商曾經跟一個叫彼得的人談過話；去過戈爾格塔山附近的漁夫也許看到過先知被羅馬政府的士兵釘在十字架上。
如果要弄清楚人們為什麽突然熱衷於信仰，就不能忘記這些。
基督教之所以能遠遠高於其他教義，是因為親密無間的私人感情。這種親身的接觸使基督教的優越性遠遠高於其他教義。基督教的愛代表了廣大受壓迫、受限製的人們的心聲，因而傳遍四方。基督教的話和後人所用的詞匯是否一致不是問題，奴隸們能聽能想就能明白，他們因第一次在光輝、崇高的諾言麵前看到希望而戰栗。
那句讓他們獲得自由的話他們終於盼到了。
在權勢麵前，他們不再是卑賤可惡的。
他們成了被慈父寵愛的孩子。
世界的一切將由他們來繼承。
他們也要分享一直是住在深宅大院裏的不可一世的人才會有的快樂。
於是，新信念的動力產生了。基督教是第一個體現人人平等的真實的宗教。
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基督教是靈魂的感受，是一種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是想說，在腐朽的奴隸社會裏，好消息會不脛而走，會使人心潮澎湃。但是，曆史一般是不記載普通人的精神曆險的(個別情況除外)，不論他是否自由。他們隻有被分為民族、行會、教會、軍隊、兄弟會和同盟、服從某一統一指揮、有足夠的財富來納稅、被迫入伍並為征服別的民族而戰時，才會引起曆史學家的關注。因此，盡管我們對早期基督教會了解很深，卻對它的真正創始人了解甚微。這真的很遺憾，因為基督教早期的發展在曆史上是非常有趣的。
基督教堂終於拔地而起，它是在古老帝國的廢墟上建起來的，是兩個對立麵結合的產物。耶穌親自傳授的基督教代表崇高的友愛慈善理想的高峰，另—個則代表狹隘的地方主義，耶穌的同鄉在它的束縛下，很早就把自己孤立起來了。
說得淺顯點，羅馬人的效率和朱迪亞人的專橫被這種地方主義思想糅合在一起，從而促成了專製政治製度的建立，這雖有利於統治，但有悖於常理。
讓我們再回到保羅的年代或者說耶穌遇難後的半個世紀之內，來尋求事情的前因後果。事實上，基督教產生於猶太教，是民族主義運動變革的結果，從誕生之日，它就開始威脅猶太王國的統治者。
在基督還活著的時候，統治者帕裏希人就十分害怕這種鼓動宣傳對他們的精神壟斷的威脅，因為他們的統治是純武力的。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在羅馬統治者還來不及幹預時，他們就驚慌失措地把這些鼓動者送上了絞刑架。
沒有人知道如果基督不死會怎麽辦，他遇害時還沒有成立新教派，沒寫下一個字告訴人們要怎麽做。
這反而成了福音。
沒有文字的條條框框，信徒們不受任何明確條例的約束，反而能更加自由地按耶穌精神的要求去做。假如一個人被一本書束縛了，就一定會全身心地投入理論研究，沉湎於對標點符號的探討。
當然，若是真這樣，除了幾個專業學者外，不會再有人對新信仰感興趣，那麽基督教就會落得和別的教派一樣的下場，以絞盡腦汁的文字開始，最後以警察把那些喋喋不休的理論家扔到大街上結束。
30個世紀過去了，今天，我們了解到基督教對羅馬帝國的打擊，但讓人疑惑的是，就像匈奴和哥德人的入侵一樣，它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很大，為什麽羅馬政府沒進行鎮壓呢?他們不可能不知道，農奴**、女人們喋喋不休地談論天國之王會很快再現、一些老人正經八百地預言地球會毀滅在一團火球中，所有這些都是基督導致的。
但是，窮人為某種宗教而瘋狂已經不是初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隻要警方嚴密監控，帝國的安寧就不會被貧窮的狂熱者擾亂。
警方沒有找到動武的理由，雖然他們戒備森嚴。新教的信徒做事的方式很巧妙，他們並不想推翻政府，開始有幾個奴隸還以為人們之間的父子兄弟之情會代替主仆之禮，聖徒保羅急忙解釋，他的王國是靈魂王國，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世人隻有逆來順受才能在天國裏得到好報。
同樣，羅馬法律對婚姻的束縛，遭到許多妻子的嚴重抗議，理由是基督教和解放、男女平等是同義詞。又是保羅出麵，用花言巧語勸誡她們不要走向極端，否則會引起保守的異教徒對教會的疑心，說服她們覺得“半奴隸”的地位是女人的本分，自從亞當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後就是這樣，所有的一切都表現出對法律的恭敬，很值得學習。正是由於基督教的說教最適合當政者的意願，所以它的教士被準許任意往來。
但是，一如往昔，群眾的寬容精神比不上統治者，他們窮困潦倒，即使為了金錢可以昧著良心妥協，但他們並不會滿足和快樂。
幾百年以來，古羅馬最下層人民生活得渾渾噩噩，對上麵的戒律唯命是從。一開始他們還以嘲笑教士和修女為樂，嘲笑他們每天都在傾聽耶穌那像犯人一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不光彩故事，還把為投擲石塊泥土的流氓高聲祈禱作為自己的責任。
對於事態的發展，羅馬的傳教士不能保持很高的姿態。
當時，帝國奉行國教，重大節日的祭祀也要采用宗教的禮儀。為此，人們要繳稅，這些錢全都進了教堂頭目的口袋。如果說人們都“喜新厭舊”，不理睬舊的聖地而投入另一個默默無聞的教堂，教士的收入就會大減。這樣他們當然不滿意，於是他們絞盡腦汁，惡意誹謗和中傷，對傳統神靈的背叛者——基督教徒大肆咒罵和指責，指責他們不該進香紀念國外的先知者。
城市中另一階層的人憎恨基督教的理由更充分。他們是一夥宗教騙子，就像印度的瑜迦信奉者和愛西斯、艾什特、巴爾、西貝爾和艾蒂斯神話的祭司長一樣，這些人終日過著鋪張浪費的奢侈生活，將偏聽輕信的羅馬中產階級的錢財揮霍一空。如果基督教是和他們競爭的組織，為自己提供的上天啟示定價收費，那麽，巫師、占卜術士和巫術師幫是不會抱怨的。因為，這畢竟是生意，讓別人幹一點預言的買賣也可以，但是，可惡的基督徒的主意太壞了，不但不收錢，還送東西給別人，給饑餓的人食物，收留無家可歸的人。這簡直是太過分了，讓人難以置信，如果說他們沒有別的經濟來源或私下的收入，是做不到的。
這時的羅馬已經不是自由民的天下，而是從帝國各地雲集而來的喪失了財產的農民的避難所。這些下層民眾隻曉得服從玄奧法則(控製大多數人行為)，討厭行為怪異的人，提防無緣無故想過正常生活的人。他們把經常喝酒、偶爾替人會鈔的好心人當做朋友，把那些不願意看科利西姆的鬥獸表演、看到一批批戰俘在凱西特蘭山的街道上遊街而不歡呼的自命不凡的人看成逆子和敵人。
公元64年，羅馬的貧民區在一場大火中毀於一旦，這件事為第一次有組織地進攻基督徒找到了借口。
最初，有謠言說火是喝醉的尼祿皇帝下令放的，因為他異想天開地想除掉貧民窟，好按他的計劃重建城市，但是誰都清楚地知道，火是猶太人和基督徒放的，因為隻有他們總是談論天國大火球會降臨塵世，燒毀一切邪惡。
這種說法剛開始就得到響應。有一個老婦人聽到了基督徒和死人的談話；還有人知道基督徒拐騙兒童，還割斷喉嚨，把血塗在奇怪的上帝祭壇上……當然，之所以沒人親眼目睹這些下流勾當，是因為基督徒詭計多端，收買了警察。這次，他們被抓個正著，必須接受對自己罪惡行徑的懲罰。
不知道有多少基督信徒被秘密處死，連保羅和彼得也音信全無，或許他們也遇害了。
不用說，這次屠殺一無所獲。犧牲者麵對厄運視死如歸的態度是對基督教和遇難者的最好宣傳。他們繼往開來，前仆後繼。在尼祿以自殺(這是他一生中做得唯一一件光彩的事)的方式結束他短暫無為的一生後，基督徒就卷土重來，於是一切依舊。
這時，羅馬當政者發現了一個問題，他們開始懷疑基督徒和猶太人是有區別的。對他們以往的錯誤，我們也不能橫加指責，近百年的曆史研究日益清楚地證明，猶太人集會堂事實上是—個情報中轉站，新信仰是由它傳播出去的。
不要忘了，耶穌是猶太人，他始終嚴格履行祖先製定的古老法律，隻對猶太人演講；他一生隻離開故土一次且時間極短；為了猶太人，他還和猶太人，共同製定自己的使命。羅馬人從他的話中找不到一點可以區別基督教與猶太人的內容。
其實，耶穌力爭做到的是：他清醒地認識到祖先教堂裏充滿弊病陋習，於是他大聲疾呼，並為革除弊端而積極奮鬥，他努力的目的隻是內部改革。他從沒想過自己會創建出一門新的宗教，甚至如果當時有人談到這樣的事，他還會覺得荒唐可笑，但是，和其他改革者一樣，他漸漸陷入不可調和的境地。他的早死救了他，使他沒有像路德以及其他眾多改革者那樣因突然發現本打算為組織“內部”做點貢獻的自己成為組織“外部”—個新團體的頭領時而茫然不知所措。
耶穌死後很多年，基督教隻是某個猶太小教派，還沒有形成現在的名字，也隻是在敘利亞省的耶路撒冷、朱迪亞村和加裏利村才有幾個支持者。
猶太血統的羅馬公民蓋尤斯第一個發現了有可能成為世界宗教的新教義。他的苦難遭遇證明了猶太基督教對這個宗教世界化反對的強烈。他們隻願意它在本國居統治地位，隻允許本族人加入。他們痛恨對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一視同仁地宣揚靈魂拯救的人。保羅最後一次來到耶路撒冷時，幸虧有羅馬護照，否則一定會被怒氣衝天的同鄉撕碎，落個和耶穌一樣的被同鄉撕碎的下場。
但是，派半個營的羅馬兵“保護”保羅，把他帶回港口城市，然後乘船回羅馬參加審判是必要的，雖然那著名的審判一直沒有發生過。
他死了沒幾年，他一生擔心又不斷預言的事終於發生了。
羅馬人毀了耶路撒冷。丘比特的神廟替代了耶和華廟，城市改名為“愛利亞首都”，朱迪亞也成了敘利亞巴勒斯坦的羅馬省份的一部分。當地居民或被殺害或被驅逐，廢墟方圓幾英裏內禁止居住。
這個聖地帶給猶太基督徒的深重災難終於結束了。以後的幾百年裏，在朱迪亞內地的小村子裏有一些怪人，他們以“窮人”自稱，以極大的耐心和夜以繼日的禱告等待世界末日的到來。他們是耶路撒冷老猶太基督教的餘黨。他們的情況在15世紀和16世紀的書中有記載。他們遠離文明世界，形成了以對門徒保羅的仇恨為宗旨、怪誕而又自成體係的教義。大概7世紀時，自稱拿撒勒人的他們絕跡了。他們被伊斯蘭教的勝利者消滅了。不過，即便他們不死，也無法讓曆史逆轉。
羅馬把四麵八方盡收麾下，政治上中央集權，這些使得讓世界接受一個統一宗教的條件已日趨成熟。基督教簡單實用，教徒可以直接與上帝對話，所以一定會成功，而猶太教、米思拉斯教等其他參與競爭的教派肯定要失敗。但可惜的是，新信仰自身的一些弊病並沒有被完全摒棄，它們明顯與新信仰的宗旨相悖。
保羅和巴納巴斯乘一葉扁舟從亞洲來到歐洲，帶來了希望和仁慈。
可船上還藏著另一個東西。
它那神聖、高潔的麵紗下是殘忍和仇恨的麵目，它的名字是——宗教的專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