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寫曆史越來越困難。我從小學小提琴，可35歲時，別人突然給我一架鋼琴，叫我像克拉威爾演奏家那樣演奏，理由是“鋼琴也是樂器”。我已經掌握了某個領域的技巧，卻要做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工作。我學的是憑借一種已經建立的秩序觀察過去發生的事情，也就是在議員、參議員和財政秘書輔佐下，皇帝、國王、大公和總統很有效地管理的國家。而且，在我小時候，上帝依然是大家心目中掌管一切的萬物之尊，必須不失禮節地崇拜。
後來，戰爭開始了。
舊秩序被打破，皇帝和國王被廢黜，官員被取代，許多地方，天國的大門沒經議會同意就被關閉了，一個已死的經濟學禦用文人被官方看成曆史上所有先知的繼承人。
當然不會永遠這樣，但卻使文明前進的腳步慢了幾個世紀，而到趕上來時，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必須充分利用現在的一切，但這很難。就以俄國為例吧，大約20年前，在這個所謂的“聖地”，我住了一段時間，那時的外國報紙總有四分之一的篇幅被塗得一塌糊塗，技術上稱為“魚子醬”。塗抹就是小心翼翼地把政府不願意讓臣民知道的一些內容擦去。
全世界把這種監督看做是“黑暗時代”的複蘇，令人難以容忍，西方偉大共和國的人保留了幾份這樣的美國報紙，給本國老百姓看，讓他們知道著名的俄國人事實上是落後的野蠻人。
我成長的社會是比較開明的，“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闡述和自由地辯論”。這是米爾頓的格言，是這個社會的信仰。
就像電影中描述的那樣，“開戰了”，於是我看到過去的時代，《神山布道》被宣布為德國的危險文件，不準在世間流傳，編輯和印刷商如果出版了它就會被罰款或遭受牢獄之災。
因為這些，好像放棄研究曆史、轉而搞短篇小說或經營莊園才是明智之舉。
但這是屈服的表現，我要堅持自己的工作，盡量記住在井然有序的國度裏，隻要不幹涉別人的幸福、不破壞文明社會的禮儀和不違背當地警察局的製度，任何正直的公民都應該有表白、思考和陳述自己觀點的權利。
當然，這使我成為一切官方出版審查的敵人並被備錄在案。在我看來，警方追查的應該是那些為了私利而印刷的色情報刊。至於其他的，就任其發展吧。
這樣說並不代表我是理想主義者或改革家，我很實際，浪費精力是我最憎惡的。過去500年的曆史我也很熟悉，曆史告訴我們，對文字和言論的任何暴力壓服都沒有一點好處。
胡言亂語好像炸藥，隻有放在狹小密封的容器裏，加上外力的打擊，才會產生危險，一個可憐蟲去講演，假如任其自流，最多也就是招來幾個好奇的聽眾，他的苦心隻會成為大家的笑料。
還是那個人，如果目不識丁的粗魯的地方長官給他戴上手銬，把他送進監獄，判他35年的監禁，那他就會博得大家同情，最後還會被譽為烈士。
但是不要忘記。
有為好事獻身的烈士，也有為壞事送命的亡命徒。亡命徒手段狡猾，人們無法知道他們會幹什麽。
所以我認為，他們要說要寫就由他們去吧。如果說得有道理，我們就該知道；沒道理，我們也會很快忘記。希臘人好像覺察到這一點，羅馬人在帝國時代以前也是這樣做的。但是，後來一切都變了，那是因為朱比特的遠親羅馬軍隊總司令成了帝國半神半人的人物，遠遠地離開了普通人。
“欺君犯上”的罪名從此誕生。這是一樁政治罪，從奧古斯都時代到查士丁尼當政時期，僅僅因為上諫直言稍有冒犯，許多人被關進監獄，但如果對羅馬皇帝置之不理，也就沒什麽可忌諱的了。
教會統治世界的時候，快樂就再也不見了。
耶穌死後不久，善與惡、正統與異教之間便涇渭分明。1世紀後，在小亞細亞的依弗索斯附近，聖徒保羅周遊了很久。他的護身符和符咒久負盛名。保羅到處傳教，驅魔逐鬼，取得很大成功，使很多人認識到自己的異教錯誤。為了懺悔，人們在一個晴天聚在一起，把價值1萬多美元的魔法書焚燒了，《使徒行傳》第19章裏有這些記載。
這完全是懺悔罪人自願的，《使徒行傳》上並沒有關於保羅禁止其他依弗索斯人閱讀或收藏這些東西的記載。
直到100年以後，才開始禁止。
依弗索斯城的一些命令，凡是載有聖徒保羅的書都是禁書，虔誠的信徒不能閱讀。
在以後兩個世紀中，很少有書籍被查封，因為出版的圖書已所剩無幾。
325年尼卡會議以後，基督教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教士開始了對文字的審查。有的書是絕對禁止的，有的書是“危險品”，並且警告說，閱讀這類書的人會有生命危險。作品在出版之前，為了平安，作者最好還是先獲得當局批準。這成了一種製度，手稿必須送當地主教審批。
即便這樣，作者也不能擔保著作可以久存。因為這個教皇宣布無害的書，在下—個教皇看來卻是褻瀆的、不正派的。
但總的來說，這個辦法也較為有效地保護了撰寫人，使他們免遭與羊皮紙上的作品同歸於盡的厄運。因為當時的圖書靠手抄相傳，出版一套三卷本需要5年時間。
可是穀登堡的發明改變了一切，他的另一個名字叫古斯弗雷什。
自15世紀中葉以後，實力較強的出版商出版四五百本圖書隻需不到兩周的時間。從1453年至1500年這段極短的時間裏，有不下4萬冊不同版本的圖書被送到西歐和南歐讀者手中，當時較大的圖書館曆代的全部藏書的數量也不過如此。
教會對圖書數量的迅猛增長憂心忡忡。明知一個異教徒在閱讀自抄的《馬太福音》，卻對他無可奈何。但是，對人手一冊編輯整潔的圖書的2000萬異教徒，又該怎麽樣呢?統治者的思想受到了極大的威脅，他們必須成立一個特別法庭，對所有的出版物進行審查，決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不行。
審查委員會經常公布一些含有“犯禁知識”的書目，並由此產生了與宗教法庭一樣臭名昭著的《禁書目錄》。
有人認為隻有天主教會才有印刷出版的監督權，這其實有失公允。許多國家的政府也害怕出版物像雪崩一樣突然壓下來，威脅到國家的安寧。他們早已強迫出版商把書稿送到公共檢查機關，隻有蓋上官方批準的大印才能出版。
但是，把這種做法延用至今的，隻有羅馬一個國家，雖然它的情形早已不同於16世紀中葉。這也是被形勢所迫。出版工作迅猛發展，除圖書以外，還有報紙、雜誌、傳單、小冊子以及油印文稿。紅衣主教會議，就是為審查各類印刷品而成立的“《禁書目錄》委員會”，對此早已應接不暇、力不從心了。各類出版物如潮水般湧來，別說審查分類，就是通讀一遍也不可能在兩三年之內完成。
統治者對可憐的臣民實施了專橫恐怖的手段，同時自己也因此付出了代價。
在公元1世紀，羅馬的塔西佗就曾宣布：自己“反對迫害作者”。他認為，“這是愚蠢的事情，不被人注意的圖書也會因此而大獲矚目的”。
這個論斷被《禁書目錄》證實了。宗教改革成功後，大量禁書成了完整了解當代文學的向導，因此價值驟增。16世紀的德國和地位較低國家的出版商雄心勃勃，他們在羅馬長期駐有耳目，負責搜集被禁止和有刪節的最新書目，然後由特別信使越過阿爾卑斯山和萊茵河穀，以最短的時間送給讚助人。接著，這些出版商便夜以繼日地搶印特別版，以高價賣出，由大批書販偷運到禁令森嚴的國家。
不過，能偷運過境的書畢竟有限。而且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家，《禁書目錄》的壓抑政策剛剛解禁不久，後果讓人觸目驚心。
如果說這些國家跟不上前進的腳步了，原因很簡單，大學生不能使用外國的教科書，國內的必需品也是質量低劣的下等貨。
最可悲的是，人們嘔心瀝血寫的一本書，不是被無知的檢察官“修正”得亂七八糟，就是被毫無學識的宗教法庭調查委員會校訂得麵目全非。所以，人們心灰意冷，沒有興趣再搞文學和科學了。
他們情願把時間花在釣魚、參加化裝舞會和喝酒上。
也許，他會坐下來，在絕望中寫下堂吉訶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