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審訊室。
姓名、年齡、職業、籍貫、現居住地等一通常規訊問過後，顧菲菲和艾小美了解到：坐在對麵看起來老實巴交的男子叫方大民，外省人，平時靠打泥瓦匠散工為生……
“這個買書的人是你吧？”艾小美將平板電腦屏幕上的定格畫麵舉到方大民眼前問。
“是、是，是俺。”方大民忙不迭地說道。
“你喜歡看書？”艾小美瞪著眼睛問。
“看不懂，書是俺幫別人代買的。”方大民搖了搖頭說。
“給誰買的？”艾小美緊接著追問。
“不認識，俺真不認識。”方大民又是晃頭又是搖手，急著想撇清自己，“俺就是幫人買了兩本書，他做過啥壞事可跟俺無關啊！”
“你別慌，我們相信你，你把受人委托買書的經過說清楚就可以走了。”顧菲菲和顏悅色地安慰道，她看得出方大民隻是被人利用了。
“好，俺想一想。”方大民憨憨地點點頭，飛快眨巴著小眼睛，回憶一會兒，說，“上個月4號傍黑大概6點，本來那個時候一般我早回去了，可那天沒攬著啥活，就想多待會兒。然後有個男的走到我跟前，說要給我點活幹。他給我200塊錢和一個小布兜，讓我隔天下午1點到新華書店幫他買兩本書，之後到一樓大堂排隊等著讓寫書那人幫著簽個名。他跟我說了書名和寫書人的名字，還告訴我書店在哪兒、怎麽坐車，說隔天傍黑還是那個時候來找我拿書，到時候再給我200塊錢。”
“日子怎麽記得那麽清楚？”艾小美質疑地問。
“啥力氣也不用出，就能掙那老多錢，我肯定記得！”方大民聲音有些高，竭力證明自己沒說假話。
“他有什麽特別交代嗎？”顧菲菲跟著問。
“有，讓我仔細觀察那個作家簽名時候的姿勢，特別是手都碰哪兒了，書簽好後我也不能**，要直接裝到他給的布兜裏。”方大民說。
“那人長什麽樣？”艾小美問。
“哪兒能看出他長啥樣啊！”方大民感歎著說，“那時候天還挺涼的，他穿個黑色的長棉衣，戴了個毛線帽子和大口罩，還戴個線手套，反正捂得嚴嚴實實的。”
“講話什麽口音，身體有什麽特征嗎？”顧菲菲再問。
“聽口音應該是本地人，聲音有些啞，身材嘛……”方大民又使勁眨巴眨巴眼睛，想了一下說，“個子挺高的，感覺至少有一米八，有點駝背。噢，對了，走路有點瘸，一高一低的感覺。”
“欣樂社區”位於城區西北部，1997年始建，至2007年“3·19”案發生，已發展到五個分小區，至今更是形成八個分小區的規模，麵積達9.3平方公裏，為西州市內最大的居民住宅社區。由於地處城市邊緣，又緊鄰機場地帶，房價在整個城區商品房中屬於最低階的，人口構成複雜，以低收入人群為主，基礎配套設施落後，安保鬆散，為犯罪多發區域。
早年間“3·19”案中的三起案件，分別分布在欣樂2區、欣樂4區、欣樂5區。由於年代久遠，房子也早已搬進新住戶，入室考察價值不大，也免得人家忌諱，所以韓印更多的是留意周邊的地理環境。總的來說：三個案發現場相距比想象中要遠，周邊環境也並不閉塞，其中一個所在的單元樓臨近市場，還有一個臨街，且樓下就是公交車站，隻有中間第二起案子的現場算是在樓群深處。凶手屢次作案成功，未引起任何人注意，應該對整個小區都非常熟悉，這一點倒是與於作國的背景信息對得上。
眼下兩起案子，現場隻隔著幾排樓，都出在欣樂2區。跟早年間案子一樣，案發現場樓道出入口均未安裝防盜門，有利於凶手對目標跟蹤——提到防盜門的問題，張世傑是一肚子氣，警方曾多次向開發商建議為整個小區樓道口統一安裝防盜門，但開發商一直以資金周轉問題為由，置之不理，不然凶手哪兒會那麽容易跟蹤目標到戶。至於周邊環境，相對來說要僻靜得多，作案風險也較小。當然這一點不能說明任何問題，也有可能凶手個性謹慎，又或許與該住宅社區內老齡化群體越來越龐大，凶手比較容易獵取到心儀目標有關。
案發區域樓房均為小戶型，一梯三戶，兩邊是南北向戶型，中間是雙南向戶型。“4·23”案中，兩起案子現場房號分別為201室和603室，也就是說，均為兩側南北向戶型。第一作案現場均在客廳中，與房門有一段距離，說明被害人係主動放凶手進屋的，那麽會是熟人作案嗎？韓印認為可能性不大，兩名被害人都是外出回家不久便遇害，或許意味著她們是在回家的路上被凶手鎖定並被跟蹤了。
從現場出來，三人站在街邊簡單議論了會兒，韓印提議：“就‘4·23’案來說，隨機作案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凶手也未必沒失過手。咱仨不妨分頭行事，在這兩個案發現場中間的居民樓內挨家挨戶問問，也許會找到潛在目擊者。”
“噢，相關排查，尤其針對被害人所住單元樓的住戶，我們專案組先前已經細致盤問過，沒有人在案發當日看到被害人與可疑人員接觸，也未發現有可疑蹤影在被害人住房附近徘徊。”張世傑深表不然，覺得韓印此舉純屬浪費時間。
“您誤會了，我當然相信咱們專案組的排查工作，”韓印姿態不卑不亢，堅持著自己的思路，“我覺得也許有些居民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們曾見過凶手。”
……
結果正如韓印所想。
天剛擦黑時，住在欣樂2區93號樓裏一位姓王的老阿姨，在杜英雄的耐心啟發下，想起李芳遇害當天，早上9點半左右，自己曾經與一個男人講過話。當時她剛散步回來，便聽到有人在外麵敲門，聲稱自己是煤氣公司的，受公司委派，免費上門為居民檢修管線設備和更換煤氣管。那時王阿姨老伴也在家，她隨口問了句老伴家裏需不需要更換，等回頭決定要換時，門外已經沒人了。老兩口覺得可能遇到騙子，就沒怎麽在意，先前辦案人員盤問時也忘了提及。
“4·23”案首個現場所處單元樓為90號樓，與王阿姨家僅間隔兩棟樓，對話又發生在案發一小時之前，那個聽到王阿姨並非獨自在家而悄然消失的煤氣檢修工十分可疑，連張世傑也不得不承認，他有可能就是凶手——當日他未在王阿姨身上得手，在路上又將剛跳完廣場舞正欲回家的李芳鎖定為目標，之後通過尾隨，搞清楚住所，利用同樣的借口，誘使她打開房門，發現家中並無他人後痛下殺手。另外，王阿姨當日遛彎時，也穿著一雙肉色長筒絲襪，這就讓上麵的推測看似更加可信了。
至此，“4·23”案凶手選擇目標的方式以及入室手段基本清楚，遺憾的是，王阿姨當日隻是隔著自家門上的貓眼大致看到敲門者是個戴著帽子的男人，無法進一步描述出具體相貌。當然，沒人會相信那個男人的身份真的是煤氣檢修工。
看過犯罪現場，韓印覺得是時候與耿昊談談了，便讓杜英雄打電話約下時間，耿昊那邊倒很爽快，說半小時後在一家咖啡廳見。張世傑開車將兩人送到約定地點，不過他懶得應酬耿昊，便先回隊裏去了。這也正中韓印下懷，若他在場，估計有些話耿昊也不太好說。
二人走進店裏，在招待員引導下找了個幽靜的座位，不多時耿昊也到了，彼此寒暄幾句，一人點了杯咖啡，便開始切入正題。
“讓你出來目的很簡單，想聽聽你對‘3·19’案有什麽看法。”韓印眼睛看著耿昊，溫和地問。
“關於那個案子，我想說的話都寫在我的書裏了。”耿昊低頭用左手慢悠悠地攪著咖啡說。
“抱歉，時間太倉促，還沒來得及拜讀大作，不過大概意思我聽他們提過，你怎麽會認定凶手另有其人呢？”韓印順勢問道。
“這才是你們約我的重點吧。”耿昊停止攪拌動作，抬頭哼了下鼻子，端起咖啡放到嘴邊輕呷一口，說道，“從我一個創作者的角度來說，‘3·19’案的最大亮點其實是殺人者於作國。他先天患病，家庭生活不幸，在窮困和病痛折磨中長大，青春期難以壓抑性欲本能，致使他蛻變成一名殘忍變態的連環殺手。後來他主動投案自首，卻又在精神病院意外死亡。這一係列曲折離奇的人生變化，充滿了戲劇性和可塑性，所以起初我看過網絡上和報紙上關於他的一係列背景調查後，特別急於了解他的成長經曆甚至是整個人生。我去了他在欣樂社區的家，但早已人去屋空。他父親於得水早年拋下他們母子，不知去向，母親在他出事時已身患絕症，沒多久也離開人世。他在本地又沒有別的親屬，我隻好采訪他住過的精神病院和他當年的代理律師，想盡可能去挖掘他生活上的一些細節。而采訪中意外從律師口中得知，他父親其實後來出現了，我於是通過律師要到電話聯係上於得水，見麵之後對於作國的死便更加疑惑了。”
耿昊端杯喝口咖啡，緩口氣，接著說：“於得水當年離開西州後混得不錯，開了家建築公司，也再度成家，但老婆始終懷不上孩子，他備感落寞，對親生兒子便越發想念。2008年，他回到西州市，一打聽才知道原配病入膏肓，兒子因殺人被收監在精神病院。他非常自責，後悔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才讓於作國變成今天的模樣。他特別想見見兒子，不過由於警方在偵查期間規定嫌疑人隻可以與律師見麵，所以隻能委托律師帶話，表達自己的關切和歉意，為顯誠意，他還特別囑咐律師把他的手機號碼告訴兒子，但沒想到父子倆終究還是沒見上麵。幾日後的一個上午，於得水突然接到兒子的電話，在電話裏於作國先是一陣沉默，很快又迫不及待地聲稱他其實並沒有殺過任何人，於得水當時正在公司開重要會議，便沒容他多解釋，隻是表示下午會帶律師到醫院，見麵再詳說，可就在那天的中午，於作國死了。”
耿昊的情緒愈顯激動，說：“人家上午想翻供，中午就死了，這難道不值得懷疑嗎？我曾與張世傑私下探討過這個問題，可他始終端著一副不屑的樣子，聲稱他們當時辦案的程序和證據沒有任何問題。後來我從市局的熟人口中打聽到，原來張世傑和‘3·19’案辦案組負責人——已經退休的老局長，都是因為在偵辦‘3·19’案時表現出色而獲得晉升機會的，所以我覺得這裏麵絕對有陰謀。”
“如果你的結論是對的，那你覺得於作國為什麽要做替罪羊呢？”耐著性子聽完耿昊冗長的講述，杜英雄立馬搶白道。
“也許是他太孤獨了吧，又或許被人利用了，我終究不是你們這樣的專家，這個問題實在說不好。”耿昊略顯猶豫地說。
“你都說不清楚，還在書裏亂寫一通？”本就印象不好，又見耿昊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態，杜英雄有點摟不住火。
眼見他聲音越來越高，韓印趕緊使個眼色，製止他再說下去，跟著打圓場問：“你有於得水的聯係方式嗎？”
“有，等一下……”耿昊當然不甘被嗆，狠狠瞪了杜英雄一眼，才打開隨身帶的皮夾，“喏，這是他的名片。”
與耿昊的會麵以不歡而散收場，杜英雄仍氣憤難平，坐在出租車裏一個勁數落耿昊不是東西，韓印此時也懶得管他，扭頭看窗外徐徐閃過的夜色，默默在腦袋裏拚湊紛亂的案件枝節。這種動作對他來說就好像是玩拚圖，隻有把各個拚片放到對的位置，才能顯現出圖畫的本來模樣。當然，首先拚片數目得完整，韓印手裏現在就少一塊，因此他需要向張世傑討要。
張世傑辦公室半敞著門，像是算準他們會來而故意留的，但韓印還是禮貌地敲了兩下才和杜英雄走進去。見到二人，張世傑放下手中的文件，指指身前辦公桌上兩個扣著蓋子的飯盒，關切地招呼道：“忙到這會兒，飯還沒得空吃吧？食堂晚上蒸包子，特意給你倆留的。”
“太好了，早就餓了！”杜英雄一屁股坐到張世傑對麵，掀開飯盒，顧不上拿筷子，伸手抓了一個大包子就塞到嘴裏，邊嚼邊說，“還是熱乎的呢，對了，您怎麽知道我們會來？”
“嗬嗬，你們不找我，我也會找你們。”張世傑賣關子似的笑笑，又特意與剛剛落座的韓印對了下眼，其實兩人心裏都有數，雖然相關信息在案件卷宗中都有記載，但有些東西還是麵對麵講清楚為好。他起身倒了兩杯水放到二人身前，再坐回椅子上，語重心長地接著說：“我知道你們現在實質上最感興趣的不是眼下的案子，而是‘3·19’案嫌疑人於作國，對於這個主動投案的嫌疑人，局裏做過全麵而又深入的背景調查。於作國年幼時個性還好，機靈懂事，智商方麵甚至表現出比同年齡段孩子要高出一些的苗頭，起初上學成績也相當不錯，不過隨著癲癇病不時當眾發作，他逐漸被同學們視為另類，與老師和同學之間互動少得可憐。後來又因家境困難，無法持續得到醫治，他的認知能力受到很大程度的影響，後期學習成績每況愈下，個性便逐漸趨於孤僻自閉。渾渾噩噩升到初中後，學習越來越難跟上，性格方麵受青春期叛逆情緒影響，開始出現暴力反社會傾向，嚴重到在課間把自己的教科書用打火機點燃，差點釀成一場嚴重火災，因此被學校勸退，草草結束學生生涯。
“輟學後，由於母親忙於生計無暇顧及，於作國便如脫韁野馬般整天在社區裏東遊西**，以拾廢品變賣掙取零用錢，然後去網吧揮霍。而不知道是不是受網絡**圖片影響，還是什麽別的原因，那一時期他開始瘋狂迷戀女性絲襪，尤其是被女性穿過的。後來我們搜查他家時，在他床底下發現200多雙絲襪，其中大多是撿來的，也有從別人家陽台上的晾衣架上偷拽下來的，還有一些是通過入室盜竊而得。據他交代，他從網絡上查到撬門開鎖的方法，在地攤上購買相關工具做成簡易開鎖器，撬開一家房門隻需兩三分鍾，並且普通人難以察覺門鎖被動過。加之入室後從不亂翻亂動，隻以絲襪為目標，所以若不是他主動交代曾有過多次入室盜竊活動，被盜住戶根本不會發覺家裏進賊了。當然，在調查中我們也得知，其實有些受害人是有所察覺的，但礙於丟的是絲襪之類的女性貼身物品，羞於啟齒便未報案。
“於作國到案後供述了一係列作案情節，基本與案情是吻合的，他能精確指出所有犯罪現場地址，也能大致說出作案時間，尤其他交代了一個隱蔽性證據，連我們辦案組都沒怎麽注意到——他說在第二次作案時，曾不小心碰到床頭桌，他記得有支口紅掉到地上，被他隨意一腳踢到床頭桌下麵。結果去痕檢科核對，還真有這麽一支口紅。”
“當年社會輿論和媒體對案子關注得多嗎？”韓印插話問。
張世傑臉上露出一絲苦笑：“那還用說，那案子可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本市發生過的性質最為惡劣的案件。消息曝出後，很快便成為街頭巷尾老百姓的熱門話題，尤其在案發區域的欣樂社區，各種傳聞甚囂塵上。媒體更別提了，那段時間差不多都是頭版頭條，尤其在全媒體經濟時代，某些紙媒和網絡媒體為生存和擴大影響，根本顧不上什麽原則問題，也不聽招呼，就跟瘋了似的，窮盡各種手段從被害人家屬口中甚至是局裏的熟人關係中挖掘內幕，還給凶手封了個‘絲襪殺手’的綽號。還有，那時雖未有微博和微信，但很多網民利用博客和論壇對案件的議論也很熱烈。可以說案子的矚目度和透明度確實前所未有，也加重了局裏的辦案壓力。”張世傑頓了下，饒有意味地看了韓印一眼，接著說：“我懂你問話的意思，其實局裏也擔心他是被人利用，所以每次提審都全程錄像，還邀請專家做過測謊，結果沒發現他有說謊跡象，關鍵他從來都是獨來獨往，社會交往很少，根本找不出‘頂罪’動機。”
“您介紹得很具體，但這些還不是我們最感興趣的。”杜英雄也賣了個關子，狡黠地笑道。
“小同誌別沉不住氣，我是覺得應該盡可能把我掌握的東西多跟你們說說，希望能有利於你們從專業角度做出更客觀的判斷。”張世傑抬手點點杜英雄，玩笑一句，接著說，“於作國投案後，由於癲癇病發作過於頻繁，看守所方麵擔心發生意外，所以在偵查取證期間暫時將他收監到市局定點的精神病院，而他的死完全是一個意外。事發當天中午，在食堂吃飯期間他去了趟廁所，結果突然發病跌倒，後腦碰到小便池的陶瓷外沿，雖救治及時，但終因傷勢過重死亡。意外發生後，局裏做過慎重調查，當時在廁所裏還有兩名醫生，兩人描述的意外經過與技術勘查結論相吻合，從廁所外麵的監控錄像看，兩人是先於於作國進入廁所的，且除了醫患關係外，日常與於作國沒有任何其他接觸和利益關係，基本可以排除二人謀劃意外事件的可能性。至於他父親於得水的質疑，局裏也認真考慮過，經查，於作國當天上午確實曾借有病人發狂引起醫院混亂之際，溜到醫生辦公室給於得水打過一個電話，但所謂‘翻供’隻是於得水一麵之詞；再者說，於作國本身思維和精神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即使真說過他沒殺過任何人的話，也不能代表他說的是事實。更何況人又死了，調查根本無法展開，所以絕不存在‘舞弊’和‘陰謀論’的問題！”
說著說著，張世傑突然擺出一副嚴肅表情，鄭重其事地說道：“卷宗你們也看過了，到最後其實並沒有真正地結案，所以我必須嚴正聲明一下：社會上的輿論、老百姓之間的傳言，包括某些媒體的片麵報道，其實是對整個案件的認知存在根本性誤區，他們的意識裏都認為於作國就是凶手，甚至想當然地以為他是畏罪自殺，案子也以他的死亡而終結。但事實上，我們警方從未正式對外宣布認定於作國係‘3·19’係列強奸殺人案之凶手。原因咱們做警察的都明白，除了口供，證據方麵隻支持於作國到過後兩起案件的現場，其餘的什麽也證明不了。還有他說作案時戴的手套，被他扔到小區裏的化糞池中，我們也一直未打撈到。也就是說，直到他意外死亡時，調查取證工作也仍在繼續，當然最後是無疾而終，所以理論上說，這個案子至今都還懸著。”
“既然你們都清楚外界傳言有誤，為什麽不澄清？”杜英雄不解地問。
張世傑微微撇了下嘴角，皺著眉沉吟一會兒，說：“雖然整體證據不足，但於作國大部分問題交代得還是蠻清楚的，除非是案件當事人，否則很難做到。另外，說來也不算什麽證據，自於作國投案，至他意外死亡，調查取證長達近10個月，而在那段時間裏相似的案件確實沒再發生，甚至直到本年之前也未再出現，這難道不能說明問題嗎？說句實在話，局裏大部分人，也包括我，早已心照不宣地在心裏默認於作國可能就是‘3·19’案的凶手，所以對外界的傳言采取不認同也不否認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