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飽喝足，與張隊談話過後，韓印和杜英雄回到小會議室。此時兩名女將正在裏麵翻看卷宗，四人便將各自掌握的信息互相通通氣，接著韓印讓他們三人先回去休息，打算連夜將錯綜複雜的前後案件關係梳理清楚，不過大家都提出要留下來，韓印也沒多堅持，也許集思廣益更能碰撞出些火花來。

目前看來，無論是耿昊的質疑，還是張隊的釋疑，都是隻代表他們各自立場的片麵之詞。韓印讓艾小美把審訊錄像找出來放一下，大家一道來聽聽於作國本人是怎麽說的。

很快，會議室中的投影幕布上，顯示出於作國首次被提審的畫麵……

“殺人總共有幾次？”審訊人問。

“三次。”於作國答。

“時間、地點？”審訊人問。

“3月19號，欣樂2區85號樓3單元401；4月25號……”於作國答。

“是這三個人嗎？”審訊人依次擺出被害人的現場存證照。

“對。”於作國低頭掃了一眼，很快確認道。

“之前認識她們嗎？”審訊人問。

“不認識。”於作國答。

“她們不認識你，幹嗎讓你進屋？”審訊人問。

“我一般先敲門，如果沒人應，就撬開鎖進去偷點東西。要是家裏有人應門，就借口說是高價收廢品的。”於作國答。

“都偷過什麽？”審訊人問。

“絲……絲襪。”於作國略帶磕巴地說。

“隻是絲襪？”審訊人問。

“對，我喜歡……喜歡收集女人穿過的絲襪。”於作國繼續支吾地說。

“偷過多少次？”審訊人問。

“那太多了，記不清！”於作國答。

“慢慢想，時間、地點，能想起多少說多少。”審訊人說。

“好吧，時間比較近的是今年五一長假那回，就在我家對門，聽說他們全家到外地旅遊了，我就撬門進去偷了他家女人的絲襪；再往前還有3月初，好像是5區有家2樓……”於作國答。

“既然隻是為了偷絲襪，怎麽又想要殺人了？”審訊人問。

“她們三個那時都穿著長絲襪，我挺衝動的，想跟她們買，她們不肯，大腦一發熱就強奸了她們，完事怕露餡又把她們勒死了！”於作國答。

“詳細說說過程。”審訊人說。

“都差不多，先把她們打得鼻青臉腫，暈乎了，扒光衣服就‘幹’了，完事用絲襪勒死她們，再打上一個好看的蝴蝶結。”於作國答。

“你確定她們當時都穿了絲襪，都是被你用絲襪勒死的？”審訊人問。

“當然，噢，有個是用睡衣腰帶勒的。”於作國答。

“哪個？”

“第……第一個吧。”於作國答。

“你看清楚了，這個腳上沒有絲襪。”審訊人指指首個被害人的現場照片說。

“哦……她的絲襪被我帶走了。”於作國遲疑著答道。

“弄哪兒去了？”審訊人問。

“那個……燒了，第一次殺人，過後挺害怕的，沒敢留著。”於作國放慢語速答。

“為什麽後麵兩個人的絲襪你沒拿？”審訊人問。

“我覺得絲襪綁到她們脖子上更刺激。”於作國這次回答得很幹脆。

“為什麽要把睡衣腰帶和絲襪係成蝴蝶結的樣子？”審訊人問。

“好看啊，絲襪那樣係著，感覺她們像是為我準備的禮物。”於作國答。

“你怎麽會係蝴蝶結的？”審訊人問。

“沒事在網上看到的。”於作國答。

“為什麽第三次殺人是直接撬門進去的？”審訊人問。

“我先敲了，可能她在上廁所或者睡午覺沒聽見，我以為家裏沒人就撬了鎖，結果進去才發現有人。”於作國答。

“前兩次實施強奸之後，你怎麽清理的？”審訊人問。

“就把那玩意兒射到報紙上，帶走了。”於作國答。

“為什麽最後一次留下精液和指紋了？”審訊人問。

“那天我特別興奮，到最後又犯病了，醒過來整個人有點斷片，稀裏糊塗就跑了。”於作國答。

“怎麽想要來自首的？”審訊人問。

“聽說你們警察要對我們小區裏的男的挨個驗指紋和D什麽A的，我估計這回是躲不掉了，幹脆就爺們兒點，認了！”於作國答。

……

觀摩完整個審訊錄像，又是接近午夜，窗外不知何時下起一陣急雨，清冷的空氣從半敞著的窗縫中撲湧進來，室內的燥熱感逐漸平息。韓印起身走到窗邊，抬手推了推鼻梁上的黑色複古鏡框，眼神空洞，望向無邊雨夜，陷入默默的思索。

而圍坐在會議桌邊的另外三人，已開始熱絡地討論。

杜英雄皺著眉頭，咂巴下嘴說：“感覺有些問題於作國還是比較含糊，說不定還真被耿昊蒙對了！”

艾小美不以為然，接下話：“我覺得是他幹的，生理證據和隱蔽性證據都有，作案方式、動機等等，交代得也都很清楚。”

“我倒是特意觀察了，從微表情上確實看不出說謊跡象。”杜英雄緊著鼻子，不甘心地說。

“他有戀物癖，易於接受心理暗示，有偏執妄想的一麵，會逐漸沉溺並絕對相信他幻想出來的東西，測謊對這種人作用不大。”佇立在窗邊的韓印，背著身插話道。

“戀絲襪是他的原罪，這點毋庸置疑，無論是入室盜竊，還是強奸殺人，都源於他對絲襪的過度迷戀。看剛剛的審訊錄像，提到絲襪時他眼神中的亢奮和欲望是顯而易見的。”顧菲菲順著韓印的話說，緊接著提出一個器質性方麵的觀點，“這屬於性欲倒錯，可能跟他長期缺乏正常戀愛關係有關；或者說絲襪具有特定的指向作用，代表某個幻想對象；當然肯定也有青春期性壓抑的問題。除此之外，我覺得癲癇病的反複發作，長期服用副作用很大的抗癲癇藥物，可能會導致他患上‘慢性精神障礙’，這也是他人格發生改變的一個重要因素。”

“不會吧，說話挺順暢的啊，”杜英雄強調說，“思維和反應都不錯，實施作案也有一定反偵查動作，哪兒像是有精神病的人？”

顧菲菲笑笑，解釋說：“不是你想象的那樣，癲癇病慢性精神障礙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如咱們常見的慢性精神分裂；另一種，就屬於在性格方麵或者說是人格發生了改變。區別就在於，後一種症狀者具備正常的智力水平，也具備謀劃犯罪和逃避追查的能力，但因患病會出現易怒、敏感、妄想、暴躁、凶殘等行為特征。”

“話說回來，咱們是不是可以用‘戀物癖’的行為特征，來鑒別前後案件凶手是否同一呢？”艾小美思索了一下說。

“有一定可行性，但這個案子沒那麽簡單。”韓印轉過身回到桌邊，似乎心中已有了某種答案，拿起桌上於作國的歸檔照擎在手上說，“像他這種人，對絲襪的畸形迷戀和敏感程度要遠遠超出常人想象，或許隻是聽到別人提起‘絲襪’這兩個字，他心中都會**起一片漣漪，可想而知，當諸多媒體以及街坊四鄰總是在談論所謂‘絲襪殺手’的話題時，會激起他怎樣的興趣和關注。他一定會用盡所能去打探絲襪殺手作案的每一個細節，加之他平日就在整個社區中走街串巷撿拾廢品，對地理位置的熟悉程度自不必說，他能對案情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便不足為奇。”

“這麽說，你傾向於作國是頂罪的？”顧菲菲從韓印上次插話便品出點話裏的意味，所以此時並未顯出多少意外，“難道他隻是作為一個盜竊分子，碰巧闖入第三起凶案現場的？”

“可能性很大。”韓印點點頭，習慣性抬手推了下鏡框，試著還原當時的情境說，“我相信於作國起初是以盜竊為目的，不過撬開門後發現女主人被殺，那可能是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接近女性**，加之係在脖頸上的絲襪對他有難以抗拒的**，他便無法自控，當場做出**舉動。”

“對嘛，我就覺得這小子說話太有條理了，反而不正常！”似乎被韓印激發出靈感，杜英雄稍微尋思一下說，“殺人那幾起，案發地點供述極其精準，語言組織又過於正式，不是正常人說話的方式，顯得特別刻意。相比較，在供述盜竊案時，才更像是他真實的說話狀態。我覺得韓老師說得對，於作國應該隻是對案子有特別的關注而已。”

“這確是一個反常點。另外，於作國說他投案前最近一次實施盜竊，是在案發當年的五一長假期間，也就是說之前他已經有過兩次強奸殺人的經曆，那麽盜竊行為實質上是一種退化表現，不符合畸變心理發展的特質。”韓印接著杜英雄的話說，“如果於作國真的從一名戀物癖者升級為連環殺手，表明他的畸變心理發展到了一個相當深的階段，收集乃至偷盜絲襪已經無法滿足他的心理需求，他需要不斷體驗和挑戰更高層次的快感，即使出現退化也絕不會在那麽短的時間內！”

“可為什麽於作國的供述相對於案情來說基本都能在合理的範圍內呢？尤其還能給出隱蔽性證據，他真有那麽高的智商？”艾小美擰著眉頭問。

“這就是‘3·19’案讓人覺得撲朔迷離的地方，也是整個事件的荒誕之處。”韓印抿嘴笑笑，心裏明白這小丫頭是想說他的論證還不夠充分，便補充說，“於作國其實未必有多高明，供述之所以未出大的破綻，是因為他以戀物癖者的思維邏輯揣測真凶的行為，恰巧與案情呈現出的畸形特征有一定吻合度，正如演員塑造角色，如果有了相應的生活，他的表演自然會真實生動。尤其於作國把自己代入案件，把幻想與真實、謊言與真相生動融合，並對此深信不疑，便更加讓人難以分辨。實際上這也是一種病，叫作‘犯罪性精神錯亂’。”

“我明白了，”杜英雄展開韓印的話題，“於作國交代盜竊手法和過程時，顯然說的是真話；犯罪現場有他的唾液，也表明‘因興奮過度導致舊病複發’所言屬實。那麽利用這兩個真實的點，他很好地解釋了第三起案子與前兩起案子呈現出不同案情特征的因由，比如前兩起案子為什麽沒有撬鎖痕跡，以及為什麽隻有第三起案子留下指紋和精液。至於為什麽首起作案沒有出現絲襪因素，以及整個係列案件的作案動機，他都是以一個戀絲襪者的行為方式，給出了想當然的口供。現實中這些人會通過各種途徑收集絲襪做紀念就不必說了，也確實聽說過他們這樣的人會向陪酒女或者性工作者索要乃至購買絲襪，被拒的經曆應該也不少。”

“完全正確。”韓印拍拍杜英雄的肩膀以示讚許，接著嘴角露出一絲狡黠的微笑，“我現在還解釋不了‘口紅’的問題，不過我有個設想，等坐實了再說。”

“就算於作國目睹了犯罪現場，但他真能注意到掛在被害人脖子上的絲襪被係成蝴蝶結狀嗎？”艾小美看似要與韓印杠上了。

“當然！不是說了嗎，於作國對絲襪有著難以想象的敏感度，我相信他不僅在現場特意觀察了絲襪是如何打結的，而且在那以後還會時常回味和演練。”杜英雄搶下話說。

杜英雄與韓印一唱一和，艾小美終於啞火了，會議室安靜下來。幾分鍾過後，顧菲菲提到一個最讓人難以理解的問題：“那頂罪的動機呢？”

“孤獨、恐懼、絕望。”韓印長籲一口氣，眼神中流露出一股淡淡的憐憫與慈悲，鬼上身似的娓娓說道，“我是於作國，患有先天性疾病，打出生起便幾乎被所有人忽略，孤獨猶如宿命般無法衝破。我淘氣、打架、不服老師管教甚至課間放火，不是因為我是壞孩子，隻是太想讓身邊的人注意到我而已。‘絲襪殺手’讓我羨慕不已，所有人都在談論他，他仿佛神一樣，有那麽一刻，我很想成為他，想如他一般讓所有人見識到我的存在。而逐漸地，我開始覺得，我即是他，他即是我。我試著向一些人**我的‘身份’，竟贏得前所未有的注視，我知道那是因為邪惡，心底卻明明白白感受到一種快感，於是我決定要向全世界宣告——我就是‘絲襪殺手’！我很清楚會因此失去自由甚至生命，可是又有什麽關係呢？媽媽也即將離我而去，早晚我都會成為那個孤魂野鬼……”

“因為總是與孤獨相伴，所以不擅長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最終隻能以極端的方式來博取關注；因為母親身患絕症不久於世，所以對生存感到恐懼，對生活感到絕望；作為成功商人的父親的突然出現，又再度點燃他生活的希望，所以才有了那通打給父親的翻供電話。”杜英雄若有所悟，操著沉重的語氣，就韓印感性的換位自白，結合案件做出一番總結。

“我還是理解不了，”艾小美下意識地搖了搖頭，問道，“現實生活中真的會有人為了打破孤獨，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嗎？”

“有，而且比於作國要偏執得多。”韓印將情緒從於作國身上抽離出來，“瑞典人托馬斯·奎克，曾對瑞典警方主動供認自己犯下30多起惡性案件，涉及殺人、分屍、強奸、吃人等異常殘忍的犯罪情節，讓整個國家為之震驚，他甚至一度被稱為‘瑞典版的漢尼拔’。而荒唐的是，在其被定罪兩年後，他終於在一次電視采訪中承認，由於渴望受人關注，而且使用了大量藥物，所以編出了彌天大謊，他其實從未殺過人，那些供認的案件細節，大多是從報紙上和圖書館裏的相關紀實文獻中看到的。”

“可是國情不同，瑞典沒有死刑，如果咱們的法院認定於作國的犯罪事實，他肯定會被槍斃，他會不怕死？”艾小美還不死心，較著勁說。

“未必。”好半天沒吭聲的顧菲菲插話提示道，“咱們國家刑法中所指的‘精神病’，並不僅僅是醫學上的精神病，它是法律意義上的精神疾病的統稱，癲癇病屬於司法精神病學界定的法律意義上的精神病，於作國患有癲癇病人格障礙，但又具備一定自控能力，係限製刑事責任能力人，再鑒於其為主動投案，判死緩的可能也是有的。”

“我覺得他倒不會想得那麽深，主要是過程對他來說太有吸引力了，另一方麵他可能也有些鑽牛角尖，認定了的事情就不願回頭。”杜英雄此時思路非常清晰。

“行了，先不爭了，總的來說，排除於作國的作案嫌疑隻是一個方向，還需要紮實的證據。”顧菲菲攤攤手，重重地歎了口氣說，“其實我倒是真希望於作國就是凶手，那咱們眼下的案子也好辦多了。”

看著兩個小家夥針鋒相對地辯論，韓印臉上也無奈地泛起一絲苦笑，他知道自己給整個辦案組出了個大難題——如果不是於作國，那真凶是誰？如果真凶逍遙法外，就具備複出作案的可能，那麽眼下的案子可能是模仿作案，也可能是延續作案。從調查方向來說，必然要雙管齊下，既分散精力，也需要消耗更多警力。

須臾，他與顧菲菲交換了下眼神，有針對性地做了一番部署：凶手把耿昊牽扯到案子當中，很有可能是一種障眼法，利用他擾亂警方辦案思路，達到逃脫追查的目的，但也不能排除他就是衝著耿昊來的，接下來還得圍繞耿昊以及其社會交往做文章。顧菲菲和艾小美顯然與耿昊更容易溝通，所以韓印建議她倆協調張隊一起去跟進這個任務；韓印自己和杜英雄則要試著去挖掘“3·19”案的真相，隻是時間太過久遠，兩人得先盤算從哪一個切入點著手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