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在中國文化中，表現為一種對人的尊敬。
中國人叫外國人，習慣統稱“老外”。這除了稱呼上的方便，是不是也是出於這種傳統文化的習慣呢？
我在發射場采訪期間，除了采訪了大量的中國人，還采訪了十幾名外國人。采訪外國人是件極困難的事情。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語言障礙；再就是外國人的時間觀念強，幾點幹什麽，幾點不幹什麽，都安排得井井有條，極為緊湊；加之時間匆促，彼此不熟，采訪便愈加艱難。
但外國人既然到中國來了，而且是開天辟地第一次來到中國西昌發射衛星，當然就應該留下自己的印記——特別是一些重要人物。否則，後人讀到的，豈不是一段空白的曆史！
江·可達（“亞洲一號”衛星發射主任）
61歲的可達先生是匈牙利人，現為加拿大太列衛星公司太空部高級技術項目經理。加拿大太列公司是世界上有名的衛星公司，它主要為世界各國承擔代買、采購和組織發射衛星的任務，還可幫助各國培訓航天技術人才。
為了發射“亞洲一號”衛星，亞洲衛星公司特用高薪從加拿大太列公司聘請了一個技術顧問團，負責“亞星”發射的組織計劃工作。可達先生，便是這個技術顧問團的技術總指揮。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老頭兒。
可達先生戴一副銀灰色眼鏡，上身穿一件花格毛衣，外套一件羊毛背心，下穿一條灰色褲子，腳踏一雙棕色皮鞋；雖已滿頭白發，依然精神朗朗。
可達先生是中外協調會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喜歡斜靠在沙發上講話，並習慣借助手勢來強調講話的內容。講到激動處，他會站起來，走到會場的中央，一邊講一邊來回踱著步子。別人的特別通行證都是掛在胸前，唯獨他的特別通行證別在領口。所以每次他一激動，領口的特別通行證便會與他的下巴互不相讓地衝撞著，不時發出“哢吧、哢吧”的聲響。可他毫不顧忌，依然一個勁地往下講，直至講到對方點頭或者說“OK”為止。
其實，可達先生不光輸過一隻烤鴨，還輸過十瓶啤酒。
那是在4月4日上午的協調會上。因4月3日下午合練失敗，會議決定在4月4日下午再進行一次大合練，也是發射前的最後一次大合練。
由於4月3日下午合練失敗的原因在中方，所以在會議結束時，可達先生提請中方注意：“下午的合練，一定要確保成功！”
胡世祥拍著胸脯說：“保證沒問題！”
可達先生說：“萬一又出問題呢？”
胡世祥說：“您的意思呢？”
可達先生說：“要不，咱倆再打一次賭？”
胡世祥說：“又想打賭，好啊，我迎戰。不過，可達先生，萬一這次又輸了呢？”
“願賭服輸！”可達先生站了起來。
於是，兩根小手指又勾在了一起。
隻是，這次的賭注不再是一隻烤鴨，而是十瓶啤酒！
結果，下午合練成功，雙方皆大歡喜。
隻可惜，可達先生輸掉了十瓶啤酒！
但在中外專家們的一片歡笑聲中，可達先生樂嗬嗬地拍著腰包說：“十瓶啤酒，換來一次成功，值得！值得！”
為了進一步認識這位老頭兒，我繞了一個圈，先找到了可達先生的貼身翻譯丹尼爾·王。
丹尼爾·王1942年出生於中國，祖籍河南。1949年，他去了中國台灣。大學畢業後，於1967年去了加拿大，並在加拿大攻讀了碩士學位，而後留在了加拿大。丹尼爾·王這次已是第三次回中國了，用他的話說，每次回中國，都像回娘家一樣。
丹尼爾·王首先向我談了對西昌衛星發射基地的印象。他說：“中國人非常願意合作，非常願意幫忙，工作精神特別好，對外國人既熱情又誠懇；並且能辦到的事情馬上就辦，效率很高。像上官世盤、胡世祥等，都是非常出色、非常能幹的人物，外國人是非常敬佩他們的。另外，西昌發射場的發射條件完全具備國際標準，有的技術不比國外差。像長城公司、萬源公司的服務水平和技術水平，完全是世界第一流的！我能參加加拿大與中國的這次合作，感到非常榮幸。因為加拿大代表北美洲到亞洲，或者說是代表西方世界到亞洲進行航天合作，這在曆史上還是第一次，是中西航天史上的一個裏程碑。我們希望還有更多的機會，幫助亞洲各國發展衛星事業，因為亞洲地區的通信正在發展，非常需要！”
接著，丹尼爾·王告訴我說：“可達先生是一位組織能力極強的人物，組織過世界上12次衛星發射任務。他最大的特點是，工作中能突出重點，肯負責任，也敢負責任。”
最後，丹尼爾·王還向我透露了一個小小的秘密。他說：“可達先生這次來中國時，專門帶了一套褐色的花格子西服。這套西服是他夫人專為他設計、製作的。每次組織世界性的衛星發射時，可達先生都會把這套西裝帶在身邊。到了發射那天，他就換上這套西裝；每次穿上這套西裝，發射都成功。”
4月6日上午10點，我利用首腦協調會的間隙，同江·可達先生正式照麵。為我擔任翻譯的，是張國東先生和王維亮先生。
我說：“可達先生，在這幾天的會上，您給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我想同您聊上幾句，不知是否樂意？”
可達先生說：“謝謝！我非常樂意。”
我說：“您作為‘亞星’的組織指揮者，我想請您談一點第一次同中國合作的看法。”
可達先生說：“中國人做事非常認真，非常地專業，也非常地友好。昨天下午的演習證明，中國、美國和加拿大是完全可以合作的，而且能夠合作得很好。當然，第一次合作是很困難的，就像玩足球，需要有個互相磨合的過程。因為中國的發射方法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但一旦適應後，彼此了解了，就不再感到困難了。當然，開始我對中國的情況不太了解，坦白地說，心裏沒底，有一種擔心，期望值是不高的。但通過這段時間的合作，我感到很不錯，覺得同其他國家一樣，比如美國的肯尼迪發射中心、法國的庫魯靶場等。”
我說：“可達先生，明天就要發射了，如果這次發射成功，您下次還願來中國合作嗎？”
可達先生說：“當然願意！”
我說：“那如果這次發射失敗呢？”
可達先生（愣了一下）：“我還是願來，並且肯定要來。”
我說：“為什麽？”
可達先生說：“我在中國度過的這段時間很有價值。我能代表亞洲衛星公司的技術負責人同中國合作，這是我感到非常榮幸的事情，因為這兒有一支可以信賴的技術隊伍。同時，我喜歡幹開拓性的工作。航天發射，是一項冒險事業。這項事業最激動人心之處，就在於它不同於幹其他事業，有十分的把握。但它確是一件非常有意義而又驚心動魄的事業。這就是我之所以要當一個衛星技術的主任，而不願當一個自行車經理的原因。”
我與可達先生道別時，可達先生掏出一張名片，又掏出一方大印，學著中國古人的樣子，對著大印哈了一口熱氣，然後蓋在了送給我的名片上。名片上即刻顯出四個字來：江·可達印。
周圍的人一下全笑了。
關於這方大印，有一個小小的故事。
去年，可達先生來西昌衛星發射基地時，在為他舉行的晚宴上，上官世盤開玩笑說：“可達先生，幹脆我們替您取個中國名字吧！”
可達先生舉著酒杯問：“取個什麽名字呢？”
“就叫可達吧！”上官世盤說，“可達的意思就是任何目的我們都可以達到。比如把‘亞洲一號’衛星送上太空，這個目的我們也一定可以達到！”
可達先生說：“好，我完全同意！”
這時，胡世祥先生舉起酒杯，說：“可達先生，這樣吧，此事為鄭重起見，我讓我的部下專門為您去刻上一方大印，下次您來中國合作時，第一件事就是：接印！”
說罷，三人哈哈大笑，“咣當”一聲碰響了酒杯。
事後，胡世祥果真派人去成都刻了一方大印。可達先生這次來中國後，胡世祥便將這方大印鄭重地交到了他的手上。
所以，在中外首腦協調會上，每當舉行重大簽字儀式時，可達先生都要掏出這方大印，鄭重地蓋上一下。
我接過可達先生送給我的這張蓋有大印的名片，像捧著一份厚重的友誼。我當然明白可達先生的良苦用心，於是我掏出我的名片，飛快地在背後寫下一句話，然後遞到了可達先生的手上。我寫的這句話是：
人類友情永存，空間文明萬歲！
斯坦豪爾（美國休斯公司首席科學家）
這是一位巨人：兩米左右的個子。
在一次中外首腦協調會上，斯坦豪爾渴了，起身倒開水。水瓶全都放在地上，又是壓壺。他個子太高，彎腰實在困難，便將左腿跪在地上，右手按著水壺開關，好不容易才接了一杯水。而後，在眾目睽睽之下，他端起茶杯回到座位，如同一位小學生剛做完一道算術題。
這就是斯坦豪爾，美國休斯公司的首席科學家。
這是一位在國際航天領域有較高知名度的衛星技術專家，“亞洲一號”衛星便主要是由他設計的。他主持設計的這種通信衛星，在世界航天市場享有很高的聲譽。
斯坦豪爾對中國極有感情，他這已是第8次來中國了。據說，在當初“亞洲一號”衛星是否讓中國的火箭發射問題上，他是持肯定態度的一位。很顯然，作為首席科學家，他的這一票舉足輕重，很有分量。
斯坦豪爾戴副眼鏡，天生一副慈善的麵孔，脖子上常常掛著一個相機，可惜常常不能隨便照相。
在中外首腦協調會上，他主要是聽，更多的是想。一般性的技術問題，他不發言，要談就是關鍵的技術決策問題。他的話短，常常是反問句。提問的內容，用中國話說，特刁！
一次，中美之間進行大合練。合練程序進行過程中，美方突然向中方發出信號：衛星出現故障，正在排除！
這是美方為檢驗中方的應變能力而故意設置的“故障”。胡世祥一見信號發出，笑了，說：“這肯定是斯坦豪爾在‘搗鬼’！有來不往非禮也，咱們也給他來一下，看他們的應變能力如何？”於是，當程序進行到馬上就要下達“點火”發射口令時，中方突然向美方發出信號：火箭出現故障，發射推遲10分鍾！
隻因斯坦豪爾太忙，迫於無奈，我隻得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訪問斯坦豪爾。時間是4月6日上午8點20分。當時，離開會時間還有十來分鍾，我和翻譯張國東先生剛見斯坦豪爾走來，便在門口截住了他。由於是站立式采訪，我和翻譯幾乎是仰著臉同他談話。
我單刀直入，請斯坦豪爾先生談談這次合作最深的感受。
斯坦豪爾說：“我已多次來中國，最深的感受是這兒的人，特別是這兒的技術專家，他們人好、心好、專業好！盡管我們有不同的見解、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民族生活習慣，以及不同的文化修養，同時還有語言上的阻礙，但雙方經過努力，我們還是達成了一致的意見。另外一點，你們國家是一個有著悠久文明曆史的古國，比我們國家古老得多。中國的文化古跡，山川河流，田野風光，都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問：“您如何看待西昌這個發射場？”
斯坦豪爾說：“這個靶場是相當不錯的。正因為你們這兒具備了發射條件，並且有一批素質較好的專業人才，我們才願意合作；否則，是不會到這兒來的。當然，每個地方都有它的不同之處。發射中，你們有你們的原則，你們的指揮員在位置上配置不同，這是你們與其他國家的不同之處，或者說是你們的一個特點。總之，我對你們這個發射場非常感興趣，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說：“作為一名科學家，您認為這個發射場的主要缺點是什麽？”
斯坦豪爾說：“我認為這個靶場不足之處，是交通問題。我們從美國到西昌，路途上要花去三天時間，這太浪費時間了，簡直像旅遊。你們能不能想辦法，縮短這個時間？如果從美國到這兒隻用一天時間，那就太棒了！因為我們到中國來是搞空間技術合作的，不是來旅遊的……”
斯坦豪爾剛談到這兒，會議就開始了。
蘭國思（美國國防部官員）
這是一位最難接近的人物。
美國政府共派了4位國防部官員到西昌，蘭國思是其中之一。因是政府官員，不易接近，不便接近。
但我想，美國政府官員既然在中國西昌印下了清晰的足跡，也該留下真實的聲音。曆史，不應該是個讓後人胡思亂想的少女。
於是，在發射的頭天傍晚，我還是冒昧闖進了蘭國思先生的房間。為我擔任翻譯的，是粟小姐。
進屋時，蘭國思先生正站在烤箱邊上，不知在烤什麽。我一看便知，蘭先生是位性情溫和的人。翻譯粟小姐替我說明來意，他有些猶豫，說：“還沒吃飯呢！”
我執意堅持，說：“抱歉，打擾了！但時間不長，一會兒就完。”
他同意了。
我剛在他房間落座，蘭國思便盯著我胸前印有“CLTG記者”字樣的特別通行證。我知道，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對記者都很敏感。於是我忙解釋說：“請別在意，這不是我的本行。我是搞文學的。”
蘭國思笑了，未等翻譯小姐開口，便說：“哦，你是作家！”
我暗自一驚：他會說中國話？
蘭國思37歲，已是四個孩子的父親了。他出生於美國加州，父親是美國的海軍軍官。蘭國思1956年去了中國台灣，並在那兒念了高中。1970年，他考入了美國空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在太平洋司令部任參謀，後在空軍大學演習中心工作了3年。3個月前，他被派往北京美國駐華大使館任空軍副官。
蘭國思會說中國話，隻是有些生硬；遇上較複雜的意思，便不知怎麽表達。於是，他同我談話時，中英雙語，交替運用。
我說：“蘭先生，冒昧地問一句，聽說你的身份很特殊，請問你們到發射場的主要任務是什麽？”
蘭國思說：“我們到發射場的主要任務，是幫助休斯衛星公司執行中美兩國政府所簽訂的合同，因為合同中涉及許多技術保密問題。另外，在衛星發射過程中，若出現一些矛盾，需要兩國大使館出麵解決的，我們從中做工作；還有，在與中方的合作中，哪些話是不能講的，我們要告訴休斯公司的工作人員，但不控製他們任何人員的言論、行動。”
蘭國思接著說：“西昌衛星發射基地不錯，人員的態度很好，很願意合作。像上官部長、胡先生等，科技知識非常淵博，科技水平相當高，非常好！休斯公司人員同中國技術人員的關係也非常好。中國的科技情況差一點，但能力不錯；有的設備不是很好。這次中美雙方最大的問題是語言不通，交流困難，休斯公司沒有翻譯。現在能發射商業衛星的隻有美國、法國和中國。這也是經濟上的競爭。‘亞星’如果發射成功，就架起了通信的橋梁，方便了中美的交往。中美兩國的關係本來不錯，通過這次空間技術的合作，關係就更好了。”
蘭國思繼續說：“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法律製度不嚴。我們美國是非常注重法治的。但中國的文化非常好，希望兩國之間多相互了解，也希望你們了解我們的政治製度。”
我幾乎很少說話，一直聽他說。但當他說到這裏時，我還是忍不住說了：“盡管我們兩國的種族不同、語言不同、社會製度不同，但通過這次合作，至少可以說明，有一點我們是相通的，這就是：進軍宇宙，開發空間，為這個地球上活著的和將繼續活著的人造福！”
蘭國思說：“我完全同意！”
這時，有人叫蘭國思先生吃飯了。
我談興未盡，但沒時間了。
道別時，蘭先生送我一張名片，上寫：但願北京見！
我也掏出一張發射“亞星”的首日封，在上麵匆匆寫下一句話：
我們都是地球人！
蘭國思先生接過首日封看了看，然後甩出一個漂亮的響指，用英語說：“OK！我們都是地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