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爾之路”
明年（2022）是安亭師範學校百年誕辰。我們都習慣稱她為安師。
我曾在安師工作16 年半，1998 年夏離開，到今天也已過去23 年整。
最近因寫作原因，常想到這幾十年來自己在人生旅途中經曆過的幾個大站，這樣的回望還令我從中悟得了一個似乎有悖常理的道理：即記憶的深度和質量，不隻是和時間的遠近無關，和經曆的時間長短也並不成正比關係。任何一種深刻的有質量的記憶，在我們的感覺上都可以用兩個貌似矛盾的詞語來形容：恍若隔世，曆曆在目。
安師的前身有過多個名字，如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分校、江蘇省立黃渡鄉村師範學校、蘇南黃渡師範學校、蘇南安亭師範學校等，1958 年易名為上海市安亭師範學校。七十年代初，安師曾一度搬入外岡上海社會主義學院。1982 年初我去安師報到工作時，學校已遷回自1946 年起在安亭蘭塘的老校址。再早時校址在黃渡老吳淞江南，後毀於戰火。
我現在記憶中印象特別深的就是八十年代的安師校園。當最初看到她時，我的確有點不理解，這所曾經是江蘇省立、後為上海市立的師範學校為什麽要建在鄉下，甚至明顯還有意要遠離安亭老街。
我後來曾聽前輩老師水康華說，從前從學校出門去城裏，沒有車，要“搖船去”，不然就靠步行，當然也沒有好路，尤其在雨天。水老師對我的疑問也給出了答案：安師在創辦後幾易其地，始終沒有離開農村，是以“鄉村師範建在鄉村”，踐行陶行知倡導的“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理念。
在蘭塘的安師校園占地百畝，四周以磚牆和田野隔開。校門口有兩條路徑通向外界：一條簡易柏油路向南，在穿過一座村莊後連接到安亭老街；另一條機耕路向西，至肖浜沿河流北拐後通往外青鬆公路十號橋。我走得多的是機耕路，因為從十號橋東側的肖浜公交站坐嘉安線回嘉定對我更方便。在安師的16 年半裏，我每周都需要在這條路徑上來回數次，而且總是獨自一人。這本是一件極其單調的事，可是在日複一日的重複中，它留給我的記憶卻格外鮮明而豐富，以致在我離開安師後這些年裏，每當想到她時，腦海裏還多半總是會第一時間浮現起門口的那條路。
事實上，這條平常少有人跡的空曠而靜寂的路，給予我的天然的空間，最終融入了我的內心世界。在那裏，不必說有種種田園的美妙：各種聲音、氣味、色彩，純淨的風、清冽的水流和廣闊的天空；更有此後再也沒有見到過的大片望不到邊際的油菜花。那個世界同時也留下了一個精力旺盛、充滿創作欲望的年輕人內心的種種律動和冥想。此外，我也還記得，和在鬧市裏很容易錯過熟悉的麵孔不同，在那兒我很容易記住兩張陌生的臉。那是附近村裏兩個在嘉豐棉紡廠上班的青年女工，我常在上班的路上碰見她們下班，而在下班的路上碰見她們去上班。在她們下班時，拂過她們頭發的微風中會帶有香皂的氣味。我從未在其他地方碰見過她們，因此也就沒有機會以一個點頭或微笑和她們確認一下彼此“認識”。
晚我半年到安師工作的美術組的李亮之，前年在網上寫了一篇“回望安師”的文章，其中有50 多幅插圖，小一半是當年的照片，其餘都是他在安師那幾年創作的油畫和水彩畫。我剛剛發現，除了人物肖像和一幅老平房教室畫作，李亮之畫的都是“門外景物”，而且竟都和安師門前那兩條路有關。他甚至以橫向的“三聯畫”表現了由安亭老街至安師的那段路徑及其周邊廣闊範圍的景物。路的盡頭看不到校園，卻更引人遐想。他也畫了多幅校門前西向的那條“經常泥濘、坑坑窪窪”的機耕路，並以其畫家的見識和閱曆，將這條路戲稱為“弗拉基米爾之路”（十九世紀俄羅斯名畫）。他還突出表現了兩條路上各有一座的石板橋，看到畫中兩座相似又各有不同的石板橋，對於它們的記憶的複蘇，在我的反應上反而像是沉入於一個久違的夢境。
李亮之在近四十年前所作的安師景物畫，集中於表現安師和外界連接的兩條路，它們卻正是今天我在“回望安師”時特別在意的。
考慮到老安師的校園仍在，並幾乎保持原貌，而在近二十年城市化進程中她的外部環境已發生巨變，“弗拉基米爾之路”及其周邊風物早已消逝於新興城市的大街小巷，在這個意義上李亮之當年的創作簡直堪稱神來之筆，它不僅為安師保存了一段記憶，而且，那些沉睡了近四十年的畫，還似乎早就在等著一次意味深長、惺惺相惜的“邂逅”。
其實，無論李亮之還是我，我們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關於安師的表達，歸根結蒂說明了一件事：對於當年的安師人來講，學校門前那兩條路有多重要。我們都知道它們不是原來就有，它們的出現，對於學校道路功能的提升，從一個側麵也標誌了安師的發展。
另一方麵，它們也為安師師生每天傍晚的“校外活動”提供了便捷。
安師學生和大多數老師都住宿在校，學生白天不得隨意離校，隻在晚飯後至晚自修前這段時間可以走出校門。這是安師師生們的“逛街”：路邊沒有櫥窗和商店，有的是田野和村莊；沒有車水馬龍，有的是雞鳴狗叫；沒有萬家燈火，卿卿我我，有的是星空點點，談笑風生。不少人走著走著也會離開主路，步入田埂，探訪農舍，就好比在城裏逛街時被琳琅滿目的櫥窗所吸引而拐進商店。我相信在安師待過的人對每天傍晚晚霞下的這一幕都會記憶猶新。換個角度看，它其實似乎更有一種壯觀處。
不消說，安師門前的路徑也還頗具個性的意味。如前所述，李亮之有他的“弗拉基米爾之路”，而在那條路上也留下了我關於文學和寫作的種種冥想。不隻我們倆，許多安師人都經由它們走向更遠。從遠方而來，又走向遠方。李亮之的那些畫給我的感受是，曾經的路不隻依然在我們的記憶裏，也依然在我們的腳下。
安師素被譽為小學老師的搖籃，但在嘉定她更因被認為培養了數量龐大的幾代地方幹部而著稱。我要補充的是，從安師的路上也還走出了一些非常富有個性且卓有建樹的文藝家和學問家。
從1982 年至1998 年，我相繼擔任過安師七屆學生的“文選和寫作”老師。今天我不由得要在此鄭重記下這些屆次：85、87、90、93、95、96 和99 屆。我很欣慰的是不隻我還記得他們，而且內心也還一直留存著那些日子在和學生們的交往中我所感受到的生命溫度。
嘉定報2021 年10 月5 日、
“上海嘉定”公眾號2021 年10 月7 日（圖文版）遲到的告別
2004 年，在離開安師六年後，我寫過一文題為《遲到的告別》。
寫那篇文章的緣起是那天下午我找書時見到了一本1992 年安師為慶祝建校七十周年製作的紀念冊。拙文中有如是描述：“翻開第一頁，忽然心裏湧起一種異樣的感覺。那是一幅橫跨兩個彩頁的安師全景圖，由於要把校園寬的一麵和前部建築表現出來，它的進深被壓縮了，隻占頁麵高度四分之一。陳舊的圍牆，沿牆一排冬季的杉樹，蕭瑟多雲的氣候，以及畫頁右上方一角黑魆魆的懸鈴飛簷，使畫麵籠罩著一層古樸蒼涼的氣氛……這一反應，顯然和當年隨手拋下這本紀念冊時的心境不同。不隻是上述那幅全景圖，包括一些人物照和景物照，都在那一刻震動了我。我忽然就意識到，自己內心似乎並沒有真實地和安師告別，過去的六年好比是放了一個長假。”
此文在我電腦裏存了十七年，今天重讀一遍，我倒是發現了它被擱置未用的原因。“遲到的告別”，文中已點明，它表達更多的是關於麵對那本紀念冊時情緒上的某種意外反應。文章恰當表達了題中應有之義，但成文後瑕瑜互見。
文中運用了大段鋪陳和排比，然後寫道：“我還特別懷念安師校園獨有的夜晚，記得在那些空氣中洋溢著抒情而傷感氣氛的夜晚，學生自編自導自演的晚會，篝火晚會，記得一屆又一屆學生離校前夜的狂歡場麵……”
這一段文字格外留住我的目光，令我想到很多。我相信老安師人對此也都會有同感。不過，我內心真實的感受，又並不認同這種寫法。我至今記憶猶新，每年的那一晚，數百名畢業班學生齊聚學校大禮堂，觀看文藝班學生的“畢業匯報演出”，組織者每次都會在座位不夠的情況下，專門留出前排位置給老師，可是去還是不去，對我始終是一個問題。我在上文中所謂“記得一屆又一屆學生離校前夜的狂歡場麵”，於我並非實情。甚至我於文中特別提及的“篝火晚會”，說“記得”，也隻是一個合乎題意的說法。當然，我也有過蒞臨現場的經曆，至今還尤其記得最後一幕：場內燈光暗下來，台上幾十名身穿白衣白裙的女生，唱著安師校歌，手捧燭光，眼含淚花，輕輕搖擺著身子。這一幕回還往複，晚會在**處久久延宕。
台下的學生幾乎全都站了起來，不少女生開始為明天的分別相擁而泣。
毋庸諱言，我在現場也會被打動，並且很享受這種狀態，但是另一方麵我又很不情願自己這樣。上升到審美高度，我更不會認同自己因為台上是自己的學生而可能會被輕易帶入節奏。於是在每年的那個夜晚，我都會非常糾結。我會覺得留在宿舍裏多讀一頁書更有價值，然而那樣的夜晚又讓我定不下神來。
我在年輕時總是特別想表現出成熟，這本身就不是“成熟”的想法。老話說：“少要老成老要狂。”對此，前人的詩文中也不乏這樣的描繪：“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這些似乎皆非平常狀態。事實上，在人的一生中，精神和心靈的成長貫穿始終，年輕時完成不了，年老時也不宜放棄。
拙文中多有話不盡意、言不由衷之處。比如，我還試圖這樣描述自己的離開：“曾幾何時，我以為自己能成為一名有所建樹的老師，我無意在此對自己的善始無終給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無論如何，這件事總是會給我留下遺憾和抱歉。”
事實上，我壓根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這才是特別要表示“遺憾和抱歉”的原因。我有意暗示有一個不得已的理由，似乎就為保持“不言而喻”的離開姿態，從那以後我還一直回避講台，理由也總是令人匪夷所思。在十六餘年的講台生涯最終給我的挫敗感中，毋庸置疑對自身的不滿和質疑應該是主要的，可是直到今天我似乎依然滿足於某種習慣性的認知狀態。
重讀舊文《遲到的告別》，當讀到其中關於自己在安師期間人際交往方麵溫情脈脈的描述時，我不由得移開目光，捫心自問：真是這樣嗎？別的不說，自離開安師後，我注意到一個始料不及的現象，即有時想到那兒，腦海裏更容易浮起的人竟是幾任校長，這似乎有違情理。我在安師主要經曆過三任校長，和他們相處時間都比較長，但除了工作關係，並沒有多少私交。在安師的日子也並沒給我落下任何值得我日後記住他們的“心理陰影”。三任校長，雖然個性互有不同，但都為人正直，與人和善，放在過去和今天都堪稱禮賢下士、和藹可親的楷模。我想說的是，當年的安師其實是多麽不尋常，反倒是在我們這批老師身上，或者就說在我身上吧，經常會顯出平常心的欠缺。我現在常想，在我們這一輩不少人身上，不可否認始終存在著一些成長中的基礎問題，即使年齡增長，邁入老年，依然會顯出學養不足、戾氣太盛等問題。
離開安師後，我腦子裏曾多次起念要去看望其中一位校長。其實就有兩個原因。其一是這位校長在領導崗位上和我接觸時間最長久，他待人接物的方式和態度也最符合我內心認同的長輩形象。其二，我不希望自己在安師時對領導的種種冒犯，在對方心裏發酵為目無尊長：在潛意識中我試圖表明這一態度。可是不久我就驚悉這位校長病逝的噩耗，心裏的願望化為泡影。
嘉定報2021 年11 月9 日、
“上海嘉定”公眾號2021 年11 月20 日（圖文版）不隻是在記憶裏
2021 年9 月26 日，我和陶繼明、顧建清陪曹偉明去了趟安亭，除參觀翥雲博物館、震川書院，偉明提出去原安師校園看看。這應該是我自1998 年夏離開安師後第五次回到這裏。事後比對幾次回去所拍照片，不必說，乍一看這些不同時間拍的照片變化明顯。通常我也的確會在這兒用到“變化”這個詞，但這一次我卻覺得，這並不是一種準確的表述。好比我們偶遇一位多年不見的熟人，有時我們在反應上會特別糾結於對方“有變化”還是“沒變化”。當我們告訴對方“沒變化”時，其實也未必全然是恭維，隻是我們沒有找到更恰當的表述。
我想說的是，安師真的就像是我的一位老熟人。固然她的周邊環境已大變樣，整個地區更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她的校園幾無改變，我離開時的那些建築物一一俱在。就是原先的校門，雖早已廢棄不用，也還能在原址找到。1998 年改換校名後，原來那堵留有當代書法家費新我左腕運筆書寫的校名痕跡的矮牆也還在。1990年建造新的教學大樓和辦公樓時，按規劃應拆除卻被保存下來的那棟簡易如工棚的二層辦公樓，至今仍在。教工宿舍樓旁邊一片籃球場也還是那個樣子，在它東北角有一口老井，花崗石井欄，我記得當年斷水時會用到它，今天也仍在。更不用說校園中央那棵辨識度最高的植物，雪鬆，今天依然枝葉繁茂。除了校園西部的大操場已被改建他用，其他的場地、道路等都也還在。鋪地也多為原物。安師校園既不像我年輕時待過的其他地方，多數已麵目全非，她也不像一本紀念冊，或可以令我們“常翻常新”，或被藏之於高閣，成為所謂“塵封的記憶”。每次見到她，她就像是一個久違的熟人，很熟，很不尋常，不管不見多久，內心總像是會有一種頓時被她喚醒的感覺，記憶的碎片伴隨昔日的情景紛至遝來。事實上，在比對那些不同日子拍攝的照片時，深深吸引我的“變化”，是歲月流逝刻下的印痕，是季節變幻化出的妝容。麵對她的人，又何嚐不是如此。
我前幾次回去，第一次是2005 年12 月29 日，我和吳斌兩人臨時起意；第二次是2010 年5 月8 日，我被邀請參加8506 班畢業25 周年回校活動；第三次是2015 年6 月21 日，我參加了原安師教職工的回校聚會；第四次是2019 年3 月9 日，我應邀參加9003 班同學的回校活動。
在每次回去留下的照片裏，被拍到四次以上的有：教工宿舍樓區域，包括籃球場、實驗樓等；舊辦公樓；每年舉行畢業晚會的大禮堂。可見這幾個地方給我印象之深。竟也有我在記憶裏搜尋不到的，如一棟四層磚瓦房，位於學校鍋爐房後麵。2019 年9003 班回校聚會時，該女生班的幾十名同學在這棟曾經的女生宿舍樓前的空地上流連忘返。這是她們的記憶。因為有此情節，最近一次回去時我也有心拍下一張它的照片，和兩年半前相比，如今它已完全掩映在草木叢中。
對自己住過的宿舍樓，又何嚐不是這種心情。第一次回去時它還在使用中，外牆新近粉刷過，幹幹淨淨，隻是西側入口處圍了柵欄，設了鐵門。當時覺得刺眼的是，樓西的籃球場四周，壓著邊線安置了水泥板凳，這豈不很容易造成球員受傷？第二次回去時，自1998年安師撤校後走馬燈般在此駐紮過的華東師大安亭實驗中學、上海市安師高級中學、上海音樂學院附屬安師實驗中學等均已停辦或撤離，校園空置，教工宿舍也已人去樓空，鐵將軍把門。但從照片看，因為是春季，樓前牆旁草木長勢旺盛，鬱鬱蔥蔥，陽光明媚。後來幾次回去，我則每次都感覺到，此樓已經很久沒有人進去過了。我自然也被擋在隔離帶外，我的視線也被越來越茂密的草木所遮蔽。
不必說，校園物業方麵對此樓做出的處置是出於安全考慮，但我也不妨將此看作是一種保護。我不知道樓裏現在是什麽狀況。其實，我寧可也不再進入。對我來說，這棟樓就是原來的樣子。它還就在眼前，從外麵眺望和窺視也的確沒有改變。我不免會自以為是：它是為我們的記憶留存著嗎？在“加快城市化進程”的近十數年間，出現這種狀況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緊挨著鐵柵欄門的是底層西側頂頭一間“耳朵房”，當年住著一位叫尤學忠的語文老師。我上大學時課堂上討論過一個題為《春天》的話劇劇本，編劇就是他。他也寫過小說和電影劇本。尤老師的才情和愛好不止於此，年輕時當過文藝兵，擅長多種樂器，酷愛打籃球，吃辣，嗜煙。這個房間後來應該還住過別人，但尤老師的“重口味”簡直已令這間房在我的記憶裏“百味莫辨”了。
按這樣的個人記憶邏輯，我每說起這棟樓裏的人和故事來，很容易有如數家珍般的自愛。就從尤老師的“耳朵房”數起，每層七間都會像是一個個內容不同的藏室。我聽說，有的房間裏的確還留有當年未及帶走或清理的個人物品。會不會有金德明的譯著手稿？
有蔡福華為吳惠譜寫的曲子？有錢欣明畫筆下的崔老師？有李亮之劫後餘生的人物素描？有柴繼興尚未整理的陳年舊照？有陸偉民論高加林的片紙隻字？有宋文治《放學歸來》的另一個版本？
當然，這純屬我個人的臆想。事實上，不隻是這棟樓，包括也還留存著的布滿爬山虎的實驗樓、大禮堂、老辦公樓、學生宿舍等，和我們的記憶相比，它們隻是“還在”而已。好比樓旁那片籃球場，隻是我們還叫它“籃球場”。這些被關閉空置的房子年久失修，本身建築質量不高，並無保存價值，某時某刻被拆除是題中應有之義。
然而，它們滿載的記憶是多麽有價值，它們依然可以被叫“籃球場”“大禮堂”“實驗樓”是多麽有意思。雖然我們可以用文字圖畫等記錄下這個地方，但怎麽比得上它還能留給我們一磚片瓦？何況，對安亭這座短時期內變大變新的城鎮來說，她怎會不需要百年安師這樣珍貴的記憶？
我不免暗自琢磨，假設這裏有某一棟樓，當然最合適的莫過於眼前這棟曾經的宿舍樓，它被在保留原貌的基礎上，加以修繕改造，成為一座在本地值得永久保存的曆史文化標誌性建築，且在功能上被建設為別具特色、內涵豐富的安師校史及人物檔案博物館，假設在安師原址具備這樣一座建築，與一箭之遙的震川書院遺址遙相呼應，無論對我們還是對一座城市來說，該是一件多大的幸事。
2021 年10 月13 日，原安師美術教師、現為美術學教授的李亮之將他四十年前在安師工作時根據校園周邊風物所作的兩幅水彩畫，捐贈給了嘉定區檔案館。這會是一樁意義非凡的善舉的開始嗎？
嘉定報2022 年1 月4 日、
“上海嘉定”公眾號2022 年1 月16 日（圖文版）比快樂更容易銘記的
1982 年春我大學畢業後，接到的分配通知是留城去嘉定四中，但先要借調到安師工作半年。學期結束後，承蒙校方挽留，我留在了安師。這一留就是十六年。人的一生中有許多貌似“節外生枝”
的情節，引導了我們的人生之路。當我們無法用“偶然”“巧合”
來理解如此環環相扣的情節鏈時，我們便以“緣”作解釋：對緣無須解釋。但我們的人生沒有成為另一種樣子，仍然常使我們心懷遺憾，雖然我們並不認為自己確曾有把握改變事實。
同樣，相比於我在安師做過的貌似值得一記的事和我從中得到的滿足和快樂，有一些遺憾其實給我的印象更深。
父親曾在我上中學時對我說過這樣的話：我看你將來適合當語文老師。1977 年恢複高考，我偏偏就考上了上海師院中文係。那天，父親向單位借了輛麵包車送我去報到，看到偌大的花園般的洋氣的師院校園，父親諄諄教導我說，國家給你們提供了這麽好的條件，你要好好學習，不辜負國家的期望，將來當一名好老師。那一刻，我腦海裏浮起了父親曾經對我說過的話，心裏想，還真讓你說中了啊。
曾經我是比較認可父親對我的“職業規劃”，我現在想，很大的原因應該和我從小對小說的喜愛並由此而生的寫作夢有關。我小時候能讀到的小說不多，《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是我最早讀到的長篇小說，它們令我著迷、驚歎，並給了我夢想。在很長一個時期裏，寫作的確隻是一個夢想，寫出長篇小說的作家曾令我驚為天人。不過，這個夢想卻又別無選擇地影響了我的人生規劃。當一個語文老師，在校園裏工作，在我心裏無疑最接近於夢想。
在安師十六餘年裏，身邊同事“跳槽”“下海”頻繁，這些對我都有影響，但我沒有選擇離開，直到1998 年安師撤校改製。現在想來，能讓我安心守望的，在安師的校園裏，還真是非內心的夢想莫屬。
我最終的離去，和當年對安師的選擇，也都應在了一個“緣”字上。
我今天還保存著一本1984 年的獲獎證書，內容是我在該年獲得上海市師範學校青年教師評優“一等獎”。今天看到這本證書，內心還會有點昂揚的反應，似乎覺得還可以拿它來“聊以**”。其實，雖然我年輕時曾有過洋洋萬言的《我的語文教學觀》，但和至今尚無宣明個人“文學觀”的寫作相比，語文教學對我始終是一項更無把握、充滿挫敗感的工作，也是我所做過的極少的有始無終的事之一。我曾將上述拙文請教於教壇一位卓有建樹的前輩老師，有幸得到賜教和鼓勵。此刻，我卻忽然覺悟到，自己其實並不是要說，我本可以不辜負前輩的期望。我們經曆過的許多事本不存在“本可以”。
誠懇地說，從教十六年，我一直都還困惑、糾結於一個老生常談的難題，即一些詩文在審美上的多樣性、豐富性和在課堂上作結論時的標準答案之間的關係。遑論語文教學中一些真正令人高山仰止的課題。
1996 年10 月的一天，我意外接到文學評論家王斌的電話。我和王斌之前並無交往，他當時是張藝謀的文學策劃，那天他找我的事也正與張藝謀有關。他在電話裏告訴我：“藝謀剛讀了你在這一期《作家》（1996 年9 期）上的兩個短篇小說，很欣賞。”他說，張藝謀一直想拍一部講老師故事的電影，讀了我的小說，又了解到我是當老師的，所以有意請我來完成這樣一個劇本的創作。到10 月下旬，王斌又來電話，約我去北京見麵。數月後我們又在北京約見了一次。我和王斌有點見麵熟，他是個健談而坦誠的人。每次我都被安排在北京住幾天，其中一次還和王斌一起住在“張藝謀工作室”。
隻要不是開會，王斌很少主動和我談“正事”。我們聊得多的倒是小說和小說家。王斌還和我講他自己的故事，也邀請我去過他家裏。
我也曾邀他和我一起去見我的朋友等。
當然，那兩次去北京張藝謀也都在，他召集我和王斌開會，談他意想中的電影。還記得他的開場白：“沒人逼我拍電影，可以不拍了，就是自己還願意做這件事。”對於尚無雛形的電影，他講得很多。
除了開會，在北京期間和張藝謀也有過幾次平常的接觸。一次，我和王斌同去張藝謀家，進門就見他一邊在吊針，一邊兩眼盯著屏幕在做他的新片子《有話好好說》的剪輯。那天他在家裏請我們吃晚飯，吃的是羊肉泡饃，邊吃他邊問我，吃得慣嗎？又一次，一位美國導演慕名來見他，張藝謀說，既然他要來見我，就請他吃家鄉飯。
去的是張藝謀自己常去的一家陝西飯店，木樓梯吱嘎響。美國導演很快就入鄉隨俗，胃口大開。我也隨張藝謀去吃過永和豆漿的油條等。張藝謀還曾在開車送我回住處時，囑身邊人在路邊西瓜攤給我買個西瓜。和張藝謀簽了合同後，他還考慮周到地給我工作單位安師的校長寫了一封親筆信，替我說明情況。
我做上述記錄，很容易會令人感到，那次合作一定既愉快又成功。我自己當時也是信心滿滿。但最終還是留下了遺憾。那是我第一次接觸電影，我勤奮地寫了三稿，三個不同的故事和樣式：大綱式、故事體裁和小說體裁。我印象特別深的是，當我覺得寫不下去時，那種情形和我在小說創作中遇到的困難不同：事實上，即使我還可以寫下去，但我已對自己寫下的文字完全失去了判斷。
幾十年後的今天，我為什麽會說，人生中的某些遺憾會更容易被銘記，那是因為，如上所述，在我看來，我們沒能完成的事不僅同樣事關責任和抱負，而且它們似乎還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對於人生定式或宿命意味的突破嚐試。在這個意義上，遺憾是一種特別值得記錄的情緒，我們的內心因此不尋常。
上述三個版本中的小說稿，後來以《向紅》為名，發表於《山花》1997 年12 期中篇小說專輯頭條。在1998 年1 月29 日《作家報》第一版上，李敬澤（曾任《人民文學》主編，現為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在《看小說：1997 年12 月》一文裏，開篇寫道：“在《山花》12 期上，張旻出人意料地講了一個鄉村教師的故事，這篇小說叫《向紅》。我不知道這是否就是人們私下談起的晚生代作家的‘現實主義轉向’，小說有多種讀法，按其中的一種讀法，《向紅》與我們通常所說的‘現實’有明確的、密切的對話關係，如果我是電視台的記者，我會扛起機子，奔赴《向紅》的現場，製作《焦點訪談》或《東方時空》。”
嘉定報2022 年2 月9 日、
“上海嘉定”公眾號2022 年2 月27 日（圖文版）生命延續的方式
安師撤校至今已有25 年，這中間門口招牌換過多個，時間都不長。近十餘年來，這所占地百畝的院子雖仍掛著某個名頭，但基本是空置狀態。2012 年，導演林旭堅籌劃要拍一部校園題材的片子，我想到閑著的安師校園，推薦給他，不久他就在那兒拍出了唯美的劇情短片《我的中學時代》。那以後安師校園曾經野草叢生，枯葉鋪地，藤蔓掩牆，西部操場還一度被周邊村民當作牧場，放過羊。前些年那片操場作了改造，布滿爬山虎的原學生食堂有所修繕，北部蓋起一棟新樓，校門移位，招牌換新。然而與此同時，這一新項目改造工程愈發顯出遺忘了園內多半場所和建築物，它們不僅依然維持原樣，有的地方還幹脆用鐵絲籬笆圍了起來。不久就聽說那兒有了常駐物業，負責人還是原安師同事。這個消息得到證實後，想到要回那兒去聚會的原安師師生多起來了，她似乎一下子被認識到作為重逢敘舊之地無與倫比的價值。她也一直仍被稱為安師，就是在她撤校改製後的幾次更名中，安師倆字幾乎也一直被嵌在新名稱中，如上海市安師高級中學、上海音樂學院附屬安師實驗中學等。正如校門移位換牌後，那座不再使用的老校門也仍然被留在原址，這些年，每一撥回去的人，當發現那堵留有當代書法名家費新我題寫的校名痕跡的矮牆還在原地時，內心會不由得感受到此時此刻似乎特別需要得到的某種“體貼”。由此門入內，一切還都是老樣子。
對我來說，安師也是我小說中常見的題材之一。和許多寫小說的人常會遇到的煩惱一樣，我早期的小說也曾有過小說人物被對號入座的尷尬，這促使我更有意識地用好小說體裁的虛構性，努力把小說寫得更像小說，同時作為一種策略，我在小說中多用第一人稱。
從此我的“校園小說”中的“自傳”色彩，可能掩蓋了現實生活中的其他“原型”，它們令讀者產生對“我”的故事發生地的好奇心也成了題中應有之義。多年來在我接待過的異地朋友中，不乏對嘉定一無所知卻知道有個安師的，也常有來客不等我安排行程，即主動向我提要求：方便去你當過老師的那個學校看看嗎？我不僅多次當過這樣的向導，還曾不止一次拜托那位負責物業的前安師同事，為碰巧路過安亭的朋友提供順道訪問的便利。也曾有一位相熟的電影導演，一次在上海和他相遇時，彼此聊著小說和電影，他對我說，有機會他很想去我小說中的校園看看，他腦中已有一些關於那所校園的“畫麵”。朋友應該沒想到，好多年過去後，他多半已忘記腦中的“畫麵”，但他所稱“小說中的校園”，依然保持著曾經的妝容，似乎還在等候遠方的客人。在過去二十多年間，不論是怎樣的陰差陽錯出現在她身上，她始終如置身時空之外的狀態，似乎已將自己變為“傳奇”。雖說眼前安師留下的這些老舊建築，或被改造、或被拆除終究是可預見的結果，但安師在退幕多年後仍以這樣的方式表現出的生命力，更可預見是長久的。
今年3 月7 日，曾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安師共事過的十來位朋友，相聚嘉定豐德園，緣由是幾年前原安師美術教師李亮之在我引薦下為豐德園創作了磚雕影壁的畫稿。另一位原安師美術教師錢欣明也參與了畫稿的設計。2021 年初，我們三人曾在新落成的豐德園磚雕影壁前合影，那竟是我們三人從青年時代相識以來的首次合影。
第一眼看到照片時我覺得有點慘不忍睹，過了兩年再看它，卻已覺得意味深長，這也再次證明照片獨具的“曆史價值”。那天參加聚會的老同事中有位安師當年的副校長，王老師，年近八旬，說起安師往事，王老師尤其顯得如數家珍。在場的還有俞老師、馮老師、陳老師、顧老師、張老師、崔老師等。與各位老同事聊著近年來也常在我回眸中的安師軼事，我忽然發現，當下竟可能是安師自撤校後被看到和被說起最多的時候，然而這些尚不能成為日後有價值的記憶。比如剛剛聽得有人說起在座的陳秋興老師，曾是足球和田徑兩個項目的國家級裁判，“在嘉定尚無第二人”，但做檔案的都知道，對曆史記錄而言，比任何對此事的講述更值得期待的，是陳老師手裏“獨一無二”擁有的兩本證書。我曾在《不隻是在記憶裏》一文中，興致勃勃地揣測在已被鐵絲籬笆圍住多年的原安師教師宿舍樓那一間間空置的屋子裏，可能還留有當年屋主未及帶走或清理的一些有價值的個人物品：照片，證書，書信，備課筆記，論文手稿，各類原創文藝作品的原稿、手跡等。由此我還設想，如能將眼前這棟曾經的教師宿舍樓，在保留原貌基礎上改建為安師校史及人物檔案陳列館，同時它又可作為一座在本地值得長久保存的曆史文化標誌性建築，與一箭之遙的震川書院遺址相呼應，這才是對安師最有價值的紀念，是百歲安師生命延續的有效方式。至於舊址上的其他場所和建築，本應盡早有一個適應時代社會變化所需的改造利用規劃，不該一關了之。
2021 年，在我發表了《不曾消逝的路》（又名《“弗拉基米爾之路”》）後，李亮之慷慨地將我文中的配圖、他畫於將近四十年前的安師的兩幅水彩畫捐贈給了嘉定區檔案館。我在文中為兩幅配圖加注的說明是：“安師通往外青鬆公路的石板橋”“安師通往安亭老街的石板橋”。文章發表後，不少讀者表達了對那兩座石板橋的記憶和懷念。我記不清是在捐贈前還是捐贈後，李亮之告訴我，後一幅畫他畫的應該是和安師校園一牆之隔的安亭蘭塘村村口的石板橋。
如今安師周邊的村莊、田野、河流早已被新興的街巷樓宇所取代，我如果不在此作這個說明，未來的曆史記錄恐怕就是那樣了，雖然似乎微不足道。
嘉定報2023 年4 月5 日、
“上海嘉定”公眾號2023 年4 月8 日（圖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