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借助現實的案例,我描述了幾種不同形式的焦慮,它們從不同側麵體現了我所謂基本的存在性不安(basic ontological insecurity)。這種存在性不安是一種特殊的生存情境,上述焦慮乃其邏輯結果。一旦個體的存在性安全得到保證,上述焦慮就不會如此凸顯,不會像上述案例表現得那麽頑強、激烈。

然而,即便缺乏基本的存在性安全感,人還是必須活下去,而研究者必須回答:陷於存在性不安的人,他們與自己的關係,稟有什麽樣的發生學機製和性質。我將努力表明,陷於存在性不安的個體,看來缺乏基本的整全性(basic unity),這種整全性經得起最劇烈的自我衝突。一旦缺乏這種整全性,人與自己的關係,必然陷於根本的心-身分離(split into a mind and a body),並且,一般而言,在分離的心、身之間,他們基本上都認同於自己的“心”(mind),難有例外。

按上述機製,個體的存在得以建構於其自身之內。這一建構將導致某些結果,本書以下的討論,將圍繞這些結果展開。在以下的討論中,心-身分離將被視為一種無意識的努力,意在解決基本的、潛在的、根本的存在性不安。在某些情形下,心-身分離可能是一種手段,讓存在性不安的個體得以活下去,也可能是一種企圖,目的是要超越存在性不安。然而與此同時,各種焦慮感也得以持續下去,雖然,如我們所知,在某種意義上,心-身分離正是針對這些焦慮感的防禦機製;此外,心-身分離還有可能成為精神病爆發的起點。在個體生命中,如果存在看來是非身體化(unembodied)的部分,而個體又極端認同於這一部分,排斥其他部分,那麽,就始終存在精神病爆發的危險。本章中,我將運用最通常的術語,對照、比較身體化的自己(embodied self)和非身體化的自己(unembodied self),深入淺出加以說明。此後各章,我將暫不考慮各種幸運的例外,而要詳論個體存在的整體性崩潰,正是這種崩潰導致精神病的發生。

身體化的自己和非身體化的自己

人被聯結和約束於自己的身體,無有例外,包括那些最為非身體化的個體。一般而言,如果個體能夠經曆自己身體的生動、真實、實在,那麽,也就能夠經曆自己的生動、真實、實在。對大多數人而言,生命始於身體的誕生,結束於身體的消亡;就是說,他們能夠感受一個身體化的自己。

不錯,大多數“普通”人,偶爾因壓力陷於身心分離,很快能恢複常態,他們不是本書討論的對象。本書關注另一類人,他們的生命未能與身體融為一體,相反,他們感到與自己的身體脫鉤,程度大同小異。在一般人看來,這樣的個體“他”人格不成熟,而他們談到自己,則會或多或少反映他們的非身體化。

身體化的自己,非身體化的自己,分屬兩類人,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差異。如果兩者都充分發展,就會形成兩種不同的存在(being human)。大多數人會認為,前者健全、合乎常態,後者反常、病態,但這不是本書的立場。事實上,某些觀點肯定身體化,但另有觀點認為:個體應努力擺脫身體的束縛,朝向純粹的精神境界。[1]

就此而言,我們麵對兩種基本的生存情境。兩者截然相反,卻擁有共同的基本問題:好與壞、善與惡、生與死、身份、現實與非現實,等等。兩種情境都會產生這些問題,然而在不同的情境中,這些問題會有不同的基本表現。這意味著,我們麵臨兩種極端的可能性,個體的生命狀態可能趨向其中一種,並以相應的方式去感受自己與他人及世界的聯係,既然如此,應該依據個體的感受來考察兩種可能性。

身體化的人感到自己有血有肉,筋腱骨骼俱全,體會到生物學上的活力,曉得自己真實不虛。他完全“內在於”(in)他的身體,會因此感受自身在時間中的延續。他會感知各種威脅身體的危險:攻擊、傷害、疾病、衰朽、死亡等等。身體的欲望與他糾結不清,讓他時時麵對身體的滿足或挫折。個體因而具備了生活的起點,身體為他提供了與人交往的基礎。

不過,對於身體化的人,盡管其存在未被分離為“心”與身,仍可能遭受其他不同形式的分離。而且,就某些情況而言,相比程度不同的非身體化個體,其生存狀態更加危險。這是因為,非身體化傾向的個體,常常具備心靈神聖、不可淩辱的價值觀,而身體化傾向的個體,恰好缺少這種價值觀,所以,一旦遭受身體傷害,他們就會麵臨重大考驗。

例如,某位患者,曾因精神分裂兩度長期住院,給我講過他的一次遭遇,從中得以了解他麵對攻擊的反應;其時他神誌清醒。一天夜裏,他路經一條小巷,兩個男人迎麵而來,擦身而過的一瞬,其中一人猛然掄起一根棍子朝他打來;雖未擊中,卻令他大吃一驚。一個踉蹌之後,他恢複過來,赤手空拳還擊對方。一陣打鬥,那兩人轉身跑開了。

這場遭遇中,我們感興趣的,是主人公麵對突發事件的反應。麵對突然襲擊,他的第一反應是大吃一驚。緊接著,驚恐未過,他就在想,這兩人襲擊他,真是太無聊了,因為他身上並未帶錢,他們徒然行凶,注定什麽也撈不到。“他們充其量打我一頓,並不能給我帶來真正的傷害!”也就是說,他認為,任何身體上的傷害,對於他,都不是真正的傷害。當然,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大智大慧的態度,例如,蘇格拉底就堅持認為,善良的人不可能受到傷害。回到我們的主人公,“他”和他的“身體”相分離,所以,麵對突然襲擊,他害怕的程度,遠遠不像一般人。他認為,他並沒有什麽真正重要的擁有,可以在襲擊中失去。然而吊詭的是,另一方麵,在日常生活中,這位主人公當時雖未發病,內心卻充滿焦慮,其程度超乎常人想象。一般而言,身體化的常人,全然糾結於身體的各種欲望、需要和行動,也要麵對從中產生的罪感與焦慮,還要麵對身體的挫折、打擊、滿足或快樂。存在於這樣的身體之中,免不了自責,而這份自責可能難以承受。這樣一種身體化,無法防禦絕望和虛空的襲擊。事實上,我們難以回避身體的衰殘、腐敗和必死;身體之外,我們仍須叩問自己是誰。總而言之,身體化的自己(body-self)絕非堅不可摧的堡壘;事實上,它難以抗拒存在性懷疑,無法抵擋不確定性的入侵;更不用說,身體化的自己,其本身也麵臨著精神病爆發的危險。相反的傾向:自身存在被分離為非身體化和身體化兩部分,這樣一種非身體化,與上述完全身體化相比,並不更容易導致精神病。換句話說,完全的身體化也並非精神健全的標誌和保障。

也就是說,即便個體真正以身體為基礎(即身體化),也絕不能斷言他是完整的人。不過,以身體為基礎的生活,至少為個體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出發點。由此出發,會導致各種可能性。而自己與身體相分離的個體,則隻能經曆另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非身體化的自己

在非身體化狀態中,個體感到自己與身體分離,程度因人而異;身體隻是一個客體,與外界客體無異,而非自己存在之所係。相反,身體成為某個假自己(false self)之所在,而非真自己(true self)之所係。在此情形,個體之“內在的”“真正的”自己遭遇非身體化的命運,被分離出來,很可能從旁觀望著假自己,或體貼,或諧謔,或厭惡,不一而足,因人而異。

自己與身體如此分離,形成的非身體化自己(unembodied self),無法直接參與各項現實活動,因為這些活動需要身體作為中介,包括身體的知覺、感覺和運動(表情、姿勢、話語、行動等),無可替代。其結果,非身體化的自己,作為所有身體行為的觀望者,卻無法直接參與其中,而隻能觀察、控製和批評身體的經驗和行為,從事通常所謂的純“精神”活動。

概而言之:

非身體化自己成為一種過度意識(hyper-conscious)。

它試圖設定自己的無意識意象(imagos)。

它與自己和身體的關係,可能極為複雜。

目前,對於身體化的個體,已有大量心理病理學研究;然而,少有研究者關注嚴重心-身分離的個體。不錯,有人研究自己與身體的暫時分離,這些分離被研究者視為正常。研究者的出發點是常態的身體化自己,隻是因壓力發生了暫時的分離,當壓力解除,自然恢複到常態的身體化狀態。不過,這類研究無法回應本書提出的問題。

一個“邊緣性”案例——戴維(David)

本節將給出關於戴維的客觀描述,盡可能不加評論,因為我希望讀者明白,戴維這樣的人,連同他們的人生難題,並非我自己的發明,而是現實的存在。此外,本節的戴維案例,也是探討下節理論的前提。

初遇戴維,他年方十八,獨生子。他十歲喪母,此後與父親相依為命。念完中學,戴維考入大學攻讀哲學。哲學老師發現他行為異常,建議父親趕快讓兒子去看精神病醫生,雖然父親認為兒子一切正常。戴維顯然沉溺於幻覺,行為怪異。例如,他穿著長風衣來上課,全身遮得嚴嚴實實;有時又拎著一根手杖;言行舉止格外做作,說話多半是背誦語錄。

父親對兒子的介紹相當空泛。他認為戴維一直正常,最近的異常無非是青春期的反應。他說,戴維始終是個好孩子,聽話,從不惹麻煩。母親愛他全心全意,他對母親則依戀有加;母親去世的時候,他表現得“非常勇敢”,協助父親料理家務、做飯、購買食品等。此後——父親介紹說——戴維“取代”了母親,學母親的“樣兒”,乃至以母親的審美審視、布置家中的裝飾。關於這類事情,父親談起來讚許有加。

舉止怪異的戴維,酷似丹尼·凱(Danny Kaye)扮演的青年克爾凱郭爾:頭發太長,衣領太大,褲子太短,鞋太大!而且,還披著劇院裏買來的二手長風衣,拎著手杖!他豈止怪異,在我看來,他是在扮演怪異——他一手策劃、導演了自己的係列表演。但問題是:為什麽別人不這樣,單單是他戴維呢?[2]

事實上,戴維的確是一位相當老練的演員。至少,自母親去世,他就開始扮演不同的角色。母親尚未去世,他就聲稱:“我無非是她所希望看到的樣子。”關於母親去世,他說:“我隻記得,我當時其實很高興。也許我事實上有點難過,不管怎樣,我願意這樣想。”直到母親去世,他未能成為自己,而僅僅是母親所希望看到的樣子。然而,母親死後,他同樣難以成為自己,或者說,並不更容易成為自己。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戴維所謂的“自己”和他的“人格”被分離開來,而且完全被他視為理所當然、非此莫屬。此事他從未有機會加以嚴肅的審視,也不曉得其他可能的生命狀態。據此,他理所當然認為,其他人跟他大同小異,沒有兩樣。基於自己這樣一種經驗,他形成自己的人性觀念:每個人都是演員。這一確定的人性觀念或假定支配了戴維的生活。對於我們理解戴維,這一點非常重要。正是這一點,使他很容易成為母親希望看到的樣子,因為他所有的行為都屬於他正在扮演的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如果說這些行動最終屬於他自己,那也僅僅是屬於一個“假自己”。這個假自己,其行為遵從她的(her,即戴維母親的)意願,而不是戴維自己的意願。

戴維的自己,從未通過其行為直接表現出來。看來,從嬰兒期的成長開始,一方麵,他表現出“他的自己”(own self),另一方麵,他表現出“母親所希望看到的樣子”,即他的“人格”。以此為基礎,戴維分離了他的自己(隻有他自己知道這個自己)和別人眼中的自己,這是他作為演員的人生目標,為此,他殫精竭慮。另一方麵,戴維羞澀、敏感、脆弱,身不由己,深受其害,也加劇了他的上述分裂。他發現,扮演某一角色,多少有助於克服羞澀、敏感和脆弱。他自我安慰說:無論自己做什麽,都不代表真正的自己。換句話說,戴維無意識運用了前麵論及的防禦機製:他強化了引發焦慮的條件,試圖借此緩解焦慮。

要點在於,戴維內心念念不忘:他在扮演角色。通常,他曉得自己是在扮演別人;然而,有時他也扮演自己的某個部分。需要注意的是,此時,他並非簡單自然做回自己,而是扮演(playing at)自己。事實上,他內心的想法是:絕不向他人暴露自己。其結果,對於旁人,他的扮演轉彎抹角、曖昧可疑,但對他自己而言,他內心的想法完全坦誠、真實無欺。

戴維的整個存在方式,其基礎,乃是內部“自己”與外部“人格”的分離。值得注意的是,有幾年,戴維的“人格”,即他在人群中怪異的扮演,相對平靜、正常,但其內部“自己”與外部“人格”的分離一如既往。

透過表象,我們看到這樣的事實:戴維的“人格”,大體上是一係列角色扮演,並未表達其真實的自己。戴維認為,中學時期,他主要扮演一位早慧的中學生,聰明過人,但多少有點冷漠。不過,據他說,到十五歲,他覺得這一角色行不通了,因為“它(It)說話很討厭”。於是,他決定對此角色加以修改,使之招人喜歡,“以期理想效果”。

為了維護自己的存在,戴維不懈努力,卻不幸遭遇兩種危險。第一種危險是:他的扮演竟會不知不覺自然起來。本來,作為扮演者,他希望與角色始終保持距離,這樣他才是情節的主人,憑借清醒的意識,控製動作表情,準確把握扮演效果。因而,扮演變得自然,就意味著愚蠢、可憐,與扮演的初衷南轅北轍。不過,這第一種危險,戴維並不太擔心。讓他感到棘手的是第二種危險,它威脅戴維的整個生存策略,隨時可能使其崩潰。對此,他無可奈何,隻好抱怨。事實上,他真正向我抱怨的,正是這第二種危險。

原來,從童年開始,戴維就喜歡麵對鏡子扮演角色,沉迷其中。但是,到今天,對鏡扮演之際,戴維發現自己漸漸沉浸於一種特殊的角色,而且他發現,隻要扮演這種特殊角色,他的扮演就不知不覺自然起來。這種特殊的角色就是女人;而且,要命的是,戴維認為,這剛好是他的毀滅。鏡子麵前,他穿母親留下的服飾,扮成著名悲劇中的女性形象。漸漸地,他感到身不由己:不僅走路、說話像女人,甚至觀察、思考也像女人。戴維解釋說,眼下,他之所以奇裝異服、行為古怪,正是為了抵抗上述沉迷。他說,他感到,唯其如此,才能阻止自己深陷女性角色。這些角色否定他深切的渴望,使他無法把握和控製自己的存在,最終結果,不僅要吞沒他的行動,甚至還要吞沒他“自己的”自己(his 'own' self )。戴維說,他厭恨自己眼下風衣-手杖式的角色,也曉得別人心裏都在笑他,隻是,他已然身不由己。因為他認為,唯有這一“類精神分裂”的角色可以保護自己,免於被那位內在的女性完全吞沒,她不僅內在於戴維自己,而且隨時可能躍然而出。

以下我們將以戴維為“典型”,對相關個體展開討論。要理解這類個體,必須深入戴維所體現的“類精神分裂”組織係統之細節。為此,我們必須詳盡描述戴維病案各個方麵:戴維“自己的”自己之性質;這一自己與戴維“人格”之關係;“自身意識”(self-conscious)和“脆弱”(vulnerable)對於戴維的重要性;他精心進行人格模仿的意義;以及,最後,一個異己的“人格”如何讓它自己(或她自己)成功入侵戴維的“人格”,這一入侵顯然屬於自發,不受戴維控製,反而威脅他“自己的”自己(his 'own' self)之生存。

戴維所謂他“自己的”自己(his 'own' self)及其“人格”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分離。我們的研究繞不開這一分離,會一次次反複遭遇這一分離。戴維這類個體認為,他們所謂“自己的”“內在的”“真正的”“真實的”自己,與他們所有可觀察的行為相分離,或者說,與戴維所謂的“人格”相分離。為方便起見,不妨把他們的“人格”稱為“假自己”或“假自己係統”。我之所以提出假自己係統(false-self system),乃是因為:這類個體擁有自己的“人格”、假自己、麵具、“模樣”、角色等等,它們可能存在於“各部分自己”(various part-selves)的混合體之中,然而,它們都無法充分發展,形成完整的“人格”。仔細了解這類個體,不難發現,他們的各種可觀察行為,可能包括嘔心瀝血的人格模仿,並伴隨各種可能的強迫性行為。在他們身上,研究者可明確觀察的,並非單個的假自己,而是若幹“自己之碎片”[fragments(of self)]的組合,其中有些組合出於精心炮製。這些組合中,任一成分如果得到充分發展,就可能形成人格。正因為如此,這樣一種由部分構成的整體,我建議稱為假自己係統,也可稱為:假自己所組成的係統(a system of false selves)。

如果“自己”存在於這樣一種“類精神分裂”組織係統,一般而言,就是一個非身體化的自己,程度因人而異。這樣的自己,作為一種精神實體,進入了克爾凱郭爾所謂的“封閉”狀態。在此狀態,個體的行為無法表達個體的自己。這些行為出於戴維所謂“人格”、我所謂假自己係統,總體分裂,部分自主。其間,自己並未覺得參與了假自己的行為;與此同時,假自己的行為顯得越來越虛,越來越假。另一方麵,自己自我封閉,以“真正的”自己自居,而將其麵具人格視為虛假的自己。其結果,個體開始抱怨自己的虛假不真、被動僵死、脫離現實,致使生活難以為繼。不幸的是,個體越是抱怨,越是每況愈下。事實上,在生存論看來,個體的抱怨完全正確。這個自己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識,一般而言,總是以高度批判的姿態,從旁監視著假自己。可是,另一方麵,作為一個假自己或麵具人格的組織係統,其極為缺憾的特征之一剛好是:它幾乎完全不具備深思熟慮的意識,包括自我意識。然而,事情的關鍵是,假自己係統會全麵擴張,或者其中某部分會擴張,讓自己感到危險(參見戴維對女性角色的恐懼)。最終,個體必然產生可怕的“自身意識”——按本書第七章,“自身意識”也可用來刻畫反向的情況,描述被他人(other)所監視的感覺。

上述亦表明,個體與他自己的關係具有不同的層麵,不同層麵之間又會發生關係,這些關係的變化,複又始終關聯於個體與他人的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凡此等等,異常複雜,迥別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就此而言,個體的自身關係變成一種假人際關係,個體的自己把過去生活中的他人加以非人化,再把自身各種假自己當成這樣的他人。戴維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身不由己扮演厭惡的角色,同時抱怨“它(It)說話很討厭”。從所扮演的角色中,個體的自己由內向外,監視角色的虛假言行,像旁觀者一樣心生厭惡。凡此等等泄露了一個企圖:個體渴望完全不依賴任何外部人事關係,轉而無中生有地在自己內部進行創建。個體在自身內部創造了一個小宇宙,這是一個內在的“世界”,自閉、隱秘,然而純屬虛幻,完全無法麵對人類共有的世界,這個唯一現實的世界。事實上,正因為如此,精神病學才有了存在的必要。

概而言之,某種意義上,這樣一位類精神分裂個體,殫精竭慮,試圖囿於自身存在而無所不能,他害怕卷入與他人的關係——這種關係需要創建,需要麵對他人和外部世界且付出有效的努力。這樣的個體會覺得自己就是一切,這當然純屬幻想,完全不切實際,卻在孤獨中實現了自控、自足和自由,讓真自己(the true self)感到安全。

不用說,這一投射性的防禦機製必然有其弊端。首先,一種虛假不真的希望,必然導致持續的絕望。其次,幻滅感持續而痛苦,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這是因為:一方麵,隱蔽、封閉的自己參與了假自己係統的各種準自主性(quasi-autonomous activities)活動;另一方麵,它又不承認這種參與(除非像戴維那樣表現為別的麵具人格),因而,這樣一個自己,隻能獲得一種純粹“精神(病)的”存在。進而言之,這個自己因其封閉、孤立,無法借助外部經驗而發展、豐富,整個內部世界將日漸貧乏,每況愈下,直至個體完全幻滅,自覺虛空一團。這意味著,全能感和萬有感,以及無能感和虛無感,原來是不二的兩麵。具體而言,在某一時刻,個體感覺自己“超越”生活,它在那兒運行,平庸可憐,不堪麵對他這兒內在的豐盛;可是,換個時候,個體內在的死亡如此可怕,令他強烈渴望重新進入(inside)生活,或者說,讓生活進入自己。

這樣一種類精神分裂個體,他們遭受各種焦慮的折磨,這些焦慮的本質,即是他們關鍵的人格特征,我們必須善加理解。這些焦慮的某些表現形式,如吞沒、爆塌等,前麵已有刻畫。前麵還描述過畏懼:我們害怕喪失內在自主性,害怕喪失自由。前麵還指出了畏懼的本質:害怕由自主的人變成事物,變成機械、石頭或它(it),或者說,害怕被僵化。

前麵還研究過,類精神分裂組織係統及其發展,怎樣強化了這些焦慮。

前麵指出,自己可能部分放棄身體及其行動,退入純粹的精神狀態。此時,它自覺是一個實體,存在於身體某處。我們已經指出,在個體看來,他的自己與他人的任何一種關係,都會威脅其身份。麵對這種威脅,個體將竭力維持其自己的存在,這種努力的一部分,就是退入純粹的精神狀態。隻有在這種隱蔽和孤獨的狀態下,個體的自己才會感到安全。不用說,這樣的自己,無論他人是否在場,它隨時都能進入孤獨狀態。

然而,這一切無法解決問題。

麵對他人的目光,相比一般人,類精神分裂患者更不堪被審視、暴露,更感“脆弱”。有可能,一開始,他尚未尖銳意識到他人的審視[即所謂“自身意識”,(self-conscious)]。這種情況下,他可能暫時得以避免自己的焦慮被他人發現,所借助的方式,以下兩者取其一:要麽假以冷漠;要麽把他人變為事物,進而把自己對應的感情非人化和客體化。兩種方式密切相關,但並不完全相同。被非人化的他人,可能被患者加以使用、操作等。本書第一章業已指出,就其基本特征而言,人有主體性,事物沒有,所以,事物無法與人互動。所謂假以冷漠,意思是說,麵對當前人事,患者漫不經心、麻木不仁,仿佛與己無關,甚至根本不存在。本來,即便缺乏主體性,一個人也自有其意義,一件事物亦然。然而,若假以冷漠,人和事的意義**然無存。古希臘神話中,英雄珀爾修斯即以僵化為武器,讓敵人變為石頭,消滅敵人。[3]確實,僵化是消滅敵人的一種手段。對於自身生存,如果我們有充分的自信,就不會害怕別人的目光把我們當“東西”,而不是當人看;或者說,對於“正常的”個體,被別人視為“東西”,並非災難性的威脅。不幸的是,類精神分裂個體不在此列。對於類精神分裂個體,他人每道目光仿佛都來自美杜莎之頭,隱含著森然可怕的力量,威脅他風雨飄搖的內在生命,使他感到毀滅的危險。唯其如此,他才先發製人,僵化他人,使他人變成石頭,借此讓自己免於被僵化,多少贏得所需要的安全感。

概而言之,類精神分裂個體,其努力,並未用於防範非身體化的危險。寧可說,他的努力全部用來維護他的自己(self),而這種維護,我們業已指出,不穩定、不可靠、無保障、風雨飄搖。非在(non-entity)的危險令他惶惶不可終日,他害怕消失於非在,陷於“混亂的非在”(chaotic non-entity)——如威廉·布萊克[4]所說——這是人的絕境。他的自主性遭遇吞沒焦慮的威脅。他不得不保衛自己,以免喪失主體性和生命力。悲劇的對比在於:他自覺空虛,所以,現實中他人的飽滿、實在、生動,就形成致命的衝擊,超出他可以駕馭的範圍,隨時可能發展為爆塌,徹底壓垮和否定他的自己;就好像水流注滿水庫,或者說,空氣突然湧入,否定了原來的真空。他人現實、生動,類精神分裂個體害怕與他人建立現實、生動的互動對話關係。他隻能先將他人非人化,然後建立相應的關係。概而言之,他隻能與自己幻想的產物(phantasies,或無意識意象imagos)——物或動物——建立關係。

綜上,我們認為,我們所描述的類精神分裂狀態,可以理解為這樣一種企圖:企圖維護一種結構不穩定的存在。後麵我們將進一步指出,一般而言,存在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結構,在童年早期已然發生、形成。正常情況下,這些基本結構和基本要素(如時間的連續性,自己與非自己的區分,幻想與現實的區分,等等)具有確定的穩定性,被視為理所當然,以此為基礎,“人格”中數量可觀的彈性成分得以存在。不幸的是,在類精神分裂人格結構中,個體竭力試圖落實存在的基礎,尋求超結構(super-structure)的苛嚴補償,結果適得其反,個體始終陷於存在性不安。

既然整體存在無法得到保護,那麽,憑著既有的內部防禦機製,個體將退縮到底。為了維護他的“自己”,個體將不惜否定一切。悲劇在於,如此保衛自己,實是在摧毀自己。在精神分裂狀態中,明顯的、實際的破壞和解體,非因外部敵人(無論出於現實或幻想)的打擊,而是內部防禦機製本身的毀滅性。

[1]例如,布爾特曼在他的《原始基督教》(1956)中曾論及諾斯替教的靈肉分離(靈指真實的自己),借此給出卓越簡潔的闡述。他認為,救贖即靈肉分離的開端,並引證諾斯替教義加以說明:“肉體是黑暗的牢房,是行動著的死亡,是麻木的僵屍;肉體是你與生俱來的墳墓,是你自己的十字架;肉體是盜賊般的惡友,佯裝愛你,暗中對你妒恨有加……”(第169頁)。此外,可關注心身分離的心理病理學研究,參見斯科特(1949)和溫尼科特(1945、1949)。——原注

[2]特裏林寫下優秀短篇小說《此時彼地》,小說中有一位“特爾丁”,不過,戴維並不像特爾丁。——原注

[3]古希臘神話,海妖美杜莎的目光可以把人變成石頭。宙斯之子珀爾修斯(Perseus)先是殺死美杜莎,再割下她的頭,假借她的目光,把海怪塞特斯(Cetus)變成石頭。——譯注

[4]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英國詩人、水彩畫家、版畫家、虔誠的基督徒,關注靈魂與生存問題。——譯注